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见曾幕府与清代中期扬州诗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坛论文,扬州论文,幕府论文,清代论文,卢见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637(2012)02-0133-06
卢见曾(1690—1768)，字抱孙，号澹园，又号卢雅雨、雅雨山人。山东德州人，历官至两淮盐运使。其为宦所至，倡学兴教，育才良多。又爱才好客，官盐运使时，四方名流咸集，来访者络绎不绝。驻节扬州日，幕中延请惠栋、戴震、卢文弨、沈大成、王昶等著名学者辑录、校勘了大量典籍，尝校刊《乾凿度》《战国策》《尚书大传》《周易集解》等书，又补刊朱彝尊《经义考》，辑有《国朝山左诗钞》六十卷，皆有功于后学。为官为学之余，常以诗文抒写胸臆，徐世昌称其“诗笔健拔，而词旨深厚”[1]。著有《雅雨堂诗集》二卷、《文集》四卷、《出塞集》一卷。
乾隆朝，卢见曾两任两淮盐运使，在任时他的幕府吸纳了大批文士，形成了一个人才交流的中心。卢见曾虽为主持盐政的大吏，但其有着很好的文艺素养，他工诗文，通词曲，性度高廓，不拘小节，喜与文人学者交接。他的爱才好士也深得时人赞许和后人褒扬，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载：“我朝爱客礼士者，惟德州卢雅雨都转、苏州毕秋帆制府，一时之士奔趋其幕府者，如水赴壑，大都各得其意以去。”[2]法式善《梧门诗话》云：“卢雅雨见曾都运维扬，招集名流，修葺平山堂。一时川泽呈秀，人物争妍，称最盛矣。”[3]王培荀《乡园忆旧录》云：“卢雅雨先生留心风雅，一时坛坫之盛，名士宗仰。”[4]李斗《扬州画舫录》亦云：“公两经转运，座中皆天下士，而贫而工诗者，无不折节下交。”[5]从这些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卢见曾有着很好的文学修养，同时又礼贤下士，这使得他的幕府具有浓郁的人文气息。当然，卢见曾幕府之所以“名流毕集，极东南坛坫之盛”[6]，除了卢见曾本人的文学修养与爱才好士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卢见曾所居官职实乃一肥缺。当时两淮课银即达六百零七万两，约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二[7]，卢见曾既为两淮盐运使，又复护理两淮盐政，权限不可谓不大，其财力亦不可谓不雄厚。清代中期文人游幕兴盛，而文人游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生计问题，所谓“今天下郡无闲田，田无余夫。故游民相率而为士者，势也。”[8]曾为卢见曾幕宾的金兆燕也感慨曰：“鞍马依人，闲置以老，自非经济足以盖世，而爵禄不入于心者，鲜肯曳裾而投足焉。捷宦之径一变而为大隐之乡，时为之也。”[9]因此像卢见曾这样既礼贤下士又身居要职、财力足够雄厚的幕主必然成为游幕文人的首选。袁枚更是在给卢见曾的一封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一点：“枚尝过王侯之门，不见有士；过制府、中丞之门，不见有士。偶过公门，士喁喁然以万数。岂王侯、制府、中丞之爱士，皆不如公耶?抑士之暱公、敬公、师公、仰望公，果胜于王侯、制府、中丞耶?静言思之，未尝不叹士之穷而财之能聚人为可悲也。”[10]袁枚毫不留情地说出卢见曾幕府能够聚集人才是由于其财力雄厚，因而慨叹“士之穷而财力之能聚人”。