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背景下的中美能源战略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战略合作论文,能源论文,政治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09)04-0037-43
近年来，有关中国崛起将对美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已经成为美国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而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能源问题，也逐渐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热点问题。因能源涉及诸多方面，本文将研究的范围界定在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上。能源是中美两国具有共同挑战和共同利益的重要合作领域，能源问题兼具政治、安全和经济的多重含义，已成为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全球只有一个石油市场，美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此外，能源市场与贸易和金融等其他市场一样，比以往更加在全球范围内相交织，能源安全不仅存在于美国国内，也是更加宽泛的国家间关系的一部分。”①中美能源领域的关系，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但绝不是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具有明显的相互依赖的性质和特点。
一、中美能源合作的现状评估
中美能源合作缘起于1979年签订的《中美科学与技术协定》。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的能源合作主要集中在科学与技术交流、人员培训和示范项目的交流、合作互访等。从1979年中美建交至2007年期间，中美两国政府部门签署了《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与利用合作议定书》、《能效与可再生能源合作议定书》等34个合作协定或谅解备忘录，美国已经成为在中国能源领域投资最多的国家。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中美之间的能源合作获得了长足进展，这主要体现在：
1.中美两国对相互关系及能源合作取得了一定的认同，这为中美能源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近年来，美国高度关注的是，崛起的中国是一个维持现状者，或是一个修正主义者，还是一个革命者？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以敌对、竞争还是合作为主？这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至关重要。美国方面给出明确的回答是在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立克明确将中国界定为“利益攸关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就中国而言，在美国高度关注的中国如何对待现存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问题上，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将“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改变了过去几次党的代表大会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提法，并特别强调“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这表明中国实现了由国际体系外向国际体系内的转变，实现了由国际体系的反对者向国际体系内的革新者的转变。在2009年4月的G20峰会上，中美两国确定发展合作关系，明确提出加强包括在能源领域内的广泛合作。
在能源领域，中美两国之间利益攸关的观念已逐步成为两国间能源合作的主导性观念。2006年8月，美国能源部助理部长帮办弗雷德里克森女士在参议院作证时指出，美国和中国面临同样的能源挑战，双方加强在能源安全领域的合作，符合彼此利益，中国是“一个有相当潜力的利益攸关者”，尽管美中在能源方面也存在显著分歧，但只有加强合作，才能确保彼此的能源安全以及世界的能源稳定。美国将保持与中国的能源接触，通过合作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同年，胡锦涛在参加G8峰会时提出“新能源安全观”，明确表示，加强国际合作是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的必经途径。2006年12月16日，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美国五国能源部长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明确提出“加强战略石油储备合作，促进全球能源安全。以往的经验表明：通过国际协调（如国际能源署）应对重大供应中断，有益于世界能源市场。通过更好地信息共享，提高市场数据透明度，加强石油市场稳定。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欢迎实施联合石油数据倡议，并将继续提供及时的石油市场数据。”②中美的合作领域逐渐扩展。
