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创作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短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1995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进入相对平稳的阶段，人们已经对新的经济形势有所体认、有所适应，不再像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大潮刚刚袭来时那样惊慌失措。短时期的喧嚣和躁动迅速被务实和求新所取代，大多数人在迷茫和困惑当中本能地调整着自己，不断地寻求着突破以及自身在新的经济秩序中的定位。社会转型期发生的各种心态变化都必然要在文学创作中有所反应。短篇小说这时正好发挥了它的短平快功能，以其反映生活迅捷、敏锐的特点弥补了长篇和中篇因其篇幅和操作的制约而在反映生活的迅速方面略显滞后的不足。虽然因其快和短使之在题材的深度和广度上要受一定约束，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就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而言，短篇小说的确是不可或缺、无法取代的一种艺术形式。
综观1994—1995年的短篇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的创作心态更加平朴、自然，笔力也更加扎实和稳健，市场经济初期他们一度曾有过的不适和迷乱逐渐克服掉了，绝大多数作家很快地便能从惶惑之中挣脱出来，从各自熟悉的题材领域找到了比较合适的切入点对当下生活进行描述。老作家以他们一贯的信念和理想在作品中执著倾诉他们对当下生活的剖析和思考，青年作家则以他们巨大的投身热情，来激情表述自己对时代生活的一份切己感受。在短篇小说创作队伍中，年轻作家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这可能跟一些老作家都纷纷把精力投入到长篇小说创作中有关。青年作家正好借此而登上了文学舞台，充分表演他们对生活的一份新鲜体验和无比旺盛的创作活力。
在创作题材上，城市和乡村生活仍是构成小说题材的重要两极。城市里发生的事件更多地受到作家们的青睐和瞩目。商品经济大潮冲击最大的就是城市，物欲之海中人际关系的一切嬗变，一切虚伪、欺诈、不义、野蛮，一切相知、相守、相恤、相怜，都在城市这个巨大而又狭窄的空间里无穷无尽地上演着。古老乡村里宁静和谐的秩序也被新来之风打乱了，于是便有了一幕幕乡间悲喜剧的诞生。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也在本年度在中国召开，这两桩重大历史事件直接激活了作家们的创作灵感，一批优秀的抗战题材和女性题材的小说也颇为引人注目。另外，一些市井俚俗和海外风情的小说也颇有韵致，它们共同将1994—1995年的短篇小说画廊装点得多姿多彩。
欲望的自视与他窥
城市题材小说里，很大一部分都是悉心表现商业化社会进程中人们各种欲望的膨胀。随着社会物质化进程的加快，人们首先要正视的，便是压抑已久的蓦然腾生起来的欲望。在这些纷然袭来的欲望面前，物质的诱惑与精神的持守之间的矛盾更为凸显，既往的种种人际关系也要受到现存的无情挑战。如实展示这些欲望，借助自我或他人之眼不停地进行审视、批判与剖析，构成了这部分小说的最重要的特征。这些作家都带有强烈的自省意识和鲜明的社会责任感，对于拜金主义表示出深深的厌恶和唾弃，对于人类共同的道德理想表现出无限的追怀和向往。
