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贤友[1]2003年在《彝族和纳西族的祖先崇拜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同中国的其他许多民族一样，主要聚居于中国西南的彝族和纳西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在语言上同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这两个民族，在复杂的迁徙过程中必然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作为历史印记存在于两个民族文化中的不同层面。我们主要是从祖先崇拜的角度作以比较研究，探究两个民族迁徙交融的历史痕迹。 图腾崇拜是发生较早的原始信仰，具有很鲜明的祖先崇拜特征，可以称为图腾祖先信仰。本文从彝族和纳西族丰富的祖先信仰中截取最具代表性的虎图腾祖先作比较。因为图腾信仰反映的是原始初民对自己族源的信念猜测和心理认同，是最原始的祖先崇拜形式，最能依此窥见族源问题。发现在虎图腾信仰的内容和形式上有诸多可比之处。 祖先崇拜经历了从原始女性祖先到男性祖先的远祖崇拜，又到各个宗族和家族的近祖崇拜等形式。这是社会形态发展的历史反映。本文分为远祖崇拜和近祖崇拜两大范畴进行比较。 再结合原始信仰发生的心理看，远祖崇拜中的天神信仰、远古英雄信仰以及以社祭为主要形式的远祖保护神信仰等崇拜形式，既表现了两个民族对世界和人类产生问题的幼稚猜测，也表现了对先民历史功绩的赞颂和对其英勇精神的认同。 相对而言，两个民族的近祖崇拜包含了更为凝重的历史信息。集中体现其近祖信仰的丧葬仪礼，以超度亡灵为主要目的，含盖祭奠安葬、供奉祝祷以及最终超荐等部分。每一部分都有繁细的具体仪程，本文以仪式流程为基本线索对两个民族丧仪的诸多方面作了比较。两个民族的丧葬仪式的具体仪程多有可比性，在如灵魂观等方面也多有共识，虽然有许多是迥然不同的，但整个仪式的核心却均在为亡灵指路和最终的超荐上。都认为通过繁琐而庄重的葬仪可以使亡灵成为祖先神，这既是亡者灵魂得以安息的必然途径，也是生者得以安宁①并且享受祖先神福佑的唯一办法。两个民族丧葬仪式中的为亡灵指路仪程最具特点，以安慰亡灵，引领它到达祖先发祥地，即祖居地为根本目的，却涉及到一个个具体的历史地名，这在客观上就是两个民族对先民的迁徙流变历史的特殊记忆。 通过对彝族和纳西族诸多形式的祖先崇拜这一最具历史记忆资格的信仰形式的比较，我们认为，两个民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也曾有过复杂的历史交融.这与中华各民族同源异流、多元一体的历史关系是一致的。 丧葬仪典反映的是人们对于生命现象的一种认识，因为是久远年代的人类童年时代的原初认识，其本身的价值已经被信仰行为所特有的教化作用完全掩盖了。仪式对于亡灵的作用究竟如何，我们不予细究，因其实际作用对象当是作为信仰者的生人。仪式固然不可避免有诸多迷信糟粕，尽管如此，但就对其民在孝亲和不忘历史的教化作用上，己经令我们自信不枉作一回细致探究了。 两个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积淀了丰富的文化，我们只是从祖先崇拜这一个侧面作以比较，必然对于多元文化的互动因素考虑不周，必然影响我们的研究深度。加之理论工具粗陋，只能说本文的努力的价值在于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一个契机。
马国伟[2]2003年在《彝、纳西创世史诗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创世史诗”是“史诗”的基本类型之一。它以宇宙天地之形成、人类之起源以及与人民的生产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动植物的来源和某些风俗习惯之来历等为其描述的主要内容，以歌颂劳动创造、赞美劳动人民在征服自然和创世立业的艰难历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为其反映的主题，是基本上为我国南方少数民族所特有的一种文学体裁，同时也是人类文学发展史上继神话、古歌谣等文学样式之后最为重大的一种文学体裁。彝、纳西作为两个重要的中国南方民族，都拥有数量不等的创世史诗作品，其创世史诗作品不仅形态丰富，而且分别还在各自民族的社区生产生活过程中发挥着强劲的社会功能。开展彝、纳西创世史诗的比较研究，对进一步开展彝、纳西两民族文学的整体性比较研究，乃至是进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更为全面和系统的比较研究，从而丰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内容，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论文共分四部分。在第一部分”史诗基本理论概述”中，作者简单描述了中外学者对“史诗”含义的不同理解、史诗的基本类型、史诗产生时期问题、史诗产生的社会文化生态基础和思想根源、史诗与对人类文明的关系等内容。第二部分“创世史诗产生的文化生态系统及其基本特点”，作者从生态环境、历史文化根源、文学渊源和心理基础等几个角度论述了“创世史诗”集中出现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社会中的文化生态原因，具体分析了创世史诗的基本特点，介绍了创世史诗与神话的关系。