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链接：两极分化、政治决策与财产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极分化论文,财产权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不平等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社会两极分化对经济和政治发展可能会存在显著的影响，然而，要想正确地描述这种影响却非易事。在众多的文献中，一些研究论证了两极分化的社会难以在妥善应对危机上达成政治共识，另一些研究则重视再分配问题。有关收入两极分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这类研究关注收入不平等是否会通过提高再分配阻碍经济增长。然而，实证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与再分配没有关系，再分配与经济增长也没有负向联系。
本文试图从几个方面来理解社会两极分化及其对政治、经济的影响。首先，我们提出一条两极分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完全不同的路径。两极分化的文献通常假设政治决策依赖于单一的政策维度。我们放松这一假设，并引入社会选择理论，认为两极分化的加剧会降低政府决策的稳定性，特别是会大大提高其偏离当前政策的可能性。本文的观点是，经济当事人可以通过减少其业务范围，调整其可能遭遇风险的业务，并投资于一些风险系数较小的企业，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而这必然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其次，本文评价了测度两极分化的几个常用指标的有效性，包括最常用的收入不平等的跨国测度指标。再次，本文将运用这几个测度指标检验如下两个观点：一是两极分化使得政策环境变得不稳定，特别是提高了其偏离当前政策的可能性。二是两极分化将抑制经济增长。
一、两极分化与政治决策的多元化
有关文献提供了几种思考两极分化影响政治决策形成的方法。研究者们认为，两极分化会使政府对经济危机的反应滞后。这一结论的前提假设是：两个群体必须就政策变革达成一致；它们对政策的偏好存在差异。一个群体既不知道另一个群体因特定政策变革被延误所承受的代价，也不了解另一个群体与其合作的可能性(Alesina & Drazen,1991; Rodrik,1999)。两个群体的差异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大，集体决策中越会出现固执己见或难以调和的结果。因此，这项研究认为，两极分化阻碍了政策变革共识的形成。因为政府决策者不能在任何补偿性政策变革上取得一致意见，所以外在冲击引发了经济的剧烈波动。
Svensson(1998)研究了两极分化的第二个潜在后果，即它会导致政府疏于法律建设。他假设有两个不同利益的政党，且它们有不同的支出偏好。然而，每次只能有一个政党执政，所以政策变革并不需要取得对方的同意。在两阶段模型中，执政党在第一阶段面临着不再当选的某一外生概率，它决定了执政党在法制建设上投入的多少。由于这一投入增加的是第二阶段而不是第一阶段的税收，因此，执政党落选的概率越大，它从第二阶段税收增加中所获得的收益就可能越小。两党之间偏好的差异越大，后任执政党越有可能以前任执政党反对的方式支出所增加的税收。因此，两极分化和不稳定性越严重，第一阶段的法律建设投入就越少。
与Svensson相似，我们关注两极分化对财产权安全的影响。尽管我们描述的财产权与以往略有不同，但我们保持了与本文第二部分所使用的财产权数据的一致性。这些数据评估了政府否认公司契约或以其他方式决策造成公司资产贬值的风险。在这种不稳定的环境中，政府更可能违背先前对公司所做出的承诺。
两极分化是否使违约发生的可能性增大了呢？在Svensson的特定制度假设下，我们很容易观察到以下现象：以牺牲第二阶段税收为代价，在第一阶段就通过加重赋税来增加政府收入，而当一个对政府支出有不同偏好的政党期望在第二阶段继续执政时，这种情况就更可能发生。在有多位决策者对政府政策拥有发言权的制度框架中，这些结论还能适用吗？
从社会选择理论的几个重要论断可以知道，即使有多位决策者，两极分化也会加大政府政策制定的不稳定性。但这一结果取决于如下的放松假设，即政治决策依赖于单一的政策维度。在单一的政策维度、凸性偏好且决策者为奇数的假设下，Black(1958)著名的中位选民理论表明，存在惟一的政策x[t]，将淘汰所有其他的政策x∈X（X为政策集合）。此时，虽然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延迟决策点的移动，但两极分化对决策点移动到x[t]不会产生长期影响。
更为现实地，当存在多个秉持少数服从多数规则，且偏好各不相同的投票者或决策者时，均衡结果更加难以确定。上述条件下的决策明显带有不稳定性，因为它几乎总能找到多余大多数选民都喜欢的政策建议(Plott,1967; Davis,DeGroot & Hinich,1972)。更重要的是，政策空间没有限制，理论上任何政策结果都是可能发生的(McKelvey,1976)。因此，与一元决策的社会相比，在多元决策的社会中，现行政策更有可能发生改变，而且改变幅度较大。
