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园区差异性创新环境：地域要素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差异性论文,园区论文,地域论文,要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技术的快速变化和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创造了环境的动态特征[1]，这为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提出了一个永久的挑战。创新可以使企业成为一个具有选择能力与进化机制的动态组织，从而在变动的环境中不断达到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的协调与平衡[2]。科技园区是企业技术创新、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催化剂，Schmitz认为科技园内的企业通过积聚性来获得外部经济性和共同行动所带来的集合效应。外部经济性，意味着园内企业比起园外企业更容易获得比较优势和补充性资源，包括技术溢出和共享、共享市场信息、共享劳动力资源等；而共同行动，意味着园内企业比起园外企业更容易通过与集群内部和外部企业进行有效合作，从而获得知识的共享、特殊的政策、品牌的共赢等[3][4]。在我国，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科技园区在其中担任着重要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
我国的科技园区已进入了“二次创业”新的发展阶段。“二次创业”的思路是国家科技部在2001年全国高新区武汉会议上首次提出的。2005年8月，温家宝在第四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再次明确指出：国家高新开发区（包括科技园区）的建设，正步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正面临着第二次创业，并为国家科技园区的“二次创业”明确了“四位一体”的定位，即科技园区和高新区要“努力成为促进技术进步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要成为带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强大的引擎，成为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服务平台，成为抢占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制高点的前沿阵地”。科技园区的核心任务是提升地区和内部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科技园区为企业所营造的创新环境对企业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资源条件。于秀慧和李宝山认为科技园为企业营造的创新环境是一种创新的集成：在创新内容上，科技园区帮助企业以技术创新为主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创新，形成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知识创新相结合的集成创新环境；在创新主体上，形成以园区企业为主要创新主体、科研机构、高校、政府及中介结构等多主体参与的集成创新格局；在创新形式上，实现企业独立创新、企业间联合创新及产学研网络结合型创新环境[5]。杨震宁和王以华讨论了我国国内和海外科技园的资源优势差异[6]，但鲜有学者讨论不同的科技园区所营造出差异化的创新环境的地理性根源。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科技园区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这种产业集聚形式是自然形成的，其发展具有地理根植性。科技园区本身的发展是有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离不开地方资源、地方政策的直接影响，并且这种自下而上或动态分布的科技园区产业集群，正在改变过去那种自上而下规划建立的、以行政区域划分为基础的传统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
