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对于政治发展理论的知识社会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社会学论文,学术论文,理论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12)01-0007-05
政治发展理论是一种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兴盛于60年代的思想学说。该理论不仅成为了主导当时美国政治学学科研究的分析模式和认知框架，还成为了一种影响当时美国的高层决策、推行海外战略的政治工具。由于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该理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遭到了大量的批判。围绕政治发展理论进行的研究和争执产生了卷帙浩繁的文献，足以形成一门“政治发展学”。
在本文中，建立在目前既有文献和知识脉络的基础上，笔者旨在对政治发展理论进行一种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详言之，我将更为关注该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场域和不同知识分子群体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基于此，笔者拟采用布迪厄和福柯等人的相关理论来系统讨论政治发展理论的知识生产背景，以求在一般意义上对知识生产、传播过程中的行动者、制度、权力等因素达到更为深入的把握。
一、异治性的渗透：被动支配与积极共谋
实际上，在二战时期，美国政治学界就与政府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名鼎鼎的哈罗德·拉斯维尔和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就曾经在二战期间服务于美国的情报机构，为盟国在心理战、宣传战方面出谋划策。不过，这一时期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远不同于冷战时期，主要差别有二：首先，学者们与政府间的联系较为直接和公开，隶属于联邦政府，大部分为其服务的学者都有正式的职务，比如，爱德华·希尔斯、阿列克斯·英格尔斯等人就曾经在二战期间为战略情报局下属的研究分析处服务，拉斯维尔则担任过战略服务办公室、战争信息办公室以及军队心理战分部的顾问。[1][P70-91]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服务于政府的政治学家们所承担的工作均较为专业、具体(比如分析敌方遭轰炸后的士气状况、对针对敌方的反战宣传效果进行评估等等)，立场甚为明显。换言之，在二战时期，由于美国的对敌斗争是直接、公开的，不同于冷战时期对苏联的隐蔽斗争，因此，学术场域本身并不整体性的牵涉到政治场域的事务中，知识分子们在为政府提供服务时的身份与其说是一名学者，不如说是一名被政府雇佣的公务员。
然而，随着战后冷战大幕的拉下，学术场域与政治场域、知识分子与政治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诚如亚拉·凯茨尼尔森所言，冷战是作为“调整性元素”而对政治学产生作用的，它成为了政治学的一种焦虑的来源，并赋予了政治学一种目的感。[2][P236-237]更具体点说，这种焦虑来源于美国敌人的改变，即美国的对手已经由纳粹德国和日本转变成为了社会主义的苏联，相应地，与对手的斗争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不再是以军事对抗为主而转为了意识形态之争。进而，斗争方式的转变实际上导致政治场域对学术场域提出了新的期待和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赋予了政治学以一种“目的感”)：知识分子需要生产出一种新的知识，换言之，一种能够与共产主义相对抗、而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
这样，在二战后，针对全球战略的新变化，美国政府重新调整了其与各大高校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自20世纪50年代始，政治场域对学术场域的影响、渗透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进行的：
首先，美国在战后急剧扩张了国家安全部门和情报机构，而在扩展的过程中，一些私立机构也被纳入了进来，包括美国一些重要的学术机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莫过于1952年成立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该中心是由中央情报局和福特基金会出资建立的，该中心的第一届主任是经济学家马克斯·米利肯(Max Millikan)，他的官方职务却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助理，在他的麾下，网罗了一大批诸如丹尼尔·勒纳、白鲁恂这样的政治学者。[3][P117-121]
