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贸易理论文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理论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战后，随着美国与西欧、日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相互融合和渗透，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研究国际相互依存关系。美国经济学家库柏(R.Cooper,1968)首次提出，国际相互依存对各国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使各国为达到各自经济目标的决策过程减缓了；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下，应加强国际合作，以缓和国际规则与本国自主权的矛盾和冲突。后来库柏(1969)建立了一个具有固定汇率和价格、经济相互依存的两国模型，分析了相互依存经济中的政策调整问题。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奈伊(J.S.Nye)与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基欧汉(R.Keohane)于1970年阐述并完善了库柏所提出的“相互依存”理论，还进一步提出了“相互协调”理论。他们认为，相互依存是指国家之间或者不同国家之间的行为主体相互影响的情形。当今世界，传媒覆盖面的扩大、跨国公司及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使政府的控制力下降，国家间的超国界互动和依存愈加显著。因此，现在需要的不是强化各国政府的权力，而是增进全球性的协调与理解。
此后，国际相互依存和相互协调理论在世界各国政界和学术界得到了广泛认可。基于相互依存和相互协调理论，为协调相互依存的各工业发达国家贸易政策，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和密特朗分别于1977年和1982年提出了“有组织的自由贸易”和“全球性协调保护主义”的观点。一些学者就战后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贸易政策展开了更深入探讨。这时期，法国两位前总统的观点和国际上有关国际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讨论成了管理贸易的最初基础。
实际上，“管理贸易”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J.E.斯贝茹(1984)提出。斯贝茹认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和美国贸易逆差的扩大等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高涨的原因，使许多决策者和分析家不再讨论自由贸易制度，而开始讨论公平贸易或有管理的贸易制度问题，管理贸易由此产生并发展。或许由于当时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局限，及受当时决策者和分析家对管理贸易的认识并不一致的影响，尽管J.K.斯贝茹简要分析了管理贸易产生的原因，但并未明确、清晰界定管理贸易的范畴和特征，也未提出具体、完整的管理贸易模式和手段。
二、赞同管理贸易的西方学者的文献综述
世界上第一部较为系统论述管理贸易的专著是美国经济学家R.J.Waldmann于1986年出版的《管理贸易：国家间新竞争》。Waldmann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较全面地阐述了管理贸易现象，认为管理贸易不同于任何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式；管理贸易模式既不是依赖于自由市场机制的自由贸易模式，也不是政府出于保护国内工业的目的采取的纯粹保护贸易模式，而是受政府控制和指导的贸易模式。Waldmann还比较和分析了传统的贸易管理模式和管理贸易模式的不同。传统的政府对贸易管理和控制模式主要是：出于保证国内需要，惩罚贸易伙伴或国家安全目的的贸易禁运；运用禁止进口、配额、关税等措施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这些传统的管理和控制贸易的模式总的来说还属于一国所固有的主权，是一国国内的独立性事务。而管理贸易模式主要通过出口资助，国家间双边有秩序的销售安排(OMAs)或自愿出口限制(VERs)谈判、自由贸易区、商品分类协议等达到其目的。贸易日益受到政治、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及其它因素的影响而被政府管理。而经济学家L.B.Krause(1992)认为由于战后技术更新速度加快、规模经济、FDI的扩展等原因，贸易不仅受政府的控制，更多的可能还会受厂商的影响和控制。也正是由于政府指导和厂商行为对贸易的影响，管理贸易会促进市场的有序化，而不会像许多经济学家所指责的那样，管理贸易会导致市场的僵化。由此可见，Krause不但推崇管理贸易政策，而且将厂商行为引入到管理贸易的分析中来。如果将厂商代表一种利益集团，则Krause实际上有意无意间运用了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阐述了利益集团对管理贸易政策的推进作用，从而深化了管理贸易命题的研究。