本文从我国主要科技园的地域性要素出发，探讨不同科技园的地域要素在营造园区内部创新环境中产生的影响，分别研究了地域性稀缺资源、企业核心能力补充性资源和地域性政策差异三种要素对科技园区创新环境营造产生影响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深入理解地域性差异对科技园区创新环境营造产生的影响，可以提升园内企业的环境快速适应能力，而这种快速适应能力已经成为很多公司的主要战略性竞争力[7][8]，快节奏地适应创新环境成为企业产品创新的关键。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以前，高科技企业的研发通常在公司内部进行，而通过外部合作进行的只是简单的功能和产品的研发[9][10]。科技园区作为一种企业集群的聚集体，为园内企业创造了技术合作的创新环境，这种创新环境使得企业在生产的各个环节，从开发到分销都有机会获得稀缺资源的补充[11][12]。在这种环境下，企业不仅获得了缺乏的物质资源（当然这种稀缺资源带有地域特征），最重要的是使得企业之间愿意风险共担、获得加速将产品推向市场以及互补性的技术资源与合作[13-15]，如果一个组织能以一种快速、可靠的方式从外部环境中接触新知识，那么该组织就会有竞争优势。然而，当知识分布广泛，并且能带来竞争优势时，创新只有靠组织间的关系网才能实现[16]，一个组织在一个发展迅速的领域要想保持先进，就要参与到环境交换过程中去，只能被动接受新知识的组织不能认识到新知识的价值，也无法对这些知识做出快速和准确地反应。地域性的科技园区无疑为园内企业提供了知识创造和交流的创新环境，这种重要的创新环境是企业利用网络进行技术合作、获得补充性资源的物质基础。
1.1 科技园差异化的创新环境
科技园的创新环境属于一种区域创新环境。区域创新环境概念最早由Cooke提出[17]，他将区域创新环境定义为：企业及其机构经由根植性特征的制度环境，系统地从事交互学习的环境要素，并从治理结构和商业创新两个关键维度将区域创新环境系统地分为不同的类型[18]。Alginger认为区域创新环境主要由根植于同一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中的两个子系统构成，即知识应用和开发子系统、知识生产和扩散子系统[19]，这样区域创新环境由于地理性区别而产生差异化。Asheim和Isaksen则认为区域创新环境是由支撑企业围绕的区域集群组成，区域创新系统主要由两类主体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构成，第一类主体是区域主导产业集群中的企业，第二类主体是制度基础结构，如高校和研究机构、技术扩散代理机构、职业培训机构、行业协会和金融机构等[20]。国内学者胡明铭认为，区域创新环境系统的构成要素主要有主体要素、功能要素和环境载体要素三部分，其中主体要素包括企业、大学、科研机构、资本市场、中介服务机构和地方政府，这些都是构成科技园区的主体要素；创新环境的功能要素包括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环境要素的本质是一种创新载体，包括体制、机制、机构、政府或法制调控、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条件等[21]。杨震宁则对科技园的创新环境进行了概括和实证分析，认为科技园区创新环境的潜变量包括科技园的办公服务和文化氛围、资金服务支持系统、技术服务支持系统和市场对接服务支持系统，每一个创新环境要素都是区域创新环境系统的子系统[22]。创新是经济行为主体间在社会上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创新又是开放的系统，与它的环境相互作用。从研究内容来看，创新环境理论虽然仅涉及到区域软环境研究中的一个部分，但它以创新为研究重点，将环境和企业有机结合起来。
1.2 科技园的地域差异要素
国内学者王缉慈强调了区域创新环境对企业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作用，这一作用主要体现在创新环境（特别是创新文化环境）上。她认为经济的创新绩效不只取决于企业个体，还决定于企业间以及企业与其它机构之间的互动方式[23]。科技园的创新环境根植于不同的地域差异要素，从而对园内企业的创新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不同的科技园所根植的地理性要素包括：地域性稀缺资源、企业核心能力的补充性资源和地域性政策差异三个要素，这三类地域要素是构成不同地区的科技园区创新环境差异性的根源。
(1)地域性稀缺资源
Cohen和Levinthal指出，企业要获得并维持其竞争优势，必须不断地向外部环境吸取知识，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是构成创新能力的一个关键要素[24]。Barney强调了网络资源的重要性，并将网络资源定义为一种用来感知和实施企业战略的特殊类型的企业资源[25]。Brown认为政府、社会公众等非市场因素如同竞争对手、顾客等市场因素一样，对企业的成败有着显著影响，因为他们掌握了企业生存、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26]。由政府、社会公众和企业联合创建的科技园区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地区和地域的科技园区为园内企业提供的稀缺资源是地理性的。国内学者杨震宁认为中国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科技园所提供的地域性资源是不同的，如发达地区的科技园有完备的市场和融资机制，而欠发达地区的科技园区拥有企业所需要的原材料、物资等稀缺资源，不同地域的科技园应依托其自身不同的地域资源特征进行发展[27]。而不同地域科技园内的企业需要具备感知和实施知识吸收和利用的能力，才能获得长期发展的动力。从而得到以下假设：
假设Ⅰ：科技园所在地域的稀缺性资源对科技园内创新环境的营造产生显著影响。