2.中美两国能源合作内涵不断拓展，合作机制不断健全。从政府间合作机制来看，目前中美之间的双边能源合作机制包括：中美能源政策对话、中美石油和天然气工业论坛以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2009年停止）等。
中美能源政策对话是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美国能源部进行的双边对话，是中美能源合作的机制保障。美国能源部在北京设立了办公室，中美在能源和核能安全问题上保持着建设性的关系。2005年6月，中美首次能源政策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双方深入讨论了包括在清洁能源、石油天然气、核电、节能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等方面的合作。2006年9月，第二次中美能源政策对话在浙江杭州举行。双方一致同意，将提高能源效率和发展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作为未来一段时期两国能源合作的重点领域。会议还就如何继续推进中美能源合作提出了具体设想。在2007年第三次中美能源政策对话期间，中国国家发改委和美国能源部签署了《关于工业能效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中美石油和天然气工业论坛是由中美双方政府和企业代表参加的公私合作的会议，通过相关讨论来达到中美两国在石油和天然气工业领域的共同目标，包括发展安全的、可靠的和经济的石油和天然气能源，并且促进在能源工业的投资。从1998年开始，中美石油和天然气工业论坛已经举办了八次。中美石油和天然气工业论坛通过双边的合作努力来探索解答现有的挑战，同时促进石油和天然气的商业合作机会。论坛有助于天然气政策的制定和发展，并为商业政策的商讨提供了桥梁。③“美国和中国均从系列论坛中直接受益并获得了许多成果，例如：鼓励美国和中国工业界的对话与合作；在开采煤层气资源中，分享了先进技术和机会，包括如钻水平井的技术；在规章和业务优先方面，增加了洞察力并开阔了视野，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全球能源市场；特别是天然气，如果要充分实现天然气的环境和能源潜力，我们就必须理解市场力量和信号所起的关键作用，这一点我们已经取得了相互理解。还有，也许是最重要的成就，加深了彼此的关系。”④
除上述能源合作机制以外，更高层次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对能源问题也多有涉及。如2008年6月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美国举行，中美在华盛顿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能源与环境合作成为本次对话的突出成果，中美双方列出了五个优先合作的领域，包括发电与传输节能、交通运输节能与减排、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和森林湿地自然资源保护等，为今后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3、能源合作成为中美政府、思想库、企业和个人共同积极参与的重要领域。2006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清华大学共同召开中美能源安全战略与合作会议，参加者包括两国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大学中的外交政策分析专家与能源问题专家，议题包括能源、与能源相关的地缘政治问题、能源供求的长期预测等，探讨的能源种类包括石油、天然气、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等。此外还就包括中美能源安全现状、美中各自的能源战略展望、美中能源安全合作的可能方向等主题，坦率交换了意见。⑤2007年4月，在芝加哥举行的“2007中美能源市场开发与风险管理研讨会”上，中美两国的专家学者和石油企业代表纷纷为中美能源合作建言献策。在2005年4月的第7轮防务磋商对话中，中美深入讨论了全球能源安全问题。⑥
尽管中美能源合作取得了较快发展，但由于一些制约因素的影响，两国的能源合作并未达到应有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中美两国在能源安全的定义、如何开展合作等方面存在分歧；两国的合作目前多限于技术、效率等领域；达成的协议不能及时实施等问题。
二、制约中美能源合作因素分析
从中美能源合作的历程来看，制约中美能源合作的因素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和安全领域。具体来说，包括：