其次，不同于二战时期国家对学者的直接征召，联邦政府这时主要是通过一些团体来对学术场域施加影响的，这些团体从表面上看是纯粹的学术社团，但是却拥有巨大的学术影响力和大量的研究经费，团体的领导人员也与联邦政府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这方面，由埃夫隆·柯克帕特里克(Evron Krikpatrick)所执掌的美国政治学会和由阿尔蒙德所负责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下属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Comparative Politics Committee)可谓是典型代表。
第三，美国政府在冷战时期还加大了对高校科研的经费投入。政府资助虽然在二战时期就存在，但在冷战时期却变得越发明显了。一些重点大学里研究机构经费中的大部分(甚至超过了50%)来自于联邦资助。[4][P143]正是通过这样的资助，在联邦政府、私人基金会、研究机构和高校间建立了牢固的联盟。
如上可见，冷战时期政治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具有不同于以往的隐蔽性和强烈性。通过建立机构、培养代言人和提供经费等方式，政治场域将学术场域中决定知识分子生存、发展命运的几大关键环节牢牢把握住(诸如核心期刊的论文录用、主流学术团体的准入资格、研究经费的申请、项目设定制度、学术评价制度等等)，进而，这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支配了研究者的知识生产。
然而，如果仅仅强调政治场域的主动渗透和学术场域中知识分子的被动支配，那么，我们显然忽视了故事的另一面。事实上，如果没有学术场域中某些行动者的主动迎合和积极共谋，这种理论也无法产生。自主性是场域的应有之意，然而，在保持自主性的过程中，“异治性”(heterronomy)的因素却是无孔不入的。布迪厄为此曾经特别指出：“有一条社会法则，适用于我所研究的所有文化生产场域，包括艺术、文学、宗教、科学等等，就是说引入异治性的行动者，是那些根据场域或特定标准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5][P243]详言之，那些在某个特定学术场域中(按照学术标准)处于低位的人，他们在结构上就倾向于寻求与外部权势的合作与结盟。虽然他们身处学术场域中，面临着多方面的约束和控制，但是，这些人由于在与政治场域的结盟中获得了足够的资本，因而强化了自己的力量，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原来的学术场域中获得较高的行政职位(而这与学术场域自身的评价标准是无关的)，进而对学术场域的整个运作机制实行反击，将真正的异治性因素引入进来。
从这个视角来看，埃夫隆·柯克帕特里克和他所控制的美国政治学会无疑是最恰当的例子。作为一名学者，柯克帕特里克无疑是失败的，他并没有发表什么有影响力的论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更容易受到学术场域以外的各方面因素的诱惑。事实也表明，当他在明尼苏达大学从事了一段时间的教学之后，在二战结束时他很快把主要精力投向了华盛顿，虽然名义上还保留着明尼苏达大学的教职。而从1954年到1981年，在柯克帕特里克担任美国政治学会执行主席的27年间，他凭借其高超的社交能力以及与政界复杂密切的关系网，成功地使该学会获得了大量的基金会捐赠；获得了著名的“国会奖学金”项目(当时美国政治学核心期刊中绝大多数有关国会的研究论文都是该项目的受赞助人所发表的)；并最终说服国会将政治学包括进了国家科学基金(NSF)的社科项目，而这个项目是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的扩展产物；同时，旨在实现学科研究中立化、科学化的政治学行为主义转向也是在柯克帕特里克当时的大力支持下展开的。[4][P236-241]
但是，在柯克帕特里克的“卓越贡献”促使美国政治学会获得了大量研究经费和其官方地位大为提升的同时，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却是，政治学本身也与现实政治紧密地交织在了一起，异于学术场域的外在因素通过场域内的学术机构和学术产品开始以具有合法性的正式面目出现了。不过，柯克帕特里克毕竟是学术场域中的低位人，他虽然引入了异治性因素，但是，他无法完成知识生产这一终极任务。而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政治发展理论的最终产生是由阿尔蒙德所领导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来完成的。这样，在知识生产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发现，虽然知识分子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参与了共谋，但是，不仅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间存在着鲜明的差异，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也极为不同。柯克帕特里克之流更类似于一种发起人、组织者之类的角色，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学术本身，而在于通过将学术与政治结盟的方式而达到提高自己在学术场域乃至于更为基础的权力场域中的地位(增加社会资本)。而以阿尔蒙德为代表的学者，虽然也与政治场域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这种意义上的“共谋者”仅仅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经济资本而扩大文化资本的生产，他们对社会资本并不像前者那么热衷，因此，对后者的分析应该围绕着学术场域内不同知识分子共同体间针对经济资本的争夺而展开。
