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构到建构——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渊源论文,批评论文,理论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60年代末欧美兴起的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是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实践中的一支充满活力与生机的劲旅。因此，它既属于风起云涌的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m一译女权主义，随着文学批评的深入，为了与欧美早期的妇女运动的“女权”口号相区别，也为了表明女权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及内涵的丰富性，今多译作“女性主义”。）成为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又属于多姿多彩的西方文艺美学，是其多种美学方法、美学流派中的一支。从本世纪20年代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自己的屋子》开始发轫，到60年代的蓬勃展开，直到80年代末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特娃代表鼎盛期的著作《语言——未知物：语言的尝试》问世，其历史最长不过六、七十年，而其间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起初并不重视理论建树而一味重视批评的社会效果和道德价值，甚至对于学院派的纯学术采取了完全不屑一顾的态度。以致落下无理论、无逻辑、无体系的口舌。只是到了本世纪5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走向政治性和学术性的两种倾向才更加明显，也更加深化。根据朱丽娅·克里斯特娃《妇女的时间》中的说法，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的理论代表作就是法国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女人》。这本书在50年代的欧洲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一阶段的理论主要强调男女平等，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享有平等的工作权力、经济权力和法律权力。西蒙娜·德·波伏瓦认为，女性的“温存”、“柔顺”及一系列与此有关的观念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生理特性决定的。这一理论在文学上后来衍生出所谓“男女合体”和“雌雄合体”的说法，即台湾女性主义理论家宋美华所定义的女性主义文学修辞学的一极——理念论。
强调男女平等实际上是以男性标准来衡量女性，要女性向男性看齐，因而这种平等运动是建立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力构架之中的。而这个权力构架正是禁锢他们，也是她们竭力想要改造的。所以，以男女平等为目标的妇女解放并没有创造出新的语言而只是重复并强化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既定语言。
60年代末，由于美国国内反越战和民权运动的高涨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影响，西方出现了比较有影响的妇女解放运动，女权主义得到迅速的发展。一方面，这种女权主义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另一方面又更加趋向学术化。70年代以后，西方的女权主义基本上由政治上颠覆资本主义转向从语言上颠覆私有制社会的基础。此时，女性主义开始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出现在欧美文坛。作为学术研究已风行于欧美的高等院校。
第二阶段的特征是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别，以及由性差别带来的意识形态斗争。女性主义批评家们主要从后结构主义包括精神分析入手，对一系列经典文本进行解构。她们以差异为名否认男性秩序，认为妇女有权处于历史和政治的线状时间之外，并颂扬女性本质。她们认为，女性不仅不同于男性，而且优越于男性。这就产生了女性主义修辞的另一极：经验论。这种理论发展到最后，就是男女地位倒错，权力结构本身并没有被推翻，而只不过是以一种权力替代另一种权力。按照西方女性主义者的说法就是长出菲勒斯（phallus，阳物）的女性。在这一阶段中，女性主义批评家把破坏、颠覆、解构男权中心作为自己的使命，主张以女性独特的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经验”作为解构男性经验和理念的武器，凸显女性的差异性，以抗议原有男权社会将女性隐而不彰的做法，从而展示女性作为独特生命的存在。从挖掘自我经验，到印证女性共有的“边缘人”处境，女性主义批评家开始意识到建立“女性次文化”的必要。
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情况看，作为一种革命的、颠覆性的理论一旦体制化、实质化，那么它本身的革命性和颠覆性也就完结了。因此，第三阶段女性主义的特点就是“女性永远不解被界说”，通俗一点说，那就是女性主义理论是运用男性理论来解构男性理论，女性主义本身无法再现，不能实质化，因而它永远立于对抗性的边缘，不断地去颠覆和解构位于中心的权力结构。70年代末、80年代初女性主义者拒绝那种作为形而上学的男女二分法，正如克里斯特娃指出的，这一代的女性主义者提倡三个阶段的女性主义的方法相互混合共存于同一历史时间内。这样，所有的门都向女性主义者敞开，造成了一个允许个人持有不同意见、百家争鸣的多元化局面。