王祥夫的《城南诗篇》（《人民文学》1994年第9期）以淡淡的诗意的笔触，描绘了商潮浮动中人际关系的一些新变。渔贩子齐选挣够了钱，决心过上等人的日子，整日便做出优雅悠然的姿态，聚友打牌听雨聊天，频繁出入于美容院桑拿间等场所。妻子年轻貌美，本名金莲，是个村姑，但他向朋友介绍说叫“朱丝”，是南方女人，酷爱读书。以此来显得自己有身份和品位。妻子为乡下的父兄收集旧鞋子被朋友撞见，农村身份穿帮，齐选的面子受不了，遂与妻子大吵。盛怒之下，金莲穿婚前的红衣绿袄回乡下，齐选仍对朋友谎称：她永远演不好一个农村女人。一方面是人类向上求进之心，另一方面是人类固有的虚荣，二者时时发生龃龉，小说在善意的讥讽之中透出了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萧平的《三万元》（《人民文学》1995年第1期）和《翡翠鹦鹉》（《人民文学》1994年第4期），则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拜金主义的厌恶。走红的女歌手冯敏与留美归来的博士、脑外科医生李杉在一次“派对”聚会上为“脑体倒挂”、“手术刀不如剃头刀”等问题产生争执。冯认为歌手索要高价出场演出费理所当然，是因为人们有这个需要；李杉则不以为然，认为精神价值与物质价格之间存在着不平等。恰巧冯的丈夫出车祸，头部重伤，冯请李给主刀做手术。李为给冯一个教训，让她懂得知识无价，手术刀无价，人情无价，便提出出场费要跟她演出时的一样多——三万元，冯为人命计，咬牙将三万元拿出。李并未受钱，只是放在中转朋友处，预备手术结束冯纠正认识后便还给她。不料冯在手术成功、丈夫生命无虞后便倒打一耙，给李打匿名电话，说他乘人之危敲诈勒索，扬言要控告他。李盛怒之下，让朋友将三万元以冯的名义捐给边远省份民政厅当扶贫款——正是冯敏去演出索要高价出场费的那个省。在金钱至上、利益至上、物欲压倒一切的世风中，虽有个别人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却也有一些正直善良的人不为所动。他们永远都是这个社会的良心，代表人类向上的精神和信仰。《翡翠鹦鹉》中的大款为博美人欢心，竟不惜千金一掷，将酒店中被她所喜欢的那只活泼伶俐的翡翠鹦鹉烧成了一道特色菜，摆到盘中端上餐桌。她不忍目睹天物暴殄，跑到卫生间里呕吐不止。在金钱和物欲的驱动面前，没有什么东西人类不可以占有、作践，但这同时人类却将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丢失了——那便是生命自身的目的性。
彭见明的《晚唱》（《湖南文学》1995年第5期）则表现了在物质诱惑面前的精神变迁，揭示了人类性格当中脆弱性的一面。成言是歌舞团的大提琴手，歌舞团解散后分配到区文化馆混饭。此公自视清高，除了闷在家里喝酒练琴，从不与人交往，也决不愿拿艺术为稻粱谋，人劝他写厂歌搞副业创收，他不为所动，第一年评职称名额被别人挤占后，第二年坚决不再申请，可谓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然而当一个从台湾归来的阔老太几经恭请，花重金聘他上门演奏后，没出多久，他竟跟阔老太琴瑟相和，就此别了妻儿，准备入赘去了。在这样一个转型的时代里，人的神经有时竟是十分的脆弱，竟经不起欲念的偶然的一次旁敲侧击。
康洪伟的《怀念一个人》（《小说界》1995年第3期）通过描述一个叫姜辰的同窗好友商海沉浮的经历，重新审视了商品经济大潮袭来时文化人坐不住阵脚，掀起如火如荼的那场下海经商运动。姜辰本是一个颇有才气的校园诗人，后来白手起家下海办公司，几经周折，终于发迹，海内海外，黑道白道折腾了个遍，觥筹交错美女环绕的时刻也有过，持枪索款冒死突围的事儿也干过。醉生梦死之际偏想回味一下人生，却蓦地发现没有什么奔头，“追求的目的就在这追求的过程当中消失了”，空虚感登时浮上心头。最后他重新拿起久违了的书本，出门想到五台山、普陀山一带名山古刹去朝拜。现代人，在物质获得了最大的满足之后，精神的皈依重新又成为了问题。从精神到物质再重新返归精神，只能是不断地在一个个循环往复的轮回里寻求着对自身的超越。
