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及其决定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导向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绝大部分国家都面临国际收支逆差的压力，为兼顾国际收支逆差的制约及高经济成长目标的追求，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成为两种典型的发展策略。自60年代以来，台湾出口成长率远高于经济成长率，被认为是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成功的一个例子。本文作者对台湾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阶段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讨论。
林钟雄，台湾玉山银行董事长，台湾大学兼职教授。
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科技的应用及进展，国际经济展现空前的变化，随着地球村的形成，科技发展及贸易扩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愈来愈密切。〔1〕尤其战后初年，除美国之外， 绝大部分国家都面临国际收支逆差的压力，在此逆差压力下追求经济成长是很严肃的课题，为兼顾国际收支逆差的制约及高经济成长目标的追求，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是两种典型的发展策略。
西德及日本是两个典型的经济奇迹的创造者。战后的西德处于废墟状态，采用贬值及低估币值的策略，以扩张出口带动高经济成长；日本则采用进口替代策略，先巩固国内市场，继而伺机将进口替代产品转变为出口品，也产生了高经济成长的效果。西德及日本成功的例证并不能普遍应用于其他国家，意大利采用类似西德的发展策略，结果带来长年的通货膨胀威胁；拉丁美洲很多国家运用进口替代策略，其经济发展一直未能令人满意。〔2〕战后台湾经济也陷入困境， 以美元计算的人均所得在1960年为154美元，较1952年的196美元少22%。据估计，1960年实质人均总生产尚较1936年少32%。故台湾的经济发展只能溯及1960年，且因为出口成长率还高于经济成长率，产生相当高的出口依赖现象，被认为是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成功的一个例子。
出口导向发展策略的基本条件
经济发展始终是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从而发展策略须随客观环境的变迁而有所调整。不过，在市场经济下，有三个基本条件是不能或缺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策略也不例外。
第一，需求市场的存在。供给与需求孰先孰后是经济学上争论不休的问题，就像鸡生蛋或蛋生鸡一样难有定论，然就外向型经济发展言，需求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条件，因为如果没有需求，或市场被管制，卖方总是无能为力。战后西德采用贬值的促进出口政策获致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当时国际贸易正在扩大中，西德有机会在国外市场找到膨胀中的需求，从而出口导向型发展策略才能奏效。
第二，供给能力。面对扩大中的市场，须拥有可满足市场需求之商品，才能参与争夺市场的竞争，乃至于占有较大市场占有率。意大利因为产业结构较僵化，市场竞争力较低，从而难与西德采用类似策略，其经济及贸易成长始终逊于西德。拉丁美洲及多数开发中国家大部分出口品系与土地有关联的初级产品，供给能力受到土地数量的制约，故出口也不易成长。因此，商品供给能力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
第三，基本设施的配合。基本设施包括多项要素，与经济发展最有关系的是：交通、运输、仓储、通讯及教育。因为商品须自供给地运至需求地，运输费用及运输时间都是重要的竞争因素，涉外贸易因同一种产品常有很多竞争者，与运输有关的基本设施当然是很重要的决胜因素。而贸易在动态成长中必然是贸易商品结构的改变，也可简化为由劳务密集产品朝技术密集产品演进，为顺应这种动态进展而调整，教育便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台湾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阶段
