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的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秩序论文,未来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前不久在美国加州进行非正式会谈，双方就各自所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坦诚的交流，所涉及的问题范围非常广泛，很多问题不仅是双边关系，而且也涉及重大区域秩序(主要是亚太地区)和整个国际秩序问题。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中美关系远远超出了这两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而影响到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中美这对双边关系是整个国际关系的结构，这个结构决定了整个国际体系状况。这也就是习近平和奥巴马会谈全球瞩目的原因。
早些时候，中国领导层提出了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这是继20世纪80、90年代的“韬光养晦”政策、21世纪初以来的“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政策之后的又一重要理论概念。不管这些政策概念的提法有怎样的不同，其核心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立志于做一个新型的大国，走出从前“大国争霸”逻辑，不仅实现自身的和平崛起，而且在自身崛起过程中，维持世界和平。不过，在政策概念和政策现实之间有一个鸿沟，中国能否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不仅取决于中国自身，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大国。就是说，“新型大国关系”要在大国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
在中国所有的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很显然是重中之重，是核心。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崛起表示出越来越甚的担忧。这种担忧来自于中美两国所呈现出来的高度互相依赖关系。正是因为这种高度依赖关系，中国的内部发展和外部政策都会对美国甚至整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这对中国来说亦然，美国的内部发展和外部关系都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对美国来说，对中国内部发展的担心在于中国这条大船往何处开，对中国外部关系的担忧在于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对美国利益甚至美国(和西方)所确立起来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
因此，中美双方都具有巨大的动力来探索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尽管很难说美国已经相信和接受中国方面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但很显然美国对此深感兴趣，相信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中美两国的这种认知上的接近直接促成了这次习近平和奥巴马的历史性的(非正式)会谈。
对中国来说，在和其他大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上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历史地看，要走出西方学者称之为“大国政治悲剧”的国际关系逻辑并不容易。但是，不管道路如何艰难，这是一种必需的尝试。大国关系关乎于战争与和平，关乎于无数的生命与财产。没有比这样的尝试更具有意义的事情了。中国要做一个新型的大国，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力量，更是信心。而力量和信心则来自于对事物本质的深刻认识。对事物的不确定性或者恐惧往往来自于对事物缺失认识或者无知。容易理解，中国如果要做一个新型的大国并和其他大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必须对一些重大的国际关系问题有深刻的理论与经验认识。只有对国际关系的现实具备了足够的知识，才能克服恐惧，树立信心。
一、大国与世界秩序
在讨论“新型大国关系”之前，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包括有没有世界秩序?需要不需要世界有秩序?世界秩序是如何产生的?大国和世界秩序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里主要要说明大国关系并非只是任何两大国或者几个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或者多边关系。一句话，大国关系是关于世界秩序的大问题。
有没有世界秩序?在西方国际关系文献中，主流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无政府状态。西方国际关系的两大学派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者的起点都是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应当说，这两种流派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人物和决策者所经常遵循的意识形态，它们对西方的外交政策一直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在国际关系中，世界的无序状态一直被视为是常态。正因为是无政府状态，战争也被视为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而和平则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尤其在世界进入主权国家时代之后更是达到了顶峰。自从主权国家的概念从近代欧洲产生以后，一直从欧洲传播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或大或小，或强或弱，不自称为主权国家。在主权国家时代，主权国家就是国际社会的单元，没有一个政府可以自称为高于主权国家。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高于主权国家之上的政府，或者世界政府。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的无政府状态的确就是常态，世界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像主权国家内部秩序那样的世界秩序。