同类题材的还有陈应松的《一个，一个，和另一个》（《芳草》1995年第5期）。生意场上尔虞我诈的争斗，最后也不过是你死我活同归于尽的无谓下场。刘德华与姚方合谋把史阳除掉，史阳不但骗了他们的钱，还玩弄了他们的老婆。但未等动手，二人先内讧互相厮杀，一个死掉，一个锒铛入狱。史阳只是坐山观虎斗，并且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物欲横流之时，人类的愚蠢、贪婪、自私的本性暴露无遗。
邹月照的《绑票》（《广州文艺》1995年第10期）则已经触到了官场腐败的实质。冯处长掌握着国道改造工程的发包大权，好多工程队包工头拿钱拿物巴结他却接包无望，其中之一便走了黑道，绑架了冯处长的女儿。解谜破案的过程就在一个个匿名电话中展开了。在一次次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冯处长假公济私收贿受贿的贪婪嘴脸愈发显露。女儿最后被撕票，而冯处长依然笑容可掬地出现在国道改造工程的开工典礼上。古人说“苛政猛于虎”，而现今官僚体制内的贪污腐败，则足以葬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
钟道新的《指令非法》（《环球企业家》1995年第2期）涉及到高科技领域的犯罪问题，以及与此相关涉的道德与法律。纯朴正直的计算机软件程序专家于叶目睹了京城名人俱乐部的种种黑暗内幕。香港来的软件销售商躲在小屋里高价招徕国内高级技术人员为他破译畅销软件的密码，公司老板欧成威授意她设计软件病毒，随后再制造解毒卡来从中非法牟取高利。于叶拒绝接受这个有损职业道德的非法指令，最后她当然也就失去了一份高薪的工作，但却保全了自己清白的人格。未来的商业竞争中，对人的行为进行制约的不光是法律律令，在法律指涉不到的地方，就要靠人们的道德和良心来自我约束。
沈嘉禄的《大晴天》（《上海文学》1995年第2期）则通过一则笔会的见闻，将人生百态悉数毕现在读者面前。一大群作家记者应邀赶往南方游山玩水，一路纵情欢歌，白吃白拿，到了农民企业家麦克李的服装大厦后，吃过五星级酒店的美食，又疯狂窜入成品车间挑选高级时装。听说超过五百块钱以上多余部分自付，又纷纷搁下服装不敢要了。在物欲的诱惑面前，文化人的斯文扫地，如同乞丐围住善心大款讨钱，却又很是嫌人家毛票太多，没赏赐给大钱而生出鄙夷之情。
陈建功的《天道》（《北京文学》1994年第11期）描写改革开放给人的心态造成的失衡，寥寥数语，却犀利无比。高干子女丁囡囡自恃自己的家庭出身，骄横跋扈，总以为她老爹打下了江山就不该别人去现成的享福，对世间的一切愤愤不平。看到别人发财，心里有气，自己也去海南捣腾地皮成了富婆，仍忿忿不已，总骂：“这天下到底是谁的。”后来她得了肝癌，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时方才明理儿，死后要把骨灰扬了，说活着时给别人留的道儿太少，死了，给别人腾点地方吧……就因她如此的顿悟，居然没死，直活到今天。小说结局意味深远，令人百思。
商业拜金主义给人类心灵造成的戕害，在梁晓声的《达丽之死》（《女子文学》1994年第9期）中表现最为明显。初二女生达丽为追星族的一员。为讨一张歌星的照片，割破手腕写了四五千字的血书，用歌星唱过的歌词串成。结果破伤风引起败血症，抢救无效死亡。她的父亲是各种演唱会的策划人，只知赚钱，不想让孩子读书，一心培养女儿当歌星，却培养进死胡同。火葬场上达丽的葬礼还没有完毕，他们就悄悄策划起下一场演唱会的事儿。物欲膨胀的时代，商人的眼里只有钱，其他一切都湮没不见了。最为触目惊心的是下一代已经成了金钱的牺牲品。作者在写到这些时，心情极其悲愤抑郁，“救救孩子”的呼声已被泪哽咽在喉。