根据法国经济史学Paul Bairoch 的估计， 第三世界的人均所得在1950年为203美元，1960年为250美元，〔3〕故台湾在1952 年人均所得196美元及1960年的154美元均低于第三世界的平均水准。〔4〕可以说直到1960年为止，台湾仍是贫穷落后的经济体。
尤其是，当时美国因其国际收支由顺差转变成逆差，已决定在数年内停止已执行十年之久的对台湾的经济援助，台湾须寻求自力更生之路。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援助在50年代台湾经济安定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在当时台湾依赖砂糖出口，而国际糖价又常有巨幅升降波动，从而藉出口赚取外汇的能力偏低，且又变动无常。自1950年至1960年累计出口金额约14.59亿美元，平均每年出口金额约1.33亿美元， 其中砂糖出口平均占56%，米又占13%，出口困窘情况可想而知。而同一期间，台湾的累积进口金额约22.67亿美元，平均每年进口金额2.06 亿美元，年贸易入超金额约0.73亿美元。同期美援累积进口金额8.68亿美元，平均每年约0.79亿美元，补充贸易入超金额后，尚有少许馀裕可供台湾累积一点赖以生存的外汇。
美援对当时台湾经济安定的助益不限于弥补进口所需的外汇。一方面美援物资中的机器设备、各种食品、农工原料，乃至于西药，弥补了台湾主要物资的供需缺口，平抑经常存在而蠢蠢欲动的物价；另一方面又藉出售美援物资所获新台币相对基金的安排，除了控制货币供给额的膨胀之外，对指挥资源运用的方向有相当大的支配力。对60年代加工出口经济的发轫有一定程度的启发作用。〔5〕因而一旦美援将告停止， 台湾所面临的困境可想而知。例如，在美国正式宣布即将停止对台经援后，著名经济学家王作荣便这样表示：“美援停止对我们的经济影响便很明显；由于每年减少几千万美元的进口物资与劳务，于是在公私投资上的物资与劳务少了，因而经济成长率小了；或者是用在消费上的物资与劳务少了，因而生活水准降低或上升速度减缓了；或两者兼而有之。……应付美援减少的方法，不外：争取美援以外的国外公私资金。减少公私投资，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因为阻碍了经济发展，更加重以后的困难。降低消费水准或减缓消费水准上升的速度，这是我们所寄望的一点，现在我们来看有无能力做到。……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有无办法使人民在1963年的生活水准降低2.2%，和有无办法使国内节省的12 亿台币变成3000万美元，这就要看财经方面的措施。”〔6〕实情是降低人民生活水准会使当时生活困窘的台湾居民更为困苦，而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下，台湾也无力争取国际金融组织的资金援助，吸引外国民间资金几乎是处绝地被迫所做的唯一选择。而当时台湾居民购买力低，外国资本来台的目的是加工出口，在民族精神上是一时的屈辱，但外来资本不只弥补了美援停止后台湾的资金缺口，而且大幅提高台湾赚取外汇的能力，为台湾经济发展开创新的生机，就这种意义来说，台湾经济是绝处逢生的。
吸引外国民间资金并不容易，因为资本家所追求的是利润，除非给予安全且高利润的机会，外国资本绝不会自动投怀送抱。在50年代，台湾曾经千方百计奖励华侨及外人来台投资，但成效极微。60年代起，除了美国拥有对外投资实力外，战后重建成功的西欧及日本也都有能力对外投资，产生了跨国公司时代。这是因为当时这些国家纷纷出现环保、劳工、社会改造等社会问题，且有相对工资偏高的压力，而在运输技术进步之下，生产者能在国外选择有利的加工基地，再把产品回销本国或第三国，除了避开国内环保压力外，也具有降低工资成本的利益。台湾吸引的外资以美国及日本居多。在美国方面，是因为在美国经援台湾期间，正如其他受援国一样，增进美国人对当地产业及金融实务的知识，更熟悉当地的地理、语言、法律、习惯及市场，更重要的是与政府的当权者及社会精英建立密切的关系，这些都是有助于资本家继续累积国外投资的无价资产。〔7〕在日本方面， 除了本世纪前半期台湾曾是日本的殖民地外，一位日本经济学家曾经特别指出：当时台湾拥有低廉而优秀的劳工，人民没有排外心理，大部分本土工业规模小且技术程度低，地理位置接近日本有低运输成本的利益，从而部分日本的加工出口产业将其生产基地转移到台湾。尤其是为配合吸引外资政策，1965年台湾在高雄有东亚第一个加工出口区的设置，外商以其资本雄厚及国际市场资讯的优势，对台湾的投资趋于活跃。〔8〕在台湾本身人均所得仍然偏低的制约下，初期来台外资大部分都是加工出口业，塑造了台湾的加工出口型经济发展。