对主权国家来说，没有一个高于主权国家政府之上的政府意味着什么?很简单，这意味着，没有其他组织会考量你的利益，你必须尽你所能来追求自己的利益；也没有任何组织在你的利益甚至安全面临危险的时候会来保护你，你必须自保。因此，对主权国家来说，最高的利益是国家的安全，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安全。
人们更是用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来解释历史上的战争，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然，即使是一个国家内部，无论是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还是主权国家之前的各种传统国家，内部冲突甚至内战也经常发生。但不管是怎样的冲突，终极原因就是各个个体(人、组织、国家)之间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这个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每个自私的个体在把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倾向于把他者的利益最小化，冲突就自然发生。
不过，对“世界的无政府状态”的假设是可以加以质疑的。经验地看，没有世界政府不是等于没有世界、没有秩序了。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每一个体都会面临无政府状态的威胁，因此构建秩序也是人类本质的一部分。正如只要有人的地方总会出现一个秩序那样，人类社会实际上也是有秩序的。历史地看，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几种形式的国际秩序。
首先是帝国形式。在帝国产生之前，人类社会由各个分散的和互相不发生关联的地方政权组成。帝国是第一种世界秩序，它把各个地方连接成一体，形成一个共同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经历过不同的帝国形式。但所有帝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统而不治，只是维持着一个简单的秩序。在很多情况下，这个秩序非常脆弱，帝国之内的各个地方共同体仍然具有很高的自主权，基本处于自治状态，并且随时可以脱离帝国的管辖。帝国之内能否维持整合完全取决于帝国政府本身力量的兴衰。帝国为地方共同体之间的互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经济和贸易、文化交流、人口的流动都发生在帝国之内。同时，不同的帝国之间也发生着经济、贸易、文化等交流。从这个视角看，人们往往把帝国视为第一波全球化。
帝国之后，欧洲经过漫长的中世纪时代，进入近代主权国家时代。主权国家产生之后，主权国家间的战争成为常态。为了减少甚至避免战争，人们也设想着各种高于主权国家之上的国家组织，来规制和约束主权国家的行为，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体制就是这方面典型的努力。但是，必须把国际组织和世界秩序区分开来。尽管国际组织的目标是创造或者维持一个世界秩序，但其本身不是世界秩序。国际组织就是由各个国家参与的，不管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主权国家之上的组织。从历史上看，没有大国和强国在背后的创始、支持或者操纵，国际组织就不会有重大的意义。国际组织对于世界秩序的积极面在于其创造了各个国家尤其是大国互动的平台，这个平台类似于一个人为创造的人类共同体，参与国似乎获得了一种成员资格，一种认同感。正如每一个个人，每一个主权国家除了追求物质利益，也追求非物质利益，尤其是声望。在这个国际平台上，主权国家并不能得到多少物质利益，但恰当的行为可以为这个国家带来声望，也就是其他国家对这个国家的认同。对国家声望的考量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调节甚至制约主权国家的国际行为。国际组织因此有助于世界秩序的产生。
世界存在过秩序，也仍然需要一个秩序。但今天的现实是，我们所面临的这个世界几乎处于无序状态的边缘。人们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是否需要一个秩序，而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秩序和如何建设这样一个秩序。
很多迹象表明，这个世界又正在再次进入一个混沌的无秩序状态。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理解世界进入无序状态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是全球治理制度。现存的全球治理制度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已经没有能力协调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防止它们之间的冲突。这些组织的建立之是为了建设国际秩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们也的确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成为国际秩序的象征。所有主权国家都想加入这些组织，并受惠于这些国际组织。但今天的实际情况是，这些组织在协调国家间行为、减少和组织国家间冲突等方面很难有作为。
第二个层面指的是主权国家层面。那些为国际关系提供结构要素的国家要不没有能力单独来提供国际秩序，要不没有能力和其他国家合作和协调来提供秩序。在这个层面，主要是大国关系。在帝国时代，单一大国构造了国际秩序。但进入主权时代之后，往往是几个大国合作来构造国际秩序。可以说，大国就是国际秩序的构架。大国是国际秩序的供给者，没有大国在背后，就不会有国际秩序。大国合作好了，国际秩序就没有问题；大国不能合作，国际秩序就成为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冷战期间的美国和苏联。在美苏冷战期间，国际秩序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是国际层面，尽管美苏两大国都是联合国的成员，但两国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共同的国际秩序。如果说存在一个秩序，那么就是一个通过互相威慑而达到的恐怖平衡。美苏两国都是核武大国，它们之间的互相核武威慑构成了脆弱的国际秩序。其次，在区域层面则是存在着区域国际秩序的。冷战期间，世界一分为二，美苏各自负责自己阵营内部的秩序。这种内部秩序是如何维持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因为美苏是两个超级大国，其他较小国家没有什么选择，要不选择加入美国阵营，要不就是苏联阵营。很少有国家能够做到中立。也即是说，无论是国际秩序还是区域国际秩序，背后都是大国。
