转轨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成就与管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经济论文,中国论文,时期论文,成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中国通向了一种吸引人的生活。无论如何，它不是认真进行市场制度改革的第一个国家——这一荣誉属于匈牙利，中国也不试图“简单地跃过断层”。中国吸收市场方式也不是象东德那样引进大量资金来缓和。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业开始的，每向前推进一步，一般都要保证每一次经济措施在广泛实施之前，通过社会政治认可的试验。我们可以把中国的改革最恰当地描述为一系列小的、可控制的迅速增长，而不是那种具有风险性的大冲击，在减少不稳定的风险时，使其保持变革的动力。
总的来说，这种策略已获得可观的收益。自从1987年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成就可与日本、南朝鲜以及台湾相匹敌，当采用同等汇率的购买力和这些国家或地区进行比较时，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经济强国，而且，如果保持目前的发展趋势，在未来十年内，中国十有八九会成为第一经济强国。
本论文将描述改革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成就，分析造成经济增长和不稳定性周期的原因；解释中国如何管理这种复杂易变的过程；最后，将以中国改革和政策方针，以及中国的经验是否能作为其他国家的一种模式的一些推测来结束本文。
宏观经济成就，1978年—1993年
自1979年以来，起始于农业然后扩展到工业的经济改革过程是促使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的主要原因，如图1所示。农业首先出现繁荣，从1979年到1984年，农业每年以8%的速度增长。然而，到1984年，农业的增长速度变慢了，因为改革范围已扩大到制造业，工业改革已明显走在前面。从那时起，工业改革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在此期间，工业的年增长率为12.4%，并且导致全国产量以6.6%的速度增长。
图1 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和农业增长速度（1979～1992年）
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有三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第一，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异常迅速，但最初几年基本上不存在膨胀压力，只是到了80年代下半年才比较显著起来，但是即使把盛行的价格控制因素考虑进去（它们能低估通货膨胀），所有指标——零售物价、生活费用和“市场”——表明1985年以前通货膨胀处于较低的数字范围内。从那以后，经济增长接近平均二位数的水平，尽管波动的幅度非常大，如图2所示。
图2 零售物价、生活费用，以及市场价格[1]上涨率
第二，中国强劲的出口成绩和适度的外汇储备为通向现代化铺平了道路。在1978年—1992年期间，除四年之外，中国出口的成功与全面的进口控制相结合，导致往来帐户盈余。除在1989年——1991年之间几年以外，由于天安门事件引起进入国外资本市场的机会减少，搞清楚经济发展因外汇短缺而受到的牵制的情况比较困难。实际上，往来帐户盈余在1990—1992年间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9%，这意味着中国的债务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在1992年末为适中的16%，累积的储备金接近520亿美元——相当于8个月的进口额——超出减少外部致命冲击的需要。
第三，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周期已经显而易见。改革从1978年以来已经重复了四次，它是从一系列的改革试验开始的。当改革范围慢慢扩大时，投资和增长加速发展，并且通过信贷政策进行调节，经济很快就以二位数的速度增长。一旦对过热的担心被广泛认可，政府既肯定改革的积极性，又通过紧缩需求抑制增长。经济经过一年的降温，改革重新开始的呼声及更快的增长变得不可阻档，因为其益处已被广大民众认识到。因此，早期改革的成功产生了一种自我保全的动力。
第一个周期从1978～1980年放宽限制到1981年实施紧缩政策减慢增长速度为止。当1982年恢复改革发展速度时，经济再次出现紧缩的信号仅仅二年时间。1985年大范围的财政赤字困扰政府企业。1986年的一次紧缩通货行为减轻了部分压力。然而，当1987～1988年企业改革和后来的价格改革走向高潮时，宏观稳定性因1988年中期通货膨胀的急剧上升而危若累卵。接着发生的紧缩因天安门事件的政治余波延续到1991年下半年。第四次及最近的企业、价格、财政和贸易改革周期始于1991年，伴随着相对宽容的金融环境，产生了将近2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从1991年的7.2%上升到1992年的12.8%，以及1993年前三季度的13.5%。通货膨胀也回弹，城市生活费用指数从1992年下半年的11%涨到了1993年的20%，中国经济可能已经进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时期。