其实，正是由于卢见曾的幕府处于乾隆盛世，位居经济发达的扬州，而卢氏本人又求贤若渴，凭借着他两淮都转盐运使的身份，其幕府自然具有号召力，其财力亦允许他能够组织文人燕集、唱和和编纂、刊刻书籍。因此，可以说卢见曾幕府的出现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卢见曾幕府可说是乾隆初年扬州除马氏“小玲珑山馆”之外，非常重要的文人聚集中心，正如马朴臣所言：“先生操如椽之笔，主盟坛坫者三十载。历宦屡擢，其政绩之敏练廉正，播在朝野者不具论。吾第言其诗，夫天之曩时所以位置先生者，未尝不佳且称也。颍川、扬州是庐陵、眉山两公酒香墨瀋，流连蕴藉之区，而先生踵之。宦颍而西湖栉沐出焉；宦扬而平山堂气韵森焉。四方名宿、怀文抱道与夫一技一能之士，奔走若赴玉帛敦盘之会，曰欧苏复出矣。先生政事之暇即与诸君击钵刻烛，飞笺撒翰于山亭水榭之间。诸君或钦手慑气，先生故谦让不遑，适馆餐者乐忘归度，无不倾囊倒箧而赠也。”[11]由于卢见曾为官方文化人的代表，其幕府对于扬州一带文学风气的转变与复归，影响甚或更大。因此，有必要对卢见曾幕府的文学学术活动及其影响进行深入的考察。
一、卢见曾幕府文学活动
卢见曾以诗名于世，因此其幕宾也多为诗人，其初任两淮盐运使时，就“筑苏亭于使署，日与诗人相酹咏，一时文宴盛于江南”[12]。王昶尝言：“(卢见曾)素慕其乡王阮亭尚书风流文采，故前后两任盐运使各数年，又值竹西殷富，接纳江浙文人唯恐不及。如金寿门农、陈玉几撰、厉樊榭鹗、惠定宇栋、沈学子大成、陈授衣章、对鸥皋兄弟等，前后数十人，皆为上客。而是地主马佩兮曰璐、秋玉曰琯，及张渔川四科、易松滋谐，咸与扶轮承盖，一时文酒，称为极盛。”[13]其幕府的宴集活动为其赢得了声誉，使其成为了当时江南地区的文坛盟主。
卢见曾是一位诗人型的官员，自幼饱读诗书，来到扬州时，扬州已经从“扬州十日”的伤痛中恢复过来，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繁华。在卢之前很多具有声誉的文学名人光顾扬州，使得扬州成为文人学士及游宦们向往之所。此时的扬州，正如孔尚任所言：“为天下人士之大逆旅，凡怀才抱艺者，莫不寓居广陵，盖如百工之居肆焉。”[14]许多爱好风雅的盐商，如马曰琯昆季、江宾谷春等人，常常组织文人雅集，《扬州画舫录》云：“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15]不但如此，在扬州任过职的先贤也成为卢见曾效仿的对象，这些人包括欧阳修、苏轼以及卢见曾的山东同乡王士祯。因此，卢见曾任职扬州时，也是以欧、苏和渔洋自命的，袁枚曾说：“卢雅雨先生转运扬州，以渔洋山人自命”[16]，而时人也乐意将卢见曾与诸位先贤相媲美，将卢见曾看做是当代的欧、苏、渔洋，如沈起元所作的《运使卢雅雨七十寿序》就给予了卢见曾这样的评价：“公雅好吟咏，盖其才之俊逸，不以政事妨减矣也。今扬州古称佳丽，欧阳公建平山堂，东坡三过其地，赋诗志怀。而本朝渔洋先生，司里于此，四方名士咸集红桥，冶春唱和之什布海内。近岁翠华再幸，亭榭水木之观，视昔有加。公于是盐政多暇，凡名公巨卿，骚人词客至于其地者，公必与选佳日，命轻舟，奏丝竹，游于平山堂下，坐客既醉，劈笺分韵，啸傲风月，横览古今，人有欧苏、渔洋复起之恭。”[17]在这篇序文中沈起元描述了卢见曾幕府的一时风雅，并且刻意地将卢见曾与欧阳修、苏轼以及王士祯相提并论。法式善《梧门诗话》亦云：“卢雅雨见曾都运维扬，招集名流，修葺平山堂。一时川沼呈秀，人物争妍，称最盛矣。都运诗《一起》云：‘冶春宴罢风流长，画船系遍平山堂。大雅不作山林寂，寒号枉自搜枯肠。’隐然以诗坛长老自命。”