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构想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主义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是在建立政治独立的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后才开始的。现代化又是一个多层次、多元素的发展过程，它没有固定的模式，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基础不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也不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中国的特色。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则始终是与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现代化战略的构想与部署在各个阶段发展的实践，能从一个侧面深刻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探索中不断发展创新的历史轨迹。
一、“两步走”、“大跃进”与“四个现代化”的战略
新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是艰难的，它的基础极为薄弱。新中国建立时，工业产值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几，现代工业只是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少数城市，中国仍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当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期结束后，从1953年起，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便开始实施以实现国家工业化为基本任务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召开了八大，明确提出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表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主题已确定为由乡村为主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社会，全面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搞现代化是一个新的时代课题，没有在类似国情下可资借鉴的现代化经验。“一五”时期照搬“苏联模式”的弊端已渐显露。当时中国共产党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创造了自己的独特的方式。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力图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来制定现代化发展战略，并对此进行了艰难而曲折的探索。
这种探索可以说从1955年下半年就已开始。当时主要是围绕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和发展战略，提出要制定12年的农业发展规划，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围绕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还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等。1957年，毛泽东提出了超英赶美“两步走”的现代化战略，即先用15年在我国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并赶超英国，然后用“8个至10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超美国”，（注：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115-150.）用近百年时间分两步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应该说，这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是比较客观稳妥的。“一五”期间，以重工业为中心的中国工业化获得高速发展，取得可喜成绩。于是，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力求“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我们党即把赶超英美的时间一再提前，先后提出7年赶英、8年超美和2年超英、再过2年接近美国的“大跃进”战略。该年8月，中央批准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中说：到1962年，全国就能建成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就能接近美国，在主要科学技术方面就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注：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115-150.）“大跃进”战略严重脱离了国情，违背了经济规律，使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遭到严重挫折。在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后，我们党又回到务实的战略步骤上来。1962年，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1，31-33.）在1961年到1965年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中，党中央陆续制定了一系列工作条例草案，使中国的现代化经济发展纳入了正确的轨道。
在“一五”计划实施期间，中国共产党就开始认识到仅仅实现“工业化”是不够的，于是逐步形成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思想。（注：周恩来选集(下卷)[M].人民出版社，1984.132页，439.毛泽东文集(第7卷)[M].人民出版社，1999.268，第8卷第116页。）到1964年12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向全国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同时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并把它确定为中国在20世纪的奋斗目标。但由于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尤其是在毛泽东晚年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把反资本主义复辟提到首要位置，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社会发展偏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主题。
自“大跃进”至“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走过了曲折的道路。虽然受到种种政治运动的干扰，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现代化事业遭受严重损失，但中国在四个现代化的领域里仍取得了重大成就。不过曲折和失误造成的损失则是难以弥补的。这一时期，毛泽东也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认识和总结了一些规律，如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价值规律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等，提出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思想，提出要“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商品生产”，“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提出走中国工业化道路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在分析重工业优先发展带来的问题后提出要做好综合平衡，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以农轻重为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提出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努力打破封锁，争取外援，学习外国一切有益的东西，吸收外国资金和科学技术，借鉴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等观点。（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57，504，513，566.）同一时期，党中央其他领导人也提出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改善管理等的观点。（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这都是对当时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但这一阶段战略指导上的探索性失误则是：毛泽东虽然认识到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要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M].90.）但却忽视经济规律的作用，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片面追求高速度，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升级；毛泽东虽然高度重视并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力，但没有始终如一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而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问题。这些失误表现为毛泽东在实践中“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298.）而出现这些曲折失误的原因则是由于当时现代化建设初期经验的不足以致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没有从理论上和实践中真正解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成果，则为中国共产党继续探索和制定新时期的现代化战略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借鉴。
二、“三步走”的战略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提出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和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主题从战略上扭转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分析了中国经济建设的现状后认为，“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后，必须在前两年经济恢复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集中三几年时间搞好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进一步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更稳固的基础。”（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人民出版社，1982.109，121.）这次经济调整的方针是“边调整边前进，在调整中改革，在调整中整顿，在调整中提高。”（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人民出版社，1982.109，121.）应该说，这次经济调整如同60年代前期那场调整一样，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和1984年开始的“起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82年中共十二大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并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邓小平根据对中国国情的深刻分析及对过去的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的总结，明确提出：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能急于求成，必须经过分阶段、分步骤、长时期的努力。他经过分析和思考，认为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这一目标过急难以实现。于是，在1979年12月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他就提出：到本世纪末，中国现代化所要达到的是小康的状态。经过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邓小平于1987年4月完整地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226，251，226，223，216，252.）在1987年8月同意大利朋友谈话时，他又说：“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226，251，226，223，216，252.）这个“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在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作为全党的决定正式确定下来。
按照邓小平的设想，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步骤的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经过邓小平深思熟虑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步骤，坚持从实际出发，把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具体化了，具有严谨的科学性和现实性，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其一，它既积极又稳妥，既考虑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又考虑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紧迫性，既从战略思想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的问题，又从战略目标上指明了实现现代化的现实可能性，体现了远大目标与求实精神的统一。其二，它的每一步经济增长指标都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相对应，发展生产与改善生活相统一，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相统一，必然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这遵循了经济现代化的客观规律。其三，它以国民生产总值这一综合性指标作为衡量尺度，尤其是把以美元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现代化水平的指标，既符合国际通行的标准，又可避免片面追求产值和速度而忽视经济效益的错误，把速度和效益统一了起来。总之，这一战略目标和步骤是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是按照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进行的。