冷战之后，国际秩序形式发生了变化。因为苏联及其所主导的东欧集团的解体，国际秩序合二为一，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直到今天，还没有出现像当初的苏联那样，能够挑战美国霸权的另外一个大国。但问题在于，作为唯一霸权的美国已经没有能力来提供国际秩序。这可从如下几方面来理解。第一，冷战的解体，表面上看促成了美国的一霸天下，但实际上大大增加了美国维持国际秩序的成本。从前苏联还维持了半个世界秩序，但现在都需要美国来维持。第二，因为来自苏联的威胁的解除，从前因为恐惧苏联而求助于美国的那些国家不再像从前那样听从美国，这使得美国很难像从前那样从这些国家获得支持，来承担维持秩序的成本。第三，美国“一霸天下”的局面也使得其没有了外在的制约，从而开始犯巨大的战略错误。最显著的就是小布什总统期间开始走单边主义路线。单边主义一方面证明了美国强大的能力，但同时也加重了美国的负担，促使美国更快地衰落。第四，美国不想和其他国家分享权力。尽管小布什政府之后，美国调整政策，更多地诉诸多边主义路线，但美国的多边主义还是集中于和其结成同盟的国家。对美国同盟之外的国家，美国还是不情愿共享国际权力。问题在于，美国和其同盟国家即使齐心合力也很难造就和维持国际秩序了。
第三个层面指的是主权国家内部的政策负面地影响着国际秩序的建设和维持。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表明内政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大国的外交关系，从而影响到这个国家和国际秩序的关系。这从西方的扩张中可以看到。现在的国际秩序究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源于地中海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圈，这是一种具有高度使命感和扩张性的文化。西方早期的扩张主要是文化的扩张。资本主义在近代西方产生之后，西方的扩张有了更强大的动力。资本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全球化的推动力。这一点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已经有所分析。近代主权国家从西方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更是如此。可以说，西方文化、资本和国家力量三位一体的扩张造就了人们所看到的世界秩序。
同样，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最近一波全球化也离不开西方资本和政治的推动。但不同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不再像从前那样被动应付全球化，而是主动加入全球化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取巨大利益。在很短的历史里，这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现在被称为“金砖国家”的国家)在全球经济体内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正在导致国际秩序的变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尽管现存国际秩序为西方所确立，但西方已经很难主导这个体系。正因为这样，西方国家，尤其是作为霸权的美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西方国家内部，不利于国际秩序的力量在崛起，有效制约着西方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例如，最近这些年，贸易保护主义遽然在西方崛起。从前都是发达的西方大力提倡自由贸易，它们施加各种压力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来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大门。但是现在的情况变得非常复杂。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已经成为贸易自由的提倡国，而发达国家则开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和联合国的关系也很典型。美国在联合国成立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联合国在很长时期内也是美国和西方的工具而已。现在尽管美国仍然是联合国的一个关键国家，但它也很难单独主导联合国体系了。因此，美国对联合国也不那么关心了。在一些领域，当联合国的议程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冲突的时候，美国干脆就不参加这些项目了。这种情形也发生在其他所有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
所有这些现象表明，现存国际秩序出现了大问题。如何重建国际秩序，这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在以往，大国在重建国际秩序过程中是关键。这个事实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尽管国际关系的话语和实践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民主化，但这并不表明在国际新秩序建设过程中，所有国家有能力扮演同样的作用。大国还是关键，没有大国的合作就不会有国际秩序。不过，大国在建设国际秩序过程中，如果不能考虑到较小国家的利益，那么这个国际秩序也很难持续。考虑到中国现在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然要在未来国际秩序的改革和建设过程中扮演关键作用，我们转向讨论中国和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中国与世界秩序