术语“暂停——开始”频繁地被用于描述中国的改革运转周期。但下降趋势既短又适度，紧缩从来没有将增长压低到14%以下，放松时，经济会强有力地反弹，增长从波谷到波峰，一直上升到二倍。这引起了对造成增长率增长以及与生产有关的和极度集约投资的经济实体的供给曲线的极大弹性的注意。
总之，中国的宏观成就绝对及相对规模是非常大的。15年来的增长率创最高记录。增长非常稳定，并且通货膨胀被遏制，这些都是在没有失去外部均衡的情况下完成的，只有极少数几个经济组织同样能够做到。具有意义的是，这种增长和通货膨胀模式大致可与1960～1974年间日本的经历相比，并且比1965～1978年间韩国稍强。当考虑与日本和韩国的相对起始政策环境的比较时，这种对比特别明显，两者没有一个能同时巧妙处理系统改革和复杂的、弱结合的、多省份经济国家的宏观管理。
增长的促进因素和原因
经济学家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熟练了解引起中国最近经济增长的因素，这根本不是因为经济数据采用了一种混合组合的会计惯例。然而，这一谜底部分已初见端倪。
地方分权
了解经济改革过程的关键因素是延伸范围较广的地方分权，指导原则尽管开始听起来它好象是一种不可靠的选择。地方分权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上，国家由非常小的中央官僚政治统治，它依靠稳妥的安排，由地方行政网络实施控制。在60年代中期，地方分权的主要原则是万一爆发战争，以及大部分的和平时间里，由地方自给自足，因为集中管理这样一个无计划发展的国家会造成不可克服的困难。70年代末之后，权力从中央下放到省、自治区及农村变得更加明显。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决定了改革的正式开始，下级政府的能力是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地方主要领导非常熟悉地方经济知识，他们通过政治动员的手段以及有组织的方法来贯彻政策。一般来说，改革是基于地方经验，并且地方政治机构未具体实施。这样可以减少中央政府的政治风险，以及拙劣的设想行为被广泛应用的危险。
地方分权发生于三个方面。行政分权使省和地方当局在常规决策和日常事务管理方面有相当大的自由，这些权力已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通过修改现有规定或详细解释新的、适合市场机制的规定来承担将深化改革的目的转化为切实可行的事实的重任。
第二，财政分权根据下级政府的要求于1981年逐渐进行，使各省能保留和分配更多的税收，而不必上交给中央。地方政府能够征收附加费、手续费及各种关税，另外，它们控制省属国营企业的预算，并能够要求集体及私人企业的预算外资金。通过给予下级政府繁荣地方经济较大的利益关系，在团结他们支持越来越困难的改革以及促进发展使用非正常政党手段扩大市场力量的范围中，财政分权关系重大。
第三，工业政策和基础的支持性投资实行地方分权。80年代初期，乡镇工业（一种地方管理的事务）的发展进入最高速度，并且企业改革开始大规模地将工业决策权从中央控制分散到省局。这种改革没有立即产生许多在价格指导环境下的自主公司，相反，它允许权力渗透到成千上万的工业部门，这些部门然后与有意成为企业经理的承包者合作。通过扩大税收进行融资，对运输和城市基础的地方性投资加强了工业的活力，同时产生了吸引辅助投资的要求。例如，十分之九的内陆省区的公路网由地方筹资兴建。
地方的企业家精神与对所有权态度上的变化密切相关。私有权于1978年正式认可，尽管通常所说的“个体所有者”仅仅在80年代后期开始具有某些重要性。更大的意义是个体所有的集体所有制由地方政府非正式认可，他们大部分是乡镇企业。理论上，这些企业仍然保持公有制的性质，但在其数量日益增多的情况下，“集体企业”同私人出资建立，或租赁给地方承包者。他们的所有权要求被默认，尽管在正式意义上所有权是模糊的。在转轨阶段，这种含蓄的、非正统的所有权具有几个特点：当绝对接受严格的市场运行和资源积累的规则时，公众能遵守意识形态规范；由于高举集体所有制的旗帜，企业很方便地获得利用贷款和政府其他帮助的权力；而且不明确的所有权可使个人和集体间在具有相当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的一段时间内共同承担，万一市场情形或政治指令突然变化，集体被要求承担照顾企业通过困难时期的责任，然而，当企业获利，集体的行政人员要求得到其中的一部分。尽管模糊的所有权使企业遭受“财政掠夺”，并且可能导致投资决定的短视，就此程度来说，这强于所有权刺激和风险承担。
地方分权促进了中央计划的让位，因而间接地失去经济走向市场。在某些情况下，给予地方行政人员干预的权力可能容易导致灾害性的租赁行为的高涨。在中国，尽管一定程度上存在官僚腐化及极端路线，但是整体结果是积极的。企业家希望地方行政人员更主动地征求意见，交流经验，宣传那些成功的经验，并且解决经济中可能发生的事情与政治敏感性之间的矛盾——始终确保变革的速度保持在广泛接受的状态。