第叁部分“彝、纳西创世史诗的比较研究”，作者首先从比较文学理论基础出发，系统论述了从比较文学学科意义上开展彝、纳西创世史诗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与意义，即阐述了“为什么要比、能不能比、怎样比”的问题；最后，从史诗的数量分布、形态和社会功能、本文、文学艺术特色四个方面对彝、纳西两民族的创世史诗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分析阐述了彝、纳西创世史诗作品的“同”与“异”。第四部分“结语”，作者简单介绍了彝、纳西创世史诗在搜集整理、学术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彝、纳西两民族的创世史诗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危机，从民族文学文化的视角提出了关于抢救和保护两民族创世史诗的相关学术思考。 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一样，是全面反映民族社会、历史、宗教、文化、语言、文学以及民俗风情等诸方面的一部“百科全书”，是“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对它的研究也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是多棱面、多层次、多角度的。本文以彝、纳西两民族的创世史诗作为比较的实体，只是对这一复杂问题的初步的尝试性的研究。
尤伟琼[3]2012年在《云南民族识别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使各民族不分大小,真正达到一律平等,民族识别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成后的一项自觉工作。云南民族识别工作,弄清了云南民族的构成情况,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民族问题,在法律层面上实现了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目的,对进一步维护边疆稳定、加强民族团结意义十分重大。云南民族识别工作是中国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的方法,按照民族语系语族分类对云南25个少数民族识别工作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研究。全文分为八个部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中国历代对云南民族的认识与分类。从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记后,二十四史都有了少数民族专传,各书因立传范围不同,对云南各民族的详略有别,划分原则也有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中央民族访问团、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组开展对云南各少数民族的识别工作,对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额进行处理,对一些支系众多的民族进行了分析归类,列出了云南21个基本识别的民族,。第二,对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民族的识别。在云南,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民族有彝族、纳西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独龙族、怒族、基诺族。这些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居住相邻、风俗习惯相近,彼此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民族之间具有一些相同性,在某些民族特征上具有相近性。识别过程中,对其历史渊源进行了必要的追溯,最终确定了其民族成分和族称；把具有民族歧视色彩的他称一律撤销,全面贯彻了民族平等思想,加强了民族的整体认同感。第叁,对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其他语支民族的识别。汉藏语系藏缅语族除彝语支的少数民族外,还有藏语支的藏族,景颇语支的景颇族,缅语支的阿昌族,以及由于语言情况较复杂,系属于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的白族。这些民族在语言上与彝语支比较接近,拥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且同源词是最基本的词,以单音节词和由单音节词组成的复合词为主；在民族来源上,有着许多相似的民族间传说。说明了他们之间语言的亲属关系与民族的亲属关系是非常密切相近的。第四,对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民族的识别。分布于云南的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民族主要有傣族、壮族、布依族、水族、仡佬族等五个民族。在云南的民族识别过程中,布依、水和仡佬先被识别归并为壮族,1983年时又被识别为单一的少数民族,仡佬族因当时人口在云南仅为700人,没有被列入云南的25个少数民族之中。第五,对汉藏语系苗瑶语族民族的识别。居住在云南的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民族只有苗族、瑶族。历史上,他们具有同源的关系。