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问题的矛盾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粮食论文,矛盾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初发韧于中国农村的体制改革，通过划小核算单位的形式，实现了农民家庭与承包耕地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在暂时让渡所有权的过程中，取得了集体提留和对国家应提供的粮食贡献。而农民家庭因为有了“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余个人的”粮食剩余利润可图，而且在承包土地上实现了财产权、经营权、收益权的相对统一，因而大大地提高了经营土地的积极性。这种以追求剩余利润为目标所隐含的激励机制与本能冲动带来了中国农村生产力史无前例的大解放，也促进了中国粮食生产的不断提高。据统计表明，1978-1992年，中国农村在粮食播种面积减少8.3%的同时，粮食总产量增长了56.6%，粮食单产面积产量由1978年的2.5吨／公顷提高到1992年的4.0吨／公顷，在全国范围内粮食单产提高了60%，如此大幅度大范围地增产粮食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我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1992年人均占有粮食344公斤，与世界人均占有水平（349公斤）十分接近。
然而，在注意到我国粮食生产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的同时，也必须充分意识到粮食生产对于一个12亿人口大国的重要性。1993年底在全国一些大城市出现粮食供需的矛盾也决非偶然，它说明了公众对于粮食短缺的承受心理相当脆弱。尤其是在制约粮食增产的各种不稳定性因素依然存在的状况下，更应把粮食视作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产业对待，并且在政策上予以充分重视。
影响我国粮食生产的主要矛盾表现在以下若干方面：
1、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全国的耕地面积在1957年曾达到16.7亿亩，以后逐年减少。从1958-1986年，全国累计减少耕地6.11亿亩。相当于减少1/3以上的耕地面积，扣除每年垦荒造田所增加的耕地面积，每年净减少耕地807万亩，1986年公布《土地管理法》以后，耕地面积锐减的势头有所抑制，比如，1990年土地开垦与耕地减少相抵，还净增加151万亩。但自1991年以来，耕地面积减少的趋势又进一步加剧。据统计，1991、1992、1993年分别减少耕地669万亩、1056万亩和938万亩，增减相抵，净减少34万亩、437万亩和484万亩。尤应引起注意的是，广东、海南、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耕地面积减少更快，1982-1992年的10年中，广东、海南两省的粮食播种面积净减少了1000多万亩。目前广东、福建、浙江等省的人均耕地面积都已降至0.6亩以下，由于这些省份耕地的种植形式都为二至三熟而且粮食单产较高，因而耕地面积减少对其粮食生产影响很大。
2、粮食种植的比较利益下降，农民收入增长处于停滞或下降状态。80年代我国粮食连续增长的关键在于粮食剩余利润的扩大。80年代中国后期，虽然粮食剩余利润有所减少，但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收入仍然有所增长，但进入90年代后，乡镇企业发展面临的竞争环境越来越严峻，从而造成农民实际收入增长缓慢，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1979-1984年，我国农业连续高速发展，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元增长到1984年的355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人均年收入增长15.1%，1958-1988年的四年中，农业生产虽然实现了较快增长，按不变价，农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3%，但农民人均收入却下降到年均增长0.7%，增产不增收的状况尤为明显。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则不断扩大，1984年农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比为1:1.7，1990年扩大为1:2.2，1992年进一步扩大为1:2.23，1993年扩大至1:2.53。
3、粮食生产的外部环境日益严峻。一方面，农民负担日益沉重。在各国工业化初期，为了积累工业发展的巨额资金，各个先行国都曾走过剥夺农业的道路，然而，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大多数国家都通过部分工业积累反哺农业的方式来协调产业间的比较利益关系，不致于使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无利可图。然而我国建国以来几十年经济发展多是以采取了行政手段，利用不等价交换的形式把资源从农业和农村转向工业和城市的。这种格局在80年代初曾一度有所缓解，但自80年代中后期又有所有加剧，统计表明，1986-1990年，我国工业农业产品交换比价剪刀差平均每年扩大3.7%，1986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剪刀差，从农业部门取走的农业净产值约179.1亿元，1990年又扩大至927.8亿元。另据有关部门的统计，1952-1989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业部门拿走9015亿元。通过农业税从农业部门拿走1763亿元，合计10778亿元，而同期国家对农业的投资与社会救济却只有3343亿元。换言之，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为工业提供的净积累达7435亿元之多。除此而外，来自交通、道路、邮电、广播、卫生、文教、保险、治安等方面摊派日益增加。这些负担除了明显地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外，也远远地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1985-1991年，农村经济净收入年均增长11.9%，农民人均集体负担年均增长15%，农户直接负担增长17.6%。另一方面，粮食生产所需投入的各种要素价格持续上涨，也沉重地打击了农民务粮的积极性。近年来，化肥、柴油、电力、生产机械、农药的价格持续上涨，对正常的粮食生产冲击很大。以尿素为例，1992年10月以前价格为538元／吨，此后上调到660元／吨，1993年3月，国家放开价格，规定出厂价每吨1000元，零售价最高限价1200元／吨，但在执行中都有突破。据有关方面专家研究，由于化肥涨价和取消平价柴油供应，农民每年要多支出240多亿元。