除转轨时期企业的管理外，阐述地方分权的成功超过了本论文的范围。只要说出至少三个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就足够了；通过政治监督的完整结构和截止目前的公众的社会义务的需要而执行的地方政府职责已经稳定而紧密结合；拥有类似工业结构的各省（以及他们乡镇）之间出现的竞争；对中国各省加入出口市场和企图成为外国直接投资重点的约束作用。
投资和生产要素生产率
尽管地方分权明显地产生了一种充满活力的、有效的气候，但许多传统的经济成份如生产要素供给和整个生产要素生产率仍然起作用。在这些要素中，资金投资居于首位。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从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保持总投资水平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30%。在那些预算限制仍然非常薄弱的地区，随着改革的进行，多种有利可图的机会和抑制“投资欲望”比较艰难的地区的总投资达到35～37%，且其固定投资超过30%。尽管没有现成的精确估计，但是从1978年以来，由投资产生的增长看起来比较明显，增加资金投资约占经济增长的40%，这比日本1960～1070年(32%)期间高，但它与韩国在同一水平上，而比新加坡低。
通过提高分配效率，农业改革帮助提高了生产效率，而总的生产要素生产率是引起大部分增长的主要原因。随着改革的延伸，工业生产率增长也加快了，并且集体企业比国营企业更胜一筹。80年代后期，集体企业总的生产要素生产率以每年5.3%的速度增长，占工业增长较大的份额。表3提供了农业、国营所有制工业和集体所有制工业的一些增长率。
新技术通过多种方式被带入中国。设备投资有助于加速整体技术进步，并且引进更有效的工作操作规程，正如狄龙和萨姆（1992年）提出的。国外直接投资，尤其在制造业方面的投资已成为技术的传输带。中国能够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快地吸收新的操作规程，这是因为从5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长期致力于发展重工业，在这方面积累了工业建设知识。
表3 中国经济增长的构成
工业
农业
国营集体
1978～1984年
部门增长
8.0
8.4914.03
总的生产要素生产率 5.9
3.45 5.2
1984～1988年
部门增长
4.0
10.22
19.86
总的生产要素生产率 3.03.015.86
尽管中国工业增长中生产要素生产率的份额在逐步增长，但它仍然不能与60年代的日本相比，其理由有：大量固定资产投资用在设计过时的国产设备上，管理技术落后，富余人员多，刺激手段弱。结果，国营企业工人缺乏积极性，在许多方面市场竞争力不强，基础一般比较薄弱，而且支撑制造业的售后服务活动往往比较简单，纵向一体化仍然在大中型企业内非常高，而且成为低效率的一个根源，工业劳动力虽然庞大并且有实践经验，但缺乏适应现代技术的必需的技能；中国比较大的研究机构缺乏商业意识。这些因素减慢了技术引进和改革的步伐。列举生产设备运转较好的钢铁、煤碳、纺织品来测定其生产函数，它们仅仅达到其潜在生产量的60%。
劳动力市场对增长的作用
自近10年中期以来，全部要素生产率上升较快，据粗步统计，在80年代期间，经济增长约三分之二是由资金和全部生产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余下三分之一与劳动力的利用有较大的关系。增加劳动力首先要考虑失业人员的参与和吸收。在中国，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平均为2.8%，加上失业和在职的工人大军，其数量超过1亿，这强大地支撑着制造业和服务活动的迅速发展。这可以从乡镇工业的惊人增长中非常鲜明地看到，那里的雇员从1985年的7千万上升到1991年的9.6千万。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全国劳动力市场日益一体化也对工资要求有一种抑制作用，持续的竞争同时使企业产生较大的支出盈余。
中国劳动力素质对生产率有重要影响。四分之三的中国人能识字，新加入劳动大军的人中有90%受过初等教育。目前具有中等教育以及职业技能的人逐步增加，尽管不完备的劳动技能确实阻碍特种工业的发展。人力资源对工作效率的影响是巨大的。强调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全国性调查获取的证据也令人信服地支持这一点。
除教育外，劳动力的培训、激励和“可管理性”也同样重要，从东亚的成功，可以充分看到这些特性起着重要作用，中国的劳动力具有同样的特性，至少在迅速发展的非国营企业中是如此，这部分是由于等级文化影响的结果，即施加的压力使之服从。没有罢工和其他破坏活动也是有关劳动机构的国家政策产生的结果。中国的宪法允许成立工会，工会成员分布较广，其活动是合法的，但政府和政党强烈反对罢工。工人依靠他们的单位获得住房和其它福利，许多交叉的政府机构控制着工人的生活，城市国有企业职工的低流动性使反抗性保持在很低水平。公开的工人骚乱和暴力行为极少，一直降低到最低程度，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当局会进行坚决处理。相反，职工会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渠道，将不满情绪发泄到经理和管理人员身上，这种方法提供一种有效的安全阀。