世界需要一个秩序。不管人们主观上是否需要这样一个秩序，这个秩序必然会出现，因为各个体之间基于利益之上的互动会导向这个秩序的出现。在实际层面，不同形式的秩序一直也是存在着的。这个基本判断是讨论中国和世界秩序的前提。对中国来说，问题不在于中国要不要一个国际秩序，而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再者，“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对中国来说也并非仅仅是一个规范问题。不管中国如何强大，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并不是以中国本身的意志为转移的。更精确地说，中国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是可能的?简单地说，中国能够确立或者参与确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决定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历史上，中国曾经确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但传统上的“国际秩序”并非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因为中国历朝历代所建立的秩序只不过是中国内部政治秩序向外的一个延伸而已。尽管人们也称传统中国为“帝国”，但中华帝国和世界上存在过的其他帝国有本质上的不同。在其他帝国之内，属于帝国的各个政治实体相对比较独立，比较自治，只是让渡了一部分权力给帝国政府。但中华帝国实际上已经接近近代国家形式，其内部的各个部分通过中国特有的制度机制与政治权力中心整合。这就是为什么当其他帝国解体的时候，帝国内的各个个体都成为了独立实体，而唯独中华帝国没有。直到今天，中国仍然继承了清朝的版图，而清朝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帝国。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曾经几度沦为“殖民地”，就是中华帝国被外来民族所统治。在外来民族统治中国期间，中华帝国本身成为外来民族所确立的帝国的一部分。外来力量所确立的帝国，其规模往往远较中华帝国大得多。但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外来民族最终都接受了中华文化，用中华的统治方式来统治整个帝国。结果，外来力量所建立的帝国往往成为中华帝国的版图。历史地看，中华帝国本身的扩张空间非常有限，现在中国版图的很大部分是外来力量扩张的结果。
在西方力量到达中国之前，中华帝国一直是这个区域最强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华帝国本身有能力独自确立一个“国际”秩序，那就是朝贡体系。数千年里，朝贡体系一直是中华帝国处理其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制度，它主要是一种经济贸易制度。不过，这样一种贸易制度安排所体现的则是中华帝国的文化，即中华文明的优越性。中华帝国的臣民对这种文化优越性深信不疑，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周边的国家(朝鲜、日本、越南等)都接受了这种文化，而且也是因为所有外来力量(异质文化)最终被中华文化所同化。因此，即使在进入19世纪之后，中国被西方力量所打败，不得不和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时候，清政府官员仍然对这种文化的优越性毫不怀疑。只有在被邻国日本打败之后，中国人才失去了这种文化优越性。日本曾经是中国的学生，大量引入中国文化。但在西方力量来临之后，日本转向学习西方，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日本不仅打败了西方国家(俄国)，而且也打败了从前的老师中国。
被西方列强和日本打败之后，中国开始学习西方，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下生存，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应当指出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已经和世界秩序无缘。中国所能做的是竭尽全力去了解这个世界秩序，并在这个世界秩序内生存下来。最典型的是李鸿章在中国国内所进行的“大外交”。中国并没有走向世界体系，而是世界体系走向了中国。这个事实表明，中国难再有能力“走出去”，在国际体系内从事外交，而是与在已经走向中国的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外交”。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帝国主义的盘中餐，清朝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割让了大量的土地。不过，客观地说，李鸿章在各侵华帝国主义国家中间所进行的“大外交”避免了中华帝国的解体，也避免了如印度那样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近代以来，中国是少数几个相对完整地保持了原来帝国版图的国家。
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统一国家的成立终止了中国被帝国主义继续瓜分的过程，但生存外交仍然继续。在苏联和美国所建立起来的两大次国际秩序中间，中国选择了苏联。在和苏联交恶之后，毛泽东曾经想通过输出中国版本的共产主义来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但没有成功。在中美建交和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后，中国才真正和国际秩序确立了正式的关系，至少在政治上成为这个秩序的一分子。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又从经济上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一部分。
因此，崛起之后中国和国际秩序的关系如何，实际上决定于中国的崛起方式和过程。简单地说，中国已经是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当中国决定全方位地加入现存国际秩序的时候，中国已经选择了一条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前苏联尽管有能力和美国一起建设一个国际秩序，但选择了另起炉灶，确立和美国相对立的体系。冷战时代，美苏两国各自确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次体系，这两个次体系构成了国际秩序。但这个秩序很脆弱，以核恐怖的方式来维持两者的关系，也就是两者互相依存，谁也不吃掉谁。
在前苏联及其主导下的次国际体系解体之后，世界上只有一个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了。中国已经加入这个秩序，并且是这个秩序内的重要一员。那么，为什么现在要再次提出中国的国际秩序这个问题呢?