在云南特殊的地理条件下,形成了分布散、支系多、族称复杂、风格各异的特征,存在着语言、习俗、服饰及社会发展程度等方面的差别,但这只是各不同支系的客观表现,各支系自我认同感是该民族人民的本质表现。第六,对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民族的识别。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民族分布在云南境内的只有佤族、德昂族、布朗族。叁个民族同源于古代的闽濮,是云南当地的土着民族。佤语、德昂语、布朗语虽同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具有南亚语族的一般性特征,但姊妹语之间有着明显差别,各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在民族识别工作中,在尊重少数民族意愿,“名从主人”的原则下,将“崩龙族”正式改名为德昂族,将“卡佤”族中具有奴隶之意,带有蔑视的“卡”字去掉,正式定名为“佤”族。第七,对其他民族的识别。云南汉族在总体上不存在识别问题,但也有特殊的情况,如从广西迁入云南富宁的“蔗园”族就是现代汉族逆向融合的例证。因战争和政治统治需要进入云南的满族、蒙古族、回族,虽然受到周围少数民族较深地影响,但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既有与其他民族相融合的一面,也有着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民族生活习俗的一面,是统一的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部分。通过对云南民族识别的研究,为解决好民族识别中遗留问题,云南各民族共同发展,以及在研究各民族要素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的变化,及今后的发展趋势中,以尊重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国家角度,促进中华民族意识,增强国家认同,维护国家稳定,促进云南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魏琳[4]2010年在《从丧葬仪式看村落文化的涵化》文中认为宝坪村是纳西、彝、汉、藏、普米、傈僳等六个民族聚居的村落,经过对宝坪村丧葬仪式的调查后,笔者发现宝坪社会中各个族群的文化在丧葬这个特殊的仪式空间中正发生着互动、交融和涵化。本论文正是对这些错综复杂的文化关系进行分析、梳理的研究。透过个案,可见民族村寨的文化主体以适宜自己的方式寻求自我认同的途径,这有助于我们找寻到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发展变迁的内在动力和运行法则。首先,本文根据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社会空间建构理论对宝坪村的多元文化力量相互整合的丧葬习俗空间进行描述,认为宝坪村民的空间观念、空间布局和空间安排一方面是其丧葬仪式得以展演和延续的重要语境,同时也是村落文化涵化的重要呈现。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宝坪村的丧葬仪式进行较全面、详细地描述,进而分析宝坪村中,原先属于不同民族的习俗文化经过不断地涵化和重构,最终汇聚合流的过程。论文从仪式和文本两个方面来呈现宝坪村丧葬习俗的现状,旨在体现宝坪村民对自身文化的积极建构和对文化变迁过程的反思,并从仪式中发掘民族村寨文化涵化和文化重构的模式及规律。
张胜冰[5]2004年在《西南氐羌民族审美观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西南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是元谋人的故乡,各种远古文化遗存极为丰富。西南氐羌民族作为西南少数民族中最大的群体,它在许多方面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密切的联系。它保留了大量的原生态的古老文明传统、风俗习惯、原始信仰和审美观念,成为研究远古文明的重要活化石。 本论文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为基本思路,深入研究在这一背景下西南氐羌民族审美观念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从中探寻西南氐羌民族在审美观念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并以此推动少数民族美学的研究。论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 论述的是氐羌民族文化源流。分为叁节.第一节是从古代文献记载中梳理与氐羌民族有关的资料,对氐羌民族的由来以及对历史上民族发展和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尤其是古代的氐羌与汉民族和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第二节论述的是西南少数民族中的氐羌民族.西南少数民族中属于由古代氐羌族群演变发展来的或是与氐羌有密切关系的民族主要有彝族、藏族、白族、纳西族、哈尼族、景颇族、阿昌族、拉祜族、傈僳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等。这些民族多数都集中聚居在一起,体现出氐羌民族的许多共性和心理特征。第叁节论述的是氐羌民族文化的流变。