政府也用其他方法增强工人的纪律和积极性。城市工人享有许多特权——稳定的工作、住房、医疗和其他福利，这一般由企业提供，作为提供给工人的基本需求。这些福利和得到广泛支持的信念，即中国企业充分重视利用其利害关系，即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翁来增加工人和企业的粘合。因此，中国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精心设立产生的环境在许多方面象日本和几个其他东亚国家。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约束工人，并且减少工人的不稳定性。与此不同的是，中国政府直接介入对劳动力的管理。
国内储蓄作为一种资金来源
上面指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而国内储蓄已成为这种资金积累的主要资金来源。全国储蓄总值从1978～1984年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平均水平已很高）上升到1985—1990年的38%，因而调整标准以及提高投资已经进行了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其结构也有非常大的变化。在1978年，政府和企业的储蓄占支配地位，分别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5%和17%，而家庭储蓄仅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1%。从那时起，政府和家庭储蓄的地位进行了调换。由于财政改革及其他事情，允许企业保留较大的收入分配额，已逐步减少了政府的税收。在1991年，政府储蓄仅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8%，而家庭储蓄比重已上升到18.7%，（1991年，企业储蓄为19.9%）。由于这种变化，中国储蓄格局与东亚市场经济地区相类似。储蓄额增长及其结构变化提高了未来的临界货币发行量。
改变储蓄行为的一个因素是长期储蓄模式与新的经济现实相互作用。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文化趋向于生产而非消费。由于风险意识、短期偏爱以及不特别喜欢消费，家庭的支出慢慢地适应收入的变化。同样，在过去几十年紧缩政策的影响下，中国的企业倾向于积累，并偏重眼前支出以获得资产。然而，收入的迅速提高不可避免地导致存款大量增加。
第二个起作用的因素是已经发生变化的观念。现在，家庭及企业意识到自己拥有所有权，已极大地增强了积累的积极性，家庭认为他们几乎没有财产，这与他们意识到的需要有关。许多现有企业认识到他们的工厂和设备已过时，需要更新。许多家庭和企业，尤其是小的投资者，注意到由改革带来的有利可图的机会。
人口统计趋势也影响储蓄行为，并且在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下去。从1970年以来，中国人平均寿命大约增加了10年，目前是70岁，而且还有继续延长的趋势。退休年龄仍然为55岁，中年人尤其努力增加储蓄，以备养老之用，预防退休金得不到或不够用。此外，自从70年代初以来，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由于每个家庭只拥有更少的孩子，他们意识到需要有较大的预防储蓄，为今后的意外事件提供资金。
中国市场经济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期望值和需求结构。许多家庭期望拥有自己的财产、各种耐用消费品、甚至小汽车；许多较富裕的家庭希望将孩子送到国外接受教育。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并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会保持现状，许多家庭希望储蓄胜于购买，就象过去或目前的日本、韩国和台湾一样。由于一大批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并建立家庭，对储蓄总额的影响是明显的。
这是中国储蓄率较高的主要原因（但在东亚范围内决不是无先例的）。按照东亚模式，中国的家庭储蓄呈现高度的流动状态，大部分银行存款都是如此，这是因为储蓄者具有的金融手段较少，先进技术有限。这种流动性和财富拥有者日益增加的对有价证券多样化的需要影响宏观经济管理。这一点在下一章讨论。
外资的作用
尽管国内资金一直是资金的主要来源，但必须提及外国直接投资和由多种机构提供的资金。截止目前，这两者对中国的投资是一种适度的补充。在1985～1990年间，每年投资大约为640亿美元，然而，外国投资在其他方面起着巨大作用。
首先，国外存款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经验。跨国机构为我们提供了项目评估、财务分析、宏观管理和处理一系列技术问题的技能。香港、澳门和台湾的企业家带来了生产技术、质量管理知识，以及出口后勤方面的基础知识。中国从日本和美国的企业家那里引进先进的运输和电子技术，并且他们帮助中国提高重要的附属服务部门的经营水平，如旅馆业。这些技能，加之中国愿意吸收它们，有助于将中国经济推向更高的境界。