在实施现代化战略过程中，邓小平围绕开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工作。他在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实现经济现代化所必须遵循的一般规律，如必须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从闭关锁国向对外开放的转变，必须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等等。他还特别强调科技与教育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以市场化改革来实施现代化战略的重要性，并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布局出发，提出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成为实践的先导。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邓小平认识到，如果不打破过去对社会主义教条的、扭曲的认识，中国经济的腾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是没有希望的。他在不断探索和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阐述，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针。当20世纪结束时，中国已胜利地实现了“三步走”中第一步和第二步战略目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美元，上升到世界第6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800美元，比1980年翻了两番，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为21世纪前50年的第三步战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新三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
在前两步目标实现后，如何实施第三步战略目标，党中央一直在探索和思考着这个问题。邓小平在设计“三步走”战略时就曾指出：“第三步比前两步要困难得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226，251，226，223，216，252.）实施第三步战略目标需要50年左右，时间跨度比较大，难度也比较大，从现在这样的基础(即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出发，要达到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仍需要经过分阶段、长时期的努力。早在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便指出：“今后十五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我们将在这一时期内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出重大步伐，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注：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M].人民出版社，1997.1477.）1996年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重申了这一点。这里的“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就蕴含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设想。1997年，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到2010年、建党100周年和建国100周年的发展目标，把第三步战略划分为三个步骤，即我们常说的“小三步”或“新三步”。新世纪之初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把“小三步”的前两步合起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新世纪头20年的阶段性目标。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这次大会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这个目标内涵很丰富，既包括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也包括经济体制的完善；既着眼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着眼于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既涉及物质文明的发展，也涉及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既强调社会的和谐与全面进步，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增强。其所要完成的任务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础上继续改革开放，以发展为主题，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目的，为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应该说，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战略决策，“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走好这一步，才能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预定在本世纪中叶达到的第三步战略目标。确定这个战略目标，符合邓小平关于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也符合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21世纪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要求。
把第三步现代化战略目标和步骤具体化为切实可行的“新三步”，作出新规划，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发展创新，使中国现代化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计划和更明确的步骤。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实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过程中，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就从多个方面创造性地发展了邓小平的现代化战略理论。主要体现在把改革、发展、稳定协调一致作为把握大局的基本方针，明确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个总揽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战略方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指导，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素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关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战略；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通过科技创新和教育创新，实现中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战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战略。在经济发展上，遵循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原则，积极稳步地发展国民经济，并努力抓好农业和国有大中型企业两件大事；认识到现代化是各项事业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的事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努力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共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10余年来，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部署实施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探索中更加平稳地积极推进，并初步找到了一条持续健康发展的路子。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贡献和发展创新还体现在，不仅在实践中推动了现代化事业向前发展，而且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即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在党，于是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和我们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中共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化战略，继续在探索中思考和前进。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五个统筹”和“五个坚持”的全面、协调的发展方向，要求统筹各方面的发展，统筹推进各项改革，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要求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科学合理的发展路径和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四、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构想与实践的反思
(一)正确的理论对于指导制定和实施现代化战略具有重要作用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成为实践的先导和指南。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战略的构想与实践中所经历的曲折和取得的成功，与理论的指导有着直接的关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有过系统的现代化理论，（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共产党宣言[M].资本论[M].等著作中曾系统地论述了现代化理论，阐述了现代化的总体原则和基本思路.）但那只是现代化的总体原则和基本思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提供具体方案。因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中国的现代化战略，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创立中国独特的现代化理论，用以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实践。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开创者。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由于以其创造性思维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用以指导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新中国建立后，他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构想和实践中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并取得了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要理论成果。但由于当时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教条化理解，而导致了认识上的误区和实践中的失误。中国现代化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曲折，分析其主观原因是由于理论的失误，即陷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僵化模式中，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所阐述的社会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而中国则处于生产力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两个重要误区：一是认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整个社会经济的惟一基础；二是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于是在观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现象时，便带着理论框框，不可能完全做到实事求是。虽然毛泽东当时有许多正确的认识，但由于实践经验的不足而没能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因而在实践中往往容易放弃或背离。如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生产关系而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从正确又滑向失误，并把党内的思想分歧和斗争错误地归类为阶级斗争，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这从根本上来说，正是由于我们党当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理论上认识不清楚。
