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历史》的文学性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文学性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司马迁的《史记》与希罗多德的《历史》既是中西方史学的奠基之作，又是史学与文学结合的典范之作，有着丰富的文学性。本文从两部著作的整体结构、人物形象的描写与刻画等方面比较分析了其文学成就之高低，并进一步从主、客观两方面探讨了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一
司马迁的《史记》与希罗多德的《历史》作为中西方史学的奠基之作，作为史学与文学结合的典范之作有着丰富的文学性。但是，从总体上比较，《史记》的文学色彩要比《历史》更为浓厚一些，成就也更大一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从整个著作的结构体系来看，《史记》的结构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侧重写人。在全书130卷中，除了书和表外，其余的本纪、世家和列传都着重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展现出一个色彩斑斓的历史人物画廊，刻画出大批性格鲜明、形象生动、有血有肉、堪称典型的人物形象。通过对各个时期、各类人物的描写来形象地反映历史，这是《史记》在结构体系上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开中国人物传记文学之先河，是《史记》之所以具有浓厚文学色彩的主要原因之一。
与《史记》相比，《历史》在结构上是以叙述上古时期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和传说为序来编写的，它又名为《希腊波斯战争史》。从书名即可看出，它以叙述希腊和波斯的战争经历为主要内容，其结构是一种侧重于记事的叙事体。尽管希罗多德把他的著作命名为《希腊波斯战争史》，但从内容上看并不仅仅是描写希波战争。著作的前半部分叙述了古代吕底亚、美地亚、巴比伦、埃及、腓尼基、波斯、希腊等地的风土人情、故事传说以及希波战争的起因，从第五卷开始才集中叙述希波战争的经过。从这种结构体系来看，希罗多德撰写《历史》的目的除了反映希波战争的起因和经过之外，还着意反映古代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历史发展概况。他虽然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插入许多故事传说，也描写了一些历史人物，为《历史》增添了不少文学色彩。但他没有象司马迁那样把人物作为描写的中心，也没有花费更多的笔墨去刻画他们，所以，从整体来看，《历史》中描写的人物形象没有《史记》中描写的人物形象那样性格鲜明、生动、丰富和完整，更没有象《史记》那样刻画出一个个性鲜明而又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体系。《历史》中所描写的人物，侧重于国王、将领等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上层人物，它的写人服从于叙事的要求。在这一点上，《历史》与中国的《左传》等先秦历史散文倒颇为相似。而《史记》则上自帝王将相，下至普通百姓，对社会生活中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都有所描写。《历史》与《史记》在结构体系上的这一差别，是前者的文学性不如后者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在人物形象的描写与刻画上，《史记》与《历史》的成就相比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记》的人物形象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史记》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因此，在描写人物和叙述事件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实录”。正如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所评价的那样：“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但是，司马迁继承了《左传》等先秦史书富有文学色彩的优良传统和特色，在“实录”人物和事件时不是有闻必录，而是善于对他掌握的史料进行选择、剪辑和集中、概括，而这些方法在客观上正好符合文学创作要求选择典型事件、突出人物性格的典型化原则。例如在《李将军列传》中，对李广这一英雄人物形象的描写，就是着重通过他的骁勇善战、长于骑射和爱护士兵等一系列典型事件来表现的。通过对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和情节的描写，一个战功卓著却郁郁不得其志的汉代名将的典型形象跃然纸上。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对蔺相如这一爱国英雄形象的描写则主要是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会”和“将相和”这样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来表现蔺相如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的崇高品质和英雄气概。而与《史记》相比，《历史》虽然也描写了欧、亚、非三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生活和历史人物。但希氏写作的原则是有闻必录，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也都尽量记载下来。例如在《历史》中，希罗多德对波斯国王居鲁士、大流士的即位和克谢尔克谢斯从希腊撤军等重大政治、军事活动都记载了各种不同的说法。希罗多德的写作方法表现了他作为历史学家对历史科学的严谨态度。但是，如果从文学创作要求对素材进行选择、提炼的角度来看，希罗多德就显然比不上司马迁了。
第二，《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突出成就是把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环境中，从事件和情节的发展中推动人物性格的发展，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史记》的这一成就显然得力于《左传》的影响。但《左传》在这方面的描写比较简略，还不够成熟。而司马迁在《史记》中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并将它向前推进了一步。例如在《陈涉世家》中对陈胜这个人物性格发展的描写就比较典型。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认为《历史》的成就显然远不如《史记》。《历史》虽然从数量有限的几个着墨较多的人物形象身上仍可看出环境促使性格发展的轨迹，例如波斯国王大流士的性格发展就比较典型。在某些方面，这个人物与司马迁笔下的陈胜颇为相似。我们从作者对大流士夺取王位事件的描写中也可清晰地看到他的勇敢、睿智、狡诈和残暴的性格发展过程。但是，《历史》所刻画的这样的人物毕竟太少了。