第二，外资比较集中地投入东南沿海省份，这些地区是中国工业增长的主要前沿，特别是广东和福建吸收了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并且从香港的服务业中获得最大收获，从东南亚各国获得“无形的”技术转让。这些东部省区在80年代年平均增长率为15～20%，而且外国直接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投资促进了其市场机制的发展，并且加速了这些省区经济进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道路。
从1992年开始，国外直接对华投资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协议资金从1991年的70亿美元上升到1993年的1000多亿美元，实际到位资金从1991年的25亿美元猛增到1993年的近257.6亿美元，这种趋势看起来可能会持续几年，主要原因看起来包括东亚地区的货币调整，日本、韩国和台湾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以及环境对工业发展的制约。只要紧缩适中，不会减少外资的流入。在所有发展中的东南亚国家及地区中，中国拥有最大的原料基地、技术力量和国内市场。
宏观经济管理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外部平衡及相对低的通货膨胀率，但是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一直令人忧虑。实际结果看来与观念关系不大，这种情况多次表现出来，因而，宏观趋势和机构改革正在导致国家经济的混乱。自从80年代初期以来，这种担心既来自中国国内，又通过对中国进行观察的人员表达出来，其焦点集中在四个可能性的问题上：软预算约束和“投资饥饿症”；日益缩小的税基；拙劣的货币管理，缺乏传达常规宏观经济政策的集中化经济力量。每种担心都应得到检验。
软预算和投资饥饿症
中国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长期认为“软预算约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由于软预算约束，资金对于企业是非常廉价的，所以它们有投资的强烈倾向。经济改革给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性及自由掌握企业的收入，增强了他们扩大生产能力，开工新项目和增加工厂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欲望。1984年开始企业改革，从此投资不断增加，表明“生产和建设”文化对改革信号迅速作出了反应。1989年，投资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39%，而在1990～1991年则减少了。当时，中央政府采取直接行政控制手段，调节国营企业资金支出，对可用信贷实行种种限制以约束乡镇企业，1992年一度放松检查，支出又上升，到1993年达到创记录的水平。
软预算约束和相关的投资饥饿症为宏观经济稳定造成风险，但问题的规模正在减少。各省促进非国有企业的行动非常成功。在1980年，国有企业生产75%的工业产品，集体企业占24%，其余的为个体和私营企业。然而，到1992年，国有企业产品只占工业的48%，而集体企业上升到38%，个体及其他占13%，因此，目前中国经济只有较小一部分由软预算约束支配。另外，随着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预算约束软化本身在缩小。日益增多的国有企业，特别是省属中小型企业，具有严格的预算约束。从1992年以来，政府表明使用1986年通过的破产法的意愿，更普通的作法是兼并或重组亏损企业，空白支票正在成为过去的事情。也许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进展是国有企业被迫参与相互竞争，并且与乡镇企业展开竞争。在国有企业利润的减少和集中中，改变市场环境的效应得到证实。中国国有企业离根据严格的市场规律运行仍然有一段距离，但从这方面产生宏观不稳定性比过去低，并且正在减少。
财政趋势和政策
中国的财政状况在三个方面受到批评：自从1980年以来，财政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急剧下降；无力缩小或消除预算赤字；以及税收改革的不完全性。
中国的财政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80年的32%下降到1991年的17%。改革以前，政府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来源于企业收入的税收，企业故意通过构筑相对价格来抬高物价，以便使其工业产品价格上涨，从而获得较高的利润，政府能够从中增加预算收入。从80年代初以来，收入基数缩小了，价格改革缩小了工业产品的相对价格优势。日益激烈的竞争对工业利润有进一步的抑制作用，企业改革给企业带来了提高工人收入和保留更多利润的活动余地。这些审慎的改革措施实际上可以解释来自利润提成和企业税收减少的原因。