刘心武的《很简单却又很难准备的礼物》（《北京文学》1995年第1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新的人际关系秩序中笼罩着的浓浓的浮泛和虚伪，表述了对至情至真的追怀和渴望。退休的中学教师宋老师七十大寿，功成名就的学生们纷纷携带各色礼物前来祝贺，其中不乏最高级的吃穿用器皿，也不乏主人公“我”经过精心选择才带去的“掌上宝”摄像机。但宋老师的一席肺腑之言，却让他所有的学生们汗颜和深思。其实所有这些礼物都不是他最想得到的，他只想得到很简单的东西，那就是“一个自自然然的眼色，眼里的那么一个纯纯净净的表情，不要同情，不要怜悯，也不要那种夸张的尊敬”。职业或拥有财富多少的不同，都不应该成为人际交往中的隔膜和障碍。但在一切都迅速商品化的今天，恰恰是这些东西使人性变得冷漠了。
宗璞的《甲鱼的正剧》（《作品》1994年第9期）、迟子建的《旅人》（《天津文学》1995年第8期）、王蒙的《寻湖》（《北京文学》1995年第1期）、张宇清的《七彩泪》（《广州文艺》1994年第6期）在描写知识分子恪守文化立场上很具有代表意义。《甲鱼的正剧》运用的是一种寓言化的描写，以隽永的学者气，描绘云梦泽的一只小绿毛龟从向往外面世界、逃出家乡，到一次次被贩卖，直至最后被当成是大补的甲鱼被一刀剁掉脑袋炖汤的一场漂泊经历。作者从中深刻感喟世事的无常。小绿毛龟的际遇，正是那个与它相依相伴的水利专家老老先生生存境况的最好写照。迟子建的《旅人》则在一片象征之海的寓象中展开。女人坐于房中面对窗外那一片自由之海展开遐思，与海风说话，跟海浪狎语，让心贴近每一丝天籁，细心体会自然中每一桩植物：棕榈芭蕉橘子菠萝……所散发出来的香气，让心灵不断地在海与天之中漫游，思索着人类的自由与永恒。但是她的孤独的精神遐思并不能为外人所理解，甚至包括她最亲近的男朋友，人们都在惶惶与碌碌地为了糊口而奔忙，她只能愈发的于孤独之中更陷入孤独。《寻湖》则通过“我”与方一对夫妻去寻一片梦中的湖，真正达到了“花非花，梦非梦”的物我两忘的恬淡境界。《七彩泪》通过对知识分子出书难这一问题的重新梳理，着重表达的还是嬗变的人际关系。当研究古文字学的诸葛老先生为出书去求当官的老同学和当了经理大款的学生时，遭到的却是一片推委和冷遇。人情在金钱面前脆薄如纸。
传统的家庭婚姻形态在新形势面前也经受了不小的考验。表现这方面的题材有裘山山的《卡萨布兰卡的夜晚》（《飞天》1995年第7期）、修祥明的《家》（《青岛文学》1995年第2期）、郭平的《紫色》（《山花》1995年第9期）等。《卡萨布兰卡的夜晚》中的柳无慧是个多愁善感的女人，丈夫经商以后，明显地感到了夫妻生活的冷漠，便开始分居，闹离婚。独居难成眠的夜晚，适逢电视里播《卡萨布兰卡》，柳为主人公的爱情所打动，深深地浸入其境，不断比照自己的生活，恰巧丈夫回来找几本资料，两人在卡萨布兰卡的夜晚里重新回忆起以往的日子，感觉到彼此的互相需要。《家》写一对陷入生活困厄的夫妻一直期盼着有一幢大一点的房子。每逢夫妻吵架，十岁的儿子总是苦苦哀求着劝解，并将一室一厅的稚嫩的儿童画贴满了墙壁。终于分得一套两室一厅，妻子已离婚，儿子这时却画从前的那个小屋。如何达到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满足，永远是摆在现代人面前的一个难题。郭平的《紫色》从一个儿童的视角描绘人类对亲情的依恋和渴望。青青上二年级时父母离异，父女相依为命，她爱恋妈妈曾使用过的紫色毛巾被，在忆母恋母情绪中长大。后来在她的生活中始终充满了紫色情结，她在大学中的丙烯系列画《紫色》获得了全国奖，婚后送给爸爸一个枕头也是用小时候的那条紫色毛巾被改做的。人类成长的过程里将永远抹不掉亲情的记忆。
