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书目分类对中国人的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的能动性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能动性论文,近代论文,对中论文,国人论文,知识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书目分类是特定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的产物。但是，书目分类一经产生，就会形成知识建构上的能动性。本文聚焦于中国近代(1840－1919年)，重点分析书目在对西学知识体系的总体把握、对中西学术关系的界定以及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解构和重塑诸方面的反向能动作用。总体上，“突破”就书目分类本身研究书目分类的现有思路、揭示书目的知识力量——书目分类是如何改变人们对知识理解的，构成了本文的肆力所在。 1 促进了对西学知识体系的总体认识 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大致反映了中国古人的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近代以降，作为异质文明的西学知识，其传入中国的路径概有二途：一是西方人的主动输入，二是中国人的主动汲取。然而，在输入什么和汲取什么的问题上，都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即往往根据个人的认识或需要而究心于西学之一隅，缺乏对西学知识的宏观把握。例如，早期以传教士为主体的西书翻译多重视宗教书籍的译出，其他类型的西书则以自然科学为主，应用技术和政治人文类书籍则相对稀少。据统计，“从1843年到1860年，香港及开放的五口所出版的西方书籍达434种，其中纯属宗教类的329种，占75.8％；属于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历史、经济等方面的有105种，占24.2％”[1]。又如，早期洋务派对西学知识的汲取主要以技术和自然科学为主，显然与其在“夷技”的层面上师习西方的认识有关。缺乏对西学知识的宏观性和体系性把握，还导致了“西学东渐”的阶段性特征。如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中总结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历程大致经历了“器物上感觉不足”、“制度上感觉不足”和“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2]三大阶段。 相比而言，书目分类的编制必须符合“文献保证”原则，而分类法的修订则必须符合“与知识发展同步”原则，这决定了书目分类必须具有知识认知上的视野高度和视域广度。亦即，书目必需从知识总体系的“顶层”来规划和设计分类体系，从而形成了认识和把握西学知识上的能动作用。换言之，书目分类在面向“天下”西学图书之全体的同时，也促使人们突破西人主动输入或国人主动汲取的知识“一隅”，达到对西学知识之整体认识和通盘把握。诚如王云五指出：“图书分类法无异全知识之分类，而据以分类的图书即可揭示属于全知识之何部门。因此，要想知道应该读什么书，首先要对全知识的类别作鸟瞰的观察，然后就自己所需求的知识类别，或针对取求，或触类旁通。从事于自修者固需明了全知识的类别与图书的性质，俾不至读非所当读；其在学术修业者，亦不当墨守若干本教科书而自满，必需选读有关的补充读物，以补教科书之不足，而增进其了解与应用。”[3]王云五“主持彼时全国藏书最富的东方图书馆，为适应需要计，遂以美国的十进分类法为基础，斟酌损益，创为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的目的之一便是，“使全世界的知识宝库得保持普遍的类别”[3](175页)。 随着传入中国的西学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日趋增益，从总体系的高度全面把握西学知识的边界和结构体系逐渐成为人们的学术自觉。