如很勉强地区分为几个阶段，1980年台湾人均所得超过2000美元是一个分水岭。在1965年，台湾商品出口占国内生产毛额的比例是16%，1980年为48%，1994年回降至38%。换句话说，自1965年以来，台湾都被称为加工出口型经济，以1980年作为分界线，前后两个阶段是不同性质的加工出口型经济。
自1965年至1980年，台湾的经济发展纯粹是出口导向的，且市场很明显地集中于美国。以具体数字来说，自1965年至1980年，台湾的平均每年实质经济成长率为9.8%， 但以美元计算的平均每年出口成长率则为26.9%。在此16年间，台湾对美国累积出口金额占总出口金额的35%，大部分的出口品都是低工资商品。更重要的是这些低工资加工品，不论是成衣或电器制品，大部分原料或零组件都由日本进口，虽说在此期间，每年自日本进口金额占总进口金额的比例约自40%降至30%，累积平均对日进口依赖比例仍达35%。因此， 约自1971 年起， 除1974 及1975年因承受第一次石油危机油价暴涨影响而仍产生贸易入超外，台湾已步入贸易出超年代，且随着出口金额继续快速成长，1973年新台币兑美元汇率自40元升值为38元，1978年又自38元再升值为36元，贸易出超仍然存在。甚至，在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再度冲击下，该年仍能维持少许出超，随后在80年代，对外贸易出超金额年年扩大。 自1965 年至1980年间，累计净贸易出超金额为32.18亿美元， 这是目前台湾经济能保持稳定成长的很重要的资产，也是台湾经济能摆脱温饱威胁的阶段。美中不足的是，台湾加工出口所需原料及零组件大部分由日本供给，而日本市场向来较封闭，且台湾又欠缺可供对日出口的产品，因而在这16年间台湾年年对日本都有大量贸易入超，累积入超金额达162.89亿美元；而在同一期间，台湾对美国贸易很快就因加工出口发展的关系，贸易入超很快转变成贸易出超，16年间的累积净贸易出超金额为124.54亿美元，但较对日累积贸易入超尚少38.35亿美元。换句话说， 当时台湾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日本厂商的代工基地，在千辛万苦中累积成长的教训，吸收国际资讯，为另一阶段的发展预做准备。虽然其后的发展，代工基地本质未有重大突破，但在高科技继续进展下，总是开创了一个又一个新纪元。
80年代是这个新纪元的起点，且仍继续处在动态进展中。这个新纪元的特点是自1980年起，台湾厂商开始出现对外投资的活力，对外投资的继续增加带动了台湾相关机器设备、加工生产用零件及原料的出口成长，因而在纯粹加工出口经济之外，多出了对外投资诱生的加工出口发展，而且由于台商对外投资偏爱东亚，诱生的出口因而以出口至东亚居多，从而台湾的出口地区亦有明显的变化。这阶段得依1987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87年是台湾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该年不但放宽了外汇进出的管制、开放台胞赴大陆探亲，而且多年来存在的外资净流入在该年划上了休止符。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该年外来投资金额为7.15亿美元，而台湾厂商对外投资金额为7.04亿美元，两者几乎相抵销。在此之前，台湾年年都有净外资流入；在该年之后，则年年都有巨额的净对外投资。
台湾厂商开始大量对外投资多少受到1980年第二次国际石油危机的影响，因为台湾的石油自给率只有1%，几乎全部石油都仰赖进口， 国际油价暴涨对台湾经济定会产生许多影响。二次石油危机发生之际，台湾当时工资水准已相当高，部分劳力密集加工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能力已备受威胁，油价再度暴涨后，一般物价水准上涨带动了工资及土地涨价，使劳力密集加工出口业者难以生存，纷纷转到邻近工资相对较低的国家寻求企业的第二春。政府虽在1982年把新台币由36元兑1美元贬值为40元兑1美元，并不能阻止厂商对外投资的活动。尤其是自此之后，台湾的环保、劳工、妇女等社会运动愈演愈烈，不但工资水准继续上升，随着劳动基准法、全民保健等措施的酝酿及实施，企业主的负担加重，再加上1987年至1989年间因巨额外汇累积而致新台币对美元猛烈升值至新台币26元兑1美元， 生产厂商对外投资便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依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估计，自1980年至1994年间，累积的对外投资金额为258.14亿美元。其中1988年至1994年的累积金额为247.40亿美元，占96%。因此，就直接投资言，虽然因为台湾市场仍不断膨胀而能年年吸引数亿美元的外资，在1980年至1987年，扣除对外投资后的净外资累积金额只有10.79亿美元； 而1988年至1994年，扣除外人来台投资后，则出现累积净对外投资164.05亿美元的现象。