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和自己选择加入的这个国际秩序发生了冲突。或者说，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现存国际秩序利益之间的冲突。中国融入现存国际秩序走过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可说是第一个阶段，中国实行“请进来”的政策，打开国门，让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在这个阶段，中国和国际秩序不会发生什么冲突。如果是冲突，也发生在中国本土，即外国资本和中国内部因素之间的冲突。第二个阶段，也就是90年代，中国实行的是“接轨”政策，主要是修正自己的制度体系来符合国际秩序的需要。各方面的“接轨”主要表现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上。这个阶段，中国也不会和国际秩序发生冲突。从本世纪初，中国开始实行“走出去”政策。中国在很短时间内从一个资本高度匮乏的国家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中国经济是出口导向型，同时也是一个资源高度依赖外来进口的国家。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必须“走出去”。但“走出去”就和那里已经存在的外国资本或者其他力量发生了冲突。无论是在发达的西方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国都面临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冲突。因此，中国的一些人开始考虑如何重新确定中国和世界秩序的关系问题。
中国和前苏联所处的情况不同，那就是，现在的世界只有一个秩序，中国已经是这个秩序的内在一分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选择革命已经不可能。也就是说，中国不可能发动一场革命，推翻这个秩序，来重新确立一个秩序。同时，中国也不可能像前苏联那样，脱离这个秩序，另起炉灶，确立一个次国际秩序。
这表明，中国已经是现存体系的一个巨大的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中国既不能推翻这个秩序，也不能脱离这个秩序另立体系。因此，中国和这个秩序所能发生的关系就是作为一个改革者，在秩序内部做改革。
这种因素决定了中国在世界秩序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中国在现存秩序内部能够做什么?从中国的国家利益视角看，至少有三件事情是必须做的。第一，中国必须在体系内部壮大自己的力量，不断往上爬。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至少在世界经济体系内已经举足轻重。实际上，在这个体系内部，中国也已经得到了相应的地位，例如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中国的地位都有上升的趋势。尽管中国在这些体制内的权力和中国的地位大国仍然不相对称，但要意识到的是这个体系不是中国确立的，而是美国和西方确立的。中国往上爬的努力和中国实际得到的权力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差异。
第二，中国可以成为这个体系的改革者，使之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因为这个体系是美国和西方建立的，体系和中国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是显然的。但这并不是说，这个体系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没有利益冲突。前文所述，美国等国家也发现这个体系和本国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这就要求这个体系内部的每一国家都必须有所妥协，否则这个秩序就很难生存和发展。每一个国家都可以通过改革努力使得体系有利于自身，但妥协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在这个体系内部，不可以天天当反对派，表达对体制的不满，因为中国已经是这个体系内部庞大的一个利益攸关者，所获取的利益远较其他国家多。较之中国，那些处于体系低端的其他国家有更多的抱怨。
第三，正因为中国已经处于体系的顶端，中国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这里必然涉及中国在体系内部的领导权问题。中国能够得到多少领导权取决于中国的国际责任。例如，中国可以提倡改革，通过改革使得体系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但如果中国过于自私，在改革时不能考量到较小国家的利益，那么中国所提倡的改革就会很难推行下去。因此，这就要求中国在自我利益和他国利益之间追求均衡。这方面，对其他的大国也一样。早些时候的英国，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以及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在这方面都为人们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再者，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也决定了，中国也会在各个方面遇到强大的批评声音，甚至是反对力量和挑战者。历史地看，没有一个在国际体系中占据领导地位的大国没有受到过批评和挑战。
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已经跃升成为世界体系的重要部分，也可以开始行使一些领导权了。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已经知道和学会了如何做大国。实际上，在这方面，中国毫无准备。并不是一个国家具有了经济和军事实力就可以成为大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只是大国的基础。历史地看，英国和美国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学会如何做世界大国，但其他一些国家则失去了做大国的机会。例如，苏联就没有学会如何做大国，尽管其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的邻居日本也是一个例子，两次失去了做大国的机会。第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是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取得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巨大进步，但日本错误地选择通过军事主义做大国，结果不仅给亚洲人民造成了灾难，也给日本本身造成了灾难。第二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在很短时间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日本同样没有成为世界大国。这里除了美国的制约因素之外，日本本身的因素是主要的，日本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历史问题上和亚洲国家搞不好关系。也可以预见，尽管中国的经济崛起了，军事现代化也在进行，但要在现存国际秩序内学会做一个大国，中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中美如何共建世界秩序?