尽管Waldmann的著作阐述了管理贸易的内涵、性质和手段，然而对管理贸易的产生背景、原因、理论依据和政策效果分析不够，该书甚至并未就管理贸易是一种理论还是一种政策这一问题给出答案。不过，从该书的阐述中可以看出，管理贸易命题本身是从战后的贸易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而不是实验室的产物，作者试图通过对管理贸易现象的分析提醒并促使决策者及时应对。另外，正是由于Waldmann的长篇阐述，有关管理贸易的探讨才开始浮出水面，受到了从学界到政界的广泛关注，甚至有的学术研究机构还为此展开了专门的讨论。
1989年，美国布鲁金斯研究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举办了一场主题为“美国贸易战略——90年代的选择”研讨会。由于美国经济学家L.Tyson提交的一篇题为“管理贸易：次优成为最优”的论文，引起了与会者如A.K.Dixit、R.E.Baldwin、R.Reich、R.Kuttner等经济学家和学者的极大兴趣并展开了讨论，使得管理贸易成为该研讨会最重要的议题之一。Tyson认为，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简单的理论（如自由贸易理论）能指导一国贸易政策的制定；管理贸易不是一种理论，管理贸易制度安排只是一个实际的、现实的问题，是一种政策；只要世界由各主权国家组成，管理贸易制度安排就会决定国际贸易的特点。Tyson首先界定了管理贸易的形式和目标，然后以高技术产业为例，分析了管理贸易的政策原因和基本原理，并基于高技术产业的溢出利益(spillover benefits)证明了管理贸易政策的正当性，进而提出了鉴于GATT运行不力，美国政府在贸易“战术”上应采取竞争政策、反倾销法、公平贸易等管理贸易政策的建议。Tyson还认为，通过VIEs（自愿进口扩展）的管理贸易措施会增加市场中的竞争者数量。值得注意的是，也许顾虑到一些学者（比如居于主流的自由贸易拥护者）的误解或反对，尽管Tyson在该文中明确赞成采取管理贸易政策，但此后在提及管理贸易政策时却既低调又谨慎。这可从她1993年出版的著作中得到印证。Tyson在该书中选取电讯产业、电子产业、半导体产业和商用飞机等高技术产业较为全面地分析了美国的贸易政策，显然是对前篇论文的深化阐述，但通篇未明确提出管理贸易的政策建议。
Tyson关于管理贸易是一种贸易政策而不是贸易理论的观点得到了R.Reich(1989)的赞同。但同时Reich又进一步指出了Tyson观点的矛盾之处。比如，Tyson一方面认为管理贸易是一种能达到某种规则体系(system of rules)的短期战术，另一方面又强调管理贸易也会导致在国家间零和博弈中的“动态学习效应”(dynamic learning effects)。Reich指出，既然管理贸易会导致“动态学习效应”，那么它应该是一种长期的解决方案。
S.W.Liebeler和M.S.Knoll(1990)则进一步从贸易政策的角度，以美日贸易摩擦为背景，介绍了管理贸易政策讨论的进展，分析了管理贸易政策可能的效果。比如，ACTPN(The Advisory Committee for Trade Policy & Negotiations)认为管理贸易政策应该是，美国谈判者首先应计算出美国国内那些具有竞争性、无壁垒市场的份额，然后用政策引导日本在这些市场份额中进行生产。美国前国务卿H.Kissinger和C.Vance认为管理贸易政策实质是，美国和日本应该达成一个双方都满意的总的贸易平衡协议，其主要内容就是日本应同意在某些产业对美国减少出口或增加进口，以及减少或增加的量。涉案产业应该是那些日本公司能在美国市场获得最大垄断利润从而最可能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的产业。Liebeler和Knoll则指出管理贸易政策是市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贸易政策，在这种市场结构中，管理贸易的“利润转移”(profit shifting)或“租”(rents)的效果，使其成为国家政策的手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政府可以采取管理贸易政策手段将这种“租”从他国的卖方垄断产业转移到本国。Liebeler和Knoll进一步得出结论，在理论上，管理贸易使得政府干预以获得国家利益有了理论依据；但在实践上，政策制定者将发现要保持决策的独立性比较困难，因为难以确定什么时候采取管理贸易政策，或者采取什么形式的管理贸易手段使得政府干预能获得国家利益，而不仅仅是受到影响的产业获益。
从上述观点可见，这些经济学家和学者在阐述管理贸易政策时，有意无意间已开始运用产业组织等理论进行分析。这一现象表明，经过近10年的讨论，源自于实践而提出的“管理贸易”命题已突破政策分析的层面而开始向理论化迈进。