二、科学主义与宏大理论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二战后政治场域对学术场域的影响、渗透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通过对这个时期学术场域的观察后我们会发现，社会科学所获得的研究经费仍然远少于自然科学。因此，一场旨在针对经济资本的争夺就在场域内部展开了，而这种争夺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包括政治发展理论在内的后来政治学家们的知识生产。
实际上，虽然联邦政府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赞助不断增加，但是，有关这种赞助之合理性的争论在一开始就是存在的。比如，二战后，针对社会科学是否还值得联邦政府给予大规模资金投入就在美国国会引起了巨大争论。不同于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们在二战期间为美国做出了巨大贡献。著名的曼哈顿计划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放射性实验室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相比之下，社会科学家所做出的贡献实在不值得一提。正因为如此，有关社会科学是否对美国未来的战略发展还有用甚至于社会科学到底是什么之类的疑问层出不穷就不值得奇怪了。据此，很多国会议员都认为，社会科学家“除了就价值规范作出判断外别无所长”[6][P78]，实在没法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提供出什么实打实的东西来。相反，联邦政府应该把更多的研究经费提供给自然科学。
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这种质疑确实是致命的。因为它不仅可能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科学家们赖以生存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更威胁到了他们自身文化资本之生产的合法性。于是，一个由社会科学家所组成的共同体产生了。这种共同体旨在与自然科学家群体进行竞争，他们争夺的对象是政治场域所提供的诸种资本和学术场域内的支配地位。这类似于一种游戏，游戏者可以通过参与游戏来改变、增加他们的资本，还可以部分或者彻底地改变游戏的规则。从社会科学家的角度来看，他们可以运用各种策略来“极力贬低作为他们对手力量所在的那种资本形式的价值，而努力维持他们自己优先拥有的资本种类。”[5][P137]总而言之，学术场域成为了一个争夺的空间，由于社会科学家共同体在这个场域中处于起始的不利位置，因此，他们就必须运用各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并强加一种对他们自身的产物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5][P139]
具体来说，什么是政治学家们的最佳争夺策略呢？那就是科学主义。原因很简单，既然自然科学凭借其毋庸置疑的品性可以获得绝大多数的联邦拨款，那么，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唯有强调自身研究的科学、中立属性才能得到国家的更大青睐，换言之，社会科学家们应该努力效法自然科学并向政府展示这种承诺的必然成果。于是，他们便声称，“‘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可以洞悉普遍法则，并将其用于生产与科学家个人的观点无涉的知识。其次，他们声称其研究的正确性和‘具体性’使之具有真正的实用价值。他们宣称，精确严密自会有其收效。”[6][P78]
社会科学家们的努力也体现在了政治学中，而于1953年12月成立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CPC)便是这种努力的直接产物。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委员会是冷战的副产品，其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想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比较研究来为美国的冷战出谋划策。它虽然表面上附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但却有着及其深厚的官方背景，中央情报局每年都直接或者通过福特基金会向该委员会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经费，其在学界也享有高度的威望，并在学科规划和资源分配方面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进而，当时政治学界的一大批顶尖学者也都汇集在其帐下。
