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科学的兴起与学科分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论文,政治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领域，而政治知识历来是人文社会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或政治学(Politics)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的分化形成了三条明确的分界线：(1)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东方学）之间的分界线；(2)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史学）与现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三门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3)在探求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在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演变之后，当代西方政治学学科已比较成熟，它与经济学、社会学一起构成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政治学自身也形成了一系列的基本分支学科，包含了丰富多彩的研究主题，并呈现出了一种新的知识格局。
一、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政治科学的诞生
作为人类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政治（学）研究的源远流长，它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就有了阶级统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对这一类现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关知识。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最初奴隶制国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产生，就出现了政治的研究，开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学的发展史。然而，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学科，现代政治学或政治科学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经济学和社会学相比，它的诞生要略晚一些）。在这一时期，伴随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框架，完成了由传统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科学的转变。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史学、法学相区别，它们一起构成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格局。在此之前，政治学的研究已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近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是政治研究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美国政治学家、行政学家沃尔多在《政治学的发展》一文中曾这样来描述近代政治研究的进展：近代政治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范畴，即建立国家体系；改变与改善国家体系；寻求毁灭或超越国家体系。第一个范畴以马基雅弗利、布丹、霍布斯为代表；第二个范畴以洛克、边沁、密尔为代表；第三个范畴以马克思、巴枯宁及克鲁泡特金为代表。此外，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也有重要的影响。（注：参看Fred L.Greenstein,Nelson W.Polsby主编：《政治学：范围与理论》，台湾幼狮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20页。）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国家、主权、权力、法律及历史。在二战后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以前，政治学的研究重心是政治哲学尤其是国家理论，它直接继承了古希腊至近、现代欧洲的政治研究遗产。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的成长，另一方面加速了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因为在人们看来，国家（政治）和市场（经济）是按照不同的逻辑运转的，必须对两者加以分别的研究（“国家学”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学科，它往往被人们当作现代政治学前身或近现代政治学的德国版本。实际上它并不是“纯”政治学研究，而是包含了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理学和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当于当时英法流行的“政治经济学”）。
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政治科学是在美国诞生的。近代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欧尤其是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中心转移到了北美（美国）。美国政治学研究无疑是继承了欧洲的政治研究传统的，但与美国的社会政治实际相结合。美国独立战争前后，欧洲政治研究成果尤其是自然法学说、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以及自由、平等观念等在北美传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的政治科学开始起步，政治学的范围和方法发生了重大转变。
现代政治科学与近代政治研究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实验自然科学的成熟，成为近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学主义的日益盛行，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应于社会领域的研究。人文社会知识同样可以科学化。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相信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的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运行有其规律性，一套精细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这种规律性。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历史—比较方法，它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论。柏吉斯等人用这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绎方法。不久之后，这种注重历史文献、囿于文件和纪录而忽视政治现实的历史—比较方法便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进入20世纪，美国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如威尔逊、古德诺和本特利）主张用“现实主义”取代历史—比较方法、强调政治学必须研究现实政治生活。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出现是西方传统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科学发展的转折点。