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道路上成就斐然者当首推英美派与法国派。前者重经验论阐述，后者则重理念论的阐述。因此，虽然二者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史上平分秋色，但后者的理论建树则是前者所望尘莫及的。所以近期出现欧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互融合的趋势，集中反映在英美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对法国派理论的评介上。
英美派较重视从实践中总结经验，进而提升到一个理论高度，这与她们的社会批判方式是一致的。英美派由于是从“经验”出发从事研究活动，所以她们比较重视感情材料分析，而拒绝走抽象化道路，这也是英美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美学流派地位不高的症结所在。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侧重的是理念论的修辞格。所走的道路是自上而下的抽象思辨。开始是对其他的批评理论进行批判，这其中包括弗洛伊德主义、后结构主义（包括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与此同时，也从这些批评理论中吸取养份，以发展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所以法国派主要是从剖析西方文化传统入手，其批评对象不仅是作品、作家或文学现象，也涉及与女性主义同时发展起来的西方思潮和文艺理论的阅读方法，因而特别注重理论与语言的研究。她们受后结构主义和心理分析的影响，并且吸收了西方哲学和文学的话语，同时又开始解构这种话语。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大都与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西蒙娜·德·波伏瓦、朱丽娅·克里斯特娃、埃莱娜·西苏、露丝·依利佳莱等法国派主将都与萨特、弗洛伊德、拉康、德里达、保尔·德曼等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她们既受他们影响，又对他们理论的男性中心主义提出质疑。法国派在分析了西方理论话语中妇女的地位之后得出结论：所有的父权制——包括语言、资本主义——一神论——只表达了一个性别，所有的一切只是男性力比多机制的投射。女人在父权制中是缺席和缄默的。法国派还对父权制二元对立思维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总之，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对于理论的建立是举世有目共睹的。她们在这个层面上与男性理论权威进行交锋，表现了她们的气魄，也迫使文学创作和美学研究不能不正视女性主义批评的存在和重要性。
关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毋庸置疑主要贡献都来自法国派，英美的理论也是从法国派那里借鉴和学习得来的。前面已经提到，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从剖析西方文化传统入手的，其理论是在对男性中心主义哲学的合理“扬弃”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探明女性主义理论的内在构成及其渊源关系。
在传统父权制条件下的文学作品中，女人的形象常常属于“第二性”的位置，或是“缺席”、“缄默”，因为那有具有优越感的阳物象征意象窃居了文学创作中的“霸权”地位。这种大男子主义的象征意象之所以具有优越感，是因为弗洛伊德理论对“性”的立论他们提供了足以将妇女排拒于文学门外的最有力依据。整个人类文明史——history最简单不过地拆解为“他的故事”(his story)，而作为文明史之一部分的文学史只则更可以说是一部“阳性崇拜”与“父权制”的得意史。女性在历史的叙述中则被有意忽略和歧视。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对这种忽略与歧视作过这样的描述：“合乎传统的女性应是‘完美的淑女’、‘屋里的天使’、心安理得地任男人摆布”；蒂利·奥尔森也曾黯然喟叹：“她真正的天职：丈夫与家庭”；弗吉尼亚·伍尔芙则悲怆地列举格雷先生的“强调”：“做女人的根本是被男人养活及照顾男人”。如果说诸如此类不过是西方式的抱怨，那么东方的情况只能是更糟：男尊女卑，夫唱妇随，三从四德，举案齐眉……一道又一道锁链，使得“女人”挣不脱，吃不消。无论是西方的“轻浮”女人，“妖妇”；还是东方的“花瓶”、“狐狸精”之类，都不过是对女性令人心寒的“昵称”。有人甚至这样断言：“艺术家‘最基本的素质’……是一种男性天赋，是划分男人和女人的界线”①桑德拉·吉伯特和苏珊·古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率先对很多男性文学家的如下观念提出挑战：男性的性是文学力量的重心，笔是阳物的象征。“在西方的父权制度文化里，文本的作者是父亲、祖先、生殖者、美学之父，他的笔的威力，正如他阳物的威力，不但具有创造生命的能力，而且还有繁殖后代的功能……故此是繁殖者，又是创造者。”②这种父权——创造力的隐喻的另一深层意蕴就是，妇女的存在只是供男人享受，是他们文学和肉欲的对象。在整个文学创作的格局中，作品不仅是白纸黑字的实体，它还是权力的象征，代表神授的主权和父权。作者与他创造的形象构成了一个家族，作者便是族长，文学家族制度中女性是从属物是作者的塑像，女性被剥夺行为能力，被赋予双重意义：她是性的产物，也是性爱的对象。所以女性拿起笔杆进行写作在男性作家看来是荒唐的，甚而至于是一种反叛的行为。女性生活在“父亲”话语中，永远是被动的，无生命的存在。吉尔伯特和古芭指出，文学中的父权主义隐喻最终的矛盾在于作者既创造了她们又禁锢她们，既给他们生命又将她们“杀死”。