不过，政治发展理论的出台并非一蹴而就。对于当时的阿尔蒙德等人来说，如何提供一种可供对不同国家、地区加以比较研究的共同分析框架是他们的当务之急。在他们看来，由于比较研究的范围极为广泛，因此，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个分析框架的话，那么，该框架必然是一种宏大理论，同时，它还能揭示某些普遍规律，因而恰好也具有科学性。正是在这种思维的引导下，他们发现了当时美国社会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帕森斯理论，因为帕氏学说的绝妙之处恰恰在于，它能够将不同国家的发展置于一个共时性的框架内，而按照自然科学的标准来看，它还具有可操作性、可验证性、精确性和所谓的客观性。不同于其它备选理论，该学说看上去似乎一目了然，即使那些对学术一窍不通的国会政客们也能够在阅后知其大意，因为这种理论实际上把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做了极为明显的二分法：诸如，传统社会是归属取向的，现代社会则是成就取向的；传统社会是特殊主义的，而现代社会却是普遍主义的；传统社会是功能分散的，现代社会则实现了功能专门化。进一步地，众多独立后的亚非拉国家是典型的传统社会，而美国就是那个作为理想类型的现代社会。毫无疑问，按照这种逻辑，再接下去的推论无疑就是，其它国家要想改变现状就要以美国为榜样，努力向现代社会转变。于是，接下来所要做的具体工作就仅仅变成，政治学家们要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界定设置一些可测量的参数，并且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设置一个坐标轴，从而将众多国家在坐标轴上的大体位置标出。[7][P19-25]很容易想象，当这样一种既具有无可指摘的“科学性”又有利于美国的知识被生产出来时，无论对于国会里那些积极反共的政客们还是对于渴望得到更大研究经费的政治学家们，其激动和兴奋之情是何以巨大！
在这个基础上，阿尔蒙德等人将帕森斯的学说加以了进一步的改造。改造后政治发展理论版本在1960年正式出炉了。在这一年，由阿尔蒙德牵头，比较政治学委员会与普林斯顿大学签署了一揽子出版协议，即将该委员会会员的研究成果以“政治发展研究”为主题分多卷出版。这套丛书在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影响直至今日。在该丛书的总序中，阿尔蒙德宣称，他们直接采纳了帕森斯的模式变量用来比较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他看来，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阿尔蒙德认为，所有的政治体系，不论是发达的还是发展中的，都要履行同样的基本功能，这就是他的结构功能主义模型。阿尔蒙德指出，政治体系在输入端拥有四项职能：政治社会化、利益表达、利益整合和政治交流。在输出端有三项职能：规则的制定、规则的执行和规则的裁决。同时，他还认为结构功能主义是一种普适的模型，可以广泛运用于非西方国家的政治研究。
但是，这种理论似乎在表面上就露出了马脚。就像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对于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输出端的职能的话，就会发现它们与美国三权分立(将政治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个部分)的政体之间，尽管名称各有不同，但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8][P58]同时，他对于输入端的处理好像也有问题：无论是政治社会化、利益整合还是政治交流，似乎在这个框架内，一切社会矛盾都可以通过既有制度框架来化解，严重的阶级冲突是不存在的，而从根本上排除了制度本身的致命缺陷所可能引发的革命，这恰恰是共产主义者所坚持的核心观点。总而言之，阿尔蒙德对这一切问题似乎都视而不见，相反，他却大言不惭的在序言中指出，他给出的分析框架不亚于一场分析革命，预示了作为科学的政治学本质上已经取得了重大发展。[9]不清楚的是，一个背地里将美国的三权分立视为典范并将革命等问题完全排除在外的分析框架是如何具有科学性的。然而，或许是政治场域和学术场域内部的双重压力，阿尔蒙德等人在生产这种知识的时候已经完全顾不上那么多了。
三、场域中的知识分子
一个值得深究的现象是，表面上看，上述知识生产过程似乎与强制和暴力无关，知识分子也并没有被某种强力所支配，相反，他们是心甘情愿去完成这样一种知识的生产。新的关系需要新的解释，与此紧密相关的问题无疑是，无论是政治场域还是学术场域本身，它们究竟是通过何种方式影响并塑造了这帮知识分子？
笔者认为，冷战时期，政治场域实际上对学术场域中的知识分子们施加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权力机制。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是压制性的外在控制，是从宏观层面运作的；它以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为特征，以暴力手段为基础；并且，它还具有消极否定的一面，它意味着某种障碍，它要求的是“禁止”、“阻止”和“防止”。然而，新的权力运作呈现出了与原来完全不同的模式。这种权力类似于福柯所总结的规训权力：它是微观运作的，具有弥散性和不可见性；它也不意味着否定性的禁止，相反，成为了生产性的实践；而且，施加权力的主体也不再是个人或者集团，新的权力成为了整体意义上的结构所行使的一种关系性的策略。[10][P103-135]
首先，知识分子们被一种他们所无法感知、察觉的机制所规训。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研究经费、学术团体还是论文录用，实际上都是从政治场域中渗透进来之政治权力的一种运作方式。但是，这种运作方式更隐蔽、也更强大，它通过日常的生活操练来发挥作用。它使得研究者无法躲避，也无法质疑而只能接受。它要求研究者必须按照它所希望的方向去服从进而重新塑造自己。它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研究者的思维认知和评判标准：体现美国利益的知识是衡量知识生产的唯一标准。