(2)资源依赖：补充性资源
一个企业不可能拥有自身发展所需要的所有资源，这就产生了资源依赖性和企业获取补充性资源的行为和过程。资源依赖理论认为资源依赖性来自企业所拥有资源的不可替代性[28]，而拥有并运用从环境中获取的补充性资源的企业会使得资源更加稀缺、不可替代和不可模仿，从而更具有稳定的创造经济租的能力[29][30]。资源基础学派(RBV)把企业的资源分为财产性资源和知识性资源，而企业核心能力的不可模仿性似乎建立在两种根本不同的资源分类基础上[31-33]。一些资源不可被模仿是因为它们受产权的保护，如合同、所有权契约或专利，这些资源都是财产性的，都建立在所有权关系之上；而有些资源则受到知识壁垒的保护，即竞争对手不知道如何模仿企业的这种能力，而通常这种企业的特殊资源有时可以从外部环境中获得，是一种对核心能力的有利补充。科技园的地域差异带来企业所需要的不同的补充性资源，这种资源不一定受到产权的保护，可以表现为企业的技术技能、创新能力或者合作能力，这种能力是企业可以从科技园内创新环境中获得锻炼的。从而获得以下假设：
假设Ⅱ：科技园所在地域的补充性资源对科技园内创新环境的营造产生显著影响。
(3)地域性政策差异
Oliver指出，任何一个经济组织的行为选择不仅受到经济学、管理学意义上的技术、信息、利润等的影响，而且还受到社会学意义上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政治、文化、习惯、风俗等[34]。因此，在企业与社会因子之间，客观地存在着认知和行为的互动关系。Jin和Stough指出，不同领域的学者正在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软环境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35]，如社会学家从社会资本、信用倾向和互惠规范角度，公共政策学者从政府干预角度来研究企业竞争优势和企业发展能力。研究企业创新过程必须将企业与企业所处的环境放在同一系统中考虑，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和竞争优势的获取，要求与各种创新活动有关的主体之间建立密切的合作与学习关系，也就是说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区域的集体努力。遵循社会学和公共政策学者的研究角度，科技园所在地区的地域性政策差异也会对科技园区创新环境的营造产生影响，所以得到以下假设：
假设Ⅲ：科技园所在地域的政策差异对科技园内创新环境的营造产生显著影响。
(4)交互要素影响
Cohen和Levinthal强调了社会认知因素对企业竞争优势的作用，即个体、群体对企业的释义[24]，如解释、理解、领悟、归因、推断和预测等是如何影响企业战略的相互作用进而影响企业竞争优势。而这种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过程是复杂的，受到环境诸多要素，甚至是交互性因素的复杂影响。经验是组织学习的主要来源[36]，学习是通过经验的差异培养形成的。企业在差异性的复杂环境中经营，会增加企业所需要面对的各种不同事件和观点[37]，形成更广泛的知识基础和更扎实的技术能力。所以复杂环境要素对企业影响是交互的，科技园的地理性差异要素对园内的创新环境要素的影响也存在交互作用，所以得到以下假设：
假设Ⅳ：科技园所在的地域差异要素对科技园内创新环境的营造产生交互作用。
2 研究方法与过程
2.1 量表设计
(1)沿用现有的量表：地域差异要素的测量
研究量表的价值取决于其信度和效度。现有的量表，尤其是相关文献已经使用或者推广的量表往往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换言之，这些量表往往已经被不同的研究人员在不同的研究环境和不同的被调查群体中使用过。反复的应用确保了这些量表能贴切地测量它们所代表的概念和变量（效度），也证实了这些变量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信度）[38]。Cheng-Nan Chen,Lun-Chung Tzeng和David D.C.Tarn通过对台湾科技园的研究概括了科技园的地域差异要素[39]。他们通过面对面访谈和电话访谈对公司管理者和科技园机构管理人员进行调查，确立问卷的子项。但是，台湾学者的问卷内容受到当地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并且不一定适合中国内地科技园的实际情况。杨震宁[27]对Cheng-Nan Chen的地域差异量表进行了适当修正和回译[40]，考虑了其量表的概念适用性、文化适用性和样本适用性，使其适合中国内地科技园内企业填写，克服了量表文化上的局限性（Markus和Kitayama认为研究量表的设计受到不同国家人们的认知、情感和背景的重大影响[41]），并用于研究对企业入驻科技园动机产生影响的因素，其研究结论是：企业入驻科技园的动机表现为三种：①技术获取动机；②市场渗透动机；③政策获取动机；而诸多外部因素（客观因素）和企业内部因素（主观因素）会对企业入园动机产生影响，包括客观因素：①科技园区资源吸引力；②地区差异吸引力；③政策吸引力；④政府的管理性政策；⑤政府的支持性政策；⑥科技园招商机构服务；主观评估因素：①科技园的软／硬件管理；②科技园的周边环境。本研究利用此量表测量科技园的地域差异要素，在保证研究的高效度和高信度的前提下，试图得到更完整的解释。