现代政治科学与近代政治研究的另一个基本区别在于学科的制度化程度，包括一个学科在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及图书馆相关的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情况。在教育培训方面，1880年，哥伦比亚大学创办政治学院，这成为现代政治科学研究兴起的一个象征性标志。之后，霍普金斯大学、密西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等一大批大学也相继兴起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政治学已成为美国各大学广泛讲授的科目；政治学作为一项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事业，也在20多所主要大学中扎根；到1920年，全美兴办的政治学系已近50个。在学术团体及学术期刊方面，1877年，亚当斯在霍普金斯大学创立了历史和政治学会，并于1883年创办《历史和政治学研究杂志》；1886年，哥伦比亚大学创办《政治学季刊》；1903年，全美政治学研究的权威性学术团体——“美国政治学会”成立；1906年，学会出版著名的政治学杂志——《美国政治科学评论》，这是政治（科）学趋向成熟的另一个标志。总之，到了1920年，政治（科）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已经制度化而成为美国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二、西方政治科学的成熟、分化与整合
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20世纪末的80年发展历程里，美国政治学出现了三次大的学科运动（有时被说成是发生了三次“革命”），每一次运动都使政治学得到迅速发展。阿尔蒙德说：“在20世纪的发展曲线图上，我们会看到3个上升的标志。第一个标志是战争年代(1920-1940)的芝加哥学派，他们提出了系统的经验主义研究纲领，强调用心理学和社会学解释政治，并验证了定量化方法的价值。第二个标志较第一个更引人注目，它发生在二战后的几十年。‘行为主义’政治科学此间得以向全世界传播，传统的分支学科有了很多提高，并出现了学科的专业化（‘专业化’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讲的：即成立了成员众多、精英荟萃、等级制度不明显的研究室；成立了许多协会和专家社团，出版相关刊物，等等）。第三个标志是演绎、数学方法和理性选择／个人主义方法论者的经济模型被引入政治学。”（注：Robert E.Goodin,Hans-Dieter Klingemann,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50.）
20世纪20～40年代既是美国政治科学学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学科的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酝酿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政治学家如白哲特、威尔逊和本特利等人发现，在各种正式的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及机构之外，存在着各种非正式的组织及行为对政治过程产生重要影响，即利益集团（压力集团）的作用成为政治学的主题。这使人们把注意力从正式的、法律的组织机构转向围绕在它们周围的非正式团体及其活动，导致形式、法理或制度研究方式以及历史—比较方法的衰落，而“现实主义”研究方式出现则成为“当代各派政治理论的共同发源。”（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可以说，这是科学主义及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的发端。尽管现实主义的政治学者们强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政治实践的研究，但正如伊斯顿所说，他们在方法论上把主要的注意力仅仅放在政治过程的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上，而不是放在关于政治是如何运作的中心理论上。方法——即需要专门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领域未被当成一个问题；而每个人都有资格搜集和分析政治情报。结果，常常难以区分研究者是在表达自己的偏好，还是在客观地做出描述，即“应该是什么”的陈述（价值判断）和“是什么”的陈述（事实判断）经常无法摆脱地纠缠在一起。因此，“理论尚未达到它的名称所赋予的内容，而方法又想当然地被认为是不成问题的。”（注：［美］载维·伊斯顿：《美国政治学：过去和现在》，载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紧接着，在美国出现了提倡科学主义的“新政治科学运动”，它主张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排除妨碍政治分析的价值判断，使政治研究科学化。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头面人物查尔斯·E·梅里安(Charles E.Merriam)。1920年创立的、部分由梅里安和他的学生任教的政治学院，在研究政治事件和制度创新时，在经验主义研究的严密性和推理能力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该学院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它用具体的经验主义研究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通过跨学科研究途径、定量化方法和有组织的研究，政治知识的真正增加是有可能的。梅里安在1921年发表的“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一书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学”概念，主张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将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关系。他特别强调应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以解决政治学中积累起来且日益增多的事实材料。他认为，尽管20世纪初已经出现涉及观察和测量的归纳科学的发展，但政治学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必须对政治和政治行为进行更具理论和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更深入的研究。“新政治科学运动”为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这一时期的芝加哥大学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成为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为首的“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尔、拉斯韦尔、莱特、怀特、凯伊、杜鲁门以及新秀西蒙、阿尔蒙德、亨廷顿、伊斯顿等人。芝加哥学派的兴盛持续到30年代末，直到芝加哥大学行政当局开始对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加以批判为止。其时，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或辞职或退休（拉斯韦尔和戈斯耐尔辞了职，梅里安的退休），这使政治科学系的创作几乎陷于停顿。然而，芝加哥学派已经培育出相当多的人才，为它在全国的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对“行为主义革命”的倡导者们来说，二战成了他们的实验室，并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为了解决战时面临的许多问题。例如，如何在劳动力减少时保证工农业的产量，如何招募和训练士兵、海员和飞行员以及战后如何将他们复员并重新转入平民生活，如何销售战时债券，如何控制消费和通胀，如何引导国内的士气、操纵同盟国和敌对国的态度等。军方和国内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要求有更多的社会科学人才，为战争而作的努力为社会科学积累了大量的专门知识。战后，这些专门知识又被各个学术机构加以利用。