许多文献从以上决策条件中推出了两极分化影响均衡结果的几种方法。例如，有一种分析注重研究制度，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可以就新政策进行提议和表决的决策者的活动范围，这使得政策更难偏离现状。Shepsle & Weingast(1981)称在这种制度下产生的均衡政策为“结构引致均衡”。实践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集体决策的制度约束。全体一致规则（即除非全体决策者同意否则政策不会改变）能够带来政策稳定。这是在经济危机和两极分化的早期研究中假定的规则。通过预先减少政策循环的可能性，政策的不稳定性降低了。宪法对决策者的约束或禁令也能增强政策稳定性。
然而，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要求替换或撤销所有这些制度安排，随之而来的是增加了大量偏离现有政策的制度安排。
在纯粹多数决策规则下，要减少政策不稳定性，通常采用的非制度方法是引入一些合理的约束，以防止对现有政策的偏离，并产生一种有界的均衡结果。在这些文献中，有一项研究关注“开集”中的政策结果。然而，McKelvey(1986)证明了开集的上限既增加了决策者的偏好点之间的距离（一种两极分化），又增加了异质决策者或投票者的数量（另一种两极分化）。就是说，如果政治决策被限定为开集，那么可以断定两极分化将会使政府政策发生很大变化。
坦率地说，两极分化会使经济当事人冒现有政策发生实质性偏离的更大风险，即使存在多位决策者也不能幸免。这种偏离可能包括大幅提高税率；取消特定类型的契约；撤销国家对（防止第三方侵害的）财产权的保护；对公司所必须遵循的规章进行大幅调整。
反过来，公司可能会不断地改变其生产和投资策略以降低这种风险。例如，他们会采用效率较低的生产方法，以减少由政府政策所导致的货币贬值或没收引起的固定资产损失；他们放弃生产那些有需求但需使用高质量资本资产进行生产的产品；或者缩减生产规模。因此，财产权和契约权的不安全性降低了经济增长率(Knack & Keefer,1995)。本文将着重探讨两极分化是否会大幅度增加这种不安全性，并由此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
二、两极分化的测度
由于以下原因，检验两极分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困难。首先，缺少测度社会两极分化的实证方法。我们将介绍几种可行的社会两极分化的测度方法及其局限性。其次，我们的观点建立在如下假设基础之上，即社会两极分化反映了政治的两极分化；然而，不存在对政治两极分化的跨国测度。这似乎也不是什么缺陷：如果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两极分化和政治两极分化完全无关，则我们的主要假设就是错误的，从而实证检验也毫无意义。
虽然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测度社会两极分化的大部分方法，如收入和土地的不平等、种族分裂，在相关研究中也有所提及，但先前的研究并未对使用这些测度方法来衡量两极分化的优劣进行解释。在本部分，我们将评论一种社会两极分化的理想测度指标的理论特征，并评价一些使用频率较高的测度两极分化的方法。毫不奇怪，我们发现任何测度方法都不完美，但此处采用的测度方法却是一种较好的方法。
Esteban & Ray(1994)给出了关于两极分化最有说服力和最严格的定义。他们认为，当社会中的群体表现出以下三个特征时，就出现了两极分化：同一群体内的个体都拥有相似的属性；不同群体间的这些属性相异；群体的相对规模保持稳定。于是，当社会被分为两个规模相近的群体，且群体内属性相似而群体间属性各异时，两极分化程度达到最大。
按照这一定义，两极分化的实证测度可以解释群体之间在特殊政策偏好上的认识差距，群体内个体在这些政策偏好上的相似程度，以及群体的相对规模。所有这些方面的数据十分缺乏，而跨国数据则更少。因此，在下面的实证检验中，我们将使用容易获得的数据（如种族分裂和收入、土地的不平等）作为替换。相关研究文献常常使用种族分裂来测度两极分化。然而，基于多种原因，种族分裂也是检验社会两极分化与其他指标（如不平等）之间关系的重要指标。首先，通过多种方法得出可信结果是很重要的。其次，仅仅使用种族或语言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忽视收入差异）来检验两极分化是没有道理的。
使用这些数据基于两个假设。本文认为，两极分化使得各国政府更容易采取极端的政策。然而，这种两极分化与政策问题有关。第一项假设是，不同种族、收入水平、资产组合水平的人群对政策的偏好存在差异，因此，这种（可观测到的）差异越大，对政策的偏好（不易观测）所导致的两极分化就越严重。第二项假设是，以上变量与Esteban & Ray所定义的两极分化的三个特征相差不大，所以可以使用社会两极分化测度的替代方法。
1.种族分裂与两极分化
第一组是两极分化的变量，用来测度种族分裂的程度。变量之一是“种族紧张程度”，这是政治风险服务公司出版的《国际国别风险指南(ICRG)》中的一个主观变量，这一指南最初主要是面向海外投资者销售，它从各个方面给政治风险打分。“种族紧张程度”被赋予0-6分，分值越高表示种族关系越紧张。在实证检验中，我们使用每个国家最早的“种族紧张程度”数值（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从1982年开始）。我们假定某个国家得分越高，说明它在政策方面的两极分化越严重，而这些政策可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族群。按照Esteban & Ray的定义，种族分化导致了种族关系紧张。因此，这种测度方法满足Esteban & Ray的标准。