1.能源安全观上的差异。中美之间由于社会制度、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国内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在什么是能源安全以及怎样维护能源安全问题上的确存在着一些差异。从理论上来看，主要存在如下三种能源安全观。第一种是战略要点能源安全观。按照此种观点，能源安全在如下情况下会实现：(1)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充足的能源供应；(2)同盟国也能获得充足的能源供应；(3)特定的国家及其盟国在能源供给受到威胁时，有办法加以保护。⑦对消费者来说，价格和供给能力是能源安全的两个最主要的方面。但对政府来说，能源安全不过是能源供给多样化的问题，以便降低脆弱性，奉行燃料多样化战略，减少对石油的依赖。⑧一个国家的能源构成只由市场来决定是危险的，因为消费者和公司只会寻求最便宜的燃料，从而增加脆弱性和国家的依赖性。⑨第二种能源安全观是能源市场获取安全观。这种安全观认为，能源安全本质上需要用经济成本来观察，这与能源供给和价格突变相关。⑩按照此种观点，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才可以进行干预。相应的，获取能源安全的途径在于整合国际和国内能源市场，发展石油期货市场对冲工具、建立国际司法体系来保证投资和多边合作。理想状态是，政府的参与被限制于在多边环境中提供信息、支持创新，对一些国家来说，还包括管理石油战略储备以备供给中断时使用等。(11)第三种是能源与环境安全观。这种能源安全观源于对传统定义所忽视的两种要素的确认：因污染物排放以及能源集中生产、分配所暗含的风险，因为这种能源体系极易受到恐怖分子的袭击。(12)通常，环境问题与能源安全的收益相违背，而第三种流行的能源安全观试图强调新能源是如何同时满足环境安全目的和保障供给的，(13)并强调节能和开发新能源的重要性。
上述三种安全观是相继出现的，在中美两国如何维护全球及自身能源安全问题上均有所体现，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美国认为，“什么是能源安全？（政府的角度）美国能源安全可以通过调节需求，扩大国内能源供应和多样化，以及加强全球能源贸易和投资来提高；可以通过增强与重点国家和机构的合作，扩大全球能源供应的来源和类型来提高；可以通过提高能源消耗效率，提高能源市场的透明度和运作效率，来加强我们应对石油供应中断的能力。”(14)中方认为，“为保证全球能源安全，我们应树立和落实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新能源安全观的主要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能源的开发利用上，主张互利合作；二是重视能源技术的研发推广，实现多元发展；三是在维护能源安全稳定的良好政治环境上，强调协同保障。(15)
从上述界定来看，中美双方均强调能源技术研发与应用的重要性，主张通过多元发展来维护自身及全球能源安全。此外，中美双方均强调互利合作的重要性，美国则更明确提出要增强与重点国家和机构的合作。从上述相同点来看，中美双方在第三种能源安全观，即环境与能源安全观上取得了共识，并已经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中美双方在安全观上的主要分歧在于，美国主张主要通过第二种能源安全观，即提高能源市场的透明度和运作效率来保证能源市场稳定和能源安全；中国则强调影响能源安全的政治环境因素，主张通过协同保障的方式来维护能源安全的良好政治环境，实际上，中国目前主要通过实施第一种能源安全的某些理念来实现能源安全。美国认为，对石油的依赖未必是中国所面对的最重要问题，因为国际石油市场供应充分，可以调节石油需求应对短期石油市场震荡。中国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家控制能源价格以及国有公司对炼油和销售的垄断。美国对于中国在海外采购油田资产、取得“份额油”、从国际石油市场上吸收大量石油表示不安，认为中国的做法严重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威胁世界能源市场的稳定。同时，美国认为能源安全是指全球石油市场供需能维持稳定、石油输送管道分散多元，并购油田并不能使一国能源安全因而提升。
2.冷战思维等政治因素的制约。冷战思维从褊狭的意识形态出发，简单地以敌友来界定国家关系，以维护自身利益、排斥他国利益为出发点，以维护自身安全为目的，并通常以结盟为政治与外交手段。冷战思维却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自动退出国际舞台。冷战思维反映在能源合作领域就是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表现为缺乏通过实施战略合作，维护区域共同利益的国际战略理念，在行为上则表现为传统的“你死我活”模式。如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某些研究人员认定，能源进口就是一种“零和游戏”，基于此，他们认为，中美之间将会在化石燃料丰富的中东和其他富有石油资源而缺乏稳定模式或不是代议制政府的国家发生冲突。(16)“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被其能源政策所驱使，北京逐渐增加的能源忧虑据称是基于中国对美国恶意意图的感知。中国对美国的力量一直持怀疑的态度，而不愿真正拥抱能源市场和接受国际能源安全体系。”(17)美国一位空军将军认为，中美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对能源的竞争将可能成为中美关系未来冲突的头号动因。