在弗洛伊德看来，男性之所以能够支配社会，是因为他具有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是与男性性征紧密相联的。弗氏以男为“有”，以女为“无”的二分法性别语码是阐释其创造力原理的关键。按照托里尔·莫娃的说法，弗洛伊德的理论为性别差异的非本质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证，使人们更容易理解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将弗氏的俄狄浦斯情结进一步发展成“镜象阶段”理论。与弗氏相同，他也是以男性性征来说明性别差异的起源，父亲以代表法律的象征进入“镜子”以后，男孩的性别认同便转向了父亲，他因为拥有与父亲相似的性征而感到自豪并继承父亲的权威地位。而女孩则相反，当她发现是男性性征的缺乏者时，她感到十分自卑，觉得自己被“阉割”了，因而只有嫉妒和爱恋男人的份了。这一观点与弗洛伊德所论极为相似，特里·伊格尔顿在分析弗洛伊德理论时指出：“小女孩发觉自己因“被阉割”而不如别人时，便在幻灭中从她受过类似“阉割”的母亲那里转向希望吸引她的父亲”③这一性征意象环绕着一个中心思想，也是弗洛伊德、拉康男尊女卑学说的自然结论：女性缺少男性的生理特征，因此，她没有创造权和创造力，是“空间”而没有“填塞空间”的动力。文学创作是需要“天份”的，这种“天份”也就是创造力是与男性性征紧密相连的。这种偏见正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靶的。
女性主义的一些理论家企图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加以修改。克里斯特娃曾试图用符号学的“语言”作为破坏拉康所论的围绕阳物而建立起来的象征秩序。G·C斯皮瓦克针对漠视女性的性的问题提出重写弗洛伊德文本的需要，她的做法不是取缔“阳物中心论”，而是要创造出一个与男性中心论相对应的女性中心论，以此平衡男女的社会地位。南茜·乔道萝认为，女性关于自身身份的困惑是在俄狄浦斯阶段后产生的，那时男权和男性文化霸权对性别差异赋予了变形的价值。她感觉到，她能使男性也承担一些养育之责，将对性别意识、性别身份及性选择产生深刻的影响。肖瓦尔特则认为，女性精神分析学的要义不在改造弗洛伊德的理论，而是强调性别身份的发展和建设。忽视一个人的性别，无论在逻辑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性平等并不意味着两性具备相同的社会作用和功能，而是指在社会中某性别并不比另一性别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我们知道，女性主义在理论的深化上，从解构主义那里得到了不少好处。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解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概念是，现代社会是“菲勒斯中心”(phallocentrism)社会，也是“词语中心”(logocentrism)社会。人们认识、理解事物的存在及真理，必须使用这一中心社会的语言。法国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将两个术语合并成一个复合词：“菲勒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logocentrism)。对于男性中心社会来说，男人是基本原则，而女人则是这种原则中被排斥的对立面；而且只要这样一种区分坚持不变，整个系统便可以有效地发生作用。“解构”是给予批评活动的名称，通过批评活动那种对立可以被部分破坏，或者是它们可以被证明原文获得意思的过程中部分地相互破坏。女人是对立面，是男人的“另一面”：她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一个有缺陷的男人，她主要被赋予一种否定男人基本原则的价值。但是同样，男人之所以是男人，只能依赖不断排除这个另一面或对立面，在与之对照中明显表示自己，因此在他企图维护自己是独立存在的姿态里，他的整体统一性陷入了险境。
解构活动的彼岸世界是关于女性的质的规定性，但是女性质的规定性是男权中心社会中的产物，其可靠性值得怀疑。
照福柯和德里达的观点，有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他们认为“女性”的范畴只是虚构的。德里达说，“也许……‘女性’不是一个可以决定的身份，也许女性不同别的事物保持距离，无法站在别处宣称自己……也许女性——一个无特征、无形状的模拟物——是距离的断层、超距离的距离、间隙的节奏、距离本身。”④他认为女性可以代表逻各斯中心话语中的断层，逻各斯中心话语决定差异的等级制和本体论。由于女性在某种意义上被这种话语排斥在外，她也许可以成为真正的抵抗力量。但是如果她继续使用逻各斯中的机制来重新界定妇女，她的抵抗将无效。唯一能形成颠覆力量的方法是坚持完全的差异，这种完全的差异不能被等级制的二分法所束缚或征服。这是克里斯特娃所采取的立场，她本人就是一个有影响的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在解构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是一种存在和话语方式，代表一种社会之内的反社会力量。女性主义者在击败菲勒逻克斯中心和其压迫势力之前不能划分出一个清晰的“女性”范畴，也就是正如克里斯特娃所说，“女性永远不能被界定。”
德里达调查研究了处于“他者”(the other)位置上的“女性”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可以颠覆或质疑基于“在场”(presence)和特征之上的整个形而上学理论。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之一，就是使“在场”和特征变得非神秘化。德里达证实“在场”的观念取决于语言，所以那些解构主义为批评武器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如西苏、伊丽佳莱、克里斯特娃均重视语言批判和颠覆所能引起的社会文化作用，并运用解构主义理论来处理两极对立的问题。