(2)开发新量表：创新环境的测量
对于科技园区创新环境要素的测量，国外的科技园与国内科技园相比，无论是历史背景、经济环境、文化情景和企业类别等都存在诸多差异，国外的成熟量表在研究需要、跨文化应用以及理论创新上都存在诸多应用性疑问。本研究认为对于科技园区创新环境的测量量表需要重新开发。开发一个具备概念效度的测验量表，需要实现理论概念与测量条目之间的高度一致。开发量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准确地、概括地定义所要测量的概念，清楚地说明概念的理论边界。一个好的概念效度需要解释所要测量概念与其相似概念的差异，清楚地阐明理论概念的层次性，并且确认概念应包含的内部成分，这个内部层次性和成分可能会影响如何发展测量指标或者项目、指标或者项目的多少以及指标的抽象程度[42]。在开发量表之前，笔者查阅了关于科技园区创新环境相关的文献，并根据研究假设，确立创新环境概念的多层次性，认为其概念包括：技术层面、人才资源、综合性管理、产品和市场层面、文化氛围和金融信贷环境等不同层次。在确定了概念的边界后，研究采用了归纳法进行测量条目设计。笔者需要通过定性方法去了解概念的内容，结合现有的文献和管理实践、案例，产生测量条目。通过查阅相关的案例和国内若干科技园管理报告，结合文献回顾，问卷使用35个条目测量科技园的创新环境，条目采用了7分制Likert尺度，被试者根据自己对科技园管理和企业自身的认识打分表示其不同意和同意的程度（“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问卷内容征求了科技园工作人员和相关学者的意见，保证了较高的内容效度。
2.2 问卷修改、样本选取和数据采集
在问卷大规模发放之前，笔者对深圳高新科技园、深圳软件园和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内的十家企业进行了典型调查，通过深度访谈的形式获得需要的信息并对问卷进行了修改。问卷样本来自深圳高新科技园、深圳软件园、昆山清华科技园、北京清华科技园、北京大兴科技园、北京昌平科技园、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和南宁高新区，共有105家公司参与调查，有效问卷回收212份，问卷回收率39%。填写对象为参与公司管理的不同层次人员。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为：(1)被试者职位：高层主管32%，中层管理者20%，基层管理者19%，技术人员19%，一般工作人员10%；(2)企业规模：100人以下58%，100人到500人37%，500人到1000人1%，1000人到3000人3%，3000人以上1%；(3)企业所在行业分布：电子信息40%，IT通讯14%，软件18%，光机电4%，家电2%，能源1%，生物医药器械11%，新材料2%，农业1%，其他7%；(4)企业性质：国有企业5%，民营企业50%，合资企业21%，股份制企业12%，上市公司12%。
2.3 研究变量的挖掘
(1)科技园的地域差异要素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因子，并对原始因子载荷系数采用最大方差垂直(Varimax)旋转交换。因子提取的最终个数以特征值大于1作为判别标准，有效性指标选用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根据Kaiser准则的要求，KMO数值大于0.6是进行因子分析的最低要求，KMO数值大于0.8表明因子分析的效果良好。此处的KMO为0.789，Bartlett球形检验的
值为986.240（自由度为45），达到显著性水平(p＜0.001)，适合做因子分析。文中保留了因子负荷超过0.55的条目，初始的10个条目全部保留，提取的三个因子解释方差变异的累计数是69.401%，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提取的三个因子分别为地域性稀缺资源、企业核心竞争力补偿性资源和地域性政策差异，其三因子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762、0.815和0.737，显示了较好的信度，问卷总体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15，其研究与国内学者杨震宁关于科技园企业入驻动机影响要素的结果基本一致[27]。
(2)地区科技园的创新环境要素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因子，并对原始因子载荷系数采用最大方差垂直(Varimax)旋转交换。因子提取的最终个数以特征值大于1作为判别标准，有效性指标选用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根据Kaiser准则的要求，KMO数值大于0.6是进行因子分析的最低要求，KMO数值大于0.8表明因子分析的效果良好。此处的KMO为0.867，Bartlett球形检验的值为6869.148（自由度为595），达到显著性水平(p＜0.001)，适合做因子分析。文中保留了因子负荷超过0.55的条目，初始的35个条目保留了28个，提取的六个因子解释方差变异的累计数是70.645%，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提取的六个因子分别为综合管理、技术和研发、文化氛围、市场对接、金融信贷支持和人才资源要素，其六个因子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926、0.893、0.790、0.737、0.776和0.719，显示了较好的信度，问卷总体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23。