发生在城市工商阶层、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婚姻家庭内部的这些平平常常的故事，都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我们这个转型期社会的种种特点。小说都以其浓厚的现代意识以及描写真实的特点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
荒诞之中求真解
城市题材的小说中，还有一部分不囿于生活的真实，而是通过夸张变形的写法来描绘对当下生活的荒诞体验，并力求从中揭示人生的真谛。这些小说与那些写实的作品一道，在反映生活的本质、揭橥人生的目的性方面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邹月照的《告诉我我是谁》（《作品》1994年第1期）是比较典型的具有荒诞意味的作品。大学教授奇运与环宇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奔在一次车祸中双双丧生。医生突发奇想，将两具尸体合成一人，催其再生，制造成马奔面奇运心的“新生命”。新生命从此肉体和灵魂两分离，心灵渴望奇运的宁静，过恬淡著述的精神生活，肉体却是马奔的孔武有力，时时寻欢作乐寻找刺激，沉湎于物质生活的永不满足的欲望当中。在短暂的不适以后，新生命渐渐把教授奇运的心情忘掉了，习惯了经理马奔的生意场上的日子，陷入都市的喧嚣与浮动之中。人类好不容易才进化出的精神生活却是多么容易被人类自己忘掉，退回到原初肉体的享乐状态却可以不费什么力气。人生的哲理尽显于故事的荒诞性之中。
周大新的《病例》（《中国作家》1994年第5期）写一个得了怪病的人，莫名其妙地惧怕世间的一切。他害怕旅行，怕途中出事；害怕坐在家里，怕随时有失火、煤气爆炸和被盗的可能；害怕到单位，怕领导，怕女同事，怕写经验材料；害怕到街上吃饭，怕染上肝炎；怕别的星球来撞地球；怕与人接触。最常做的动作是仔细检查各种各样的东西，时时有一种不安全感。问他最喜欢什么，说最喜欢到田野里散步，最喜欢骑毛驴走路，最喜欢点蜡烛看书。现代化生活对人类精神的压迫已使人神经紧张至此，人在物质挤压的缝隙中空剩下对过去田园诗意生活的一点点卑微的向往。
异化的主题同样表现在邱华栋的《公关人》（《山花》1995年第3期）里。公关人W自从搞上公关这一行当后，就开始变化，失去个性，面孔模糊不清，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天天和刚刚认识的人打交道，然后谋算着如何和对手把生意做成。不停的跳槽和加薪并没有使他获得满足，相反，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却快要将他逼疯。终于，他抛妇弃雏，离家出走，戴上面具，死在一大堆同样戴面具的塑料模特中间。人就死在自己创造出来的物质空间，死在物质对精神的异化里。
李洁非的《防盗门》（《青年文学》1994年第3期）表现了人生的某些合理性与非理性。大盗“歪嘴”受小石城淳朴民风的感化，决定痛改前非，洗手不干。偶尔技痒难奈时，曾拿自家的“钻石牌”防盗门练手，没能撬开，心里暗暗高兴，为防盗技术的提高，也为自己技艺的落伍。遂彻底断了重操旧业之念。不料数日后，自家防盗门却被别人所撬，原来是新婚妻子小红引狼入室，她的情人偷盗得钥匙把门撬开。离婚时他在法庭上喊：“我防得了小偷，却防不了偷汉子的家贼！”家贼险于外盗，此可谓人生一大真谛也。