[18]这些评价很显然与前人给予王士祯的评价极为相似，可见，在当时扬州官场和文坛上，卢见曾都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凭借自己爱才好士的名声以及雄厚的财力，俨然是以文坛大佬自居，他也时刻以欧、苏、渔洋为榜样，甚至希望别人把他看做能够与这几位先贤并称的人物。他通过抬高欧、苏、渔洋的方式，既表达自己对先贤的仰慕与追随，同时也是在暗示众人，希望别人也能给予他同样的评价，例如他改建了“三贤祠”，在祠中祀欧阳修、苏轼和王士祯，卢见曾的幕宾郑燮为祠堂撰写了碑文：“遗韵满江淮，三家一律；爱才如性命，异世同心。”[19]显然，卢见曾在刻意提升前贤在扬州的形象的同时，实际上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为自己赢得更高的声誉，他在努力追随着王士祯，不断追求自己与王士祯之间的认同。
像欧阳修、苏轼和王士祯一样，卢见曾以倡导聚会而闻名。在他的使署以及一些著名的景点，卢见曾主办了诸多这样的聚会，主客相得甚欢。卢见曾举办的这些聚会，使他结识了诸多扬州的名流与在野的诗人，他极喜与文人交往，可说相识满天下。其初任盐运使仅七月即获罪，而他被遣出塞是在乾隆五年(1740)，这期间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扬州听候发落，虽为去职之人，他还是参加了许多的文学活动，结交了诸多文人。其“坐台”出塞时，扬州的文士们还曾为其送行，可见其在扬州文坛已经颇有声望。其时，高凤翰为其绘《雅雨山人出塞图》(现藏故宫博物院)，并题诗《丈夫行送雅雨翁赴军台》，图上题诗相送者还有十余位，如马曰琯、郑板桥、程梦星、杨开鼎、闵廷容、王藻、马位、马朴臣、马苏臣、方原博、闵华、符曾、钱陈群、吴廷采、周榘、李葂、江昱以及《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而这些人正是此时扬州诗坛的核心人物。卢见曾尤其与“扬州二马”性情相投，多有交往，他曾赠马曰琯诗曰：“玲珑山馆辟疆俦，求索搜罗苦未休。数卷论衡藏秘籍，多君慷慨借荆州。”[20]卢见曾多次出入“二马”之“小玲珑山馆”借阅图书，由此可以想见，卢见曾在马氏家中必然结识了不少文士，而由我们考索到的幕府文人来看，其幕宾及文友几乎可以说是“小玲珑山馆”文人群体的官方版本。
卢见曾召集文人雅集的地方很多，公事之余，扬州的亭台楼阁、水榭画舫都成为了雅集的场所，卢见曾还在官署中建苏亭作为宴集的场所，马曰琯《沙河遗老小稿》卷六有《四月七日雅雨先生雨中招集苏亭》、江昱《松泉诗集》卷五有《四月七日雅雨使君招燕后园》。宴集的主题也是花样繁多，修禊、佳节和赏花、赏月以及文友的迎来送往都可以令众人诗兴大发、歌酒流连。如张世进《清明日卢雅雨观察招同泛舟红桥》所言：“令节最宜文字饮，闲情不废管弦声。冶春故事年年续，未许琅琊独擅名”[21]。杭世骏《清明日卢运使见曾招游湖上二首》其一亦云：“华觞合唤新声劝，佳节欣招旧雨陪。”[22]像这样的聚会还有很多，翻检卢见曾幕宾和文友的集子，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记载，如严长明的诗作中，乾隆二十年有《卢雅雨观察招游平山堂，酒间赵损之有作因次其韵》、乾隆二十二年有《雪中和雅雨先生自金山放船至焦山韵》、乾隆二十五年有《雅雨先生召集江颖长水榭观荷分韵得霁字十四韵》《雅雨先生出德州罗氏钦瞻家酿饮客杭堇浦、蒋秋泾、江宾谷、陈授衣各赋罗酒歌，余亦继作》，江昱乾隆二十年作《陪雅雨使君泛舟至平山堂看梅归燕筱园分赋》《雅雨使君招同襄平戴遂堂鲁郡牛真谷两冥府云间沈学子同游真州南园》《真州返棹同雅雨使君暨沈学子游江村作》，乾隆二十一年作《丙子冬日雅雨使君放舟红桥题署两亭榭纪事四首》。在频繁的、规模或大或小的雅集、唱和过程中，卢见曾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诸多文士将他看做是一代风雅的总持，这样的载述不胜枚举，如“大雅扶轮自足矜，风流宏奖至今称”[23]、“大雅扶轮巨望巍，耆英高会世应希”[24]、“风骚留胜地，湖海半耆英”[25]。