如果说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学院在战争时代引发了政治科学革命的火花，那么战后将这种科学文化传播到美国和世界其它各主要学术中心的功劳则要归于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研究机构。成百上千的青年学者在它的暑期培训班得到了调查和统计方法的培训；许多学者利用它保存的档案材料写出了大批论文和专著；密歇根的选举研究成为世界各地选杂的选举研究的楷模。
20世纪50～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崛起，并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是一种用观察到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努力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的政治思维及运动，其核心信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及模式来塑造政治学。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达尔、戴维·伊斯顿、卡尔·W·多伊奇、德怀特·沃尔多、塞缪尔·W·李普塞特、赫伯特·西蒙等，他们都是这一时期美国政治学的名家。伊斯顿的《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杜鲁门的《政府过程》，V.O.凯的《美国各州及南部政治》，拉斯韦尔的和卡普兰的《权力与社会》，坎贝尔等人合著的《美国选民》，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利普塞特和罗坎的《政党系统和选民联盟》，西蒙、史密斯和汤普逊的《公共行政》等著作则是行为主义的代表著作。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盛还体现在，其成员经常担任各种政治学术团体的重要的职位，例如潘德伦·赫林、哈罗德·拉斯韦尔、V.O.凯分别于1953年、1955年、1956年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
行为主义政治学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的探索成为自觉，并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方法及技术（如观察、访问、实验、模型、统计分析和系统分析等）；它强调对政治过程、政治行为的动态研究，力求建立起可检验的经验理论，出现了一批在现代政治学发展中有相当影响的理论；它强调社会科学的统一性，重视跨学科研究，吸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成果，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内容。但是，行为主义的研究方式是实证主义的，它过分推崇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模式，将事实与价值分离，追求政治研究的价值中立性；偏重学术而忽视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过分强调经验理论（微观、中观理论）而忽视政治哲学（宏观理论）。这些缺陷使行为主义政治学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这些批评以及60年代美国的现实社会状况导致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所谓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出现。
二战后几十年，作为大学教育和研究一个重要领域的政治学在美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一个包含众多分支、专业的社会科学学科，它极大地丰富了政治领域的知识，并为人们更好、更全面地理解政治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政治学在这些年中正向一个现代“专业”演变。在19世纪末期，开始出现政治学系和行政学系。这一时期，这些系的主要组成人员是历史学家、律师和哲学家。到20世纪头几个年代的时候，美国许多大学已经有了独立的政治学系。 在1903年成立时，美国政治学协会仅有200多成员，在二战结束时，它的成员已达3000名，60年代时则超过了10000名（而到90年代中期，它的个人成员已高达13000名）。这些成员中的大多数是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师，专注于不同的专业研究领域。大多数政治科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都在某一主要的研究生院取得了政治科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获得这一学位的资格要求是，通过一套该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方法论考试（资格考试），并完成一个重要课题的研究（博士论文）。学术名誉高低以经同行筛选认定后出版的专著和论文为基础，某位学者学术地位的提升通常需要与这位学者同一研究领域的其他人员的评价。现在已有很多的政治科学期刊，它们各自专注于某一领域，并接受其他同行的评价。战后各主要大学的研究生院（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耶鲁、哈佛、密歇根、威斯康星、明尼苏达、斯坦福、普林斯顿、麻省理工等大学）培养了数以百计的政治科学博士以满足国内外各个学院和大学雨后春笋般冒出和扩大的政治科学系的需要。战后，大部分研究生院都向他们的学生提供定量方法方面的指导。
在“行为主义革命”的推动下，战后几十年美国政治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经验的、解释性的和定量化的研究迅速成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学科分支，包括国际关系、区域研究、调查和市场研究、比较政治以及政治文化研究等，它们构成为当代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几十年美国政治学也出现了大量的新主题，形成了许多新理论，一些原有的理论主题也得以深化或拓展。例如，帕森斯等人在欧洲社会理论学家韦伯和涂尔干等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不同类型社会和制度的“系统”框架，而在此基础上，戴维·伊斯顿率先将“系统”概念引入政治科学，提出了政治系统论。尤劳等人在研究中发现并整理了代议理论和立法行为与过程理论。西蒙、马奇等人从研究政府组织出发，创造了一种新的跨学科的组织理论，这种组织理论基本上可以用于包括商业公司在内的所有大规模组织。由欧洲和美国共同发起的公共政策研究（政策科学），最近几十年得到了飞速发展，向世人展示了新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方向。罗伯特·达尔等人发展了民主理论，亨廷顿等人则发展了民主化理论。