尽管，把握西学知识之总体的诉求并不为书目分类所独专，但可以肯定，书目分类是人们由“一隅”转向通观“全局”的重要动力，显示出了十分明显的能动作用。历史上，梁启超曾从两个不同角度综论西学知识体系，比较这两个体系可知，源自书目分类的认识框架影响更大，而这无疑是由书目分类必须面向“全知识”的本质所决定的。 一方面，梁启超根据中国传统哲学“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理念，将西方学术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两大系统：“学问之种类极繁，要可分为二端：其一，形而上学，即政治学、生计学、群学等是也；其二，形而下学，即质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全体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是也。吾因近人通知名义，举凡属于形而下学皆谓之格致。”[4]另一方面，他在作为书目分类体系的《西学书目表》中，“将译出各书，都为三类，一曰学，二曰教，三曰杂”[5]。其中，“西学”包括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共13类；“西政”包括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共10类；“杂类”包括游记、报章、格致总、西人议论书，无类可归之书，共5类。这里，西学、西政、杂类三大类别大致相当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综合性图书。《西学书目表序例》曰：“西学之属，先虚而后实。盖有形有质之学，皆从无形无质而生也。故算学、重学为首，电、化、声、光、汽等次之；天、地、人(谓全体学)、物(谓动植物学)等次之；医学、图学全属人事，故居末焉。” 尽管，《西学书目表》只是根据当时翻译而来的300种左右西学书籍而规划的西学“全知识之分类”，但无疑比他“形上形下”的知识划分影响更大。事实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综合性图书的三分体系，迄今仍然是中国人把握西学知识整体的主要视角，见证了书目分类在对西学知识总体认识上的能动作用。不仅如此，“在《西学书目表》中，‘力学’、‘重学’、‘生物’等等既是新类名，也是新思想。《西学书目表》固然是当时西方自然科学‘东渐’的产物，但它在作为书目检索‘工具’使用的同时，也影响了读者对‘力学’等新知的接受，并改变了人们对经史子集传统经典的态度，具有十分明显的反向文化建构作用”[6]。 2 对中西学术关系的界定 在“西学东渐”的近代语境下，如何梳理和界定中西二学之间的关系，成为几乎所有学者都无法回避的话题。而随着西学书籍的日益增多，特别是新式藏书楼和近代图书馆的兴起，更需要对中西书籍的关系表明立场，因从事实上涉及对中西学术关系的理解。鉴于图书馆在文献集藏和获取以及书目在文献检索和利用中“舍此无由”的重要地位，书目通过对中西书籍的分类而表达的对中西学术关系的认识，也产生了影响甚巨的反向能动作用，甚至左右了人们对中西学术关系的定位。这一“左右”能力，随着近代书目分类的发展而体现出明显的历史阶段性及其谱系变革的动态特征： 首先，“中体西用”。以1875年张之洞《书目答问》为代表的古籍推荐目录，在传统四部体系的基础上增加“丛书”部以分类2000余种古籍。但是，该目在史部地理类下酌收《职方外纪》、《新译地理备考》以及在子部天文算法类下酌收《新法算书》、《几何原本》等西学书籍，反映了张氏以传统经史为“体”，以西方地理、天文算法之学为“用”，并将西学之“用”纳入中学之“体”的思想。这里，《书目答问》固然是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在书目上的反映，但《书目答问》对中西书籍的类别设置又反过来影响到了人们对“中体西用”理念的接受和理解，具有毋庸置疑的能动作用。事实上，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中体西用”能够成为国人理解中西学术关系的主要视角，当与《书目答问》等书目的推波助澜不无关系。 其次，“中西异学”。“西洋许多新进来的学术，非《四库》所能包得住”[5](147页)，《书目答问》将西书强“就”传统书目之“范”，难免凿枘圆方。