在卢见曾所举办的聚会当中，平山堂和红桥的聚会尤为突出和引人注目，因为王士祯也在这两个地方与野逸文士举行宴集与修禊活动。卢见曾在这两个地方主办的聚会极为频繁和重要，尤其是乾隆二十年(1755)和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三月三日，卢见曾举行的红桥修禊，不能不说是清代诗坛的盛事，为其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其实，卢见曾选择平山堂和红桥这两个名胜与景点作为修禊、聚会的场所，也是为了彰显自己与欧、苏、渔洋之间的联系，以这种“取法乎上”的做法来标榜自己的风流儒雅。卢见曾初任运使时就曾举办过这样的聚会，如他所言：“乾隆丙辰，余为都转盐运使驻此，与同年程太史梦星大会名士于平山堂。”[26]平山堂是扬州著名的景点，由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兴建，平山堂可说是因为欧阳修而享誉天下，如沈括所言：“后人之乐慕而来者不在于堂榭之间，而以其为欧阳公之所为也。由是平山之名盛闻天下。”[27]同时它也成为后人凭吊与怀念欧阳修的重要场所，所谓“过其地者，莫不仰止遗风，流连歌咏，而不能已”[28]。而对于卢见曾来说，平山堂无疑是一个绝佳的聚会场所，其《平山堂雅集》有句云：“一石清才频代谢，三分明月又吾曹。衙官屈宋分明在，虚左逢迎未惜劳。”[29]诗中所言“一石清才频代谢，三分明月又吾曹”，俨然是以欧阳修自比，对自己提倡风雅颇为自许。在他的另一首与友人登临平山堂所作的诗作中他写道：“冶春宴罢流风长，画船系遍平山堂。大雅不作山灵寂，寒号枉自搜枯肠”[30]，更是隐然以文坛大佬自居，其幕宾也在为其鼓扬吹嘘：“都转能留客，秋官最好文。”[31]
卢见曾在红桥举行的宴集为其赢得了更大的声誉，他曾在乾隆二十年(1755)和乾隆二十二年(1757)举行过大规模的修禊活动。这样的修禊也是卢见曾在效法王士祯，甚至可以说他举行的修禊能够达到如此规模、为其赢得如此的声誉，都是借助了王士祯的影响。的确，扬州自欧阳修之后，历代官员中雅好文学、提倡风雅的人也不在少数，而元明以降，尤其是入清以来，能够担得起“大雅扶轮”这样美誉的人，王士祯当之无愧。因此，对王士祯的追慕与效法，使卢见曾极力想把自己塑造成当代的王渔洋，而红桥正好成为了这样的纽带。卢见曾经常召集幕宾、文友在红桥聚会，如王昶客居卢见曾使署时就参加过这样的雅集，其诗集中有《卢运使雅雨见曾招同张補山庚、陈楞山撰、朱稼翁稻孙、金寿门农、张渔川四科、王载扬藻、沈学子大成、陈授衣章、董曲江元度及惠定宇、江宾谷诸君泛舟红桥，集江氏林亭观荷分得外字三十八韵》[32]描述了聚会的情形：“上客延陈遵，名流偕郭泰”、“设席陈羊腔，行厨出鲈脍”。乾隆二十年(1755)三月三日上巳，卢见曾就在红桥举行修禊，四月，他又召集名士二十余人，再集红桥观芍药，卢见曾《芍药》诗云：“花开对面向西东，主客筵分缱绻同”[33]，以并蒂芍药形容主客相得甚欢。参与此次聚会的有郑板桥、金农、黄慎等人，黄慎作有《卢雅雨盐使简招，并示〈出塞图〉》：“东阁重开客倚栏，醉中出示《塞图》看。