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良文[1]2000年在《张说与初盛唐之交的诗歌》文中研究指明张说是诗由初唐向盛唐转变过程中的典型人物。本文通过对其籍贯的考证，试图说明在过渡时期，他在社会学风转变中的作用；通过对其文论和诗歌的分析，试图描绘出诗由初唐向盛唐转变的发展轨迹。 一、张说的籍贯 张说的籍贯有三说：范阳、河东、洛阳。称范阳犯了“冒族之弊”，范阳仅是其望郡；洛阳是他青年以后的迁居地；根据谱系和《张骘志》，其籍贯应是河东。 二、张说在初盛唐之交学风转变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根据南北朝史书和新旧唐书儒学传可知南北儒学风气迥异。北儒崇尚经世致用，南儒崇尚衣冠礼乐。河东作为山东文化圈之一部分，张说深受这个大环境的影响。 （二）隋至初唐经世儒学之不盛。 （三）张说通过推荐经世之才；提携文学之士；进行文化建设来改变经世儒学之不盛的状况。 三、张说的文学理论 张说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包括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和抒情功能；气势论；中和之气与滋味说；追求质朴、清新自然。 四、张说诗歌成就及其影响 其诗歌按人生经历分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的诗按内容大致分为两类；奉和应制诗和山水羁旅诗。 第一阶段（天授元年—神龙元年）作于蜀中、京师和钦州。内容上仍笼罩在初唐诗坛的阴霾中，但和“沈宋”、“四杰”相比，表现出一种健康而非扭曲的心态。艺术上摆脱了陈子昂狭隘“兴寄”说的樊篱，向韵味悠长方向发展。 第二阶段（神龙元年—开元六年春）作于雍州、湘岳等地。应制诗重政教，有独立的人格精神；第二类诗表现出健康、豁达的情绪。山水诗摆脱了“模山范水”的束缚，追求高朗宏阔之境；有些有陶王遗韵。 第三阶段（开元六年春一开元十八年）作于荆、京、幽、并等地。强调人事和良好的君臣关系，有沧桑之感。 地位、影响：初唐诗向盛唐诗转变的过渡人物，为盛唐诗开拓了新境界。
周睿[2]2007年在《张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张说(667—730)，字道济，又字说之，是初唐渐盛之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在礼乐建设、文化事业、文学创作、提携后进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建树，在中国政治史与文学史上均占有一定的地位。通过对这位作家的个案研究，既可以对其生平、交游、思想及诗文创作做一全面清理，对其地位和价值重新评估，凸显作家的独特魅力；同时，以对个体研究为契入点，对初唐文学向盛唐文学的过渡作具体的深层次的探讨。目前学术界对张说的研究较为寥落，不仅缺少总体性的研究专著，就连其诗文的点校本甚至选注本都未见问世。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全面考察了作家的生平、交游、思想及诗歌、散文、韵文、传奇等不同体裁的创作情况，尽可能真实细致地勾勒出这一作家的全貌，客观、平实地评价张说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为后继研究提供可靠参考。本文分为前言、正文、附论、结语四个部分，其中正文分五章。前言部分对本课题的研究现状、选题意义、预期目标作简要介绍，目前的研究成绩还远不足与张说的创作实绩和文学史地位相匹配，指出学界期待对张说更为整体、全面的研究。正文第一章考察张说的生平世系及政治功绩。第一节简述张说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第二节对张说的籍贯归属：范阳说、洛阳说、河东说详加考辨，并以列表形式勾勒出张说的谱系递传与大事年表，较为全面地再现出作家的生平；第三节对张说的文治武功综合评价，通过国史监修与大型图书编撰、对丽正(集贤殿)书院的文化贡献、“吏治与文治之争”、文儒的文治主张、三度从戎的经历、贬谪原因及贬谪心态、对后进的诱掖奖劝等若干专题的分析，概述其政治功绩。