第二组变量是由Sullivan(1991)提出的，用来测度一国最大种族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这个数值越低，种族分裂越严重。以语言、种族特征或宗教信仰为依据进行种族划分，Sullivan把这些依据作为一个社会内部与种族分裂最为相关的来源。种族异质性的测度方法很好地反映了Esteban & Ray在两极分化定义中关于两个群体的相对规模的特征。这一方法从两方面偏离了他们的定义。
首先，它没有包括种族之间对政策偏好的认识差距。然而，群体之间对政策偏好的异质程度（不可测度）与种族分裂（可测度）之间不可能存在系统的关联。如果这种关联是随机的，它是统计估计中引进的惟一的噪声，那么零假说很难被拒绝。
其次，随着民族分裂的加剧，Sullivan测度出的种族同质性呈单调下降趋势。如果用种族同质性来计算两极分化，那就意味着，两极分化随种族分裂而单调上升。这种关系与两极分化的理论观点不一致。Horowitz(1985)、Esteban & Ray(1994)都认为，当群体较少时，两极分化程度较高，而当群体规模较小时，两极分化程度较低。也就是说，当最大群体的人数小于百分之百时，种族关系开始紧张，而随着最大群体占比的减小，种族紧张关系开始放松。考虑到这一非线性关系，我们使用Sullivan测度方法建立二次线性回归方程。
当我们利用“种族紧张程度”来研究种族同质性的测度方法时，很多方法都支持这种解释。当最大种族的人口占总人口的42%时，种族关系最为紧张。圭亚那和特立尼达岛的情况就是例证：两者种族关系紧张程度的评分都是6。在圭亚那，东印度人占总人口的51%，同时非洲人占总人口的30%；在特立尼达，东印度人和非洲人分别占总人口的40%和43%。
2.用不平等替代两极分化
用收入不平等替代两极分化已有很长历史了。詹姆士·麦迪逊曾指出：“……产生持久分裂的原因是各种不平均的财富分配。那些有财产和没有财产的人在社会上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利益群体。”最近，Berg & Sachs(1988),Haggard & Webb(1993),Birdsall、Sabot & Ross(1995)宣称，收入分配不平等导致了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他们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不平等破坏了政策改革的共识。Birdsall,Ross & Sabot(1995)认为，如果政府能够基于平等协商而获得合法地位的话，那么它就有能力采取行动将长期不平等所造成的外部冲击最小化。
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数据作为衡量两极分化的标准可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取决于它与理论上的两极分化概念的拟合程度；二是涉及到数据的质量。本部分将讨论这两个问题。
像Esteban & Ray已经清楚地论述的那样，在理论上，用收入来测度两极分化的方法应当对人口密集度较为敏感。收入不平等的方法不具备这种灵敏度。他们给出了一个简单的例证。假设一开始某个社会的农民拥有相同的收入，然后从所有人中征集固定数额的收入，并将这些收入再分配给部分农民。当这一比例从1变为0时，两极分化的程度将会先上升后下降（因为数值接近0或1，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仍然有同样的收入）。相反，当这一比例从1变为0时，该社会的基尼系数将会系统性地提高（收入不平等会更严重）。
虽然收入不平等的测度方法与基于收入的两极分化测度方法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但是有证据显示这只是理论分歧多于实际分歧。我们可以在一些国家观测到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口密集度(Chen,Datt & Ravallion,1994)。这些数据使我们能够利用Esteban & Ray设计的公式计算出以收入为基础的两极分化程度①。Chen等人的数据包括每月支出少于21美元、30美元、40美元、50美元和60美元的人口百分比。从这些数据可以推断其余部分人口平均的每人每月消费支出，然后使用Esteban & Ray的公式计算出这些国家的两极分化程度。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果与用相同的数据计算得出的基尼系数高度正相关，这表明，在实践中，基尼系数是基于收入的社会两极分化测量指标的一个合适替代物②。
再来看收入不平等的数据质量。我们使用Deininger & Squire(1996)发表的收入不平等数据。此套数据比以往任何时候编纂的数据所涵盖的时间和覆盖的国家范围都更加广泛。更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一个“高质量”的观测子集。他们认为以前汇编的许多观测资料没有达到纳入其资料库的最低质量要求。