于是，自甲午战争后，以梁启超《西学书目表》(1896年)为代表的一批书目遂对西学书籍独立编目，从而预设西学自有体系，“中体西用”之论值得商榷。但西书独立编目，不利于现实中兼收中西书籍的图书馆实际文献管理之需，由此产生了所谓“中西分列于一编”的书目，即以四部法分类旧籍，别立“西学部”以分类西书，并将两者合编于一目。例如，1907年《浙江藏书楼书目》分甲乙二编，“甲编收旧学之书，分四部，设有子目。……乙编为新译书，分十六类，附日文书。”[7]该目只是将中西书籍及各自的分类系统机械地凑泊在一起，中西二学仿佛是老死不相闻问的两极。但它强调中西学术之“异”，从而也颠覆了定论久孚的“中体西用”论。所以，虽然“在斯制中，新旧之书，标准难定，类分多无所依据，管理上亦多有困难，犹不及四部旧制统一运用为方便”[8]，但“自西洋学术大量输入我国后，因新旧典籍的内容与体裁各殊，在清末杜威十进法尚未传入时，编目录者无所遵循，大都将新旧图书分别编印目录而使之并行。沿至民国，虽杜威法已渐盛行，但仍有因袭新旧并行制的。”[9] 再次，“学无中西”。出于现实图书馆统一分编和管理中西书籍的需要，20世纪初的书目开始考虑中西书籍在分类体系中的有机联系，从而也产生了“学无中西”的思想，并动摇了“中西异学”的理念。总体上，中西新旧图书统一混合分编经历了两大历史阶段： 其一，以中学统摄西学。如1904年《古越藏书楼书目》分学政二部、47类，学部以易学、书学等为首，政部以正史、编年史等为首，尊经重道思想颇炽。但该目更多地体现了“学无中西”的思想。所以，“学部”既包括易学、书学等典型的中学类目，也包括生理学、物理学等典型的西学类目：“政部”既包括正史、编年史等典型的中学类目，也包括外史、外交、教育、军政、法律、农业、工业等以西学为主的类目，表明无论中学、西学，皆不能逸出学、政(即“学理及实用”)二端。不仅如此，诸如中外各派哲学、名学、法学、小学、文学、教育、军政、法律、农业、工业、美术等类目也不再为中学或西学所专有。例如，“名学”既收中国先秦公孙龙等“名家”(诸子百家之一)著作，也收西方逻辑学著作。 其二，以西学统摄中学。如1911年《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分哲学、教育、文学、历史地理、政法、理科、数学、实业、医学、兵事、美术、家政、丛书、杂书14类。与《古越藏书楼书目》类名的选择大多取自传统书目不同，这14个兼收中西书籍的类目完全以西方学术分科理念为原则，褪尽了传统书目类名的痕迹。历史上，以西学统摄中学而编制的书目，以1917年沈祖荣、胡庆生《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及其嗣后出现的仿杜、补杜、改杜之类书目的大量问世而达到巅峰。 综上，鉴于西书独立编目或“中西分列于一编”存在不能统一管理中西书籍的弊端而产生了中西新旧图书统一混合分编的书目。相应的，“中西异学”的理念也为“学无中西”、主动寻绎中西二学之间内在联系的理念所取代。尽管“学无中西”的思想并不必然来自于书目分类，例如，1905年杜亚泉认为宇宙万象概不出物质、生命和心灵之范围，“则一切学术，虽科目甚繁，皆可以此统之”，“其直接研究之、记载之者，为物理学(包化学、博物学言)、生理学(包生物学言)、心理学。以此三科为根据地，应用其材料，而有种种工艺、航海、机械之学，医药、卫生、农林、畜牧之学，伦理、论理、宗教、教育、政法、经济之学。又统合三科，研究其具此现象之实体，而有哲学”[10]。然而，现实中的图书馆兼收中西书籍，书目必须在中西文献(从而在中西学术)总体系的高度思考彼此之间的有机联系，当是不争的事实。诚如《古越藏书楼书目》作者指出：“学问必求贯通。何以谓之贯通？博求之古今中外是也。往者士夫之弊，在详古而略今；现在士夫之弊，渐趋于尚今蔑古。其实不谈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以启借鉴变通之途径。故本楼特阐明此旨，务归乎平等，而杜偏驳之弊。”[9](228页)总之，中西新旧图书统一混合分编的书目取代西书独立编目或“中西分列于一编”，不仅助推了“中西异学”理念的破产，更对“学无中西”思想的产生起到了煽焰扬波之功，体现了书目在理解中西学术关系上的能动作用。也正是在“学无中西”的理念下，人们相信，“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书；以旧眼读新书，新书亦旧书也”[11]，从而为沟通中西二学提供了思路。 