玉关天迥驼峰耸，沙碛秋高马骨寒。经济江淮新筦月，风流邹鲁旧衣冠。只今重对扬州月，笑索梅花带雪餐。”[34]据《随园诗话》记载，金农在此次聚会中作《观红桥芍药赴卢雅雨之招》甚合卢意：“卢招人观红桥芍药，诸名士集二十余人，独布衣金司农诗先成，云：‘看花都是白头人，爱惜风光爱惜身。到处百杯须满饮，果然四月有余春。枝头红影初离雨，扇底狂香欲拂尘。知道使君诗第一，明珠清玉比精神。’卢大喜，一座为之搁笔。”[35]乾隆二十二年(1757)上巳，卢见曾再次主持红桥修禊，此次修禊规模极大、参与者极多，王昶、郑燮、陶元藻等六十三人参与了此次修禊，亲历此会的王昶记载了当时的盛况：“乾隆丁丑，余在广陵，时卢运使见曾大会吴、越名士于红桥，凡六十三人，篁村与焉。有诗云：‘谁识二分明月好，一分应独照红桥。’为时称颂。”[36]卢见曾此会作《红桥修禊并序四首》曰：“扬州红桥自渔洋先生冶春唱和以后，修禊遂为故事。然其时平山堂废，保障湖淤。篇章虽盛，游览者不能无遗憾焉。乾隆十六年辛未，圣驾南巡始修平山堂御苑，而濬湖以通于蜀岗。岁次丁丑，再举巡狩之典。又濬迎恩河瀦水以入于湖。两岸园亭标胜景二十……翠华甫过，上巳方新，偶假余闲，随邀胜会，得诗四律：‘绿油春水木兰舟，步步亭台邀逗留。十里生香新阆苑，二分明月旧扬州。已怜强酒还斟酌，莫倚能诗漫唱酬。昨日宸游亲侍从，天章捧出殿东头。’‘重来修禊四经年，熟识红桥顿改前。瀦汉畅交灵雨后，浮图高插绮云巅。雕栏曲曲迷幽径，嫩柳纷纷拂画船。二十景中谁最胜，熙春台上月初圆。’‘溪画双峰虹栈通，山亭一眺尽河东。好来斗茗评泉水，会待围河受野风。月度重栏香细细，烟笼远树雨蒙蒙。莲歌渔唱舟横处，俨在明湖碧涨中。(渔洋《冶春词》：邗沟来似明湖好，名士轩头碧涨天。彼一时也。)’‘逦迤平冈艳雪明，竹楼小市卖花声。红桃水暖春偏好，绿稻香寒秋最清。合有管弦频入夜，那教士女不空城。冶春旧调歌残后，格律诗坛试一更。’”[37]此次宴集影响极大，可说是乾隆诗坛的一段佳话，据李斗记载：“和修禊诗者七千余人，编次得三百余卷。”[38]袁枚《随园诗话》亦载：“卢雅雨先生转运扬州，以渔洋山人自命，尝赋《红桥修禊》四章，一时和者千余人。”[39]李葂为之作《红桥览胜图》。袁枚、金兆燕等都纷纷参与了和诗。当时参加修禊的郑板桥有和诗多首，《和雅雨山人红桥修禊》曰：“甘泉羽猎应须赋，雅什先排禊贴中。”“词客关河千里至，使君风度百年清。”[40]《再和卢雅雨四首》曰：“才子新诗高白傅，故园名酒载青州(公山东人)”、“张筵赌酒还通夕，策马登山直到巅”、“关心民瘼尤堪慰，麦垄青葱入望中”、“皂吏解吟笺上句，舆台沾醉柳边城”[41]。郑板桥将这次修禊看做一次盛举，对卢见曾大加颂扬，这其中固然有溢美的成分，但卢见曾提倡风雅、招纳贤良，使扬州再度成为了文人雅士向往之地，这是不可否认的。因而通过这些宴集，卢见曾也确实确立了当代欧、苏、渔洋的地位，时人更是这样评价他，很多人都把他与欧阳修、苏轼和王士祯相提并论，如董元度《扬州》诗描述并评价了这次盛会，诗云：“吴头楚尾名贤聚，卢后王前雅宴同。”[42]袁枚听说了此次盛会后亦有和诗四首，盛赞了卢见曾“大雅扶轮”的大君子风度和修禊的盛况，其诗曰：“天子停銮留胜迹，大夫修禊采南风”“人间此后论明月，未必扬州只二分”“欧苏当日擅风流，重整骚坛五百秋”“凭公好取芜城赋，画作屏风寄鲍照”[43]。未能与会的金兆燕亦有《丁丑夏自都门南归，舟过邗江，独游湖上，见壁间雅雨都转春日修禊唱和诗，漫步原韵即用奉呈四首》《又次卢雅雨都转红桥修禊韵四首》[44]。可见，卢见曾以幕府为核心，广纳幕宾，鼓扬风雅，继王渔洋之后，再度“重整骚坛”，使红桥修禊和扬州再次成为了文人雅士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成为乾隆朝“文治”的一个典型象征。