第二章有重点地考察张说的交游情况，将其交游对象分为皇帝、文士、文士集团三种类型，与近五十名文士的交流，又分别按照其活跃在武后、中宗、睿宗、玄宗的具体时期，分别列为一节单独探讨，以图通过此章，勾画出初唐渐盛之际以张说为中心，文人与文人集团所具有的各自面貌及共同倾向，以及张说在当时政治和文学方面的作用和影响。第三章考察张说的思想。第一节论述张说的儒家思想，着重探讨儒家思想所包涵的人文礼乐精神、和谐中和精神在张说思想中的体现；第二节分析张说的佛家思想，从宗派归属、僧侣交往、佛事活动、禅学文艺四个方面予以阐述；第三节论析张说的道家思想，在道学素养、道士交往、玄道文艺三个方面加以申发；第四节对张说的文艺思想进行考察，针对初唐渐盛的文风转变，张说提出许多积极进步的主张，重风雅、气骨，推滋味、辞采，评古论今，兼容并蓄，文质并重，代表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召唤盛唐风神的到来，文章对这些都一一进行了分析。第四章全面考察张说诗歌的创作。张说作为初唐渐盛诗风转变的关键人物，其诗歌创作呈现出从“初唐遗味”到“盛唐新风”的过渡性。第一节，对张说诗歌的创作历程、特点及唐诗史地位进行概述，对诗歌创作的背景、内容作了分析；然后按照诗歌类型分为应制诗、山水诗、送别诗及其他题材如边塞诗、感怀诗、闲适诗、咏史诗、怀古诗等，分别在第二节至第五节详细论述，基于作品对张说的诗歌创作的题材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清理；第六节则从体裁、格律、修辞等诗歌形式方面对张说的诗歌艺术加以概括；最后的第七节浅析张说对唐代诗作影响，重点探讨了其对杜甫诗的影响。第五章考察张说的韵文、散文、传奇创作。第一节是对张说文章创作进行整体评说，探讨其骈散相间、运散于骈的创新意识，于宏丽之中洋溢雄浑之大手笔，对于确定其文学史地位是很有帮助的。接着对张说的韵文、散文作大略考述，第二节对张说创作的抒情文体、叙事文体和议论文体分类阐述，对其赋文、颂赞、哀祭、序记、书简、策问、表奏等文体做了全面的梳理和论述；第三节则是对张说久负盛名的碑铭、墓志做专题研究，突出其大手笔特征，并概括出碑志的时代特征；第四节对系名张说的传奇《梁四公记》、《绿衣使者传》、《传书燕》、《镜龙记》、《虬髯客传》一一详加讨论，以论证张说撰写传奇之可能。结语在正文对张说全面研究的基础之上，简要总结作家的文学创作成就，充分肯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对于学术界普遍存在的评价偏低、偏颇的看法作了辨析与修正。附论是对张说的补充研究。附论一通过相关文献的整理，勾勒出张说诗文集结集与版本流传、递藏的线索：附论二附录前人对张说诗文重出、误收研究情况；附论三在对张说诗文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对其作品进行系年，以《张说年谱》为蓝本，补充及修正了四十九首诗、二十一篇文的系年。
朱娅琼[3]2006年在《论张说对初盛唐诗歌转型的贡献》文中认为作为“当朝师表，一代词宗”的张说对初盛唐诗歌转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他以政坛、文坛双重领袖的地位，对盛唐诗歌的审美标准作出了前瞻性指导，以其充实的诗歌创作成果丰富了初唐诗歌实践；加之他又善于延纳后进、识拔文士，开创了开元时期的文治盛业，并推动了盛唐诗歌兴盛局面的形成。因此，研究张说的诗学思想以及诗歌创作成就，对于梳理初盛唐过渡时期诗歌的转型有着重要意义。 全文分三章。第一章以张说“天然壮丽”的诗歌审美理想为核心，从对风骨的推崇、风雅的倡导、自然清丽诗风的弘扬三个方面，闸释他既崇尚气骨、风雅又要求文采、声律的文学理想。张说把汉魏“风骨”与六朝“锦色”相结合，既辨证地继承了齐梁辞采，又有效地纠正了“四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偏差以及陈子昂偏激的复古主张，还提出“虽有韶夏，勿弃轩辕”，对盛唐文学观念及风貌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章从张说诗歌文本的具体、详尽解读中来评判其艺术成就及其创作得失对盛唐诗的影响。本章通过对边塞诗、咏史诗、山水诗、贬谪诗、禅意诗、赠别诗等的分析，论述张说对建构唐诗风骨、兴象的有益经验，对禅意与诗情相结合的初步尝试，以及对汉魏兴寄方式的着意恢复。虽然张说诗作艺术价值参差不齐，某些诗篇有过于质朴乃至粗率之瑕，总体水平也难以与盛唐大家相提并论；但从张说诗中最具个性特色与艺术成就的作品看，他在诗歌表现风格上呈现的多样