讨论中美关系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这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这是一对关乎国际秩序的关系。在中国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中，中美关系至少可以从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来探讨，即中美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以及中美关系与国际秩序。
即使是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也并非只是双边的事情，这两国关系如何处理决定了国际关系的战争与和平。当中国说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时候，不仅要保证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处，而且也要保证世界的和平。
历史地看，要确立这样一个大国关系不是不可能，但也并不容易。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在西方，这几乎已经被视为是国际关系的“铁律”。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也有类似的经历。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战西方殖民地在亚洲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重新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战争。
大国兴衰过程中的战争多于和平，这一历史事实使得人们对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关系极其悲观。根据这种观察，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必然要挑战美国霸权，而美国必然要尽力反制，这必然导致两国之间的最终冲突。而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冲突很自然会演变成国际冲突。这么多年来，西方尤其是美国盛行的各种“遏制”或“围堵”中国的理论，其背后就是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从一些表象上看，这种担忧似乎也并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不仅像美国、日本和印度那样的大国开始担忧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对现存国际秩序构成威胁，而且中国周边的小国更是担心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对它们各自的国家利益甚至安全构成直接的挑战。这些年来在朝鲜半岛、东海、南中国海、印度洋和中印边界所发生的连续不断的事情也似乎在印证着人们的担忧。随着美国“重返亚洲”，很多亚洲国家开始靠向美国，寻找一个安全保证。这些国家的行为导致中国的担忧，即美国和其联盟要围堵和遏制中国的崛起。
的确，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中美两国如何互动?美国“重返亚洲”来“平衡”中国的崛起。美国和其同盟下一步怎么走很关键。如果美国“重返亚洲”仅仅是如其所说的是为了“威慑”和“平衡”中国，也就是防备中国行为严重损害其国家利益，那么也不至于导致两国的公开和正面冲突，因为中国实际上并没有想挑战美国的霸权。但如果美国和其同盟所做的超出了“威慑”和“平衡”的范畴，那么两国的公开冲突乃至战争就会成为可能。
很显然，美国下一步如何走也取决于中国如何走。这是典型的博弈或者理性选择。对中国来说，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至少有两个目标。第一是最低目标，即要尽力避免走向大国争霸的悲剧，第二是最高目标，即和美国合作共同构建和维持国际秩序。
在实现最低目标方面，中国自邓小平时代开始，至少在意识形态上，已经确定了和平崛起的途径。邓小平时代的政策目标是“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政策。进入90年代后期，中国更进一步提出“和平崛起”的政策。之后，为了回应国际社会对“崛起”概念的敏感反应，中国改成“和平发展”。在胡锦涛政府后期，因为大国关系显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又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目标。应当说，这些政策目标的变化相当及时，符合实际情况的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到现在也已经有30多年了。这段时期，中国不仅保证了周边的和平，而且也承担着其所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为国际秩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联合国体制下派军舰到索马里护航等。也就是说，前面的两个政策目标“韬光养晦”和“和平发展”是成功的。
但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处理大国关系，也就是如何实现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政策目标。这里的关键就是如何和美国合作重建、共建和维持国际秩序。
中国如何做?这里首先要对今天中美两国所面临的全球化做科学的理解，包括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其所面临的困局，全球化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等等。在对这些问题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之后，中国才可以决定自己在这一国际秩序中的角色，明了应当对美国实行什么样的关系。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霸权所取得的最主要成就就是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本身也是促成“一个世界”局面形成的最主要因素。前面已经指出过，历史上，帝国的形成对帝国内部各个地方共同体之间的经济贸易起到过巨大的推动作用。尽管经济全球化的主动力就是资本，但资本单独很难进行快速的全球化，因为资本往往面临来自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强大阻力。要克服这些阻力，国家或者政治力量就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冷战结束之后，在推进全球化方面，美国可以说起到了远较从前的帝国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波全球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英国发生了撒切尔革命，美国发生了里根革命，主要内容是经济的私有化和减少政府对经济尤其是金融业的监管与规制。这便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过，在前苏联解体之前，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范围仅局限于西方世界，并且程度并不很深。只有在冷战结束之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才扩展到全球。这与美国的推动分不开。可以说，没有美国的主导，这一波全球化不可能有那么快的速度。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化已经改变了世界秩序的很多方面。“地球村”的概念已经存在了很久，但直到今天，才形成了真正的地球村，在地球的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很容易对另外一个角落产生影响。除了少数几个孤立的国家，例如朝鲜，今天不管国家的大小和强弱，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不同的文化和文明，都高度相互依赖，没有一个可以免受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化导致各国间高度的互相依赖关系，从而为新的世界秩序提供了一个结构性条件。人们甚至可以说，互相依赖就是世界秩序。全球化尤其改变了中美关系的结构和性质。从经济上说，中美两国的高度依赖性超出了世界经济史上任何两国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有美国经济史学家把中美两国关系称之为“中美国”。