被汇编进来的资料首先是基于家产调查的，排除了一些来源于国民核算账户的数据资料。其次，资料必须来自该国人口的代表性样本，而不仅仅涉及建立在城市或农村人口调查基础上的资料。最后，资料必须立足于全面反映收入来源，而不仅限于工资性收入的资料。
Deininger & Squire还评价了另外三个数据质量问题。第一，对于一些基于家户和个人的收入资料，其差异似乎可以忽略。使用这两种收入数据计算的基尼系数比使用个人收入数据计算的基尼系数平均略高1.7个百分点。第二，他们汇编的收入资料包含了税前或税后收入。使用这两种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比使用税前收入数据计算的基尼系数平均略高2.7个百分点。第三，所有现存的不平等数据要么以收入为基础，要么以支出为基础。在Deininger & Squire的数据集中，这两种数据都可以得到。根据收入不平等数据计算而得的基尼系数要比根据支出不平等数据计算得出的基尼系数平均高6.6个百分点。因此，他们建议任何基于基尼系数的跨国变量所得的实证结果应当予以修正，以调整支出和收入不平等方法的差异。
Deininger & Squire的“高质量”数据集包含了多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数据。为了检验收入不平等对1986-1995年间财产权的影响，我们选择了尽可能接近于1985年的资料。均值选自1985年的数据，标准差为4.8年。为分析不平等对1970-1992年间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选取尽可能接近于1970年的数据，均值选自1971年的数据，标准差为4.3年。
社会也可能因持有的资产不同而发生两极分化。土地占有的不平等是惟一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衡量资产不平等的测度方法。Taylor & Jodice(1983)给出了1960年和1970年土地不平等的基尼系数的近似值；Muller & Seligson(1987)给出了1970年基尼系数近似值的一些附加值。Jazairy等(1992)的报告提供了近年来许多国家土地不平等的数据。使用收入不平等的数据，我们建立了两个横截面数据资料，一个是1980年代初期的数据（主要基于Jazairy的贡献），另一个是1970年的数据（主要基于Taylor & Jodice的贡献）。所有土地不平等的数据都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的官方农业普查数据，这些数据没有达到Deininger & Squire(1996)对收入不平等数据的详细审查要求，这可能会扩大测度误差。
实证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与土地不平等之间，及其与种族分裂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很小，这说明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两极分化。这支持了我们关于再分配问题不可能是线性的假设，并强调了当调查两极分化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时，必须注意两极分化的多种来源。
三、不安全的财产权和两极分化
在本文中，我们试图弄清楚两极分化是如何影响政府决策的，而这些政府决策又影响到经济当事人的行为。对于这些经济当事人来说，政策环境的最重要之处莫过于国家可以保障财产权和契约权的安全性。两极分化使得这些保障严重偏离了既定轨道。
1.财产权的测度
ICRG提供了五个用以具体评价在众多的国家中财产权和契约权的可靠性和可预测性指标：被没收的风险、政府契约不履行风险、法治、官员素质和政府腐败。
我们在这些指标中使用一种相加指数③，来重新调整上述五个指标的后三个，将6等级改为10等级以便于与前两项指标相比较。分数越高越“好”，这反映了被没收的风险低、法治完善、官员素质高和腐败程度低。该指数的最高分值为50，最低为0。
前三个指标与财产权的安全性是直接相关的。官员素质高意味着所在国政府机构有实力和能力实行不引起政策剧烈变化的统治——政府机构控制下的政策可预见性是一个外在的评价标准。腐败则较为模糊。因为腐败通常不具有法律执行力，所以腐败更可能与经济当事人的高度不确定性相关。所以我们将在下述研究中剔除腐败和（或）官员素质指标。
ICRG指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衡量了财产权的不安全性，而不是衡量权利的分配。法治薄弱、政府监督不力、政府机构肆意妄为都会破坏财产权的安全性，而与某个社会的再分配水平无关。新加坡和瑞典的财产权指标分值说明了这一至关重要的概念差别。
瑞典的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是新加坡的两倍多。如果财产权指数仅仅衡量的是某个社会的再分配水平，那么新加坡的财产权指数值应该大大超过瑞典。然而，如果该指数是用来衡量财产权的安全性，那么新加坡和瑞典的得分就是相近的，或者瑞典略高些，因为瑞典对政府行为有更严格的限制。实际上，新加坡和瑞典的分值（1986年至1995年间的平均分）分别为43.0和49.4。因此，ICRG指数反映的是财产权的安全性，而不是财产权的分配。