2.4 研究结果：主效应和交互效应
(1)研究变量的相关关系
交互效应是指两个变量(
和
)共同作用时对Y的影响不等于两者分别影响Y的简单数学之和。在交互作用分析中，两个自变量的地位可以是对称的，可以把其中任何一个解释为调节变量；它们的地位也可以是不对称的，只要其中有一个起到调节变量的作用，交互效应就存在[43]。表3为各个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2)地域差异要素对园内创新环境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
根据前期对科技园区创新环境要素潜变量和科技园地域差异要素的数据挖掘，得到科技园的创新环境基本要素，包括：科技园的综合管理、技术和研发、文化氛围、市场对接、金融信贷支持和人才资源要素；而科技园地域差异要素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维度：地域性稀缺资源、企业核心竞争力补偿性资源和地域性政策差异。利用研究中得到的各个潜变量的因子得分进行主效应和交互效应的回归分析，讨论科技园的地域差异与不同的科技园内创新环境的关系，建立如下计量模型（公式1）。
用回归的方法检验交互作用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把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数据整理，本研究把这些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即用变量中的每一个测量值减去均值，使得新得到的数据样本均值为0[43]，因为预测变量和调节变量往往与它们的乘积高度相关。中心化的目的是减少回归方程中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multicollinearity)问题。分析结果见表4。
研究结果显示，科技园地域要素对园内创新环境营造的主效应表现为：(1)科技园区所在地的地域性稀缺资源、企业核心能力补充性资源和地域性政策差异均对科技园区创新环境的综合管理要素产生显著的主效应影响(t=3.442,p＜0.001; t=1.747,p＜0.05;t=-2.995,p＜0.01)，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地域性政策差异对科技园区创新的综合管理工作产生了负向影响，说明我国科技园区当地的政府政策工作并不到位，消极地影响了科技园的综合管理；(2)科技园区所在地的地域性政策对科技园区创新环境的技术和研发环境的主效应影响显著(t=5.995,p＜0.001)，而其他的地域要素如地域性稀缺资源和企业核心能力补充性资源对科技园区创新环境中的技术和研发环境没有明显的主效应影响(t=0.520,p＞0.10;t=1.123,p＞0.10)；(3)科技园区所在地的地域性稀缺资源、企业核心能力补充性资源和地域性政策差异均对科技园区创新环境的文化氛围没有显著的主效应影响(t=0.905,p＞0.10; t=0.252,p＞0.10;t=0.346,p＞0.10)；(4)科技园区所在地的企业核心能力补充性资源对科技园区创新环境的市场对接要素的主效应影响显著(t=5.759,p＜0.001)，说明某些科技园的地区资源确实为企业的市场拓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企业的核心能力提升进行了资源补充，而其他的地域要素如地域性稀缺资源和地域差异性政策对科技园区创新环境中的市场对接要素没有明显的主效应影响(t=-0.183,p＞0.10;t=0.907,p＞0.10)；(5)科技园区所在地的地域性稀缺资源、企业核心能力补充性资源和地域性政策差异均对科技园区创新环境的金融信贷环境没有显著的主效应影响(t=0.846,p＞0.10;t=-0.809,p＞0.10;t=0.377,p＞0.10)；(6)科技园区所在地的地域性稀缺资源和地域差异性政策对科技园区创新环境的人才资源环境的主效应影响显著(t=3.817,p＜0.001;t=1.688,p＜0.05)，而企业核心能力补充性资源对科技园区创新环境中的人才资源环境没有明显的主效应影响(t=-0.623,p＞0.10)。