同时，虽然在“行为主义革命”过程中，经验的、解释性的和定量的政治研究的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推广，但这并不是说这门学科中一些古老的规范性、思辨性较强的传统分支学科就没有取得“进步”。政治哲学家、政治史家和法律学者们的主张、推测越来越建立在改进学术方法——精确信息的积累，分析和推理逻辑的精确化——的基础之上。比较政治历史为国家理论、政治制度理论和公共政策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艾克斯坦等人对案例研究方法论作了提炼，增加了比较政治和外国政策中历史研究的精确度；阿尔蒙德与他的合作者一起对比较的方法作了提炼和改进。特别是在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努力下，规范政治哲学取得了巨大进步，在这一过程中，经验主义研究也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加斯顿在《政治科学：学科现状Ⅱ》(1993)一书中指出，政治哲学和理论正朝着越来越向依靠经验证据的方向发展，这些经验证据大部分是从政治科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研究中获得的。在行为主义革命中，新一代的政治历史、哲学和法律的研究者们已经克服了经验分析的不安感，他们力图找出了行为主义方法的缺点与不足之处，发展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秘密武器，并且证明了自己在使用证据和借鉴他人方面毫不比他们的行为主义兄弟逊色。
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西方社会科学乃至全部的科学技术在经历了长期的分化、专业化和初步的交叉、融合之后，已大踏步向杂交、综合和整体化的方向发展，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整体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处于这种大趋势下，20世纪最后25年，西方政治学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知识格局：政治学日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学科界限已经模糊，研究方法、途径以及知识的产生方式得到更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主题日趋多样，理论内容更加丰富；政治学日益关注当代人类及各国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现实性不断增强。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流派）及新主题。
古丁和克林格曼在《政治学新手册》第一章中谈到二战以来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三次革命”：先是行为主义革命，后是理性选择主义革命，再到目前的新制度主义革命。（注：Robert E.Goodin,Hans-Dieter Klingemann,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4-25.）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和新制度主义成为的当代西方（主要是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三大流派。
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学中的一场改革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提供了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70年代兴起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有利条件。伊斯顿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后行为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对迅速失去控制的工业化、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世界性的贫困和核战争危险的觉醒”。后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关联与行动”(relevance & action)。
理性选择学派(Rational Choice)，又被称为“公共选择理论”、“集体选择理论”、“形式理论”和“实证理论”等，它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政治科学。尽管一些政治学家如P.赫林和V.O.凯等人在政治学中早就使用了经济学上的术语，但是，最先使用经济学模型和方法对诸如选举、委员会和立法团体中的投票行为、利益集团理论等政治问题进行分析的是经济学家如阿罗、唐斯、布莱克、布坎南、塔洛克、奥尔森等人。理性选择主义的三部经典著作是：唐斯（或译道恩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等。理性选择学派将政治科学建立在经济学普遍公理和假设的基础上，从而使统一的、积累的政治科学理论——作为一个统一的、正式的社会科学理论的一部分——的前景得到了维系。它的基本前提是“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类是理性的、特别是短视的、物质上的自我利益最大化者。理性选择主义革命虽然没有能完全排挤掉行为主义的正统观念，但却非常成功地取得了与后者同等的支配地位。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制度主义或新制度学派(New Institutionalism)在社会科学（先是在经济学中）中重新兴起。新制度学派研究的主要领域涉及制度理论、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方面的内容。在经济学领域，新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科斯、阿尔钦、登姆塞茨、诺斯、舒尔茨、威廉姆森等。“新制度学派”运动部分是与理性选择运动结盟的，其代表作有奥尔森的《重新发现制度》、诺思的《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和斯科波尔的《国家与社会革命》等。在经济学领域首先兴起新制度主义，迅速扩展到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1984年两位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历史制度主义则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一个影响日益增强的新流派，斯科波尔、西伦和斯坦莫等人是历史制度主义的倡导者，他们强调政治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中的影响也日益加强。古丁和克林格曼指出，与25年前（20世纪70年代初）相比，现在政治学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的声音。（注：Robert E.Goodin,Hans-Dieter Klingemann,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2-23.）
三、政治科学的学科划分
现代政治学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主题及范围是不断变化的。在二战以前，人们一般将政治学划分为政治理论、比较政治、本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四个主题领域；在1948年国际政治学会成立大会上，学者们将政治学划分为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党、舆论和政治团体，国际政治四大领域：《大英百科全书》（第15版）则将政治理论、政治机构、政治过程、国际关系作为政治学的四个基本分支。
1973年美国政治学会划分为下列的八大领域或分支：外国、国际政治制度和行为；国际法、组织与政治；方法论；政治稳定、不稳定和变迁；政治理论；公共政策的形成和内容；公共行政；美国政治制度、程序和行为。