二、卢见曾幕府对扬州诗坛的影响
清代扬州人文的再度兴盛在乾嘉两朝，它一度成为了当时的文化中心，除了经济的复苏、商业的推助之外，盐运使卢见曾的扶持也功不可没，其幕府招贤纳士、广纳贤才，名士趋之若鹜，对于引领风气、鼓扬风雅的作用不容忽视。卢见曾任盐运使时，为扬州营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这首先表现在他恢复了扬州的景致，为文人雅士吊古感怀、游燕唱和提供了场所，他曾说：“平山堂废，保障湖淤。篇章虽盛，游览者不能无遗憾焉”[45]。因此，对于扬州旧景点的恢复是其营造人文环境的一个方面，如袁枚所言：“扬州四十年前，平山楼阁寥寥，沟水一泓而已。自高、卢两榷使，费帑无算，浚池篑山，别开生面，而前次游人，几不相识矣!刘春池有句云：‘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46]卢见曾复任盐运使时，乾隆皇帝曾两次南巡，他借此机会为扬州锦上添花，王昶云：“(卢见曾)修小秦淮红桥二十四景及金焦楼观，以奉辛未、丁丑两次宸游，其爱古好事，百余年来所未见。”[47]卢见曾通过对城市的建设，提升了扬州城的格调，使文人雅士们有了归属感。
其次，卢见曾极具人文情怀，其嘉惠士林、提倡风雅也是有目共睹，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其幕府规模之大即为一佐证。郑板桥就对卢见曾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窃念本朝风雅一席，自新城王公以后，六十年来，主者无人，广陵绝响，四海同嗟。天降我公，以硕德峻望，起而继之，且又居东南之胜地，掌财赋之均输，书生面目，菩萨心肠，爱才如命，求贤若渴。宜海内文士，天下英奇，来归者如晨风之郁北林，龙鱼之趋薮泽也。我公玉尺在手，因材而量，凡有一艺之长，不使无门向隅，登之座上，洗其寒酸，世有大贤，士无屈踬。”[48]严长明《送雅雨先生予告归德州》赞扬卢见曾：“丹青会继三贤躅，禊饮谁酬隔岁春。”[49]袁枚亦赞曰：“非公扶大雅，我辈何由遭。”“三贤在何处，一贤今在兹。”[50]其幕府的文学创作活动，也转变了一地的风气，扬州成为了一个具有文化氛围和文学气息的风会之地，各地的文士来到其幕府畅谈、切磋，所谓：“幕府开江外，行台驻此州。燕游频共月，迎送亦同舟。”[51]幕府也成为一个平台，为幕宾提供了相识的机会，如袁枚和郑燮原本神交已久但却无缘见面，直到在卢见曾幕府相见才了此心愿，《随园诗话》载：“兴化郑板桥作宰山东，与余从未识面，有误传余死者，板桥大哭，以足蹋地。余闻而感焉。后廿年，与余相见于卢雅雨席间。板桥言：‘天下虽大，人才屈指不过数人。’余故赠诗云：‘闻死误抛千点泪，论才不觉九州宽。’”[52]就是这样，卢见曾以其幕府为核心，鼓励并影响着文人雅士的创作，也影响着扬州诗坛风气的转变，而其幕府的文学活动，也成为一段文坛佳话被后人所传唱、追思。数年之后，诗人赵翼不无伤感的感叹道：“红桥修禊客题诗，传是扬州极盛时。胜会不常今视昔，我曹应又有人思。”[53]