其次，这种权力不禁止知识分子们的任何行为，相反，它鼓励并要求研究者按照某个特定的模式行动。它积极培养异场域中的代言人，对于给予积极配合的行动者予以各种类型的奖励。同时，借助于学术场域中的各种合作者，它又生产出了新的权力，从而更具弥散性和深入性。它还挑动不同知识群体间的冲突和斗争，将其支配关系稳定化。
第三，由于这种权力是高度结构化的，因此，任何知识分子对其整体的反抗都是没有效果的。相反，借助于权力的高度渗透，行动者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强制得以实现。换言之，行动者被场域(更确切说是权力)塑造了一种新的惯习，从而，一系列历史关系、制度约束和利益需求在知识分子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这样，知识分子不但不会反抗它的支配，反而将其看成是合法的，继而在它的统治下予以主动配合，实现并完善其期望的秩序。
更值得深思的是政治发展理论的权力效果。当这种学说被生产出来以后，它就成为了一种“范式”，它意味着在特定时空内存在着一个学术共同体，其成员们共享着一个看上去不言自明的规范性信念，进而，它决定了成员们研究问题的视角、所选取的研究对象乃至最终的研究结论，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人们去思考什么，而更在于引导人们不去思考什么”[11][P45]，即使有时他们并没有自觉意识到这一点。这意味着这种知识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更为广泛和更具渗透力的支配性力量，它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运作，一旦它被制造出来，就具有了福柯所言的那种与权力交织在一起的独特功能和固化性质。为此，福柯曾经指出：“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12][P29]这种知识本身也像权力那样具有无限的生产性和扩散性，可以跨越巨大的空间范围。进而，无论是范式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会在这种知识—权力的作用下成为一名失去反思批判能力的被建构者和被支配者。
政治发展理论的上述知识—权力特征在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多次海外战略行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无论是争取进步联盟、和平队方案还是越战中的战略村计划，都有政治学家们的身影。学者们将政治发展理论奉为圭臬，将一系列隐含发展范式的政策建议兜售给了华盛顿的高层决策圈，以此回应政治场域的需要。与此同时，决策者们还不时直接或间接的援引政治发展理论的核心观点来论证一些具体做法的正当性。然而，在将政治发展理论广泛应用的同时，宏大范式的内在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以战略村计划为例，按照白鲁恂、亨廷顿等学者们的观点，越南的农民们之所以会投向越共的怀抱，其原因就在于越共提供了吴庭艳政权无法提供的民族主义和归属感。进而，为了真正消除越共的渗透，美国就必须帮助南越政权在乡村建立强有力的统治基础，他们所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战略村计划：美国将援助南越政府大量物资以便于在农村建立起诸多独立的小型聚居区，在这个微型社群中，农民们将自我管理、自我武装、独立劳动。这些学者们希望通过这种典型借鉴于美国社区管理经验的方式来有效地将北越游击队与越南农民之间的联系切断，使农民们亲自体验到社区生活和民主管理的好处，并为吴庭艳政权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从而在越南农民与南越政府之间建立起亲和感。
但是，事实恰恰表明，战略村计划是美国政府和学者们的一厢情愿。该计划渊源于美国的历史经验，然而，它却根本无法适用于南亚农村。无论是越南的地理气候还是人文环境都远远不同于美国经验，单纯通过硬性改造是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相反，由于战略村计划完全违背了越南农民的生存愿望，反而进一步疏远了他们与南越政府间的联系，这正好为北越游击队的渗透和动员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最终，该计划以完全失败而告终。虽然导致战略村计划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政治发展理论自身的缺陷以及对其推崇备至的学者们的盲目性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针对战略村计划的失败，学者们仅仅指责南越政府和官员们的无能和腐败，将罪魁祸首完全归结为执行中的偏差而丝毫没有怀疑理论本身的问题。政治场域和学术场域的双重压力塑造了学者们特定的知觉、评判和行动的身心图式，这种性情倾向反过来建构了一个符合权力要求的场域、生产了与国家利益相契合的知识，而无论这种知识与现实有多大的脱节。
四、结语：走向自主性的社会科学