4、国家有关粮食政策往往未能落实，实施政策中的梗阻现象十分突出。据农业部的统计，我国农业基建投入在国家基建投资中的比重最高年份曾达10.3%（1978年），以后逐年下降。1987、1988两年降至3.3%，1989年有所增加，达4%，1993年又降至2.2%。主要原因在于地方对农业的基建投资大幅度减少。各级地方政府缺乏对农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搞农业的干部辛苦受累且不说，得到的实惠却远低于其他部门，这也导致了农业部门人才跳槽现象严重的状况。另一方面，各有关部门也不愿意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中央要求银行系统增加对农业的贷款，可资金就是到不了位，1992年秋粮收购资金预算需605亿元，但缺口达497.6亿元，棉花收购资金预算需350亿元，但缺口达135亿元。1993年中央11号文件说要向农业增加225亿元贷款，结果有关方面只给规模不给现金，致使新增贷款成为一句空话。与此同时，有大量的农村资金外流；直接削弱了粮食的生产与经营，据1992年26个省市统计，农村向县以上城市工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多达524亿元以上。
5、农业遭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五六十年代，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多在2000-3000公顷，70年代有所增加，1977、1978两年受灾面积均超过了5000公顷，80年代以来的各年受灾面积都在3000万公顷以上，其中1988、1991、1992年受灾面积都超过了5000万公顷，1994年中部地区干旱，华南和北方许多地区都遭洪灾，受灾面积相对于在此之前的各年度来说只会有增无减，超过5000万公顷已在意料之中。由此可见，我国农业的受灾面积与频率都呈上升趋势，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粮食耕种面积又不断下降。因而灾害影响的严重更见险恶，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和提防。
处于这种矛盾纠葛中的农民被动地对此作出了反映，一是农民向城市向沿海省份的流动有增无减，通过外出打工的形式争取更多的收益回报，以抵销因物价上涨粮食种植收益减少所带来的缺口。二是减少对耕地的化肥、机械投入量，变精耕细作为粗放经营，“卖了铁牛买耕牛”的现象引人注目，全国农业机械销售量呈锐减之势。三是农业中的撂荒弃耕现象十分突出。据调查，苏北撂田农户占总数的5%，撂田面积占总面积的8-10%。江苏射阳县六垛村，1993年只种了1200亩，还有1560亩无人耕种。另据安徽省农调队对省内16个县市的调查，有11.53万农户弃耕，撂荒面积达34.66万亩，占总耕地比重的5.5%。与此相对应的是，粮食经营中的矛盾也还在区域之间显示出来。各主要粮食产区的财政金融等部门因投入粮食的资金的资金周转慢、沉淀多，经济收益少而粮食企业的经营亏损又十分严重，因而对粮食的减产与增产问题都十分棘手。以安徽省农行来说，近年来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存款无大的增长，而贷款规模却因粮食连年丰收而扩大，从而使得贷差越来越大。1980年，该省农行的贷差为1.8亿元，到1992年底，贷差扩大到101亿元。与此同时，该省的粮食企业亏损也十分严重，1990年省国营粮食企业亏损9.8亿元，1992年亏损挂帐高达26.47亿元。除安徽以外，其他几个粮食大省的粮食挂帐亏损均在20亿元以上。除此而外，市场调节和导向的结果，是全国许多省区的粮食耕种面积减少。市场化改革起步较早的南方一些省份对此反应更为明显，从而致使全国粮食生产格局完全改变，过去粮食流向为南粮北运，现在转而成为北粮南运。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南地区都已分别成为我国三大缺粮区域之一。据统计，南方14个省、市、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重，1989年还为58%，而到1993年下降到53%，1994年估计会继续这种趋势，在1993年的全国粮食交易会上，东南沿海的一些省份成了购粮大户，广东、福建、浙江、海南、上海五省市所购买的粮食就占粮食总购买量的一半。这种变化必须引起充分注意。
对于一个有着12亿人口而人均耕地又相对不足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粮食对于全国的宏观全局来说，有着牵一发动全局的深刻影响，粮食稳定是经济稳定的基础，也是推进改革的前提性条件。正因如此，粮食欠收时应该予以充分重视与警惕，粮食丰收时绝不能有松气的心理。常抓不懈地搞粮食应该成为农业政策的中心。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粮食供需将会维持紧平衡的状态，粮食问题的隐忧将会时有所现。据有关专家研究，我国土地资源的人口承载只有14-15亿，但到2040年，估计人口会达到最高峰年，届时人口将有16-17亿，如果以每年净减耕地350万亩为标准，人均耕地到那时会降到只有1亩，如果以人均粮食400公斤计，届时粮食单产必须在现有280公斤／亩的基础上提高50%。目前我国耕地的单产已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水稻平均单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以上。但如要在现有基础上再提高50%，难度很大。何况，到那时也还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粮食矛盾，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依然会有恃无恐地影响粮食生产。可见，粮食生产上的压力与危机可能会伴随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而存在。