值得注意的是，卢见曾具有文人和官员的双重身份，他既是一个爱好风雅的儒雅之士，同时又是被乾隆皇帝所重用的大吏，因此其幕府文学活动除了文人雅士之间的诗酒流连之外，不可避免地带有官方的色彩，或多或少地在传达最高统治者的意图。卢见曾幕府鼎盛之时，已是乾隆盛世，清王朝定鼎中原已过百余年，根基已固，内忧外患也已基本平定，统治者此时开始注重“文治”。其实，从康熙五十年(1711)年戴名世“《南山集》案”到乾隆二十年(1755)胡中藻“《坚磨生诗》案”，这段时间恰恰是清王朝文字狱最严酷的时期。这是一个不需要个性、也不容许有不和谐声音的时代，统治者要求文学创作“凡其指归，务其于正”，实际上卢见曾也是以其幕府为中心来沟通朝野文士，让“清雅”、“醇正”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卢见曾便是这样一位总持风雅、引领风气的官方代表。卢见曾贵为三品大员，曾为戴罪之人又能复职，可见乾隆皇帝对其还是比较信任的，卢见曾本人必定也能够领会乾隆皇帝的意图，因此，其幕府文学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人燕集。除了文人之间惺惺相惜之外，卢见曾幕府的文学活动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深层含义，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不可否认，卢见曾交接文士、提携寒俊，对于扬州一地文学气息、文化氛围的培养功不可没，但同时作为官方文化的代表，他也在以其幕府为媒介，来传达统治者的意图，转变着文学风气，正如袁枚所言：“当明公未来时，其所谓士者，或以势干，或以事干，或以歌舞、卜筮、星巫、烧炼之杂技干，未闻有以诗干者。自公至，士争以诗进，而东南之善声韵者，六七年间亦颇得八九。盛矣哉!大君子之转移风气，固如是哉!”[54]卢见曾虽然没有明确的文学主张，但却很好地传达着统治者的意图，认为应当鼓吹休明、有益于风俗教化，他曾说：“自古一代之兴，川岳钟其灵秀，必有文章极盛之会，以抒洩其菁英郁勃之气。其发为诗歌，朝廷之上，用以鼓吹休明。”[55]甚至对于一般士大夫所不重视的戏曲的创作，卢见曾也表现出了极大地热情，并且以有益于人心教化为标准来评判，他在《旗亭记序》中就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意思：“顾人情厌故，得坊间一新剧本，则争相购演，以致时下操觚，多出射利之徒。导淫者既流荡而忘返，述怪者又荒诞而不经。愚夫愚妇及小儿女辈，且艳称之，将流而为人心风俗之害，心甚非之而无以易也。”[56]对于不合人伦教化的作品，卢见曾是嗤之以鼻，因此其幕宾的创作就受到了他的直接干预，甚至会亲自修改，其幕宾金兆燕就表达了对此的不满：“兆燕不知自耻，为新声，作浑剧，依阿俳谐，以适主人意。主人意所不可，虽缪宫商，尛拍度以顺之不恤。甚则主人奋笔涂抹，自为创语，亦委曲迁就。盖是时老亲在堂，瓶无储粟，非是则无以为生，故淟涊含垢，强为人欢。”[57]《随园诗话》也记载了一事，可见所谓“大君子”对文学创作的制约：“予在转运卢雅雨席上，见有上诗者，卢不喜。”[58]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幕府中的幕宾虽名为宾客，实则需仰人鼻息，以顺主人之意，卢见曾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影响幕宾的创作，达到转移风气的目的。
此外，卢见曾在其幕府的一些雅集活动中还刻意突出了官方的背景。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红桥修禊使卢见曾获得了极大的声誉，若考察其背景我们不难发现其意义：这次修禊实际上是为了“润色鸿业”，彰显乾隆皇帝的“文治”而举行的。这一年乾隆皇帝再次南巡，驻跸扬州。卢见曾在此时举行盛会，其政治意义不言而喻。这次修禊规模既大，和诗亦多，恐怕与乾隆南巡不无关系，卢见曾幕府举行这次盛会显然讨好了乾隆皇帝，不仅为乾隆南巡锦上添花，而且成为了乾隆所看重的“十全盛世”的最好的注解。