然而，由于省政府知道它们必须与中央政府分享它们征收的所有税收，所以它们转而寻找预算外资源的收入，这样更进一步地减少了中央政府的收入。从80年代初以来，收入基数缩小了，价格改革缩小了工业产品的相对价格优势。日益激烈的竞争对工业利润有进一步的抑制作用，企业改革给企业带来了提高工人收入和留更多利润的活动余地。这些审慎的改革措施实际上可以解释来自利润提成和企业税收的原因。
然而，由于省政府知道它们必须与中央政府分享它们征收的所有税收，所以它们转而寻找预算外资源的收入，这样更进一步地减少了中央政府的收入。当分析财政分权的作用时，政府收入下降的趋势似乎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见解。首先，包括预算外在内的财政收入已适度减少，从1981年占国民收入总值的32%下降到1990年的24%；第二，从预算内到预算外的收入的重新分配反映了政策的真实性；因为由改革产生的原动力使更多的权力归属于下级政府，而且处理财政政策的方法必须重新考虑以适应这点；第三，即使对于中央政府，预算可能不再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手段——因为其存在刚性（一种普通特性），还因为中央管理机构通过财政网络控制数额巨大的资金。中国将货币政策用作为一种主要的政策手段将在后面部分讨论。
自从1979年以来，中国预算连续赤字，在1987年到1992年间赤字平均为国民生产总值的2.3%，而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国家债务为比较适中的5%。这大部分是由于包括津贴在内的支出和行政支出不稳定，以及无计划的防洪救济和通货再膨胀资金支出（在1991年）引起不平衡。财政赤字约1/4来自中央银行，剩余部分或者来自外部资金，或者来自债券市场。
尽管预算赤字经常与通货膨胀压力和外部不平衡联系在一起，但中国似乎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赤字相对较小，范围也比较稳定，并且大部分是采用非通货膨胀筹资方式；第二，接近四分之一的预算支出（国内生产总值的4%）用于基本建设，以扩大生产能力，缓和基础设施的限制，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计算赤字时应该考虑这种支出；第三，正如日本1970年后期一样，预算赤字有助于降低极高的国内储蓄水平，因而有助于经济实现增长潜力。
毫无疑问，税制被严重扭曲，没有充分包括国营企业、非国营企业。现行税收契约制度没有明确将纳税款从利润汇兑中分开，必须用企业收入的统一税率来代替，因为要根据合同基数向政府支付股息。进一步说，税基相当小，需要通过增加增值税和逐步采用所得税来逐渐扩大。这些不足之处使调节征税的范围及类型非常困难。因此，当不稳定性的威胁很严重时，政府的唯一政策工具是使用行政手段控制支出。在1988～1989年，中国坚决采取行政限制，对稳定经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采用行政制动器将成为1994年的主要稳定力量之一。
财政政策方面的境况肯定是混杂的。由于财政分权，中国的预算政策非常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因为企业收入留成和有利于地方政府税收契约极大地刺激了经济发展。作为一种短期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预算政策的重要性正在变小，其原因决不是中国所特有的。尽管各级政府通过各种非预算渠道进行的总体控制下降较小，然而通过国家预算政策对资金实施的控制已经减少了，目的在于提高财政收入的税制改革证明是艰难讨价还价的。预算赤字已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从积极方面来说，目前削减补贴的各种努力有希望削弱对中期预算提出要求的权利。价格调整实际上会减少亏损国营企业数量。当前最大的亏损企业是煤矿和炼油厂，目前指令性低价导致国家大约40%的国营企业亏损。
中国的计划体制继续为政府提供一系列行政和政治手段调节支出。当政策取得一致意见时，这些手段能很快产生结果，正如1988～1990年间显示的调节迅速性。在1988年，国内生产总值以11%的速度增长，生活费用以20%的速度上升，投资几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对外经经常帐户出现38亿美元的赤字。到1989年下半年，即国家主要采取行政指令降低通货膨胀后大约三个季度，形势有了转变，到1990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3.8%，生活费用仅增加1.3%，国内总投资下降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经常帐户出现120亿美元盈余。
尽管中国采用各种措施使税收征收合理，减少预算赤字等，但财政困难没有特别使中国陷入困境。主要问题在于财政管理机构过于分散，它们使政策协调极其困难，不论是宏观经济管理，还是基础的发展，或其他改革，都是如此。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的协调问题将在后面部分探讨。
金融管理