我国粮食生产中所存在的许多问题也正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矛盾，应该从一个长的历史发展阶段来予以分析和把握。
建国以后，国家采取了相对倾斜地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政策，从而使整个经济发展的流程被隔断，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处在相对独立的状态下运行，结果造成轻工业发展不足，城市化水平低等问题。此外还因没有认识到粮食生产最适合于家庭经营的组织形式，强行推进集体化，结果既没有使粮食产量迅速上升，又使得城乡之间的差别拉大。改革以来虽然农民由于承包制的实行而收到了巨大的实惠，粮食产量和土地的产出效益明显提高，然而，如果农村的生产经营维持于这一状态而不作改变，势必会被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城市经济的巨大发展所掩盖，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肯定会再次拉大。事实正是如果没有80年代乡镇企业的巨大发展，中国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会比现在更大。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80年代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城乡差距的扩大。但城乡之间的差距矛盾并未获得最终解决。而且自80年代末以来，乡镇企业因分布分散，技术层次低，大生产的组织协作性不强，经营中的短期行为等等因素而与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状态，加上国内市场供给相对于居民的有限购买力来说趋于饱和状态，消费者选择和买方市场的存在加剧了乡镇企业在市场上的严峻态势，从而导致城乡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针对我国粮食生产和农民所遇到的突出矛盾，有两种不同的总体政策思路。一是转移收益，通过提高和放开粮食价格的形式来实现全社会收益的一部分由城市工业和居民向农民和农村的转移，稳定粮食生产和农民收益，从而达到稳定农业与农村的目的。这种思路从短期来看是十分奏效的。粮食价格上升首先通过增加承包耕地中剩余粮食利润的途径而激发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价格过高一方面可能会推动全社会的物价上涨，其中首先是与农产品相关的轻工业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可能会使一部分农民从其它产品中退归农业，并且会滋生更多的劳动力闲置现象。除此而外，农产品价格过高将会使国内外市场农产品价差扩大，从而使我国在加入关贸总协定后保护农业的压力增大。这对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是十分不利的。第二种思路着眼于转移农民。这种思路认为城市化是世界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趋势，只有实行农民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才能避免仅仅转移收益出现的种种弊端，才能推动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实现粮食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从而造成劳动的有效节约与劳动力的充分利用，提高农业的产业效益与劳动生产率。事实上，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广泛的民工潮也正反映了继续把大量农民维持于农业和农村的政策选择空间日益狭窄。只有顺应这一趋势，有效地推进和引导农业人口转向城镇人口，并且对目前已有的农业组织结构作进一步变革，才能大大地增加滞留于耕地之上的剩余农业人口的粮食利润，从而为粮食生产者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就业空间。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代表着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方向。大中小城市适当分流农业人口和农民选择县城和大的城镇就地转移的形成，应被视为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最具理性也最为合理方向。
还有一种思路认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粮食生产已不具备比较优势，因而按照比较利益的观点，这些地区不应再着眼于抓粮食，而应促其发展非农产业，该地区的粮食缺口应该由中部和西部地区来满足。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且不说我国的西南西北两地区的许多省份是缺粮区，每年需要从区内粮食富余省份调进粮食，甚至也从中部省份购买粮食，即便是中部省份粮食生产能够补足东部沿海的粮食缺额，铁路运输公路运输能否承受得了也大有疑问。再说，如果说东部沿海不具备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而把负担交由中西部地区，后者难道就具有比较优势了吗？目前我国粮食生产区承担着执行国家计划收购的繁重任务，而且大都带有沉重的经济负担，继续增加这些区域的生产负担也是不合情理的。