第三，《史记》也很注重对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具有重要作用的细节描写。例如在《刘敬叔孙通列传》中，选取了这样一个细节：“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仅从换衣服这一细节入手，就把叔孙通投其所好、卑鄙逢迎的恶劣品质暴露无遗。而《历史》就没有象《史记》那样取得突出的效果。希罗多德在《历史》的写作中大多是平铺直叙，不厌其烦地记载对各种人物和事件的不同说法，而对诸如萨拉米海战这样举世闻名的战役也写得比较平淡，没有表现出象《史记》中的“鸿门宴”、“垓下之围”那样紧张激烈的气氛和惊心动魄的场面。如果我们把《历史》和与它同时代的中国的《左传》相比，后者在人物、场景的细节描写与刻画方面也丝毫不比前者逊色。尽管如此，《历史》在对几个政治、军事方面的领袖人物的性格刻画上仍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如对波斯国王克谢尔克谢斯的描写就较为出色。希罗多德在《历史》中通过不少细节来刻画这个人物刚愎、骄横、狡诈、机智的性格特征。但是，《历史》中这样不惜笔墨加以描写的人物毕竟不多，而且主要限于上层社会。例如希罗多德还写了一个吕后式的人物——大流士的妻子阿托撒，但把她与吕后的形象相比，就显得十分苍白和干瘪。
第四，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能够以严肃的求实精神超越个人的好恶，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秉笔直书。但是，在每篇作品的字里行间，在对每个人物的描写刻画上始终都倾注着浓厚的感情和强烈的爱憎，这就使《史记》表现出强烈的主观色彩。司马迁在《史记》中不仅以理服人，而且以情感人。所以，在《史记》中一方面流露出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也充满着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对崇高人格的赞美。例如司马迁通过对秦始皇、刘邦等封建帝王和李斯、张汤等大小官吏的描写，揭露了他们的骄奢淫逸和凶狠贪婪，鲜明地表达了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讽刺和批判。通过对田单、李广、廉颇和蔺相如等英雄人物的描写，歌颂了他们不畏强暴、不谋私利，为了国家的利益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的崇高品质和英雄气概。但希罗多德在撰写《历史》的时候就不象司马迁那样怀有强烈的主观感情，他的著作中写人叙事都显得比较平静，没有明确地表露出自己的爱憎之情，因而也就没有《史记》那样生动感人，即使在描写一些惨无人道的血腥场面和情节时也无动于衷。例如，美地亚国王阿司杜阿该斯杀死仆人哈尔帕哥斯的儿子并以人肉宴来惩罚他；波斯国王克谢尔克谢斯的妻子阿美司妥利斯割掉了自己的妯娌——玛西斯铁斯的妻子的乳房、鼻子、耳朵和嘴唇……这样的血腥场面在《历史》中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希罗多德在叙述奴隶主们残害无辜、柔弱的人们时并没有表示出多少愤怒之情。他不象司马迁那样对统治阶级的凶狠残暴的特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在作品中鲜明地表现出来。司马迁在《吕后本纪》中描写孝惠帝在看到被吕后残害后的戚夫人时放声大哭并因此大病一场，还让人转告吕后这不是人干的事情。从这些描写中可以明确地看出作者的愤怒之情。
综上所述，希罗多德的《历史》虽然被视为西方历史散文的奠基之作，但它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远不如司马迁的《史记》，最多也只能和与它大致同期的《左传》相提并论。
二
《史记》和《历史》作为中国和西方史学的奠基之作和史学与文学结合的典范之作，在著作产生的诸多原因上，既有相同的方面，又有不同的方面。分析和比较这些相同的和不同的原因，对于认识这两位伟大作家的成就和特色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首先，在个人身世与经历方面，司马迁与希罗多德有着极其相似的一面。司马迁出身于一个世代为史官的家庭，家学渊源深厚。少年时代开始学习百家之学，尤其是把儒学放在首位，后来又在当时的儒学大师董仲舒和孔安国的指导下进一步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为他从事史学研究和著述奠定了思想基础。成年后，司马迁又开始了广泛的游历活动，足迹遍及华夏大部分地区。这些游历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司马迁的生活阅历和经验知识，开阔了视野，了解了民情，为他从事《史记》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希罗多德出身于小亚细亚西海岸哈利卡纳苏斯城一个富有的奴隶主家庭。他的叔父潘尼阿西斯和堂兄帕努亚西斯都是著名诗人，对他影响很大。希罗多德从小就喜欢史诗，同时也萌发了民主思想，积极参加了反对僭主的斗争。这些经历为他后来从事史学研究和著述作了良好的思想文化准备。后因反对僭主的斗争失败而流落他乡，开始了漫长的游历生涯，到过欧、亚、非三大洲的许多国家，广泛了解了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为他撰写《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史料。这种个人经历方面所具备的条件，是司马迁和希罗多德成为史学宗师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其次，司马迁和希罗多德生活的时代也有着十分相似的一面，为这两部巨著的产生提供了共同的社会基础。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此时的汉帝国经过自春秋以来的长期战乱后得到了休养生息，形成了强盛的大一统局面，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都处在鼎盛时期。这是一个为有志之士提供建功立业机会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司马迁及其《史记》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在当时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产生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对春秋战国和秦汉以来的社会历史进行全面的概括和总结，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司马迁的肩上。希罗多德也同样生活在一个不寻常的时代。成年时，希波战争以希腊的胜利而结束，民族精神空前高涨。为了将这一段光荣的历史传于后世，也需要出现一部博大的历史著作对希波战争的历史经验作出深刻的总结。希罗多德的时代，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建立、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安定，为出现这样一部著作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完成这一光荣的历史使命也就非希罗多德莫属。