再考察其幕府文人群体我们又可以发现，其幕府文人中很多都参加了乾隆八年至十四年的韩江雅集，是“小玲珑山馆”的座上客，而这些人大都有隐痛，或多或少地都表露过与朝廷的离立心态，卢见曾多与这些人相交接，或延为幕宾，或结为文友，除爱才好士之外，消除他们与朝廷的隔阂，将他们的创作归于“雅正”，恐怕也是卢见曾的一个目的，或者如近人黄濬所言，不想让这些人“去而为患”：“古人凡当一方面者，无不妙选幕僚，其作用有二，一则如今所谓专家治事；一则罗致有声名气节能力之才人，资其见识以救匡疏失，丰其俸养，勿使去而为患。”[59]我们不妨将卢见曾幕府的文学活动与马氏昆仲“小玲珑山馆”做一个对比，从中可见卢见曾幕府实乃扬州文坛风气转捩之一大关键。首先，马氏昆仲和卢见曾都举办了诸多的雅集、燕游活动，其内容也无非是咏古咏物，流连花酒节令。但在人文关怀和意义旨归上却大不相同，马氏“小玲珑山馆”在那个文网高张的时代，无疑是起到了养护士心、蔽避风雷的作用，正如严迪昌先生所言：“究其实，小玲珑山馆中虽则‘玩物’，并不‘丧志’。雅集登临之类乃该群体白日人文生活形态，‘听到夜分唯掩泣’则乃马氏兄弟及馆中骨肉之交的夜半心惊世事的真实心态”[60]，马氏兄弟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为这些与朝廷离心者提供了庇护，使他们能够“绝俗”，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能够在创作和人格上保持独立；而卢见曾所举办的雅集，就少了这样的气氛，虽然也是登高怀远、春花秋月，但我们从这些诗作中看到最多的就是对卢见曾的歌颂，和对所谓盛世的赞美。卢见曾作为官方的代表，很享受这样的赞美，同时他也希望为盛世唱赞歌。其实卢见曾对当时的政治环境不是不清楚，严酷的文字狱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而且自己也曾为远戍边陲的罪人，所谓“穷居塞外，有惓惓望阙之忱”[61]，他不能不去讨好最高统治者，去笼络更多的人为统治者唱赞歌，尤其是在乾隆皇帝非常看重忠信孝义、强调风教的情况之下。另外，马氏昆仲与出入“小玲珑山馆”的文士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种情谊使他们与兄弟无异，杭世骏为《南斋集》作序时就说：“君真能推兄弟之好以为朋友，而岂世之务声气、矜标榜所可同日而语哉?”[62]可见，在杭世骏等人的眼里，马氏昆仲与文友们是可以称之为兄弟的，其地位也是平等的。而卢见曾的幕府当中，除了少数游宦之外，其他人都不可能与卢见曾地位平等或以兄弟相称，卢见曾有意无意地总是要维护官方的威严，因此，在其幕府当中也就少了那么一些温情，并且其对文艺的干涉，也是非常直接的，如袁枚曾为卢见曾荐士，而后其人却因文章不合卢氏心意而被逐出幕府，并且卢氏告诫袁枚日后不要再为其举荐[63]，曾出入卢氏幕府的全祖望也有“疏狂容易犯科曹，幕府谁能恕折腰”[64]的诗句，其不平与委曲溢于言表。总之，卢见曾在扬州任职时，与诸多文士相交接，一方面是渴望得到像王士祯那样的声望，另一方面，卢氏想借扬州之地转移文学风气。乾隆二十年(1755)，马曰琯、程梦星、全祖望等韩江雅集的中流砥柱分别谢世，预示着“小玲珑山馆”那个可以安其惊魂、敞其心扉、展其才学、抒其积郁的时代已经结束，卢见曾此时应运而为“扶轮大雅”者，以其幕府为核心，主持扬州人文几达十年，形成广陵诗史的另一番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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