在1980年，台湾的出口依赖已经定型，唯有出口成长才能保持经济成长，从而台湾经济活动便与国际经济脉动发生关联。而在这一期间，世界经济至少有两次明显的衰退，一次是80年代初期的石油涨价后的衰退，另一次是90年代初年的后冷战期的经济衰退。外向型的台湾经济成长状况就较前一阶段差得多，自1980年以来年平均经济成长率只有7.58%，1987年仍是很重要的分水岭， 自1980年至1987年8年的平均年经济成长率为8.1%；但自1988年至1994年7年的平均年经济成长率则只有6.6%。除国际经济景气盛衰变化的影响外， 对外投资扩大所产生的长期资本外流不无关系。
1987 年也是另两项台湾经济发展动向变化的关键年份。 一是自1965年以来几已年年上升的商品出口占国内生产毛额的比例，在1980年升至48%后仍保持上升趋势，在1986年及1987年都升至53%，为台湾有史以来最高的出口依赖比例。其后，台湾的出口依赖比例就急转直下，到1994年已降至38%。经济成长率由高转低，出口依赖比例亦由上升转为下降，这当然是出口部门出了问题，以具体数字来说， 在1980 年至1987年，台湾仍维持平均每年16%的出口增长率，在1988年至1994年间降至8%。这当然不能说与1987 年之后台湾劳务密集产业加速外移无关。二是与劳力密集产业加速外移有关的对美国出口依赖的下降。因为台湾系在纯粹加工出口导向阶段对美国扩大出口而产生高经济成长，而对美国出口产品又以劳力密集产品居多，在劳力密集产业加速外移过程中，对美国出口能力自然大为减弱。具体地说，台湾在1980年对美国出口金额为67.60亿美元，1987年扩大到236.84亿美元，年增加率19.5%， 但自1987年至1994年间每年对美国出口几都不超过240亿美元， 可说对美国出口成长已呈停顿状态，从而对美国出口占台湾总出口的比例乃自1987年的44.1%，降至1994年的26.2%。对美国出口成长停顿，同时却能有每年8%的出口增加率， 这当然不能不归功于对外投资厂商诱生的机器设备及加工用零组件出口的成长。可是，生产这些机器设备及零组件的关键原材料仍然控制在日本手中。因此，自1980年至1986年，台湾对日贸易入超金额平均每年只有30亿美元，1987年扩大为48亿美元后，年年对日贸易入超金额都大幅增加，至1994年对日贸易入超金额已达1-44亿美元。换句话说，台湾出口继续成长、出口地区转换、出口商品结构改变，但仍然是日本厂商的代工基地。
在这加工出口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值得台湾骄傲的是外汇存底的累积。在1950年前后，台湾的外汇存底几等于零，而1971年台湾对外贸易虽由长期入超转变为长期出超，且年年的国际收入虽时有顺差，但以逆差年份居多，直到1981年起才出现长期国际收支顺差现象，其后才由此累积了大量的外汇存底。如假设1950年年底台湾的外汇存底为零，依年年国际收支平衡表累计，1964年年底台湾的外汇存底为3.05亿美元，1980年年底为53.24亿美元，1987年年底为662.19亿美元，1994 年年底再继续累积为878.78亿美元。〔9〕可见台湾的外汇存底大部分都是在80年代以来所累积，而短期内累积巨额外汇存底，曾经引发了严重的金钱游戏问题，差一点引发不可收拾的金融风暴。
台湾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台湾的经济发展向来被归类为出口导向型，且也被认为是成功的典范之一。然而，如上所述，即使一贯都是出口导向，但随着时间推移，其本质一直在变化中，且台湾的经济发展是否成功仍有待更长期的观察。倘苦我们把现状视为成功的典范，其主要决定因素为下列五项：
第一，相对完善的基本设施。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确过着悲惨的生活，但日本殖民统治者为榨取台湾有限的农林资源，至少必须建设交通及电力，这些设施绝大部分在终战时并未受到严重的损害。终战时，只有36000平方公里的台湾，拥有895公里的公营铁路、3024公里的私营铁路、154公里的林业专用铁路，公路长度17408公里；北有基隆港、南有高雄港，都拥有近代的港口设备；最高发电量38万千瓦。〔10〕在西部平原，几乎任何一个村庄，都能在一天之内把产品运送到南北两个港口，故在跨国企业到台投资时，几乎只考虑劳动力供给较充裕的村落即可建设工厂，毋需担心交通及电力问题，农村里的农民开始时也有利用农闲兼工的机会。目前台湾几个大型城镇，诸如桃园、板桥、新庄、楠梓、中坜、三重等，在终战之际仍几乎是村落，而今人口数都已超过三、四十万人，便是基本设施普及的利益所赐。