1983年，一本在美国有一定影响的由路迪(C.C.Rodee)、克里斯托尔(C.Q.Christol)和安德森(T.J.Anderson)等人所著的《政治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McGraw-Hill Inc.)将政治学的主题划分为如下12个方面，即政治哲学；司法与法律过程；执行过程；行政组织与行为；立法政治；政党和利益团体；投票和民意；政治社会化和政治文化；比较政治；政治发展；国际政治；组织政治理论和方法论。
1996年由国际政治学会组织编写出版的《政治学新手册》将政治学划分为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政治理论、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方法论八个基本分支。本书是围绕分支学科来组织全书的，编者认为，该书所围绕的分支学科代表了构成当今政治科学的主要内容。
我们可以将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基本主题领域划分为如下8个分支，即政治理论、本国政治、比较政治、公共政策（政策科学）、公共行政、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新）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方法论。此外，政治学与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其他学科杂交还产生了诸如政治社会学、政治人类学、政治心理学、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生态政治学、科学技术政治学、分析政治学（计量政治学）等一类的分支学科。下面分别对政治学的这八大分支学科（或主题领域）加以简要的介绍。
1.政治理论
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最古老的领域，政治理论（政治哲学）是“系统地反映政府的性质和目的的理论学说，它既涉及对现存政治制度认识，又涉及到有关如何改变这些制度的观点”；（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77页。）或者说，政治理论是“探讨评价、解释和预见政治现象的思想体系”，“进行有关政治观念、价值、概念及政治行为的解释和预见的研究”。（注：［美］杰克·普拉纳等著：《政治学分析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页。）政治理论的内容十分广泛，难以详细列举。有学者划分三种类型的政治理论：(1)作为政治思想史的政治理论——分析经典政治思想家本身的著述，弄清其理论及观点；(2)作为概念说明的政治理论——即对各种政治范畴如国家、政府、阶级、自由、民主和正义等的说明；(3)作为模式建构的政治理论——将理论看作建筑政治过程的方式或模式，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也有学者将政治理论分为政治哲学和经验理论两部分：前者注重价值、规范、分析的和历史的及思辨关系的研究；后者从事描述、解释和预见的研究，并力图通过抽象模式和可证实的科学假设把知识整理、综合和积累起来。在政治学行为主义横行的时代，政治理论尤其是政治哲学曾一度衰落。在当代，政治理论及政治哲学得到了复兴，重新在政治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2.本国政治
这是指一个具体区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学，立足于对本国或本地的政治实践、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传统与现实的研究。它所分析的是一个区域（国家或地区）的政体和政治，强调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政体及政治特征，着重对某一受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制约的区域所实际存在的政府与政治过程加以研究，本国（地）政治的名称如“中国政治”、“美国政治”、“英国政治”、“德国政治”、“日本政治”以及“北美政治”、“欧洲政治”、“东亚政治”、“东南亚政治”、“南亚政治”等等。在我国，作为政治学领域之一的中国政治主要是对中国政治的历史与现实、政治制度与政治过程的研究，涉及中国政治史、中国政治制度史、政治文化传统、当代中国政治、政治体制、政党制度、干部人事、中央地方关系、民族、外交、国防以及政治过程、政治发展等方面的内容。
3.比较政治
比较政治研究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亚里士多德是其先驱，而西塞罗、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布丹、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思和穆勒也有这方面丰富的思想。但是，它作为政治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则是二战后的事。二战后，随着帝国的衰落、第三世界的崛起，政治学者把注意力从地位稳固的旧国家转向新国家，这成为比较政治学兴盛的一个契机。比较政治学不仅研究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或政府的机构和职能，注意它们的立法、行政与司法部门以及政党和利益团体的活动（这是“比较政府”的研究主题），而且研究更广泛的政治活动，包括政府及其他与全国政治没有直接联系的组织如部落、社区、工会等的活动。比较政治学的内容十分庞杂。按照罗纳德·H·奇尔科特在《比较政治学理论》（新版）中的说法，自1953年以来，比较政治研究领域的主要理论思潮集中于如下五个主题：国家理论、文化理论、发展理论、阶级理论和政治经济的理论。（注：［美］罗纳德·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4.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研究又称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政策科学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的想法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拉斯韦尔的思考以及思想库的政策分析实践。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或途径迅速发展并制度化，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基本领域之一。政策科学将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们力图克服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片面强调学术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一门能把各种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于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新学科或新的研究方式。政策科学是一门以实践取向的学科，它是适应人类利用已有知识和方法去改进政策制定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需要而产生的。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策实践或实际的政策过程（Y.德洛尔说政策科学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作为研究和改革的对象；S.S.那格尔则将政策科学界定为“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的研究”），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政策实践服务。因此，政策科学不是纯理论科学或基础研究，而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可以说体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它既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发展。