该指数的有效性得到了其他类似机构的支持。ICRG财产权指数与商业环境风险评估公司(BERI)提供的数据高度相关（相关系数为0.9），这一服务机构采用了契约可执行性、国有化风险、官员延误等分类指标。Rauch & Evans(2000)发现ICRG和BERI通过测度官僚机构在诸如人才招募和晋升上的效率，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做出了有说服力的预测。
2.两极分化对财产权的影响
我们使用四种两极分化指标研究了两极分化对财产权安全性的影响。因变量是1986-1995年间财产权安全性的平均数。有三个控制变量。给定保护私有财产权和契约执行的制度建立成本，制度建设可能是市场交易规模和容量的函数(Rosenberg & Birdzell,1986)。这样，人均GDP和总量GDP也是应考虑的因素。第三个控制变量是近期人均收入的增长量，它在经济绩效中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实证结果支持了两极分化会破坏财产权安全性的假设。两极分化系数都显示出它对财产权的安全性具有很大影响。在0.01的水平上，收入不平等系数具有显著性，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每上升5个百分点，ICRG指数将下降近1个百分点。收入不平等的标准差每提高1个百分点，财产权的安全指数大概会下降1/6个百分点。土地不平等的基尼系数每上升10个百分点，ICRG指数下降将近1个百分点。土地不平等的标准差每提高1个百分点，财产权的安全指数下降大约1.5个百分点。
另外一种检验土地分配不平等是否是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源的方法是，估计其影响是否在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更显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里的土地相对于其他资产更重要）。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土地分配不平等和农业劳动力之间成正比。此外，在没有多少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国家（例如英国、科威特和新加坡），土地分配的不平等不会影响到财产权的安全性，而在农业劳动力占总人口80%的国家（例如尼日尔），土地分配不平等的影响力是全部样本平均水平的两倍。
“种族紧张程度”对财产权安全性具有显著的决定作用。“种族紧张程度”每上升1个百分点会使财产权的安全指数下降1.2个百分点。随着最大群体占社会人口比重的上升，财产权的安全性得以改善，直到这一比重超过64%，财产权的安全性才开始恶化。
当把两极分化的不同测度指标放在一起时，它们对财产权仍然表现出预料中的影响。收入不平等、土地分配不平等和“种族紧张程度”对财产权的安全性都有负面的和独立的影响。
四、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上文论证了各种衡量两极分化的指标和财产权安全性之间显著而稳定的关系。其他研究已经证实了财产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Knack & Keefer,1995）以及不平等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Lesina & Rodrik,1994; Persson & Tabellini,1994; Clarke,1995)。我们认为，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条可能的路径：通过不平等对财产权安全性的负面影响来影响经济增长。本部分将探讨一下使用收入不平等测度的两极分化，因为在两极分化的各种测度指标中，收入不平等对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在研究中受到了普遍关注。
1.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其他解释
目前没有一个解释能完整地说明不平等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本部分将对不完全竞争的资本市场、市场规模、政治权力的再分配和政治暴力等观点分别进行讨论。
Benabou(1996)和其他一些学者认为，当资本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时，信贷申请者如果是穷人，但他有高预期回报率的项目（如对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其获得贷款的机会少于拥有相同或更差回报率的项目但富有的信贷申请者。不平等程度的提高减少了进入信贷市场的人数，排斥了许多好的资金项目，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与这一理论的关键假设相一致，Deininger & Squire(1998)发现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其受教育程度越低。因为穷国的资本市场比富国欠发达，这一理论也意味着穷国的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富国。Deininger & Squire发现土地不平等对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然而，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之间没有差别。此外，与该理论相对立，Perotti(1996)发现收入不平等在富裕国家比在贫穷国家更影响学校招生。