第二，国际经济长期处于繁荣状态给台湾一臂之助益。出口导向型的发展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特别大。国际经济景气繁荣时，国际市场在扩张中，出口导向厂商较易争得产品市场；在60年代，台湾开始走向加工出口型的发展政策时，美国仍是世界唯一的经济强权，且正处于美国经济史上空前的繁荣又扩张的年代，据称自1961年2 月至1969 年11 月的108个月，美国经济处于长期繁荣状态，国内市场扩张迅速。〔11〕台湾在此时期，陆续自日本手中争得日商因高工资而不得不舍弃的出口商品市场，大举增加对美国出口。因出口带动经济成长，人均所得不断提高，而台人素有节俭美德，年年愈来愈多的民间储蓄，透过尚称有效率的金融机构，经由民间企业家的创业投资活力，终于创下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
第三，50年代开发的部分进口替代产业扮演着无名英雄的角色。进口替代产业是国际收支陷入困境，为节省外汇支出，减轻外汇长期不足之苦的国家不得不采用的措施，由不同角度会产生不同的评价。蒋硕杰教授就认为50年代台湾的进口替代产业政策与南美诸国所推动的政策一样是失败的。〔12〕不过，我个人认为，直到目前为止，进口替代政策仍有其一定的功效。正如战前日本的纺织业及其战后的汽车工业一样，国内市场规模不大的国家，在国际收支捉襟见肘之际，总是须选择一些有前途的产业，在进口替代政策掩护下进行投资，虽须负担一些经济代价，至少能克服当时的国际收支困窘状况，有朝一日可能成为主力出口品。台湾加工出口经济出现至今，纺织品出口一直具举足轻重角色，而台湾的纺织工业则是在50年代借美援棉花支持而发展的典型进口替代产业，故问题不在于进口替代产业政策对或不对，而是在国际收支压力下，是否选对了该保证的进口替代产业。
第四，外人来台投资带动了台湾民间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台湾居民原无企业家，日人据台期间所投资的公私日人企业，在战后都被台湾政府没收而成为公营事业。公营事业有很多缺点，欠缺开创性是其一。然而，二次大战后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不断推陈出新的新时代，保守的公营事业很快就会落伍，并使整个经济体相对落后于世界潮流，台湾当然不例外。幸亏，自跨国公司来台之后，不但引进生产、管理、行销等技术，而且也使一些与跨国公司人员并肩工作或相互竞争的业者能够接收到较新的产业及市场资讯，这些有远见的民间企业家配合当时开始累增的民间储蓄，积极继续开发新产品，使台湾的加工出口成长得以维持而不坠。
第五，产业结构不断地调整。二次大战后，开发中国家发展加工出口产业的主要利基是相对低廉的工资，但工资一定会随经济成长而上升，从而加工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便不能死守定型的产业结构，而应视国外市场变化而调整国内的产业结构，才能继续借出口成长推动经济成长。在1990年之前，台湾的产业结构大体上能保持良性的调整，从而出口成长、经济成长、物价安定，乃至于外汇存底的累积尚能令人满意。但是，在民间厂商对外投资激增之后，台湾产业结构动态调整步伐已趋缓，出口成长大幅减退是很重要的信号。虽然如此，由更长期来思考，目前台湾的低出口成长是否为再出发前的预备期，仍有待时间的考验。
结束语
半个世纪以来，台湾与大陆处于不同的历史情景，实施不同的经济制度，自然有不同的经济发展轨迹。况且大陆是大型经济体，台湾是小型经济体，两者的基本经济发展条件大不相同。即使是台湾在艰辛的状况下，能够摆脱二次战后那十几年艰苦的岁月，以出口导向策略带动经济成长造成了今日的经济格局，这并不表示如采用相同的策略，亦会有相同的成效，这是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常识。虽然如此，与许多其他开发中国家和地区一样，台湾在二次大战后都经历了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的发展历程，却是少数可说尚能达成差强人意之经济表现的经济体之一，其中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是基本设施的建设，故倘若台湾经济成长果真对大陆未来的经济发展有所借鉴的话，就是大陆经济政策当以加强基本设施为首要之务。这当然是很大的课题，不是本文所能详论，在此只从负面及正面扼要说明其要义。