范小青的《今夜相逢》（《当代》1995年第4期）以散淡的笔调描写人生在可知与不可知的某种境遇。林老师想尽办法给儿媳调动工作，欲从县城调到市里。一直想找从前的学生、现在当了县人事局局长的夏时云帮忙，但又磨不开面子直接去找，就连写三封信去，却都不见回音。儿媳只得辞职，回城里当了售货员。林老师面授讲课到了儿媳从前的那个县，不期然受到了县长的热情招待宴请，一口一个林老师的叫，说是他从前的学生。席间想起了夏时云的名字，林老师就问县长可认得否。县长发愣，说：“我就是夏时云。”人生相逢不相识，几多尴尬，几多悲欢，尽在不言之中。
陈国凯的《当官》（《作品》1995年第7期）则已满带些喜剧意味，又颇多愤慨地提出了拯救文学贫困的问题。作家肖某觉得当作家太寒酸憋屈，决定改行当官。挂职当了个闲差副市长，专门负责酒宴吃喝。吃过大桌吃小桌，看过诸多食客的嘴脸。为给作家医药费拉赞助，跟一富裕村长李铁钉喝酒，李言明喝一杯就给一万块钱。肖喝二十杯，赢二十万，结果是赞助费到手，他也到医院灌三次肠，洗两次胃。他决定甩手不干，不再当官，“文学那么贫困，我担心再次灌肠”。文学的贫困与酒宴场的昏暗，两相对照，从中可以窥出世间的许多真面目。
乡村的失范与守恒
城市的变化如此之巨，乡村所受到的改革浪潮的冲击也丝毫不逊于城里。农民们一方面保持着他们传统的善良纯朴的本质，另一方面，跟这个喧嚣的时代相应和，种种逾越祖宗规矩的事情也不断在他们身上发生着。乡场就是一个规矩不断被沿袭和继承，又不断被打破和重建的演绎场。与以往的乡村题材小说相比，过去那种一味赞美、单纯歌颂田园牧歌的形式少了，作家们更加逼近生活的真实，更加贴近这个日趋变化发展的时代脉搏，正在从不断的对现象的分析和批判当中力图从本质上对生活进行把握，并更进一步的揭示出问题存在的根源。反映农村现存各种问题的小说很能见一个作家的生活功底和艺术功力。
郭建华的《桥》（《山东文学》1995年第9期）写一个老实巴交的奉公守法的农民姜守本的故事。他对上级指示一贯服从，对村长号召一贯响应，是村上有名的典型人物。村里这次乱摊派集资建桥，农民们全都愤慨不交，只有他被村支书的一番好话给打动，卖掉连夜辛苦扎的笤帚把钱第一个交上了。大桥刚一竣工，就发现桥身已裂二尺宽的缝，建桥的领导升官，集资款被克扣下四十万给领导换了新车。姜守本这才感到受骗了，可是又有苦说不出，有气憋在心窝里。农民的淳朴本性让他成为各种义务的最好承担者，同时也使他成为诸种不义的最好牺牲品。
阿宁的《麦子自己能回家》（《当代人》1994年第10期）是近年来农村题材作品中写得较有韵味的，在叙事的节奏上很是从容不迫，舒缓有致。放麦假了，县劳动局人事科的干部臭子回乡帮家里收麦。没想到从村支书到村长到三姑二伯五大爷一干人等，轮番拉他到家里去喝酒，原来是见闻他要回这个乡当书记了。一直欺负臭子家势单力孤的父母官们全都巴巴的笑脸相迎。七天的麦假全部被酒宴填满。支书刘麻子利用权力派八个壮劳力一夜间就将臭子家麦子收割完毕，出的是计划生育的工。在中国的乡村最底层，权力究竟能够演绎、派生出多少东西，这大概又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话题。
王正昌的《故事》（《当代人》1995年第7期）对乡村存在的不良现象充满了无情的讥讽。陆记者下乡去核实一位七十多岁的孤鳏老汉柳墩子踊跃交粮给国家、积极要求入党的先进事迹。结果，见面一问，老汉如实道出了想入党的初衷：村里的党员都比别人享福，有文化的能当干部，住得像宫殿，摊派收礼，没文化的也能得到照顾，分好化肥好农药，拿工资干公事，看林护场做轻活。他也想入个党，老了好有点依靠，能得到点照顾。老汉的话简直是给我们党内存在的不良风气敲了一记警钟。作者的犀利正于老汉的朴拙语言中凸显出来。
表现同一题材的还有阎耀明的《连富叔》（《满族文学》1994年第1期）。村支书连富召开支部会，商量平价化肥变议价事。乡长助理拎来四条鱼，催连富把涨价尿素钱尽快收齐。连富知道涨出的一倍价全都进了乡长助理的腰包，但他得罪不起。村民不交涨价钱，只交平价钱，也得罪不起。只好开支部会商议，将修小学校款挪用，补作化肥涨价款。事情解决，连富叔却满腹伤感，胸闷，透不过来气。不正之风将那些最善良的农村基层干部也给挤压得无可奈何，除了忍受良心的自我折磨，实在是力量微弱抗争不起。