徐丽丽[4]2008年在《论张说的仕宦经历对其文学思想、文学创作及当时文坛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张说,是唐代名臣之一,一生出将入相,不仅在政治上功勋卓著,在文学上亦成绩斐然,可谓初盛唐之交政坛和文坛的双重领袖。本文即着眼于此,试图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入手,着重探析张说一生的仕宦经历对其文学创作主张、创作实践、自身文学声名及当时文坛等各方面的影响。第一章:张说的仕宦经历概述。张说生于高宗乾封二年丁卯(公元667年),卒于开元十八年庚午(公元730年),二十四岁(公元690年)于武后亲自临试的选拔中脱颖而出登第后,宦海沉浮四十一载。本章即试图揭示他作为寒庶士子得以入仕并进而出将入相的背景经历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其文学观念的深层次影响。第二章:张说的仕宦经历对其文学思想的影响。特殊的仕宦经历使张说形成了对于文学的独特见解与主张:一方面大力倡导礼乐政教,重视文学的经世致用;一方面又强调文学创作中整体审美形象的表现和真实感情的抒发。本章即着眼于此,着重探析他的这些文艺观的政治成因及所产生的影响。第三章:张说的仕宦经历对其文学创作实践的影响。张说早年以出众的文学才华被擢拔入仕,一开始即与“文”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在之后的仕宦生涯中更是笔耕不辍,创作出了相当数量的具有较高质量的诗文作品。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其仕宦经历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也格外清晰的反映在其诗文创作的内容、题材和艺术风格中。第四章:张说的仕宦经历对当时文坛的影响。除却亲身的创作实践外,张说也几乎参与了当时所有的文坛盛事,是当之无愧的文坛宗主。而他凭借自己显赫的政治地位和权威性影响力所施行的一系列政治文化举措,更对当时的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蔚为大观的盛唐文学的到来做了最直接的准备。
王杨[5]2010年在《张说与文士集团的交往与政治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张说(公元667年—730年),字道济,又字说之,他历事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身兼朝廷宰臣和文坛翘楚的双重身份,在中国政治史与文学史上均占有一定的地位,在由初唐向盛唐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拟利用有关文献,在充分参考前人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对张说与当时文士群体的交往进行研究,从而进一步分析张说与同时代文士群体的政治人际关系,并分析文士群体对张说的作用及影响,探讨以张说为核心的文士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个以文学为基础的政治派系,从而对汪篯先生当年提出的“文学与吏治之争”做进一步探讨。在张说与同时代文士的关系研究中,张说与张九龄、张说与苏颋的研究相对较多,但也是多从文学角度研究的,很少涉及政治关系。而实际上张说与初盛唐时期诸多文士皆有过从,且不乏政治联系。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入手,探讨和分析张说在珠英学士集团形成前后、贬谪湘岳后和集贤院学士集团形成前后与诸文士的政治关系,以期更加深入的理解张说一生中与文士群体的关系以及文士群体对张说的政治影响。
参考文献：
[1]. 张说与初盛唐之交的诗歌[D]. 祝良文. 山东师范大学. 2000
[2]. 张说研究[D]. 周睿. 四川大学. 2007
[3]. 论张说对初盛唐诗歌转型的贡献[D]. 朱娅琼. 中央民族大学. 2006
[4]. 论张说的仕宦经历对其文学思想、文学创作及当时文坛的影响[D]. 徐丽丽. 厦门大学. 2008
[5]. 张说与文士集团的交往与政治关系[D]. 王杨. 中央民族大学.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