解构主义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玛丽·朴维在总结解构主义对女性主义的贡献有以下主要方面：解构主义的最主要贡献不是它的复原纲领，而是其消除神秘特征的规划。解构主义的策略可以使女性主义者书写揭示界定“女性”的各种矛盾以及这些矛盾怎样促使改革的历史。解构主义的第二个贡献是向等级制和对立统一逻辑提出挑战。解构主义在消除神秘特征的模式中并不简单地提供另一个二元对立——合适与不合适、权威与服从、正确与错误……的选择。解构主义的工作是揭露了建立和保持等级式思维所必须依赖的计谋。解构主义对女性主义的第三个贡献是其“中介物”观点(the idea of the “in-between”)。作为一个专门的策略，“中介物”观点构成了毁除二元对立思维的工具。一旦二元结构被揭示为是人造产物，二元的特征——阻止构成别的可能性的固定术语和僵死不变的结构——就会摇摇欲坠。当然，解构主义还使女性主义者看到，建立女性写作的普遍规律的危险性。是她们混淆了潜含的差异与矛盾，这些差异与类似性同样重要，它可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特定历史时期明确而松散的性别结构。进一步说，性别规律不可避免地对女性的气质有所界定，且内在地规定了妇女小说效果和可能性的历史变化。可以说，解构主义理论成为女性主义理论的基本内核。
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支柱除了精神分析学说和解构主义外，另一大支柱就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女性主义者使“性别”一词成为与马克思主义批评中“阶级”一词同等重要的术语，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吸收呈现出很复杂的状态。女性主义批评接受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和语言的思想，消化吸收了其唯物史观点于社会差异与社会意识形态、生产和异化、话语与主体性的理论概念，她们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意识是历史和文化的结果，阶级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的对立和意识的抗争形式。包括男权意识与女性意识的对立。她们试图挪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于性别关系研究，把男权思想看作是社会中两性的真正权力关系的表现。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对妇女受压迫的地位，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关系的高度所作的论断，为她们确定妇女工作和生育在劳动和生产中的地位找到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但女性主义最终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因为与弗洛伊德主义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在女性的性问题上可能是走了另一个极端，女性本体特征的叙述也很可能被文本中的政治话语所掩盖或混淆，难以清晰地显露出来。例如马克思主义认为严重的性别压迫是资本主义的结果，妇女的本质被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所异化，而女性主义者则撇开了马克思的阶级、生产力等概念，专门致力于性别差异的探讨，认为劳动的性别分工是父权制的结果。斯皮瓦克认为要修正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理论，根据妇女的劳作及家庭重新审视异化、劳动及创造财富的性质和历史。雅各布森则主张女性主义批评把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相结合，认为只有那样，“才能真正展示阶级结构与父权制之间重要的相互依赖关系”⑤，而托里尔·莫娃则指出，正是与马克思主义相近的对阶级、政治的关注，使女性主义批评发展成为既是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又是综合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女同性恋主义批评、第三世界妇女批评等派别的结果。
众所周知，自7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在进行文本分析时就开始侧重性别表述。女性主义批评试图把文本中的性别建构的方法和对性别的表述如何对读者施行权力的分析上升到理论研究。这就意味着是对语言主体和表述本质进行质疑，这种质疑的方式显然已很表明女性主义成功地吸收了解构主义和心理分析学的理论成果，这是非人本主义的分析形式，而在其升华进入到社会学分析领域时马克思主义又为其助了一臂之力。
注释：
①以上引文均见《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玛丽·伊格尔顿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②吉尔伯特、古芭：《女神的视镜：女性创造力，妇女的男性想像和文学中的父权隐喻》，见《阁楼上的疯女人》，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4。
③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P22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④雅克·德里达：《芒刺：尼采的文体》，巴黎，佛兰马林出版社，1978。
⑤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P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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