(18)实际上，在涉及政治、安全和经济多重属性的能源领域，美国对中国的能源政策始终包含戒备和遏制的因素，或以自己的政治标准无端评判和试图限制中国获取能源安全的努力。有学者总结到：中国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已经引起了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美国的警觉和关注，不仅是因为中国挑战了美国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历史主导地位，还因为抵消了西方在这些发展中国家改善透明度和人权的努力，损害了美国的利益。(19)2005年8月初，中海油通过撤回其对美国加州联合石油公司（优尼科）的收购要约的方式退出对优尼科的竞购。这一事件凸显了美国政界（尤其是国会）对中国油气公司扩大在境外上游领域业务范畴的担忧。优尼科的海外资产遍布东南亚、非洲和中亚。中海油或其他中国公司大规模进入这些地区的油气开采环节，在美国政界容易引起地缘政治方面的联想。(20)
3.中美在能源领域互信不足。中美两国在保持世界石油供给和价格稳定性、可靠性和可持续性上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能源安全利益，但中美在能源领域互信不足。以能源战略通道为例，美方认为，美国强大的海军保护着海上石油运输通道，这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石油进出口国受益。按照美国的估计，目前国际石油市场的最直接威胁不是海上石油运输通道被切断，而是短期的市场混乱及价格急剧上扬。而有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美国海军控制着从波斯湾到南中国海的海洋通道，而这些通道是中国未来大量进口石油必经之地，中国必然有一种担心，如果将来中美关系恶化，在发生冲突时，美国会使用军事力量来阻截中国的石油供应。”(21)又如在维护国际石油市场稳定问题上，美国和其他国际能源署的成员国应对石油价格波动，主要是动用战略石油储备。美国认为，国际能源署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平抑价格，同样会使中国受益，在中国不断增加战略石油储备的情况下，美国要求中国增加战略石油储备的透明度。布什政府曾希望中国领导人明确提出在什么情形下以及怎样动用能源储备，希望和中国就确定中国石油储备的释出原则而共同努力，要求中国不要随意用石油储备作为调节价格的杠杆。(22)
三、深化中美能源战略合作战略途径分析
需要中美双方清楚认识的是，中美之间广泛存在的共同利益，只是为深化互利合作提供了一些必要前提而已，并不代表合作的必然产生。而一个比较现实的战略选择是：“从现实而不是修辞学的角度来看，能源问题很可能是合作对抗竞争，而不是冲突，或者两者某种程度都存在。合作的行为与保证能源安全的努力并存，不仅是美国与中国能源关系的一部分，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真正的问题是取得两者之间的平衡。”(23)
1.完善及相机建立新的中美能源合作机制。美国与中国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切实可行的能源合作机制有利于中美两国的能源发展，今后要继续推进两国之间的合作，必须深化能源合作机制。以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在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不断拓展的国际背景下，合作在以理性的利己主义为特点的国家间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国际机制是实现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合作的有效方法。制度是为了克服那些使相互有益的协议不能达成的缺陷而形成的。它们的预期的效果解释了它们形成的原因。制度是解决战略互动困境的一种方法。(24)作为政策协调过程的结果，当一国政府遵从的政策被另外的国家的政府视为能够促进自己目标的相互认识时，政府间的合作就会产生。(25)现存的中美能源双边合作机制已经使中美能源合作中的行为更透明，更有预见性，也更有合法性。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以及双方在此领域的常设沟通机制的建设，应被置于中美关系全局中统筹设计与安排，使之成为推动中美关系大局进一步健康发展的积极因素。2009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伦敦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的中美关系。将能源问题列为中美两国需要加强沟通和协调，以不断充实两国关系战略内涵的重要领域，进一步深化广泛领域的互利合作，加强能源、环境以及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对话和务实合作。此外，中美双方决定终止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26)在新的对话机制中，能源问题也应成为中美双方探讨的重要问题，或者就能源问题建立专门的合作机制。