最后，司马迁和希罗多德在从事史学研究和著述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他们都受到了前人或同时代人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优良传统和有益经验的影响，借鉴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但是，在这种相同之中又有各自的特色。
就司马迁来说，在他从事《史记》的写作之前，中国悠久的历史就已经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典籍。自商周以来，历代都有官方修史的传统。在编写这些历史典籍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给后世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原则和方法。司马迁在写作时必然要受到前代史学传统的影响，例如《春秋》、《左传》以及《国语》和《战国策》等史书在史学和文学上的成就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史记》的写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司马迁是先秦优良史学传统的集大成者。而从希罗多德来看，在他之前的古希腊历史上虽然也曾出现过一些纪事散文作家，但是他们只是记录了一些干巴巴的事实，没有取得多大成就，因而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这样，希罗多德在写作《历史》的时候，就没有多少可以取法和借鉴的史学典籍，倒是更多地受到了成就很大的《荷马史诗》的影响，使他的历史著作中表现出许多属于文学范畴的神话色彩，这是《历史》区别于《史记》的一个重要特点。
由于发达的历史，中国神话的历史化较早，在司马迁写作《史记》之前，许多神话的发展、演变都已基本定型，因而司马迁在写作时更多地接受了历史传说和信史的影响而较少受到神话乃至迷信的影响。例如司马迁对《左传》等史书中所记载的通过卜筮、星占、望气等手段来预测人间祸福的迷信活动基本上持怀疑态度，表现出朴素的无神论精神。然而，即使象司马迁这样对鬼神迷信思想富有批判精神的学者、作家，也难免在自己的著作中给神灵保留一定的干预人事的权力，表现出司马迁在疑神与信神问题上的思想矛盾。尽管如此，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司马迁的《史记》还是具有很强的否定神灵的精神和较大的历史真实性。
古代希腊的神话十分发达，相对来说，希腊神话的历史化较晚，相当一部分演变发展为史诗，这就使希罗多德在撰写《历史》的时候较多地受到神话和史诗的影响，表现出不少神话乃至迷信的色彩。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贯穿着与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相同的神话色彩和命运观，人物的行动无不受到神和命运的支配。每当发生重大事件时，都会出现一些自然征兆，都要到神殿占卜的祭司那里去请示神托，由神来预断吉凶祸福，决定胜负成败，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中不胜枚举。例如在《历史》中也描写了一个类似于俄狄浦斯题材的故事，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在梦中受到神示，说他的儿子将要被铁制的尖器刺死。于是，他就处处提防，千方百计地想逃脱神的预言。但是，他的儿子最终还是在打猎时被人用投枪误伤而死，神的预言得到了应验，命运的罗网终究无法摆脱。从这些对神灵和命运观念的描写中，我们很难看出作者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态度。因此，尽管有些学者认为希罗多德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判断具有强烈的重人事而轻神灵的所谓“古典人文主义”倾向，但是我们还是认为，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比，《历史》具有更强的天命观、神话色彩乃至迷信的成分。需要强调的是，从表面上来看《历史》中的命运观、神灵观似乎是受神话和《荷马史诗》影响的结果，但从根本上来看却应归因于当时的社会生活。
再从文学继承的角度来看，在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时代虽然都还没有文学这个概念，但既然它已是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存在，就必然会影响他们的写作。所以司马迁和希罗多德都受到了已有文学成就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又有不同的特点。我们认为，与希罗多德相比较，司马迁对已有文学成就的继承侧重在内容方面（当然不排除形式方面）。例如司马迁对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文学成就的学习和继承就着重于他那种内在的气质、高尚的品德、伟大的人格和悲壮的风格。司马迁与屈原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正因如此，清代作家刘颚在《＜老残游记＞序》中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与司马迁相比较，希罗多德对于已有文学成就的学习和继承侧重在形式方面（当然也不排除内容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以外，希罗多德对东方文学的学习和借鉴也是侧重在形式方面。例如，希罗多德模仿东方文学的结构特点，即在一部作品的骨架中插入许多故事和传说，使内容显得丰富多彩，而骨架起着把这些故事和传说粘合在一起的作用。希罗多德正是采取这种结构方式，把许多故事和传说写进他的《历史》，记录和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
通过以上分析和比较，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作为中西方史学的奠基之作和史学与文学结合的典范之作的《史记》和《历史》，都具有丰富的文学色彩，但《史记》的文学成就更大一些，对后世的影响更深。作为炎黄子孙，这值得我们骄傲并应加以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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