政治发展理论的衰落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在此之前，它作为一种不可置疑的范式已经统治了政治学研究十多年之久。随着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以及一些非洲、拉美、东亚国家经历了短暂的民主插曲后又重新恢复了威权主义的军人统治，这促使当初那些受到阿尔蒙德等人理论鼓舞、亲自前往第三世界做田野调查的年轻学者们对政治发展理论产生了严重的质疑，出现了幻想的破灭，并进而开始反思早期理论模型的局限性。“这些学者发现，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由于这些国家缺少发展的必备要素而导致‘功能失调’，而是由于发展理论本身及其基本假设的错误所致”。[13][P118]因此，很多学者认识到了早期理论的缺陷并开始从中退却，抛弃了这种宏大理论。
这表明，知识——权力以及其背后更为根本的结构性权力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相反，通过某些途径，知识分子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权力的渗透和作用程度减小、降低。于是，问题转化成，知识分子们应该如何行动？
首先，知识分子们必须要认识到，权力的影响和作用是无所不在的。权力存在于制度之中，而任何制度都是在权力支持下的不同集团间进行观念竞争的产物，简而言之，制度是政治也就是权力的产物，因此，没有权力就没有制度，更没有社会(因为社会是由一系列制度组成的，社会需要一个制度体系或者结构才能存在和运作下去)[14][P59]，而知识分子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的，他们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承认权力结构的存在，他们是在权力之中而不是权力之外生活的。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对于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的划分具有虚妄性，完全不受任何复杂、剧烈的政治、社会变化影响，具有特别的性质，因而具有自主性并独立于社会支配集团的传统知识分子是不存在的。
其次，知识分子还需要对自己日常使用的研究方法、分析工具乃至概念框架进行严格的反思和批判。无疑，知识分子要完全做到这点是高度困难的，因为，“因为它隐含着具体研究与学习过程中所特有的一种困境，即社会科学研究者一方面既必须学习已被检验过的现实建构工具(研究范式、问题框架、概念、技术、方法等)，同时又必须具有一种严肃苛刻的批判性情，表现出无畏地质疑这些工具的倾向。”[15][P29]同时，知识本身与权力的交织关系也使得必要的反思和怀疑变得极为困难。但是，如果知识分子要想实现自主性(哪怕只是相对而言的)，他们就必须对研究工具、研究对象乃至自身进行严格的质疑。如果知识分子不对自身加以反思，那么，他们就和常人无异，其所生产出来的知识就很难说和常识、意识形态有何差别。
最后，知识分子还要对学术制度本身进行反思。一如前述，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场域对于学术场域进行了大规模渗透，这种渗透实际上是通过种种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制度而体现的。这样，在知识分子的研究过程中，种种外在的政治、经济等需求就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了研究者的最终成果中。按照这样一种标准生产出来的知识，从学术的角度看，是很难具有多大学术含量的。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在研究中注意到这种外在场域之影响的严重后果。事实上，美国政治学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之所以会生产出政治发展这样的知识，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和当时的学术评价制度有关的，按照当时流行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唯有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的知识成果才能够得到学界的认可，然而，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本身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自然科学的模仿，在这背后隐藏的是包括政治学家在内的社会科学家们对于联邦政府、私人基金会研究经费的追求和争夺。因此，知识分子必须对诸如项目设定制度、职称制度、学术团体准入制度这样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学术评价制度保留足够的警觉，进而在知识生产过程中认识到上述制度对知识生产所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并将这种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只有这样，一个自主的社会科学研究才是可能的又是可欲的。
标签：政治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政治学理论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范式论文; 现代社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