除了继续完善中美双边能源合作机制外，中国还应在综合考虑的前提下，适度参加多边能源合作机制，加强与美国的政策协调。在美国关注的中国能源信息透明度以及能源战略储备等问题上，加强与美国的沟通与合作。按照美国等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的邀请，中国已经开始以观察国的身份参加国际能源署的会议。2004年中国参与了国际能源署的突发事件反应演习，2008年中国因汶川地震而没能继续参加。上述协调活动有利于中美两国了解对方的政策意图和能源发展计划，提高能源信息交流的质量和速度，增加能源市场的透明度。对于美国关心的中国石油战略储备使用问题，中国可以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条例进行运作，即，根据IEA的要求，当某个国家的供应量减少达到去年进口量的8%，即被视为供应中断，从而可以动用储备。
2.针对中美两国能源安全观的不同及政治因素的影响，应充分考虑两国的实际，通过加强沟通和合作，化解分歧。在探讨中美能源关系时，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往往会被忽视：同样奉行能源进口来源地多元化战略的中美两国，从能源进口来源来看，并无太多的重叠和太大的竞争。以石油消耗为例，据英国石油公司(BP)统计，2007年中美两国的石油消耗量分别占世界石油总消耗量的9.3%和23.9%，分别为世界第二和第一的石油消费大国，美国石油进口来源中，超过50%左右来自西半球（加拿大、墨西哥、中南美洲、欧洲等），20%左右来自西非和北非，16%来自中东，14%左右来自前苏联和亚太地区与国家。而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中国的主要石油进口包括：中东、非洲和前苏联等，而从美国主要的石油进口来源——西半球，进口十分有限（见表1）。
中美能源合作受社会制度、基本国情、决策机制、投资战略、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在国际能源环境中的地位和处境等因素的影响，在获取能源的方式、维护能源安全的方式和维护能源市场稳定等方面毫无疑问会存在一定的分歧。问题是，面对分歧，双方应从世界多样性和互利合作的观点出发，加强沟通与合作，共同化解。从中国的观点来看，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硕果累累。“由于加强国际合作和能源供给多元化战略，中国帮助那些缺乏健全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的国家开发能源资源，帮助他们建立了自己的能源工业，这必将带来双赢的结果，并共享利益。”(27)以中国在苏丹开采石油为例，苏丹是非洲的能源大国，探明石油储量约为25亿桶，另有80-120亿桶潜在资源。目前已勘探开发的仅占总储量的10%。中国和苏丹十多年的石油合作，涵盖了从勘探开发、修建炼油厂和加油站，再到输油管道的铺设等诸多领域，帮助苏丹建立了整体的石油产业和提升石油具体加工的能力。同时为苏丹石油工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中苏石油合作在促进苏丹经济快速发展、造福苏丹人民、逐步消除苏丹战乱根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8)多次到苏丹达尔富尔考察的美国罗格斯大学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教授认为，美国布什政府对苏丹的制裁并没有解决问题，也没有给苏丹人民带来和平和繁荣。在回答作者关于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作用的问题时，他认为中国在达尔富尔的作用是正面的、积极的，中国工人在达尔富尔的工作是出色的，修建的宾馆、学校、医院等给当地带来了福音。(29)美国不应以自己的政治价值观简单否定中国与相关能源出口国的双赢合作。对于美国关注的中国海外投资所谓“影响”国际能源市场稳定问题，实际上，中国实施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所取得的“份额油”并没有如西方所说运回中国国内，而是主要投放到国际能源市场。中国将获取的“份额油”投放到国际石油市场的做法，增加了全球能源市场的能源供给，对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作出了独特贡献。
3.针对中美能源合作领域出现的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互信的问题，中美双方需要进行自我约束和互动构建。互信是对对方的一种心理上的认同。中美能源合作领域的互信需要在能源合作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培养起来的。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途径主要有两个：模仿和社会习得。模仿是指“当行为体自我意识到他们认为是‘成功’的行为体时，就会模仿，通过模仿获得了身份和利益。模仿使母本趋于较高程度的同质化。”(30)另一个途径是社会习得，利用互动论强调社会习得对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上述两个途径有助于减弱国家的利己身份，帮助创建集体身份。同时，自我约束对集体身份的形成起到了深层次的作用，“自我约束减弱了群体的内部选择不利于利他主义者的可能性，因此在群体之间竞争中有利于选择利他主义者。自我制约只有在与模式中其他因素结合的情况下才能够造就集体身份，但是，自我约束在这种结合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31)此外，中美两国还应该加强政策协调和互动。