第二是市场规模问题。Murphy等(1989)认为，工业化的成功取决于由中上阶层消费者组成的庞大市场，这使制造商能够使用适当技术产生规模收益。国际市场很难渗透到有贸易壁垒或出口固定成本高的国家，因此成功的工业化依赖于当地市场中中产阶级的规模。
然而进一步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少量的跨国实证分析支持这种论断。他们的假设意味着，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在规模越小的市场上影响越大，因为在较大规模的市场上，即使收入严重不平等，中上阶层的绝对数量也足够大。当国内市场狭小且存在贸易壁垒时，市场会很小。我们发现贸易壁垒高的国家比贸易壁垒低的国家，其经济规模（用总量GDP衡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但是这种差异很小，且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与这些学者的预测相似，我们得出同样的结论：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在市场规模小的国家更强，但是影响力也很小，且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另一方面，与他们的假设相反，土地分配不平等在市场规模较小和较大国家中的影响力是相同的。
第三条渠道是通过收入再分配解决不平等的机制降低了经济增长，特别是在民主国家更是如此。这一假设由来已久。詹姆士·麦迪逊曾指出：“……民主……如果无法保障个人的安全和财产权，那么这样的民主一般说来都不持久，在寿终正寝之前必有暴乱。”一些最近的研究拘泥于这一早期理论。Meltzer & Richard(1981)认为，从理论上讲，由多数选民投票通过的所得税水平提高增加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Alesina & Rodrik(1994)、Persson & Tabellini(1994)拓展了这些研究结果并进一步发展出如下假设：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越慢。在他们的模型中，不平等使政府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将收入从那些投资最多或投资能力最大的人再分配给投资最少或投资能力最小的人。这种再分配政策是可以预测的，它不能改变不平等程度，除非不平等程度自身发生改变。在本文中，即使不平等程度没有改变，政府的政策也会发生变革，如果不平等程度很高，政策变革的幅度可能会更大。
有两种方法曾被用来检验这一命题。Persson & Tabellini(1994)假设再分配的压力在民主国家比在独裁国家更加突出。然而，Alesina & Rodrik(1994)、Deininger & Squire(1998)发现没有跨国实证检验支持这一假说。第二种检验集中在当不平等程度增加时，转移支付是否也会随之增长。Perotti(1996)运用多种衡量再分配的工具进行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在民主国家中再分配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这与中位选民理论的预测相反④。此外，他还揭示出没有跨国实证结果证明，更高水平的财政再分配不利于经济增长。
第四种分析两极分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集中于政治暴力和不稳定。有充足证据表明，政治暴力和不平等阻碍了经济增长，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不平等会导致政治暴力。
在有关证明不平等和暴力行为正相关的文献中，结论易受模型设定、使用的暴力测度工具以及不平等资料质量的影响。Perotti(1996)的报告认为收入不平等使政治暴力指数恶化，而暴力又明显抑制了1985-1960年间的经济增长。使用相似的数据，Alesina & Perotti(1996)证明了不平等、政治暴力和投资率之间的类似联系。然而，当我们使用Deininger & Squire汇编的不平等数据重新检验该模型时，发现不平等和暴力之间没有任何联系。Perotti发现中产阶层的收入份额与政治暴力高度相关(t=2.1)。代之以Deininger & Squire的收入不平等数据，其余的数据同前，则不平等的系数直线下降，且变得不具显著性(t=0.58)。