5.公共行政
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可以说是与现代政治学的形成与发展同步。这个领域的思想基础是由威尔逊和韦伯等人奠定的。早期的公共行政学者包括威尔逊、古德诺设想将政治与行政分开（二分法），认为政治涉及政策与法律的制定，而行政则是政策和法律的执行。后者便构成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对象。公共行政学的另一个理论来源是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管理学派的思想，它把科学管理的原理、方法及技术应用于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管理之中，并利用和发挥了法约尔等人的管理职能和原则；40～60年代出现的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批评，该学科处于转变之中——转向对行政行为尤其是决策行为及价值问题的研究；70年代以后，公共行政学日益与经济学、管理学和政策分析融合，形成了公共管理学新潮。可以把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学）一般地定义为对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组织的管理活动及其规律性的研究，或定义为研究公共部门如何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的一个学科。
6.国际政治
国际政治（又称国际关系、国际事务、世界政治等）作为政治学的一个独立学科，形成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其渊源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修昔底德，中经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再到近现代的漫长演化（尤其是布丹的主权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卢梭的势力均衡论、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克劳维茨的战争论、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以及马克思的有关思想对现代国际政治学的诞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战后，国际政治的研究才日益繁荣起来。由于受到战时和冷战中美国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刺激、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麻省理工和哈佛得大学的研究院培育了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这一研究迅速扩展到美国中西部和西部的大学中。关于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及范围，学者们的争论较大。有几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国际政治的对象是国家外交和国家间的斗争，即主要是对外交政策的研究；二是认为国际政治研究的是国家间的关系史，即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史；三是认为国际政治的对象是国家的对外政治行为（如结盟、外交、战争、威胁和制裁一类的行为），是国家间政治与国际法及国际行为主体的世界政治的总和。
7.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当代政治学的一个新分支，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整合研究的结果。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新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与个人、政治学和经济学、国家与市场这三方面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政策选择、发展、环境、经济转轨、国际组织、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关系等问题。莱尔(D.Lal)和迈因特(H.Myint)认为，新政治经济学的要旨是把经济学原理应用于以前被看作是政治科学所研究的领域，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社会选择，这是规范经济学的一部分；(2)公共选择，这是实证经济学的一部分；(3)制度和组织经济学，包括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布坎南认为，新政治经济学可以称之为“政治学的经济学”或“政治学的经济理论”，它的内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公共选择；(2)产权经济学；(3)法和经济学或法律的经济分析；(4)规制的政治经济学；(5)新制度经济学；(6)新经济史学。新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安德鲁·盖保尔则在题为《新政治经济学》的论文中，对新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原因及其内容作了系统的阐述，认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1)国际政治经济学；(2)国家理论；(3)比较政府——产业关系；(4)公共选择。而《新政治经济学》杂志在其1996年创刊号上的社论中，则把新政治经济学的内容界定为四个方面：(1)比较政治经济学；(2)环境的政治经济学；(3)发展的政治经济学；(4)国际政治经济学。（注：关于（新）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情况，可参看陈振明主编：《政治的经济学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政治学研究方法
这是专门发展并提供政治研究及政治分析的方法、手段、技术或工具的政治学分支领域。方法及方法论在现代政治学尤其是政治科学范式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现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学的一个主要差别正是在研究方法及技术方面。传统政治学未把方法论当作问题，即对方法问题并不是自觉的。现代政治学以自然科学为榜样，力求使政治研究成为一门探索普遍规律的经验科学。因此，它对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有着自觉的要求，尤其是它试图将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技术引入政治研究，使政治研究科学化。政治学既要有理论，也要有方法。理论指的是有系统地关联的整套概括（陈述或命题）；方法是指研究中使用的并用来检查、测试和评价理论的手段、工具或途径；方法论是观察、组织和形成研究及检验成果的一系列方法、程序、方式的总和。现代政治学有自己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和技术所构成的“工具箱”，有不同层次、种类的方法、途径及分析技术。
应当指出，上述关于政治学的主题领域或分支学科的划分带有主观随意性成分，仅仅是为了组织和传授政治学知识的方便而已。各个领域或分支之间并没有一条非此即彼的清晰的分界线。特别是随着当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的综合、杂交及整体化趋势的出现，政治学的各分支学科以及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政治学的各分支学科之间日益交叉、融合和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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