林德布洛姆认为：“如果在一系列决策中出现调整的现象，以使任何一种决策对他人产生的消极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的次数上得到避免、减少或者抵消，那么这一系列决策就处在协调之中。”(32)作为政策协调过程的结果，当一国政府遵从的政策被另外的国家的政府视为能够促进自己目标的相互认识时，政府间的合作就会产生。(33)就美国方面而言，美国应充分考虑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能源市场、美国海军控制全球能源运输通道的情况下，中国是国际能源市场的后来者，而以能源为基础来发展经济又对中国来说具有战略意义的背景下，通过一些非美国认可的渠道和方式获取能源是可以理解的，美国应避免将其观点强加于中国，而应通过特定能源合作机制谈判协商解决。就中国而言，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凸显，呼唤着中国能源体制的改革。在中央一级机构中设置部委级别的宏观能源管理机构，有利于科学地制定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目标和政策法规，有利于我国能源产业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美国能源管理具有相当成熟的体制与机制方面的经验，可资我们在进行能源体制改革时汲取。而中国建立中央一级宏观能源管理机构，也是积极开展中美能源战略对话，建立与完善中美在能源领域战略合作机制的必然制度性要求。此外，中国在日益融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在能源领域应加大引入市场机制的力度，培育发展国内能源企业多元竞争机制，增强企业竞争力，逐步全面实现与国际能源市场接轨。
4.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开展中美能源战略合作。有的中国学者提出了中美能源安全合作的“四个转移”建议，颇有见地。即为了共同安全目标，两国从竞争关系走向合作关系；对话内容可望逐渐从战略层面转移至技术层面，如能源技术、能源效率等，并落实至企业间的合作层次；从理论探讨转移至建构实际行动：合作范围亦转移至包括减少环境污染的合作上。(34)上述提议揭示了中美能源合作的不足及广泛的合作空间。而美国方面对中美能源合作的讨论，无论从学术，还是从政策角度来看，同样非常宽泛，涉及全球能源市场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中美两国能源决策机制的政治和行政背景、能源开发的新技术应用、能源储备的选择以及全球能源市场的运行机制等。上述建议展示了中美能源合作的广泛空间。中美在能源环境领域利益交汇点多，双边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宽广。中国对节能环保有着巨大的需求和市场，而美国在提高能效、发展清洁能源、勘探开发油气资源、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经验丰富，加强合作不但有助于中国提升应对能源环境问题的能力，还将使美国投资和技术产生可观的回报，有望成为中美经贸合作的新增长点。目前，美国已是参与中国石油工业对外合作项目最多的国家，两国的不懈努力使能源合作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
收稿日期：2009-05-02
修改日期：2009-05-20
注释：
①Daniel Yergin,"What does 'energy security' really mean?",Wall Street Journal,11 July 2006.
②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6-12/18/content_9234144.htm.
③http://www.uschinaogf.org/Forum8/Agenda8_chi.pdf.
④(14)美国能源部化石能源办公室副助理部长詹姆斯·A·斯鲁驰在第八届中美石油和天然气工业论坛上的讲话。http://www.uschinaogf.org/Forum8/monday/3-SlutzOGIF%20China%20Forum-Chinese.pdf.
⑤(34)U.S.-China Energy Security Cooperation Dialogue,Cosponsored by th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a Institut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eijing,31 October-1 November 2006.http://www.acus.org/doec/070612-US_China_Energy_Security_Cooperation_ Dialogue_Report.pdf.
⑥Energy Policy Act 2005,Section 1837: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Requirements,Prepared by the U.S.Department of Energy,February 2006,p.38.http://www.pi.energy.gov/documents/EPACT1837FINAL.pdf.