中国历史和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需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来指导。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用以指导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理论，便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发展形成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进行探索和思考，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刻分析和把握，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它所包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主体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等一系列创新性理论，科学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为制定和实施中国现代化战略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又继续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从我们党所肩负的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深入探究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通过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分析，深刻思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这个重大课题，于是在新旧世纪之交，逐步形成和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对共产党本质的科学概括，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集中体现，它不仅科学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而且在更深层次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一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成为新世纪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发展的创新性理论。
(二)争取国际、国内的和平安定环境是制定和实施现代化战略的重要条件
新中国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后，由革命转向建设，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发展目标，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实行的现代化战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奠定了初步的工业化基础，建立和形成了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这些成就只能是相对于新中国刚成立时期的发展和进步。如果把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建设成就放在世界范围来比较，则是显得很不足的。而且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226，251，226，223，216，252.）在同一时期，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日本、西德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复苏和崛起，亚洲“四小龙”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一个个实现了现代化。影响中国现代化发展速度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在制定和实施现代化战略的过程中出现了曲折和失误，而造成曲折和失误的客观原因则为环境因素。从外部环境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对社会主义政权的敌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长时期的政治压制和经济封锁，迫使中国关起门来搞现代化建设。这一方面造成了与世界现代化进程割断了联系，使得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游离于世界现代化潮流之外，难以取得有助于发展的主动地位。另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的悬殊差距，造成了对中国很大的压力，由于急于追赶英、美等发达国家，所以导致了在制定和实施现代化战略时的急于求成，出现“大跃进”的失误。从内部环境来看：这一时期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反右倾斗争到“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集中精力搞建设，违背了现代化建设的规律，这不能不影响到现代化战略的实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时期，我们党为现代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其一，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局面，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今后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局面。我们党已深刻认识到：“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226，251，226，223，216，252.）“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切无从谈起，多么好的规划方案都将难以实现。”（注：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M].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8.）从而从政治上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现代化战略的顺利实施。其二，以“三个有利于”为判断标准，不搞无谓的争论，以免现代化建设贻误时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东剧变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共党内对中国改革开放是否坚持了社会主义的质疑颇为尖锐，反对“和平演变”的呼声甚高。在办经济特区问题上，在“三资”企业问题上，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引发了一场党内思想理论界关于姓“社”姓“资”的激烈争论。党中央感到，“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于是中央领导人出面适时地制止了这场公开争论。正因为中共党内在思想理论上两年多的徘徊，邓小平于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中，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于是在全党取得了新的共识。199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开始全方位地大胆地对外开放，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为现代化战略的实施营造了有利的条件。其三，努力开创良好的外部环境，使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潮流相对应。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广泛扩大中国与世界各类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及交往，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下，真正沟通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国经过十多年漫长的谈判，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功地举办了APC会议，取得了申奥和申博的主办权等等。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声望日益升高，中国的现代化已融入到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保持了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稳定局面，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为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并取得成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三)在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国情、把握规律，是制定和实施现代化战略的重要依据
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规律是在不断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摸索才得以把握的。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出现曲折，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处于起始阶段，由于缺乏足够的经验而对其规律性把握不够，因此出现曲折失误。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62年时曾坦言：由于“缺少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1，31-33.）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认真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实践的严重曲折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先后作出了几项重要决策：首先，确定了改革的方针大策，认为“如果现在再不进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第二，确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模式的角度反思历史经验教训，在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第三，作出了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提出“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226，251，226，223，216，252.）1987年，中共十三大依据我国长期的历史经验和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提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正是因为我们党对中国国情有了清醒、科学的认识，逐步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规律，并据此制定了正确的纲领、方针、政策和现代化发展战略，中国现代化建设才走上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路子。
新时期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实施，既是以改革为先导，又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同步进行的。在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未理顺、收入差距拉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下岗群体增大、就业矛盾突出、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等。面对复杂的形势和出现的问题，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确把握规律，以清醒的头脑驾驭局势，进行科学对策。1994年3月，江泽民首次全面提出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重要性，将其比喻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棋盘上的三着紧密关联的战略性棋子，每一着棋都下好了，相互促进，就会全局皆活；如果有一着下不好，其他两着也会陷入困境，就可能全局受挫。”（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11.）强调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保持社会稳定，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995年9月28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进一步对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十二个重大关系问题，作出了深刻的阐释和解答。（注：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M].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8.）这从根本上来说，正是我们党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握并顺应新时期发展规律的要求，从而使现代化战略得以顺利实施，使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成就。
进入新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针对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十六届四中全会则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这是在新形势下对现代化实践中新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概括，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进一步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仍在实践中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新的问题和矛盾。我们党执政理念的实质正在于：锻造自身，把握规律，不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进一步认识未知的必然王国，从而到达理想的彼岸。我们坚信，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一定能够实现在本世纪中叶初步建成现代化国家的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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