3 杜威十进法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解构和重塑 总体上，中国近代书目演进的大致历程，集中反映了传统四部分类益趋式微、西方学术分类蔚为大国的史实，而这又是与整个中西学术地位此消彼长的现实密切相关的。然而，上述书目都没有出现分类标识、类目等级都超不出三级、都是根据具体文献编制类表而不是设计独立的类表，等等，见证了它们“仍受四库分类影响”[9](229页)，与传统《四库总目》存在明显的渊源关系。 但是，“到西洋杜威十进法传入我国，经过改良以使适合部次我国典籍后，这些过渡时期所创订的分类，遂归于淘汰，没有人再沿用它们”[9](232页)。杜威十进法创制于1876年，1909年被介绍到中国，1917年沈祖荣、胡庆生编成《仿杜威书目十类法》。于兹而还，杜氏十进分类法逐渐为我国图书馆界所广泛采用，并出现了大量的仿杜、补杜、改杜等形式有别但本质相同的书目。而杜威十进分类在中国的畅行并取得独尊地位，不仅意味着以西学统摄中学的中西新旧图书统一混合分编体系的最终完成，同时也对传统四部分类所框限的中学知识体系的解构和重建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集中表现在： 3.1 从建构文献体系到建构知识体系 传统四部分类以现实中的文献为关注焦点，致力于对“天下”文献的宏观规划，有其书则立其类，无其书(或某类图书不在收藏、编目的范围之内)则不予立类。历史上，《隋志》记录亡缺；《七录》、《通志·艺文略》等书目以“通记有无”为己任；朱彝尊《经义考》通考历代经学图书并为之区别为30门，其中的“宣讲”、“立学”、“家学”、“自叙”4门皆有录无书，虽然都超越了“实有”文献的范围，但“亡佚”、“无有”以及空列的“宣讲”等类目，都指向“曾经”存在过的文献。就此而言，古代分类以“现有”(或兼及“曾有”)文献为对象，既不面向未来可能出现的文献类型，更不是在知识层次上形成的类别体系。 近代西方分类则致力于建构宏观的知识分类体系。例如，杜威分类虽以“十分十进”为限，但其总体知识框架来自于“倒转培根分类法”。即在英国哲学家培根“把人类全部知识划分为历史(记忆的)、诗歌(想象的)、哲学(理性的)”的基础上，“倒转”而成为“哲学—诗歌—历史的顺序，用以组织分类体系”[12]。这是一种从总体高度俯视“天下”知识的分类方法，即努力将全人类现有及未来可能出现的知识类型都通盘考虑在内，其中的主要知识节点都设为类目，并进一步追问各类目之间的层次和结构关系。 作为文献体系，文献的实际品种和数量构成了传统分类的重要依据，并产生了所谓“酌篇卷之多寡”之类的分类原则。传统分类还强调，所谓“知识”主要是指记录在文献中的知识。所以，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主要以古籍为对象，尤其重视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和解读，而忽略了客观自然才是知识的主要来源从而也不甚重视对客观自然的研究。并且，积淀为文本的知识都是前人的认识总结。所以，《尚书大传》曰：“学，效也。”读书学习就是效法前人，成为旧知识的接受者，而不是新知识的开创者。作为知识体系，西方分类追求“详列类目，以待群书”，即只要有其知识门类即立其类目，“不能依书的多寡来设置类目，而应是从宏观上来设置类目”[12](65页)，无疑有助于实现“书可佚而学不可亡”的学术理想。近代分类还强调从知识的角度来定位文献，“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从而把积淀为文本的人类精神成果提纯为知识，而没有看到创造知识的人以及蕴含知识的整个文化背景。 3.2 对传统知识体系的总体认识 杜威十进分类从总体高度俯视“天下”知识的认识方式，对中国人的影响很大。事实上，“倒转培根分类法”也是中国人重新审度传统四部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参考，从而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经史子集的看法。例如，1946年杨家骆在《四库全书通论》第二章《四库全书的知识体系》中指出，记忆性的史部和思想性的子部构成了文化之“干”；想象性的集部则构成了文化之“枝”，它们皆渊源于作为“文化根源”的经部，从而“将所有的书籍，使其在知识整体中得一比较固定的位置，以表示出每一书在知识整体中所尽的职责”[13]。 