管理贸易真正作为一种贸易理论而得到规范论证应该归功于著名经济学家K.Bagwell和R.W.Staiger(1990)。Bagwell和Staiger明确指出管理贸易不仅是一种贸易政策，也是一种贸易理论，并通过建立Bagwell-Staiger模型把管理贸易理论一般化。而在管理贸易政策的分析方面，他们认为战后工业发达国家的管理贸易政策受两个趋势的影响，一是GATT框架下有关关税减让的多边谈判；二是在工业发达国家经济日益一体化过程中的“特别保护”趋势。这种“特别保护”包括有秩序的销售安排(OMAs)、自愿出口限制(VERs)以及低基线关税(low baseline tariffs)措施等。故“管理贸易”通常又被用来描述当代国际贸易环境。若干年后，R.W.Staiger(1994)又将管理贸易的“特别保护”形式从3种增加到4种，即增加了自愿进口扩展(VIEs)形式，并进一步指出，管理贸易是一种利用GATT“灰色区域”的“特别保护”，其功能就是有关国家利用达成的协议来达到行政共享和寻租的目的。这种“特别保护”的期限取决于被保护的产业（一般为进口竞争性产业）在享受到“特别保护”后能否调整到足以应付来自进口的竞争。这就存在一种政府与进口竞争性产业间的博弈。Matsuyama(1990)曾经演示过这种博弈过程：在t时期，政府的选择有贸易自由化和贸易的特别保护两种。如果政府选择自由化，则博弈结束。如果政府选择临时的特别保护，则进口竞争性产业就须选择是否要为t+1时期的自由化做好“准备”，——这种博弈在以后的时期会不断重复直到政府选择自由化，博弈结束。问题在于，如果政府发现自己在t时期提供了临时的特别保护，而进口竞争性产业并未选择为t+1时期的自由化做好“准备”，那么，谁能确保政府不会在t+1时期继续选择临时的特别保护呢？而且，如果该产业相信若在t时期不选择“准备”，政府在t+1时期仍会继续选择临时的特别保护时，则该产业将永远不会选择“准备”，政府临时的特别保护计划也就不再“临时”了。
Bagwell和Staiger对管理贸易的理论分析佐证了Krause(1992)的观点，即管理贸易不仅受政府的指导和控制，还受厂商（利益集团）行为的影响。而且，进口竞争性产业这一利益集团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对贸易政策的偏好更多的是倾向贸易的特别保护。我们可从中得出结论，管理贸易具有长期存在的趋势。然而，Bagwell和Staiger建立的模型及对管理贸易的理论推导尽管精巧，但并未进行检验。
T.J.Prusa和S.Skeath(2002)将Bagwell-Staiger模型的两个假定扩展成四个假定，采用案例分析法论证了管理贸易理论。他们研究了1980～1998年全世界反倾销(AD)案例，以测定和解释一国为什么采取管理贸易政策。作者认为现代商业政策已经明显地受到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开放运动的影响，关税和配额曾经被政策制定者广泛运用，而现在反倾销和反补贴（尤其是反倾销）等手段却成为WTO框架下合法的也是最重要的管理贸易手段。在该文中，作者比较了4个主要的假定，其中“大厂商”(big supplier)和“进口激增”(big change in imports)两个假定来自于Bagwell-Staiger模型，另两个假定是“针尖对麦芒”(tit-for-tat)和“俱乐部效应”(club effect)。Prusa和Skeath证明了一国之所以采取反倾销这种管理贸易手段是受到“大厂商”（或者代表进口竞争性产业的利益集团）的影响，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反倾销是用来抵御进口激增的外国厂商的。Prusa和Skeath还证明了反倾销手段的运用是为了阻止反倾销在以后的运用，或者说是对使用了反倾销手段的贸易伙伴的报复，而且这种“针尖对麦芒”式的报复会形成一种“俱乐部效应”。该文的结论否定了以往将反倾销行为的增多仅仅解释为源于不公平贸易增加，或者说反倾销行为最初是用来对付不公平贸易的观点。我们从中还可得知，在工业发达国家，表面上看反倾销等管理贸易手段是用来对付不公平贸易，实质上是利益集团维护集团利益、政府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政策工具。而这种“自利性”政策工具的广泛使用又会促进世界范围的公平贸易。
实际上，一些学者早先就意识到了管理贸易现象的利益冲突本质，故而从政治的角度分析了管理贸易政策。美国学者R.Kuttner(1989)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赞成Tyson关于美国政府应在半导体等高技术产业部门实行管理贸易的观点。Kuttner(1989b)又从世界经济体系的演变、国家利益和政治的角度，并以纺织品、钢材、半导体为例分析了管理贸易和经济主权关系。他指出，现实中是不存在所谓“最优”“自由贸易”的，只有“次优”的“较自由的贸易”；管理贸易就是现实世界实际运行的“次优”贸易模式。他提醒说，不同的国家会采用不同的规则，如果美国政府在自由主义的世界中继续执着地抱有美国霸权的幻想，只会削弱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秩序。因此出于国家和全球利益，应该采取管理贸易政策，以促进竞争、创新和较自由的贸易。