由回归结果判断自变量的交互影响：(1)地域性稀缺资源和补充性资源的交互变量、地域性稀缺资源和地域差异性政策交互变量以及补充性资源和地域差异性政策的交互变量均对科技园区创新环境的综合管理要素没有显著的交互影响(t=1.273,p＞0.10;t=-1.239,p＞0.10;t=0.643,p＞0.10)；(2)地域性稀缺资源和地域差异性政策交互变量以及补充性资源和地域差异性政策的交互变量均对科技园区创新环境的技术和研发要素产生显著的交互影响(t=3.881,p＜0.001;t=1.961,p＜0.05)，而地域性稀缺资源和补充性资源的交互变量对科技园区创新环境的技术和研发要素没有显著的交互影响(t=0.813,p＞0.10)；(3)补充性资源和地域差异性政策的交互变量对科技园区创新环境的文化氛围要素产生显著的交互影响(t=-2.886,p＜0.01)，而且这种交互影响为负向，说明地区政府需要配合研究何种地区政策可以为企业提供补充性资源，从而营造很好的科技园区创新文化，地域性稀缺资源和补充性资源的交互变量以及地域性稀缺资源和地域差异性政策交互变量对科技园区创新环境的文化氛围要素没有显著的交互影响(t=-0.854,p＞0.10;t=1.477,p＞0.10)；(4)补充性资源和地域差异性政策的交互变量对科技园区创新环境的市场对接要素产生显著的交互影响(t=-2.036,p＜0.05)，而且这种交互影响为负向，说明地区政府需要配合研究何种地区政策可以为企业提供补充性资源，从而营造很好的科技园区市场推广服务，地域性稀缺资源和补充性资源的交互变量以及地域性稀缺资源和地域差异性政策交互变量对科技园区创新环境的市场对接要素没有显著的交互影响(t=0.122,p＞0.10;t=-1.511,p＞0.10)；(5)地域性稀缺资源和地域差异性政策交互变量对科技园区创新环境的金融信贷要素产生显著的交互影响(t=-1.859,p＜0.05)，而且这种交互影响为负向，说明地区政府需要配合研究何种地区政策可以为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从而营造很好的科技园区投融资服务，地域性稀缺资源和补充性资源的交互变量以及补充性资源和地域差异性政策的交互变量对科技园区创新环境的金融信贷要素没有显著的交互影响(t=0.980,p＞0.10;t=-0.870,p＞0.10)；(6)地域性稀缺资源和补充性资源交互变量以及补充性资源和地域差异性政策的交互变量均对科技园区创新环境的人才资源要素产生显著的交互影响(t=-1.080,p＜0.05;t=-1.780,p＜0.05)，这种交互影响为负，说明地区政府需要考虑何种地域政策才能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人才资源是提升企业核心能力的关键性补充资源，而地域性稀缺资源和地域差异性政策的交互变量对科技园区创新环境的人才资源要素没有显著的交互影响(t=-1.134,p＞0.10)。
3 讨论
我国兴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目的旨在依靠我国的科技力量，促进国内企业高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加快新技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与扩张，从而完善和优化我国不同地域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推动国民经济骨干产业的科技进步和技术改造，使我国能在不久的将来跻身于世界经济和技术大国行列。我国的科技园区一般建在大中城市的重点院校和科研机构附近，在开发上与后二者相结合，以开发科技产品为主，兼有科、工、贸性质。我国目前阶段发展的科技园区也注意了选址对环境质量的较高要求和接近高校、科研机构等，但大多数仍着重于科技产品的开发和销售，与发达国家以高质量的创新环境条件为特征的科学园有所不同。这说明考虑科技园区建设的地理性因素是科技园建立前期和二次创业改造的重要研究问题，如何在建立科技园前期选好特定地理区域、在建立好的科技园区如何更有效的利用当地的地理性特殊资源，进而为园内企业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是理论和实践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本研究证实，建立科技园区的地理性差异要素可以概括为：地域性稀缺资源、企业核心能力的补充性资源和地域差异性政策三方面；而不同科技园区的创新环境维度可以概括为：科技园的综合管理、技术和研发环境、科技园的创新文化氛围、科技园的市场对接服务、科技园区的金融信贷环境以及科技园区的人才资源服务六个方面；而科技园区地理性差异要素除了对科技园区创新环境营造产生主效应影响之外，其综合的地域性交互变量对科技园区创新环境的营造产生复杂的交互影响。
政府和相关管理机构应该重视科技园区所在地的特殊资源的调配和利用，这些地域性资源是企业入驻科技园区的动力，利用相关资源和政策吸引企业入驻科技园和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是政府和企业共同的责任，其措施建议如下：
(1)科技园区的选址和建设需要依托当地的资源走特色化和差异化道路，不同地区的科技园吸引不同产业类型的企业入驻，这样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27]；
(2)科技园区差异化的创新环境的根源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当地特色的物质资源、人才资源和独特的市场；二是当地政府的金融、税收优惠政策和配套产业政策；三是当地丰富的企业合作网络，使企业产生核心能力的非财产性资源要素；
(3)科技园区当地的资源要素对科技园内创新环境营造的影响是复杂的，并非单纯的影响关系，而是存在复杂的要素交互效应，值得理论和实践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