那么，为什么美国在重建和维护其所领导的世界秩序方面困难重重呢?美国的困难是今天世界再次面临无序状态的主要根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又可以分解成如下很多小问题：全球化如何对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美国面临着怎样的困局?为什么美国及其盟友很难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在重构世界秩序过程的角色。
首先，全球化本身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环境，对旧的建立在主权国家经济之上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致命的影响。经济全球化表明包括人、财、物等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也就是说，对主权国家来说，经济主权流失得很快，甚至已经再难有经济主权了。今天的跨国公司在经济方面的权力远较一些中等国家要大。美国尽管是这一波全球化的领导者，但其主权政府也受到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政府没有能力控制其资本、技术和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从前那种资本和技术可以为本国带来就业和税收的情况已经不再。美国的资本和技术可能为其他国家创造就业，也可能为其他国家创造税收。经济要素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和约束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其次，经济全球化不仅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而且给各个国家带来的好处很不平衡。一些国家在全球化过程获得巨大的利益，另一些国家所获得的利益较少，也有国家甚至就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这就导致了各国政府的自私行为。既然控制不了全球化，那么各国政府转而千方百计地想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好处。金融资本驱动着全球化，而各国政府的国际经济行为则是货币化。中国所说的“GDP主义”实际上也是今天各国政府所遵循的原则。高度自私的主权政府行为则破坏着国际经济秩序。
再次，经济全球化对主权国家内部造成了困扰，主要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高度分化，从而对社会秩序产生冲击。如前面所说，全球化导致了主权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使得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包括就业、税收和社会公平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即使在西方，中产阶级面临着困局。中产阶级历来是西方社会稳定和变化动力的来源，现在中产阶级处处受压。这必然影响西方内部的政治秩序。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困难反而导致了西方各国内部政治主权的强化。西方所有大众民主国家产生不了一个有效的政府。传统政党制度急剧衰落，社交媒体崛起，很多国家不仅难以产生一个政府，即使产生了，也难以实行有效的政策。这方面，欧洲最为典型，大家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但就是产生不了解决问题的主体，即有效政府。
美国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全球化为美国产生了两股互相矛盾的力量。一方面导致了美国力量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美国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但另一方面，几乎是同时，美国霸权开始相对衰落。在毫无有效制约的情况下，美国帝国过度扩张，世界警察职能不再。今天美国在页岩气革命的带动下希望再工业化。一方面这会导致美国复兴甚至崛起，但也有可能使得美国变得再次相对孤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会重视其内部建设，减少对外部的依赖。从前美国是一个全方位的霸权，如果相对孤立主义崛起，美国可能有选择地参与国际事务。
在美国遇到各种困难的同时，其同盟也是如此。无论是欧盟国家还是亚洲的日本，都很难像从前那样和美国合作来维持国际秩序。在欧洲，俄罗斯在后冷战时期一蹶不振，那里的安全秩序没有出现明显的挑战者。在中东，美国所确立的秩序几乎已经解体，人们不知道一个新的秩序会是什么样的。在亚洲，美国主要加强和传统盟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同时也想培养新的盟友，例如印度。但同样，美国在这些国家的信用度日益下降。美国再也难像在冷战期间那样对亚洲国家做大量的投入。美国“重返亚洲”所带来的成本很大部分是要亚洲国家自行承担，这使得美国很难像从前那样对盟国指手画脚。亚洲国家今天需要美国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而非对美国的信任。
正因为这些因素，直到今天，美国仍然只是在被动地应付其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没有能力构建一个新的秩序。概括地说，美国回应的是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全球化，二是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美国已经完全没有可能重构世界秩序。但同时，与美国一样，中国本身也面临着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这方面，中国和美国具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只有中美合作，才能形成一个新的和可行的世界观和全球观，构建全球治理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便会回到前些年提出的“两国集团”概念。但“两国集团”的概念需要重新阐述，不应当指中美两国集团，而是两国合作来共建国际秩序，一个既有利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其他国家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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