以上关于管理贸易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均是以美国或日本等最发达西方工业国家为背景的。加拿大经济学家J.E.Hobbs和W.A.Kerr(2000)建立了一个在某产业领域为生产和贸易的小国如何应对管理贸易的模型。他们以加拿大特种牲畜业为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的范畴和分析方法，分析并提出了小国在产品出口起始阶段，政府应采取管理贸易政策进行有效干预的论点。作者认为，作为一个特种牲畜业发展较弱的小国，应重视特种牲畜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市场的开拓，以降低产业发展的风险。达到这个目标有两个约束：小国组织国际交易的高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监控／执行成本）；在现有国际贸易格局下的高进入成本。要达到这个目标，单靠该产业个别企业是比较困难的，应发挥产业协会的重要作用。政府也应采取管理贸易的干预手段，以保证国际市场进入成本保持尽可能低的水平。Hobbs和Kerr的分析实际上强调了加拿大政府一贯忽视的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将管理贸易与产业政策结合了起来，并且提出了一个管理贸易政策对一国幼稚产业的保护问题。
三、对管理贸易有所保留的西方学者的文献综述
在处于经济“滞胀”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反思传统自由贸易的现实性，但又小心避免贸易保护的“合理回潮”。而管理贸易命题的适时提出搭建了一个缓冲空间，却由于其效果、作用机理、发展趋势等至今为止还有待深入研究和实践检验，一些学者仍对管理贸易持保留态度。他们或对管理贸易的效果表示怀疑，或对管理贸易的政治化表示担忧。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A.K.Dixit(1989)认为传统自由贸易教条可能不再是可行的政策选择，所以对管理贸易深表关注。他在理论上提出假设命题，认为管理贸易通常会导致卡特尔化，而不是Tyson所认为的增加市场中竞争者数量，因此对管理贸易的福利效果有所怀疑。另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R.E.Baldwin(1989)也认为Tyson所提出的管理贸易建议也许比精心设计的GATT框架更具有现实意义，但同时担忧，管理贸易政策若和政治集团的主张或政策组合在一起，会形成一种国际经济关系，即每一个国家或政治集团通过打压其他国家或政治集团的经济势力来增强自身经济势力。这样一种零和博弈将构成对世界贸易甚至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
Dixit和Baldwin分别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提出了对管理贸易的怀疑和担忧，但他们都未推导和证明各自提出的命题。
J.Aizenman(1992)以管理贸易体制作为背景，建立了一个两国、两时期和两种商品的模型。推导出的结论是管理贸易将会减少预期的福利，故一国建立管理贸易体制的可能性不大，原因在于，在管理贸易体制下，国际商业的形式决定于对成本讨价还价的结果，管理贸易体制就是一种讨价还价的体制。而管理贸易将会减少预期的福利，故一国从自由贸易体制转换到管理贸易体制的动机不充分。但Aizenman同时提出外国直接投资(FDI)是一种管理贸易体制下的承诺机制，即在宗主国和跨国公司事先出于管理贸易的压力而对他国的一种承诺，并证明了FDI的资本流动和产品多样化却会降低这种由于一国向管理贸易转换的可能动机不足导致的时间上的不协调，从而消除预期福利的减少。
A.R.Dick(1995)采用经济动态学的方法，采集了1965年和1970年的216个美国制造业企业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动态数据，建立了一个理性欺骗模型(rational cheating model)进行经验证明，得出管理贸易政策是一种理性的“欺骗”的结论。Dick认为，战后管理贸易是一种低基线关税与有选择的非关税保护相结合的贸易政策。在缺乏可信的外部力量情况下，管理贸易是一种破坏贸易自由化的理性战略。贸易自由化协议如同一种囚徒困境，所有国家都信奉低关税会带来更高的社会福利，但是每个国家又都能从单方面采取非关税措施从而抵消关税减让以获益。因此，每一个国家都有一种理性的“欺骗”动机，当非关税保护的短期收益超过外国报复的长期惩罚所失时，最终采取有选择的非关税保护这一管理贸易政策从而破坏关税减让的成果。由Dick的研究可见，他与Aizenman的观点有异有同。不同点是，Dick认为一国还是有采取管理贸易政策动机的；相同点是，都认为管理贸易会减少预期福利。
从新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保留看法的是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R.吉尔平。吉尔平(1987)意识到了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的重要性。尽管他认为，它是世界贸易进一步自由化的重大障碍，但也承认管理贸易与产业政策的有效组合会提升一国的经济竞争力。
C.E.Barfield(1997)从政策的角度分析了管理贸易和传统保护贸易的共同特征及区别。他认为，管理贸易和传统保护贸易相比较，区别在于管理贸易更侧重于操作过程而不是结果。但两者具有4个共同特征：官僚体制更愿意由个人或企业做出交易决策；特殊的利益集团谋求政府管理贸易而不是开放市场，从而从中获益；政府的控制限制了个人和企业的贸易自由；两种政策都导致自由市场与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ment)间的不协调。
四、小结