陈玉川的《他也是被告》（《山西文学》1995年第10期）写了一个富裕起来的乡镇企业家的窘境。面粉厂厂长李大猛舍妻离子，左折腾右抓挠，费尽千辛万苦，让厂子红火起来赚了大钱，成了劳模，标兵，利税大户。他要不停地陪吃陪喝陪搓麻，打点各路神仙，以求厂子正常运转。但终因文化低，不懂价值规律，在国家粮油价格放开时，把握不住市场变化而一败涂地。最后面粉厂因还不起别人存粮而被哄抢，李大猛也因欠粮不还成了被告。直到最后他仍懵懂“怎么就稀里糊涂赔了本”。市场经济就是如此无情。它对一切卷入其中的人都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不懂政策蛮干不行。
近年来新涌现的青年作家张继的乡村小说别具一格，叙事十分轻松、流畅，将他对乡村生活洞察的深刻不断地用诙谐的语言表达出来。他的《杀羊》（《鸭绿江》1995年第8期）、《跑婚》（《上海文学》1995年第9期）等等短篇都非常耐读。《杀羊》写上面要到乡里检查计划生育宣传落实情况，主要查人数。村长四平愁眉不展，与文书核计出杀羊骗人来开会的高招。凡是晚上去开会听报告的人都能喝一碗羊汤。连续三天都用此法把人糊弄来了，羊比比划划没真杀，检查团也没露影。村民急了，感觉上当，摔盆砸碗，第四天再不肯来。检查团偏这时来了，四平召集不来人，只好把自家羊偷偷牵来真杀。村民闻香而至，怕再上当，要吃完羊汤再开会。结果检查团看见的就是众人围锅喝羊汤的场面。乡村干部的无奈与尴尬显露至此，让人在忍俊不禁之中又体会到无限的苦涩。《跑婚》写一对海誓山盟的农村小青年，由于拗不过强大的农村宗法和宗族势力，最后还是不得不分手了事。农民性格中的刚愎、懦弱、自卑和自欺都被作者刻画得入木三分。
冯积岐的《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朔方》1994年第8期）、迟子建的《亲亲土豆》（《作家》1995年第6期）读来感人至深。前者以朴实、凝练的笔触描绘了当了一辈子农民的父亲和母亲艰辛的生存际遇，他们忍受着种种强加给农民的不公，以无比的韧性顽强而自尊地活着。后者则以空灵的笔墨描述了一对农民夫妻相濡以沫的生活，令人感受到万物的灵性以及人间的至纯至爱，至情与至暖。
军事题材、市井俚俗及其他
除以上所述城市和乡村作品外，1994—1995年军事题材小说创作也十分活跃。转型期如何继续发扬我军优良革命传统问题，一直是军内作家关注的热点。阎欣宁的《旗鼓》（《解放军文艺》1994年第9期）、何继青的《迷途》（《萌芽》1995年第1期）、陆颖墨的《小说三题》（《解放军文艺》1995年第5期）、王寿龙的《满斗》（《昆仑》1995年第3期）都是这方面的出类拔萃之作。《旗鼓》写军队内部体制改革，机炮连分成机枪连和炮连，连长和指导员为争一面旧旗和一只破鼓而展开的一场有趣的争斗。那是革命战争时期传下来的光荣锦旗和助威军鼓，新一代军人们不敢妄加丢弃，仍要争着夺来，把它牢牢挂在荣誉室里。何继青的《迷途》诉诸了老兵对军队的拳拳热爱。有二十多年军龄的副处长方仲平忽然被通知：机关内部人员精简，要求他立即转业。方仲平在服从命令的同时也感到忿忿不平和深深的迷乱，离开熟悉的部队，一时竟不知所归，不知所往。到地方上找工作几经周折，最后还是遇从前手下的一个因超生而被开除的副连长帮忙，以赠送银行行长一台“凌志”为代价，将他安插进银行部门任一要职，以便今后得贷款容易。方仲平正优哉游哉准备走马上任，忽又接到新的通知：首长决定他暂停转业，派去二处当处长。他竟毫不犹豫大声回答：服从命令。中午要喝酒庆贺。军人对军队的赤子之心溢于言表。陆颖墨的《小说三题》（《理发》、《歇着》、《瞄准》）则从生活的最细微处入手，描写了转型期军人的各种心态，读来引人入胜。