氐羌是最早生活于西北甘、青一带的古老游牧部落的总称,后来随着氐羌族群的分化而四处扩散,不断往来游动于从西北到西南乃至中原一带的广大地区,因而长期以来同很多族群的关系非常密切,彼此之间有融合,有分化,在融合与分化中出现了文化变异。 第二章 论述的是西南氐羌民族审美观念的形成。分为叁节。第一节论述的是地理环境对西南氐羌民族审美观念带来的影响。西南氐羌民族大都聚居在一些海拔较高和交通不变的山区,属于典型的山地民族,因而他们的审美观念与山地的自然环境特征有密切关系。第二节是从历史上的民族迁徙探讨氐羌民族审美观念形成的原因。氐羌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不断迁徙的民族,西南氐羌民族更是从遥远的西北来到西南,这使得他们的审美观念往往与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问祖和归宗的意识。第叁节是从原始宗教信仰方面论述西南氐羌民族审美观念形成的深层根源。西南氐羌民族由于自然环境和民族迁徙等原因,原始宗教信仰尤为突出,这使得他们的审美观念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并且和“巫”联系在一起。 第叁章 论述的是审美观念的内涵。分为叁节。第一节是神巫意识。这是西南氐羌民族审美观念中最突出的文化特征,它是指审美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原始神性心理,它不同于一般的神性心理,主要在于它与“巫”联系在一起,这是原始宗教观念赋予的。由于生存的需要,他们不得不借助于神灵的庇护,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产生了强烈的神巫观念。在他们的信仰世界中,“神”和“巫”
孙伟杰[6]2017年在《云南特有民族服饰吉祥图案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造就了云南特有的民族类别,分布在连绵群山里的少数民族不仅丰富了我国民族的类别,更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做了一个重要的补充,同时由于山高谷深交通不便,也造就了云南特有的民族种类。每一个民族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长期以来这些特有民族的衣食住行更是有别于其它的民族。民族的服饰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人防寒保暖的生活用品,也在中华文化圈中经年累积成的一个重要民族文化载体。云南特有民族服饰吉祥图案不单单是民族服饰大家庭的一个重要种类,与之相关联的还有这个民族的生活习性、人文历史和社会环境。论文对云南特有民族服饰吉祥图案的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来梳理和分析,作者对云南特有民族的服饰做了一个总结和归纳,为特有民族的服饰文化提供一些科学分析和介绍。第一个方面是从云南特有民族族源系统的发端与演变过程进行了脉络梳理,从发源于西北的氐羌族到百濮的支系分化、演变过程以及结果,主要梳理出这个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源头以及趋向,在此过程中服饰文化承载的具体内容和意义。从特有民族的宗教信仰中来提取服饰图案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从民族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做一个剖析归类,着重叙述有关于特有民族服饰吉祥图案题材的源头,通过这些崇拜物的本质内容来揭示特有民族服饰图案的原因和所代表的意义。第二个方面是总结和归纳特有民族服饰吉祥图案中所出现的具体图案类别,从动物到植物,从几何形到生活场景,这些我们社会上不常见到的服饰图案在各个特有民族所代表的文化意义,所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以及在发展过程中的图形演变。另外从民族服饰图案的色彩的选择上对特有民族做了一个服饰崇尚习俗的划分,无论是“尚黑”或者“尚白”,以及七彩缤纷的服饰类型,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特有民族服饰中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坚守,对于信仰的忠诚以及对自然的感恩。第叁个方面是着重对于云南特有民族服饰吉祥图案中具体图案内容的分析和对比,从具体民族到具体图案的演变以及构成规律,分析特有民族在描绘常见的事物中所采取的不同艺术手法,选取的观察角度以及所嵌入的不同文化内涵;再以艺术学的研究方法来审视这些图案中所蕴含的图案美感和图形规律。通过对云南特有民族服饰吉祥图案的分析与总结归纳,揭示出云南特有民族服饰以及图案艺术文化规律。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是分析总结云南特有民族服饰吉祥图案的艺术特征:图案的装饰美、图案的对称美、图案的抽象美与质朴美。