另一方面，从培根知识三分的角度理解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意味着传统四部知识体系和杜威十进分类所摹画的西方知识体系具有共同的内在结构，从而以书目分类的特有形式确定了“学无中西”的理念。例如，王国维即曾指出：“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学问之事，本无中西。”[14]显然，王国维对“世界学问”的三分，与杜威体系完全吻合，只是在三者次序上不尽相同。 当然，杜威十进法的能动作用更多地体现为从西方学术分科的角度对传统中国学术知识的全面改造。 3.3 从西方分科治学的角度改造传统知识体系 刘国钧指出：“近世学术，侧重专门，故西方之图书分类亦主精详。中土学风，素尊赅博。故图书类部，常厌繁琐。窥测将来之学术界，则分工研究，殆为不二之途。”[15]这里，被刘国钧预测为“不二之途”的“分工研究”，其本质是基于西方近现代科学理念的学术分科。事实上，杜威十进法的类表建构、类目设计以及具体的图书分类，主要就是以学术分科为基本原则的。而当传统中学典籍“根据新法，混合中西”被纳入“十进法”之后，学术分科原则便成为接受和理解传统中学和旧籍的主要视角，凸显了书目之于学术理解的能动作用。例如，汤济沦曰：“四库之名，最不妥者为经，《尚书》记言，《春秋》记事，皆史也。毛《诗》为有韵之文，三《礼》亦史之一类，而孔、孟之在当日，与老、庄、管、墨、商、韩等何别。自汉武罢黜百家，尊崇儒学，后人踵事增华，经之数增至十三。今政体革新，思想家不复如前之束缚，此等名目，将必天然淘汰，大势所趋，无可避免。”[9](230页)孙宝瑄则指出：“今于经，又别为二类：一曰哲学类，一曰史学类。《尚书》载言，《春秋》(三传附)载事，《周礼》载制度，《仪礼》载典礼，毛《诗》载乐章，皆史学也。《周易》发明阴阳消息，刚柔进退存亡原理，为哲学正宗。《论》、《孟》、《孝经》乃圣贤语录，其于人伦道德及治国平天下之术，三致意焉，故亦为哲学。《礼记》，丛书也，半哲半史，析而分之，各有附丽，若《大学》、《中庸》、《礼运》及《内则》、《曲礼》等篇，皆哲学也；其他《王制》、《玉藻》、《丧大记》之类，乃史学中曲则一门，宜附于《周礼》、《仪礼》。此外尚有《尔雅》一书，古训诂也，学者通是，乃可以读群经；顾其释语言。释名称，释规制、器物，皆三代以前者，考古家有所取资，当附于史学焉。”[16] 尽管，能否根据西方学科原则配隶传统经部图书“聚讼纷纭，莫衷一是”[9](242页)，具体配隶方法也是观点杂陈、看法不一，但将经部图书拆分到西方知识体系之下仍是1917年《仿杜威书目十类法》以来绝大多数书目的“大势所趋”，今天的《中图法》亦不例外。而这一源自书目分类的观察视角，极大地左右了人们对传统经学的理解。例如，蔡元培曰：“我以为十三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17] 十进分类对传统学术的学科式“大起底”是全方位的。正如洪有丰指出：“六经之根本要籍，既可以科学方法，分隶各类，其他更可依其性质而分，无独立一部之必要矣。”[9](243-344页)例如，刘国钧认为：“汉志诸子，本相当于今日之哲学。魏晋以降，其例始乱。今则一一衡以学术上之性质，分入各类，不复存子部之名焉。”[15](58页) 综上，杜威十进法是源自西方的学术分科理念，而仿杜、补杜、改杜类书目在中国的畅行，则导致了对传统知识在“学术分科”意义上的书目化改造，从而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传统中学和旧籍的接受和理解。于兹而还，尝试用近代科学体系梳理传统学术成为主流治学方法。梁启超曰：“社会日复杂，应治之学日多，学者断不能如清儒之专研古典；而固有之遗产，又不可蔑弃，则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18]于是，用西学重释中学，力求开辟传统学术近代化的“新生面”，遂成为学术时尚。例如，梁启超、章太炎欲以进化论做《新史学》，王国维《哲学辨惑》、《红楼梦评论》也是旧学新解的典范。又如，传统“学案体”的学术史研究皆以“人”为纲，而皮锡瑞《经学历史》、章太炎《訄书》、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之大势》则根据学科来谋篇布局。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叙》也根据学术分科原则，将周末(春秋末期至战国)学术史分为心理学史、计学史(财政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史、哲理学史等16类。