就负面而言。如把基本设施狭义地界说为交通、运输及通讯，以祖国大陆面积之广、人口之众，现有的基本设施不只远落工业先进国家之后，而且恐怕仍在开发中国家的平均水准之下。这种情况下，如采用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策略，由于全球3/4 的贸易量集中于工业先进国家，这就免不了要在东海岸各港口附近发展加工出口工业，产生人口逐渐集中在以海港为中心的都市化现象。这不但有背于早年发展城乡企业，以避免人口集中的政策，而且也会使大陆区域间的所得差距扩大。严格地说，如果能加强基本设施投资，大幅改善偏远城乡与海港间的交通运输状况，这两个负面影响都是可以避免的。
就正面而言。12亿人口占世界1/5强， 本身就自然是一个大市场，然由于现代化交通运输设施不足，各个区域间，乃至于各个城乡间不能串连在一起，从而成为各自单独存在的小市场，使该有的市场经济之规模效率不能发挥，只好以加工出口方式在外面的世界找市场，从而不只会衍生上述负面效果，而且因世界市场胃纳有限，最后还是要掉头在国内找市场。唯一的方法是赶快建设国内的内陆交通、运输设施，设法把国内各自分立的中小型地方市场串连起来。倘能如此，根本无需采用出口导向的发展政策，借本国所存在的市场就能推动大推进的平衡发展。
注释：
〔1〕参阅Peter N.Stearn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World History,San Francisco:Westview Press,1993,pp.167～174.
〔2〕John Eatwell,Import Substitution and Exprot-led Growth,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vol.2, eds byJ.Eatwell,M.Milgate and P.Newman, London, The MacmillanPress,1988,pp.737～738.
〔3〕参阅Paul Bairoch,The Main Trends in National Econom ic Disparities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Disparit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1981,pp.3～17.
〔4〕另依联合国的估计，1961年台湾的人均所得为122美元，与大陆的117元相若，但只及马来西亚的215美元或菲律宾的200美元的60 %。转引自Charles P.Kindleberger,Economic Development,2nd ed.N.Y.:MacGraw Hill,1965,pp.12～13.
〔5〕参阅林钟雄：“台湾经济建设计划与美援”， 《台湾银行季刊》，第21卷第1期，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67年，第111至137页。
〔6〕王作荣：“澄清几个当前的经济问题（1964）”， 收集在《台湾经济发展论文选集》，台北，1972年，第22至23页。
〔7〕Harry Magdoff,Imperialism.From the Colonial Age to the Present,N.Y.:Monthly Review Press,1978,p.173.
〔8〕参阅Terutomo Ozawa,Multinationalism,Japanese Style,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p.83～88.
〔9〕现在台湾的外汇存底号称接近1000亿美元， 比本文依国际收支平衡表累计的金额约多100亿美元，原因之一是：在80年代， 中央银行分散外汇准备中的外国通货结构，其中日元及马克都已对美元升值不少，故以美元计算的实际外汇准备自然是增多了。
〔10〕参阅林钟雄：“日据下台湾的糖米经济与工业化”，《日本文摘》第100期，1994年5月。
〔11〕Robert aaran Gordon,Economic Instability and Growth,the American Record,N.Y.:Harper & Row,Publishers,1974,pp.137～194.
〔12〕参阅S.C.Tsiang,Taiwan's Economic Miracle: Lessonsin Economic Development,World Economic Growth Case,Studies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Nations,ed.by Arnold C.Harberger,San Francisco,Institute for Contemproary Studies,1984,pp.301～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