中国的金融管理方式类似于财政运转模式，表面上看起来是集中制，而实际上是分权制。中国人民银行在1984年被正式委托执行中央银行职能，它通过各省、县和主要城市的2400个分支机构进行金融和调节活动。面对筹资的强烈要求和日益增加的地方政府权力，信贷规模迅速扩大（1987～1992年间，年平均为23.6%），中央银行的控制能力被减弱就不可避免。图4表示货币级数相对于价格运动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波动情况。
在过去8年期间，货币政策的共同特点是每一级政府同国营企业一道积极追求开发项目，指示银行提供必需的资金。一般来讲，即使在其年度信贷指标已经突破的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信贷也无力阻止。1985年及1988～1989年实行全面紧缩货币供应，但是，这是政策具有一致性意见的几年，当时，行政措施还常用于抑制支出，尤其是抑制投资。没有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治协议以及行政压力的多层作用，单独的货币措施能够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是完全不可能的。（例如，国家要求银行和国营企业职工购买政府债券）。
图4 国内生产总值和货币增长率、通货膨胀率（1979～1992年）
四个关键因素看起来可能会影响目前及未来货币政策作用。
第一，随着直接补贴减少，企业更加依靠从银行和信贷市场筹资。例如，国有企业从银行得到接近一半的固定资金以及更大百分比的流动资金。另一方面，信贷拨款是目前工业政策的主要手段，在全部银行贷款中大约有三分之二属于指令性贷款。因此，金融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信贷流动的巨大力量意味着它们的管理已带有强烈的政治性。随着分权的进行，政治上的讨价还价决定信贷管理，所有参与者都更喜欢货币的高速增长，到目前为止，中央银行还没有被授予作为自主的、承担责任重大的仲栽者的政治委托。只是对于迅猛的通货膨胀可能引起政治危害的担心迫使中央政府对货币增加采取某种限制。
第三，中国正在成为更加货币化国家。由于缺乏其它金融资产，人们不得不持有现金或银行存款，结果货币流通速度变慢，从1980年的大约2.5降到1992年的1以下。货币流通速度变慢的趋势与70年代和80年代的日本相似，表明如果中国重视采用更严励的货币政策的忠告，将会极大地制约经济增长和市场行为的扩展。在1985年和1988～1989年期间发生的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与货币增加的关系甚微，相反，它们都与伴随宣布的各项改革而产生的预期激烈变化联系在一起。例如，在1988年，预期价格调整引发了抢购风潮，促使价格上涨。由于政府退回到早期的状态并表示下决保持价格稳定，消费者支出转向正常。
第四，通过采用相对未受限制的利率政策，中国促进了以货币形式持有资产的愿望。除去通货膨胀快速上升的四年以外，自从经济改革开始以，这些持有半年或一年存款的储户得到了正的实际利息。这种情况鼓励了储蓄，从而集中资金。在1988年，利率被用作对付通货膨胀。
回过头来看80年代的10年，中国的金融管理看起来非常有效。中国决策者对因允许高速的信贷扩张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下降作出了反应，他们正确地认为，在一个许多商品价格由国家制定或由政府指导的经济中，货币与价格的关系是能够处理好的，在多数时期，存款率会产生积极的回报，当危机逼近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能够紧缩信贷，把它作为有关的紧缩通货战略的一部分（主要使用信贷最高限额和强制发放债券）。
然而，在那些与将来有特殊关联的方面，金融管理需要重新评价和加强。分散货币政策的做法在90年代看起来特别成问题，其原因有以下几点：①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普遍存在强大需求压力；②进一步取消行政手段和增加市场倾向；③资产存量的清偿能力和资产持有者对实际回报的迅速反应；④允许财产持有者获得多种有价证券的新的金融措施，但它会与另一轮货币化联系在一起（包括房地产改革），从而使货币流通速度运动以及用货币总额增长测定货币流通速度很困难，这些问题既需要体制改革，也需要创造适合市场环境的间接金融手段，但首先应该解决分权问题。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在中国，当点燃改革之火并且获得不可逆转的力量成为紧迫之事时，减弱中央对经济生活控制的措施显而易见是有益的，这些会放宽传统的束缚，并且激励探索中国市场趋势的试验。因为改革已准备就绪，并且相对于能力而言，经济处于紧缩状态，实行宏观经济控制的能力呈现需要更新的重要性。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在能够采取紧缩通货膨胀措施——财政的、金融的和行政的——之前，中央政府必须与地方政府达成共识。
劝说沿海省区既关键又困难，因为他们是必须承受紧缩政策压力的主要地区一旦地方政府反通货膨胀的态度坚决，1992～1993年的经历就会产生某些矛盾心理。面对减少增长率的选择，例如说5个百分点，以便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10%以下，沿海省区的领导发现这种调整缺乏吸引力。中央创造统一意见的努力也由于老年领导之间的不同意见而遭受损害，这种分歧鼓励地方领导放开手脚，并且偏离政府分政紧缩通胀决定的需求。