而近代子学研究的兴起，也是学术分科理念的产物。“夫以诸子之学，而与西来之学，其相因缘而并兴者，是盖有故焉。诸子之书，其所含之义理，于西人心理、伦理、名学、社会、历史、政法，一切声、光、化、电之学，无所不包，任举其一端，而皆有冥合之处，互观参考，而所得良多。”[19]同样，国粹运动的本质也是要“以新知附益旧学”[18](141页)。 3.4 对传统价值知识的祛魅 在学术分科的意义上，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然而，中国古籍不仅是知识的载体，还包含更为重要的价值论内涵。例如，《诗经》不仅是文学意义上的诗歌总集，还具有“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的价值；名家不仅具有逻辑学取向，还肩负“正名顺言”以副礼制的功能。洪有丰曰：“四部旧法之分类，以子部最为芜杂。周秦诸子，老、庄、申、韩、管、商之流，是固子矣；孔子、孟子非儒家之子乎？或入之子，或入之经，以为最寓轩轾之意，而不知是已乱其名实也。”[20]事实上，肯定文献的价值知识，并通过分类、甚至序言和提要等手段“寓轩轾之意”正是传统书目的重要内容。因此，传统四部分类既是知识结构，也是信仰体系，具有“大弘文教”、“申明大道”的超越内涵。相应地，以十进法分类古籍，一方面导致了文献价值论内涵的丢失，如将《诗经》列为文学类，其“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的价值内涵便扫地皆尽；另一方面，整个分类体系也变成单纯追求检索效用的纯粹工具体系，从而丧失了古典主义分类中的那种独特的价值理性。 方朝晖指出：“西方学科范畴是针对着人类‘认知’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而儒家学术分类体系则是服务于人格成长和终极关怀等实用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前者遵从的是‘知’的逻辑，后者遵从的则是‘做’的逻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正是因为是以‘求知’为内在理路，所以才会形成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史学……一整套学科划分体系；中国古代儒家学术正因为以‘做’为内在理路，所以自然会形成以‘六艺’为核心及按经、史、子、集分部的学术分类体系。内在理路的不同，决定了中学和西学在分类上必然彼此分别，并且从其自身角度看均是合理的。”[21]然而，“从其自身角度看均是合理的”中西二学，都曾根据“以此律彼”原则而被曲解。如果说，“中体西用”的理念是以中学为主体曲解西学；“学无中西”的理念则事实上形成了以西学为主体而曲解中学的格局。而无论哪种曲解，书目分类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以仿、补、改杜威式书目对传统中学知识的曲解堪称极致。时至今天，“文献不再与主体人的心性有关，文化不再是‘德性之知’；它们只是立于我们面前的纯粹客观之物，可以从学科属性、逻辑类项、物理形态上予以打量”，对文献(及其背后知识)的这一认知转型，无疑跟以《中图法》为代表的现代书目“对DDC背后新的思想、思维、文化和精神的全面确认”[6]有直接关系。 总体上，古代典籍在“科学”或“学科”的名义下被重新解读，并按照西方的知识体系予以重组，从而使中国传统的知识观念和知识体系获得了近代形态，成为传统学术近代化的重要方式。然而，传统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恰恰具有迥异于西学的个性特征，由近代书目通过“以今论古”、“据外律中”的方式而参与推动的对传统知识的解构和重塑，其负面影响有待全面评估和认真反省。进一步说，以杜威十进法为根柢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乃至今天事实上具有国标地位的《中图法》，真的具有“必定”和“当然”的合法性吗？这无疑是图书馆学界无法回避的课题，唯因篇幅所限，拟另文专论。 (收稿日期：2014-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