戴涛的《将军的敬礼》（《萌芽》1994年第10期）、赵琪的《登陆》（《解放军文艺》1995年第1期）对从部队离休到地方继续发挥余热的老将军的心理把握，以及对一个将全部的爱都献给了部队生活的老兵的描述都非常到位。
描写抗战的作品在这一时期也蔚为景观。张廷竹的《泪洒江天》（《十月》1994年第4期）、阿成的《鬼子给你戴上一顶纸帽子》（《人民文学》1994年第10期）、《赵一曼女士》（《人民文学》1995年第5期）、尤凤伟的《远去的二姑》（《文学世界》1995年第4期）等在回溯历史方面都表现出了非凡的功力。《泪洒江天》以凇沪抗战为背景，展现了中山舰全体将士英勇殉难的英雄壮举。阿成的短篇则从另一个角度描述日本鬼子对东北人民的屠戮，以及抗联英雄威武不屈的反抗。尤凤伟的小说选材独特，写了一个乡间女子锡江，受了抗日救国军的感召，大义灭亲，将当了汉奸县长的未婚夫引出来伏法。她自己也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悄然远遁。黄家刚的《父子》（《花溪》1995年第9期）、石钟山的《大炕》（《长江文艺》1995年第5期）、杨吉玲的《牛县长》（《山西文学》1995年第6期）等都从不同侧面表现了面临国家存亡之时中国人的大无畏的民族气节。
传统的市井俚俗故事中透露出的人性之真，人情之美，仍在散发着不衰的魅力。这类小说有冯骥才的《市井人物》（《收获》1994年第1期）、蔡康的《草台龙门》（《文学港》1994年第1期）、贾大山的《小说三题》（《长城》1995年第1期）等。着重要提的是老作家李国文近年来的短篇小说，散淡之中仍旧怀有一股锐气。他写人物，很少问时代背景，但总是力透纸背，对人物的内心品性的把握总是具有一种穿透的力量。此类作品有《牯岭之夜》（《百花洲》1994年第1期）、《抽屉深处》（《人民文学》1994年第1期）、及《七弟》（《十月》1995年第4期）等等。汪曾祺的短篇更犹如一帧帧线条精美的市井风俗画，写人状物无不栩栩如生。
本时期还有一大批女作家的短篇从不同角度对于人生和人性进行深刻的探索和揭秘。迟子建的《逝川》（《收获》1994年第5期）、范小青的《牵手》（《作家》1994年第6期）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一丝相恤和温热，叶广芩的《本是同根生》（《延河》1994年第8期）透露出在功利、势利面前的人情冷漠。池莉的《以沙漠为背景的人与狼》（《长城》1994年第6期）则冷峻审视了生命存在的相互抵触与对峙。杨泥的《红羚》（《人民文学》1995年第5期）是一篇难得的比较纯粹意味的女性小说。作者以娓娓的语气描述了女性自身的成长过程，带有一种低回的落寞和感伤。近年来严歌苓的海外题材小说创作很有韵致，她的《少女小渔》（《四川文学》1995年第8期）、《红罗裙》（《大家》1995年第2期）、《海那边》（《台港文学选刊》1995年第1期）、《女房东》（《台港文学选刊》1995年第9期）等都为人们打开了异域生活的一角，让读者窥见了大洋彼岸生活的真面目。
1994—1995年短篇小说创作的实绩，充分证明了短篇这种形式对社会生活回应速度的无比迅捷，也证明了这种艺术形式所充满无比活力。只要作家们不是对生活无动于衷，不是对发展变化的现实失去把握、失去判断能力，只要他们还能在作品中诉诸自己对于人类精神的独到思考，相信文学是永远不会失去魅力、失去读者的。
（本文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中国文学年鉴·1996卷》年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