另有一种思路认为，我国已着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国际市场接轨不可避免，粮食不足的矛盾可以通过国际市场满足，我国不是有一些省份从国际市场上进口了许多粮食吗？因而不必对粮食问题过多地抱有忧虑。实际上，这种看法也是不正确的。且不说国际市场粮食产量因气候和耕地减少等原因而逐年下降，1993年又比1992年下降5%，目前世界上有45个国家的粮食处于危机和低水平供给状态，全世界大约有2/3国家的粮食储备在安全线水平以下。而且随着人口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剧增，世界市场上的粮食供应将会日趋紧张，即便是世界粮食市场有所剩余，但相对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来说也是爱莫能助的。一个简单的例证是，世界稻谷市场的年剩余量只有1200万吨，而我国仅1985年稻谷减产的数量就达2820万吨。况且一个人口大国如果不是立足于国内市场上供应粮食而是把目标瞄向国际市场，也是绝不会有安定感的。国外也有人担心中国一旦出现粮食危机甚至会给世界市场带来更大的不稳定。当然，我国个别省份从调剂品种或增加储备角度适量地进口一些粮食应自当别论。
针对我国粮食生产与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在今后的政策取向中应注意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应该进一步推进农村城市化的进程。适时地有序分流进城农民并且对农业的土地经营形式进行调整与变动已成为我国经济长远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选择。据报道，在东部沿海如浙江、江苏等省份，随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许多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了出来，希望把土地转包给他人，另一方面，一些种田能手也愿意多承包一些土地，据在浙江一些地方的调查，由于土地规模经营带来的规模效益，同样种20亩水稻，一户种比十户种人均创收高好几倍。在较早开展规模经营的温州市，实行规模经营的耕地已突破30万亩，占农田总面积的15%，转让土地经营权的农户达20多万户，占农户总户数的14%。在福建的一些地方，在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的同时，各种官办、侨办、民办的乡镇企业小区也开始出现。这预示着在土地规模经营形成的同时，乡镇企业的规模经营形式也在形成。因而也有必要在我国广大地区引导乡镇企业向城镇集中，以促进企业的分工与协作，以利于形成更多的新兴小城镇。这是具有我国特色的农民直接进城相联系的城市化过程的又一种组织形式，即农民造城。对这后一种形式，有关方面也应予以积极地鼓励与支持。
第二，应该实行相对稳定的粮食政策。中央提出我国粮食生产与经营中的几个原则：即保持三个稳定——稳定面积、稳定产量、稳定库存，保持两个平衡——总量平衡和地区平衡。但粮食问题也自然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因而制订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粮食政策很有必要。从目前看，一方面要稳定种粮区与种粮户的经济收益，国家应对种粮大省种粮大县给予适度的政策倾斜，对农民的经济利益也应给予相应地保护，应该通过政府调控手段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乱涨价的行为，减少流通环节，必要时应设立最高限价，不能水涨船高地进行价格竞赛，这样最终会损害农民也损害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各部分各地区在执行中央有关粮食政策上有始有终，考察一地领导的政绩时也应考察其对粮食政策的执行状况，区域粮食生产状况，耕地面积稳定状况，而不应简单地考察其总产值水平。各级政府各个部门都应改变“肚子饿了想粮食，吃饱了肚子忘粮食”的状况。在农业与粮食生产上不应搞“口号农业”、“口号粮食”，中央的有关政策应切实地付诸行动。
第三，应稳定现有耕地面积，遏制耕地面积迅速下降的势头。为此，必须十分珍惜与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把保护耕地做为我国的一项国策，应加快“土地法”的立法进度，对越权批地，违法占地，乱搞开发区及随意圈地，应根据有关法律条款予以惩处。对于以牺牲国家利益而低价卖地行为应予以坚决制止。另一方面，应严格执行国家的土地利用规划，在节流的基础上注意开源，对于自然条件较好的宜农荒地，应有计划地加以开垦。同时，必须注意对沙漠化工地、水土流失土地和环境污染土地的治理，以减少耕地被人为地破坏与浪费的现象。
第四，应该继续加强与粮食生产相关的科研力量。超大穗小麦与杂交水稻领域研究的进展，表明我国在作物育种领域的研究已进入了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也标识着进一步提高粮食单产的巨大潜力。因而国家应继续增加对此领域的投入，并针对我国气候异常变化日渐频繁的状况，特别注意对作物抗逆性的研究。与此同时，应该为农业科研人员提供更好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切实改善他们的待遇。
第五，应继续抓好计划生育工作。目前我国每年净增人口达1500万，按照每人每年消耗350公斤，每年全国净增人口需要耗费的粮食达525万吨，以此速度推算，10年后我国因净增人口每年耗用的粮食将达5250万吨，相当于我国现有粮食进口量的4倍，届时遇到的粮食压力会更大，因而计划生育工作必须常抓不懈，特别是在广大农村更应该加强和管理好计划生育工作。
第六，应协调好粮食生产与消费区之间的关系。消费区支持产粮区的发展，努力解决好产销区之间的利益矛盾，同时根据我国近年来人口流动和自然灾害的特点，抓紧在粮食主销区建立起强有力的储备体系，以备供销矛盾尖锐而交通运输又不畅状态下的应急之需。另一方面，在发挥国有企业主渠道作用的同时应建立起开放型多元化的粮食购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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