⑦John F.Ahearne,"Challenge for Energy Security Policy to the Year 2000 (or Santayana Was Right)",in Improving U.S.Energy Security,Richard J.Gonzalez,Raymond W.Smilor and Joel Darmstadter(eds.),Cambridge(MA),Ballinger Pub.Co.,1985,p.9.
⑧Robert E.Ebel,"Hearing on China's Energy Needs and Strategies",Testimony Presented to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October 30,2003,http://www.uscc.gov/hearings/2003hearings/hr031030.htm.
⑨Robert Belgrave,Charles K.Ebinger and Hideaki Okino (eds.),Energy Security to 2000,Boulder (CO),Westview Press,1987,pp.7-8.
⑩Douglas R.Bohi and Michael A.Toman,The Economics of Energy Security,Boston (MA),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6.
(11)See Andrews-Speed Philip and Sergei Vinogradov,"China's Involvement in Central Asian Petroleum.Convergent or Divergent Interests?",Asian Survey,2000,Vol.42,No.2,p.391; Michael May,"Energy and Security in East Asia",A/PARC Occasional Paper,1998,http://cisac.stanford.edu/publications/10043; Fereidun Fesharaki,"Energy and the Asian Security Nexu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9,Vol.53,No.1,pp.86-87.
(12)Paul B.Stares (ed.),Rethinking Energy Security in East Asia,New York,Jap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2000,p.21.
(13)Flavin Christopher and Seth Dunn,"A New Energy Paradigm for the 21st Centur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9,Vol.53,No.1,pp.167-190.
(15)2006年7月17日，胡锦涛在八国集团(G8)同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南非、墨西哥、刚果（布）六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上的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7/18/content_4846539.htm。
(16)Dan Blumenthal and Joseph Lin,"Oil obsession",Armed Forces Journal,June 2006,pp.49-50.
(17)Dan Blumenthal,"Concerns with respect to China's energy policy",in Gabriel Collins et al.,eds,China's Energy Strategy-The Impact on Beijing's Maritime Policies,Annapolis:Naval Institute Press,2008.
(18)Brigadier General Charles J.Dunlap,Jr,USAF,quoted by Michael P.Noonan,The Future of American Military Strategy:A Conference Report,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3 February 2006.General Dunlap was speaking in his private capacity.FPRI E-Notes,(3 February 2006),available at:www.fpri.org.
(19)Suisheng Zhao,"China's Global Search for Energy Security: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Asia-Pacific",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May 2008,p.213.
(20)查道炯：《中美能源合作：挑战与机遇并存》[J]，《国际石油经济》2005年第11期。
(21)T.S.Gopi Rethinaraj,"China's Energy and Regional SecurityPerspectives",Defense Security Analysis,Vol.19,No.4,December 2003,p.385.
(22)Andrzej Zwaniecki,"US-China cooperation could advance mutual,global energy goals",(4 April 2005),available at:http://unsinfo.state.gov.eap/Archive/2005/April/04622583.html.
(23)June Teufel Dreyer,"Sino-American Energy Cooperatio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August 2007,p.475.
(24)Robert O.Keohane,"Multilateralism:an Agenda for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Autumn 1990,pp.731-764.
(25)(33)［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苏长和、信强、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26)http://news.sina.com.cn/c/p/2009-04-02/040917530799.shtml.
(27)Xuecheng Liu,"China's energy security and its grand strategy",Stanley Foundation Policy Analysis Brief(September 2006),p.9.
(28)程刚：《中国帮苏丹建起完整石油体系，为苏带来和平转机来源》[N]，《环球时报》2008年3月12日。
(29)2009年4月20日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教授在美国丹佛大学的演讲《应对达尔富尔：对美国和苏丹关系的反思》，作者参加了报告会并提出了有关中国在达尔富尔作用的问题。
(30)(31)［美］亚力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0页，第452页。
(32)Charles E.Lindblom,The Intelligence of Democrac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5,p.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