随着城市生活费用以年平均20%的速度增长，看来在1993年未能紧缩膨胀达成一揽子协议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是这个经历曲折的一揽子协议强调十年间分权趋势的一些可操作性的意义，以及行政控制信贷和支出的明显的必要性。
中央运用的行政杠杆作用仅限于在省内有效。然而中央通过运用党的机构保留相当大的权力以动员大家支持其观点，尽管老资格领导之间的不同观点可能促使其偏离方向。随着新一代领导人撑权时，他们利用党的机构能力将依靠建立网络关系的技能，包括人民解放军和省内的政治机器，如果他们在这方面失败，中央权力会被进一步削弱。各省区取得经济业绩的差别正在进一步扩大沿海和内陆省份的经济差异。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全国各地区赞成制定统一的宏观政策将会变得很艰难，而且中央政府的政策调解作用将变得更加重要。
总之，当中国进行分权并且吸收市场机制时，政策制定方式与其它巨大的市场经济国家相似，即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行动必须以达成统一意见为前提。这在将来是难以完成的，但至少在过去7年中，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许多国家更好。通过认真商协，与传统的统一决策一道，官员们能够就议事日程达成一致，然后付诸实施。同样重要的是缺乏有力的利益集团——象劳动者联合会和职业团体——在西方国家中，他们的要求与形成共同意见的努力相冲突。
结束语
人们普遍认为，不论是用增长率或经济稳定性，还是用宏观经济管理来衡量中国的经济成就，可与公认的成功国家如日本、韩国相比较，即使不优于它们。然而，随着1993年需求压力的上升，以及地方当局对中央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抑制，几乎没有平静的余地。如果中国高速的储蓄持续下去，既能保证经济增长，又能在限度内作为清除需求震荡的缓冲器。因此通过利率维护家庭和单位的储蓄行为，财政和金融政策必须仍然是政府经济战略的核心。
地方分权已达成一个转折点，它在改革方面的优点接近跨过其置于政策制定和达成一致意见道路上的障碍。政治制度及其固有的基本体制需要根据变化的经济形势重新评估。没有一种给中央和地方制度带来透明度的新政治契约，拼凑起来的财政货币手段无论如何都不会增强其效率。
假定中央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命令得到重新肯定，二种行为可能产生最大的长期后果。第一，中央银行需要一种公平的自主权措施，给予其控制分支机构和特殊银行的权力。看来中国正在向这种政治意向逐渐靠拢，甚至可能会给予这种自主权，但这一切都还为时过早。第二，需要给预算施加某种合理性，尤其是预算外和非预算项目必须纳入预算，按照广泛接受的法规划分各级必须承担的财政责任。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考虑到国际经验和中国的条件，解决一些细节问题需要做很多工作，这种措施对于提高中央政府的管理能力关系重大。但是在达到那一步以前。各方必须解决他们的政治分歧。预算政策在政治经济中是一种传统的做法，没有政治上的进步，技术解决方法将不会起作用。
对于那些赶紧在中国投资的外国公司，对于渴望给中国借贷的国际银行，对于通过高储蓄倾向表达他们对国家未来充满坚定信念的中国公民，以及对所有那些从中国的经验中吸取教训的其他国家来说，中国的经济实力是明显的。然而，将中国具有多侧面的、高度特殊的经验浓缩在一个纯粹的政治模式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告诉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相信他们的邻国象香港和台湾一样具有经济动力是无济于事的。
可能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这种经验，在五个方面看起来是中肯的。第一，广泛参与的政治一致意见是成功的关键，正如费修1993年在俄国观察到的，改革不能超越政治基础太远。第二，地方管理人员的企业热忱、地方行政手段的有效性以及有力的公众凝聚力提供了训练有素的动力。第三，中国的高速储蓄不仅有助于支撑超过正常速度的投资，而且还成为稳定和吸收震荡能力的关键因素。第四，在转轨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国家中，必须保证对宏观经济进行管理的行政手段的权力，直到具有充分效力的可替代的手段已准备就绪为止。第五及相关的观点承认当市场机制的发展极其重要的时候，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真正发生，并且即使当这种机制全面准备就绪，也不能保证象中国这样的国家能够完全依赖市场。
注释：
[1]“市场价格”指消费品的自由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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