陈东[7]2005年在《西南民族中的“送魂”习俗研究》文中认为中国西南地区的绝大部分民族都保留有“送魂”习俗。这一习俗与我们一般意义上所指的“送魂”有很大的区别,是特指西南一些民族人死后死者亡灵在本民族祭司指引下被一站站地送往祖居地的一种较为独特的文化习俗。 这一习俗显然具有很深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极大的研究价值。一方面,它是我国藏缅语民族丧葬礼俗中较为普遍的一种习俗,其他语族中虽然也有部分民族行此习俗,但显而易见的是受了藏缅语民族影响的缘故,说明了这一习俗既是臧缅语民族所特有的习俗之一,也是其与其他语族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这显然与藏缅语民族发展的特殊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就这一习俗本身而言,它保留许多有关这些民族发展的古老文化信息,如这些民族族源地的大致方位、历史发展变动的轨迹以及这些民族内部与其他民族之间亲疏远密关系都在这一习俗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和反映,这无疑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这些民族渊源和历史发展的认识和理解,尤其值得珍视的是,这些信息对文献资料相对缺乏、无文字或虽部分有文字但并不普遍的西南民族地区进行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文中第一章为“序论”部分,简要对选题的原因、研究现状作了说明;第二章对“送魂”习俗的概念作了界定,大致勾画了它在西南地区的空间分布情况,并对一些民族的“送魂”路线进行了梳理;第叁章主要对这一习俗与语言系属间的关系及在其丧葬礼俗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简单的探讨;第四章将“送魂”习俗与迁徙传说相联系,并探讨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第五章主要是对前四章的描述和研究进行了简短的小结。 笔者以为,通过对“送魂”这一习俗的系统梳理并将其置入历史和语言发展的演变关系之中、视这一习俗为西南民族地区一较为普遍完整的文化现象而不将其单独作为某一民族的特习来对待,这种视角无疑会对我们进一步认清西南一些民族的历史文化起到一定的作用。
王宪昭[8]2006年在《中国民族神话母题研究》文中提出神话是人类早期的文化瑰宝，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各民族神话。所谓“母题”，即神话叙事过程中的最自然的基本元素，这些元素可以在神话的各种传承渠道中独立存在，也能在其它文体或文化产品中得以再现或重新组合。母题作为对各民族神话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特定单位，具有明显的方法功能。 首先对母题研究方法进行了阐释，这也是本文探讨民族母题的基础。主要包括神话母题的界定、生成，以及母题的客观性、直观性、顺序性、模糊性、典型性、神圣性、可组合性、流动性等基本特征，并通过母题与原型、类型、主题、题材等概念的辨异，进一步对母题概念加以规范。在此基础上，按照客观通用的标准，对本文所使用的民族神话母题进行了分类，划分出起源母题、神的名称母题、灾难母题、秩序母题等基本类型，依据统一的标准对这些基本类型进行逐级细分，使之在神话分析中能够适应不同的文本或表述层次。 论文的主体部分是对民族神话的内涵、共性与个性、积淀与流变等方面的研究。一是在神话母题中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内容，民族神话母题不仅蕴涵着丰富的民族历史、民族生活、民族关系，而且还蕴涵着多彩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许多民族神话母题都具有原型意义和分析价值，特别是在母题的类比和象征中具有明显的思想倾向和现实寓意。二是各民族神话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母题的共性和个性。一方面不同民族的神话母题往往表现出意趣的相同或相似，带有区域性或族群性，表现出母题功能以及含义的某些共同特征；另一方面，神话母题在不同民族乃至同
张泽洪, 廖玲[9]2014年在《西南民族走廊的族群迁徙与祖先崇拜——以《指路经》为例的考察》文中认为西南少数民族的《指路经》,是在丧葬仪式中念诵以送灵归祖的经书。《指路经》指引亡人魂归祖界应走的道路,它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真实历史。《指路经》具有表现原始信仰、仪式叙事、祖先崇拜、族群迁徙的多重内涵和价值。从中国民族学民族走廊学说的视野来解读《指路经》的文化意义,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学说多维度的有力阐释。
王莉莉[10]2010年在《云南民族聚落空间解析》文中研究说明云南是一个地域特色浓厚的,有着众多类型和民族特色的传统聚落的大省,全省共有51个民族,有八个民族自治州,其中人口5000以上并有固定分布范围的有26个。其中,白族、哈尼族、傣族、纳西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景颇族、布朗族、阿昌族、怒族、普米族、德昂族、独龙族、基诺族为云南独有的15个少数民族。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不多见的。从文明的角度看,它落后于中国许多地方,然而,恰恰是这种发展的滞后,使多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少数民族,与代表其民族特色的聚落以及民居形态保留着一种完全与自然亲和的方式。这是宝贵的优秀建筑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旅游资源价值。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传统城市的研究和发展比传统村落的研究更为关注,而对于云南民族聚落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单纯的民居建筑和民居村落的研究,而从建筑到村落的生长发展研究较少。