收入不平等恶化了政治暴力的预测只不过是主观臆断。政治暴力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可能很弱，因为不平等没有使群体凝聚力和集体认同稳步提高到足够高的水平以克服为实现政治目标而组织实施暴力所承担的集体行动难题。种族分裂在群体间不断强化，它与政治暴力的相关性比不平等更强，但是这一问题的检验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2.财产权、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以两极分化为链接
财产权和契约权的不安全性通过直接影响生产方式的选择、生产效率、降低投资积极性而影响经济增长。如果不平等主要是通过影响财产权的安全性而降低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在控制了财产权的安全性之后，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大大降低。如果不平等主要是通过再分配起作用的话，那么在控制了财产权的安全性之后，不平等系数不会有多大的变化。
使用Alesina & Rodrik(1994)、Persson & Tabellini(1994)的方法，回归变量包括起始年（1970年）的人均收入、人力资本的测度指标（1970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不平等。随后使用Alesina & Rodrik(1994)的方法，我们用收入不平等和土地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作为测度不平等的指标，而收入不平等则来自于Deininger & Squire的研究。接下来使用Knack & Keefer(1995)的方法，数据来自于ICRG的财产权指标。
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受教育年限正相关，与初始收入水平负相关。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负相关，而与财产权指数正相关。
五、结论
本文的主要发现是两极分化会使当前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例如，在大范围的制度安排中，契约权和财产权的安全性得到了保障。当不平等程度很高时，财产权的安全性遭到恶化，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两极分化会导致财产权安全性的下降。此外，我们对两极分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解释不同于先前侧重于再分配的解释。
这两种路径的政策含义截然不同。如果再分配政策本身对由不平等所导致的低经济增长负责，那么为寻求减轻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政府，就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公平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抉择。另一方面，在不平等或其他方面存在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如果财产权的不安全性降低了经济增长，那么长期实施特殊再分配政策的政府会较少地冒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风险。减少不平等的财政再分配手段可以降低政策不稳定的风险促进经济增长。
注释：
①Esteban & Ray证明了惟一一个符合他们的三个标准的测度两极分化的公式：
，其中n为组数，第i组的收入为y[,i]，人口为π[,i]，α是一个无法观测的参数，它表示“组的一致性强度”，或群体内部的同质性。Esteban & Ray证明α的取值范围在0到1.6之间。
②我们使用四个不同的难以观测的常量α（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6或者分别为0.3和0.7）来计算出两极分化值，它们始终与基尼系数正相关，这是本文最重要的结论。
③这一相加指数和从因素分析中加权得到的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99。构成指数的五个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相关系数范围是0.68-0.88。该指数具有高度的可靠性，Cronbach's alpha值为0.94。
④Persson & Tabellini认为用转移支付来检验他们的模型是不够的，因为再分配也可以通过非财政渠道发生。然而，中位选民在政府预算的辩论中更有决定性是可能的，这在立法机构中比在其他的再分配领域更加常见，例如引人注目的诉讼和听证会被代理机构和法院所主导，除此之外，立法机构（和中位选民）很少有直接影响。
责任编辑：王少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王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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