西方学者尽管对管理贸易有不同看法，但总体是赞成管理贸易的，认为纯自由贸易尽管是最优的模式但现实中却是不可能存在的，而管理贸易是一种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次优模式，甚至能够增加市场中的竞争者数量(Tyson,1989)、促进市场的有序化(Clruse,1992)和贸易的自由化(Kuttner,1989)。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持有保留看法，认为管理贸易会导致卡特尔化(Dixit,1989)，是世界贸易自由化的重大障碍（吉尔平，1987），而且若管理贸易政策与政治集团利益相结合，将对世界贸易甚至世界和平造成严重威胁(Baldwin,1989)。
大多数学者认为管理贸易是受政府干预、控制和影响的。但另有少数学者指出管理贸易不仅仅受政府控制，还会受厂商影响(Krause,1992)。
在管理贸易的实质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管理贸易既不是自由贸易也不是保护贸易。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管理贸易就是新保护主义，是公平贸易问题（吉尔平，1987）。
在管理贸易理论研究方面，有学者认为管理贸易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现实中的实际操作问题(Tyson,1989)，有一些学者侧重于从政治、政策和制度的角度去探讨管理贸易问题（Kuttner,1989；吉尔平，1987；Liebeler & Knoll,1990）。另有一些学者更多地侧重于管理贸易理论研究(Dick,1989)并建立了一些理论模型，如Bagwell-Staiger模型(Bagwell & Staiger,1990)、Bagwell-Staiger扩展模型(Prusa & Skeath，2002)、MT-FDI模型(Aizenman,1992)、理性欺骗模型(Dick,1995)、小国管理贸易模型(Hobbs & Kerr,2000)、政府与进口竞争性产业的博弈模型(Matsuyama,1990)等。
在管理贸易的形式与手段方面，一些学者认为主要是VERs、VIEs、OMAs为一些特殊部门量身定做的低基线关税措施(Bagwell & Staiger,1990；Staiger,1994;Dick,1995)，另有部分学者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出口资助、自由贸易区、商品分类协议(Waldmann,1986)，以及反倾销和反贴补措施(Pruse & Skeath,2002)等。
在管理贸易保护对象看，或者是生产能力过剩的部门（斯贝茹，1984)，或者是高技术产业(Tyson,1989)，或者是进口竞争产业(Staiger,1994)，或者是幼稚产业(Hobbs & Kerr,2000)。
关于管理贸易的观点还有，管理贸易更侧重于过程而非结果(Barfield,1997)；管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将会提升一国经济竞争力（吉尔平，1987）；管理贸易是一种对成本的讨价还价体制(Aizenman,1992)。
我们认为，管理贸易理论的出现是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战后国际贸易体制和金融货币体系一建立，就隐含着管理贸易的影子；国际相互依存和相互协调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促成了管理贸易理论的形成；美国、日本、欧共体（欧盟）贸易摩擦引起了西方学者研究管理贸易理论和政策的兴趣与热情；西方各国政府也更热衷于管理贸易，并且开始重视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结合，其重要原因是，一方面要继续高举贸易自由化的大旗以昭示自己顺应世界潮流的态度，另一方面不得不采取新的贸易保护措施而又不致引起贸易伙伴的强烈反感和报复。比如，1981～1993年的美国里根和（老）布什政府在舆论上支持自由贸易，实际上在汽车、钢材、半导体等产业都采用了“临时”的管理贸易措施。而1993～2001年的克林顿政府则开始重视产业政策，并将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在“公平贸易”的前提下，强化政府对经济及贸易的干预作用，增强美国战略性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学者尽管较早地跟踪到了西方学者对管理贸易的研究动态，但对管理贸易理论和政策的研究仍显零散、薄弱和单一。从1989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基本上停留在对管理贸易的一般性评述上；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后，才开始出现一些研究较为深入的文献。深化对管理贸易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对制定入世后我国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标签：自由贸易论文; 进口税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经济学论文; 反倾销论文; 文献综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