而本论文则是依据段进教授提出的空间发展理论以及赵冰教授提出的营造研究理论作为论文的理论基础,选取了代表云南院落式民居聚落、干栏式民居聚落和土掌房式民居聚落的叁个典型村落作为个案研究,通过田野考察与实地测绘,结合地方文献分析,对云南的叁个民族聚落进行了整体和深入地剖析,重视了“多元复合体”和“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多方面因素对聚落的重要影响,在村落的发展动因方面从“影响村落空间发展的主导因素”、“村落发展的构成要素”以及“村落空间发展的自组织形成过程”叁个不同的视角来解析这叁个村落的空间形态成因。本论文从物质层面和建筑学的角度对这叁个村落的建筑单体、村落形态和村落的外部空间进行研究,以建筑为切入点,通过研究建筑类型、建筑空间构成方式,解析随着建筑而形成的街坊组团、巷道系统、空间结点等。并通过对这叁个聚落的深入研究,尝试归纳出云南民族聚落的类型以及影响云南民族聚落的因素和云南聚落分布的基本形态；梳理云南院落式民居、干栏式民居和土掌房式民居在云南的演变和发展。论文由五个部分组成。论文的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的课题背景、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确立论文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以及对云南省自然和人文情况的阐述。论文的第二章是对代表云南省院落式民居聚落的诺邓村聚落进行个案的深入研究和剖析。云南的合院式民居聚落主要集中在大理和丽江,也有部分分布在昆明、建水、石屏和会泽等地。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的诺邓村是一个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村,同时也是大理白族山地村镇中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独具地方特色的山地白族村落。诺邓村的民居至今保存比较完整,是典型的院落式民居,同时保存着较为完整的村落形态,因此选取了诺邓村作为院落式聚落的代表。论文的第叁章是对代表云南省干栏式民居聚落的腊者村聚落进行个案的深入研究和剖析。布依族的民族聚落一直是被忽视的对象,关于布依族的民族文化、建筑文化等的相关史料和研究都比较少,正因为此,本人选择了位于云南罗平县的布依族的干栏式民居聚落进行研究。腊者村所处的罗平的东南片区,因靠近南盘江,山高路遥,原始森林密布,地形险峻,交通不变,当地布依族受外来侵扰较少,所以布依族文化、语言、服饰、建筑、民俗、民族风情保存较好和完整。腊者村,作为鲁布格布依族乡的一个布依族村寨,是罗平县内布依族文化生态环境保留较好的村寨之一,在2005年被评为省级文化民俗村,因此选取腊者村作为干栏式聚落的代表。论文的第四章是对代表云南省土掌房式民居聚落的元阳的箐口村聚落的深入分析和研究。长期以来,学术届更为关注元阳的梯田,而忽略了在梯田中生长的村落——箐口村。该村落由于地处封闭状态,受外来文化的冲击甚微,因此是典型的,保持着最原始哈尼族文化,有着最原始哈尼族建筑的村寨。哈尼族的蘑菇房与彝族的“土掌房”同属邛笼式建筑,而蘑菇房是“土掌房”式民居的一种变体。因此,选择了箐口村作为研究土掌房式民居聚落的典型代表。对这叁个村落的研究,其内容包括：村落的历史沿革、村落物质空间发展的研究(主要是对村落的发展变迁和演变更替的还原与推测),村落空间发展的主导因素研究、村落空间发展的构成要素、村落空间发展的形成过程研究以及村落外部空间构成形态与聚落行为分析这六个部分。其中,村落空间发展的主导因素表现在：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建筑技术等外部影响因素,以及村落整体形态层面的因素、村落邻里空间层面的因素这几个方面；村落空间发展的构成要素表现在：村落内部空间层面的构成要素、住宅单体空间层面的构成要素；村落空间发展的形成过程主要体现在：这叁个村落建筑的叁个不同的基本构成元素：即四合院、间、一字形,是这叁个村落空间形态在对应不同的环境和要求,都是建筑单体到建筑组团、街坊形态和空间结点,最后到村落形态的生成组合过程。这种过程是自组织而形成的过程,是建筑到村落形态的生成组合过程。第五章是对云南民族聚落营造的研究：其研究包括聚落营造、民居建筑营造以及云南聚落的保护和更新叁大方面。聚落营造探析主要是对云南民居聚落类型和基本形态的归纳和总结；而云南民居建筑营造探析则是尝试梳理云南合院式民居、云南干栏式民居和云南土掌房式民居的演变和发展。在最后一节云南聚落保护和更新中,以诺邓村为例,提出云南聚落的继承和保护策略。
参考文献：
[1]. 彝族和纳西族的祖先崇拜比较研究[D]. 王贤友. 四川大学. 2003
[2]. 彝、纳西创世史诗比较研究[D]. 马国伟. 中央民族大学. 2003
[3]. 云南民族识别研究[D]. 尤伟琼. 云南大学. 2012
[4]. 从丧葬仪式看村落文化的涵化[D]. 魏琳. 云南大学. 2010
[5]. 西南氐羌民族审美观念研究[D]. 张胜冰. 武汉大学. 2004
[6]. 云南特有民族服饰吉祥图案的研究[D]. 孙伟杰. 云南师范大学. 2017
[7]. 西南民族中的“送魂”习俗研究[D]. 陈东. 四川大学. 2005
[8]. 中国民族神话母题研究[D]. 王宪昭. 中央民族大学. 2006
[9]. 西南民族走廊的族群迁徙与祖先崇拜——以《指路经》为例的考察[J]. 张泽洪, 廖玲. 世界宗教研究. 2014
[10]. 云南民族聚落空间解析[D]. 王莉莉. 武汉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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