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城乡分割制度改革的逻辑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乡论文,制度改革论文,化与论文,对策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4)04—0022—09 一、问题与视角 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首度超过农村，意义非同寻常。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都期盼着通过大规模的城乡移民(城市化)来熨平城乡差距，但结果却是“城乡移民与城乡差距共同扩大”。对于中国的城乡劳动力流动悖论，依附在城乡户籍身份上的公共品分割与社会分割，比如社会福利、基础设施、教育、身份等歧视，不但被指责为“始作俑者”，而且也被诟病为“罪魁祸首”。大多研究都认为城乡分割产生的政策倾斜是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关键原因[2]。那么，城乡分割制度在城乡移民与城乡收入的关系中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深层机制？ 鉴于城乡移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劳动分工关系是影响中国城乡收入的重要因素[3][4]，本文试图采取“刘易斯+马克思+斯密”的视角，聚焦于城乡分割制度对劳动分工的破坏来重新理解城乡移民与城乡收入之间的复杂关系。因为劳动分工不但是经济发展的古典基础[5]，而且也是城乡二元经济的新兴古典基础[6]。因此，忽略制度分割对劳动分工的影响可能是现有理论难以深入解释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悖论的原因。然而，城乡移民对城乡收入的影响又是理解户籍等城乡分割制度变迁的逻辑与对策的核心所在。 二、制度变迁、分工演进与理论假说 (一)中国城乡分割制度的变迁 在全国层面，1952年11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社会司在《人民日报》刊发了“应劝阻农民盲目向城市流动”的告文。1953年4月17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7年12月18日，鉴于“曾有大量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虽经各地分别劝阻和遣送返乡，但是还没有能够根本制止”，中共中央国务院再一次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并道明了根本性原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出台实施，标志着中国城乡分割制度安排正式形成。 改革开放之后的1981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通知”。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出台一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同意“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及时办理入户手续，发给《自理口粮户口簿》”。1989年10月31日，出于“‘农转非’人数增长过快，规模过大，超过了财政、粮食、就业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承受能力，如继续发展下去，将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更大的困难”之故，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严格控制‘农转非’过快增长的通知”。1994年国家11部委印发了《小城镇综合试点改革指导意见》。1995年8月10日，考虑到“‘三无’盲流人员增多。‘三无’盲流人员多为盲目外出找工作人员。这些人多数来自农村，主要流入大中城市、经济发达地区和交通运输沿线，给这些地方的社会治安、交通运输、计划生育、就业、住房和环境卫生造成不良影响”，国务院公安部下发了“关于加强盲流人员管理工作的通知”。1997年5月20日公安部发布了《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允许已经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有序地向小城镇转移。”2003年1月5日，党中央国务院认识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农民进城务工就业，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促进了城市经济和社会的繁荣”，下发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2003年8月1日，由孙志刚事件直接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2012年8月30日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规定了“根据城市功能定位、产业结构布局和城市资源承载能力，根据进城务工人员在当地的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和按照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年限，以及随迁子女在当地连续就学年限等情况，确定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具体条件，制定具体办法”。 在地方政府政策层面上，中国各地和各个时期在具体政策安排变迁上存在差异。户籍制度以及依附其上的社会福利和身份歧视是城乡分割制度的核心。表1记录了各省份户籍制度改革变迁的范围与实施力度。各省户改的范围从小城镇试点到县级市、地级市，再到除省会城市和特大城市外的全省，然后到省会城市，最后全省逐步扩大；户改的力度从只针对高端人才到设置准入条件，再到居民户口改革逐步提高。表2则是从控制数量、证件与收费管理、审批和管理程序以及限制行业工种等方面记录了北京市对城乡移民政策具体操作的变迁过程，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纵观中国城乡分割制度变迁，在各个时期与不同地方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这为研究提供了合适的样本。 (二)中国城乡移民与城市居民之间分工关系的演进
然后，我们基于调查报告与研究文献来观察中国城乡移民与城市居民之间劳动分工关系的分布——从完全替代到完全互补的连续统。图1显示了2008～2011年中国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分布，机械工、建筑工以及服务员占了相当大比重。图2则显示了2008～2011年中国农民工按行业的平均工资分布，整体上均位于行业低端水平。人口和社会科技司课题组2003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可以直观地反映出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职业分布差异，见表3。根据其说明①，跨省流动就业人口的职业分布更能够体现出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分布，而省内流动就业人口则更多地反映出城镇职工的职业分布。对比可发现，跨省流动就业人口的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约占61%，约为省内流动就业人口的该项职业分布比重的两倍。而在“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分布上，省内流动就业人口占比约为16%，约为跨省流动就业人口职业分布比重的4倍。这在整体上显示了城乡移民与城市居民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分工，进而存在不同程度的替代互补关系。王桂新和沈建发的研究提供了上海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的一些补缺关系证据[7]。刘学军和赵耀辉的证据则显示，外来劳动力对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率和工资均具有统计上显著负向作用[8]。城乡移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替代互补关系程度可能依赖于产业级别高低所决定的分工状况以及城乡居民的技能经验差距与差异。在产业级别较低以及城乡居民技能经验相差不大时，城乡移民与城市居民劳动关系更偏向于竞争替代；在产业级别较高以及城乡居民技能经验差距与差异较大时，城乡移民与城市居民劳动关系更偏向于合作互补[9]。在2003年前后，全国城乡就业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1年，城市就业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年，农村就业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6年，城乡就业者平均受教育程度之差高达4年。②如图3所示，农民工的教育水平普遍偏低，与城市居民有较大差距。在产业级别持续升级的情况下(图4)，分工合作的互补关系程度会提高。当然，考虑到城市居民内部之间也存在较大的技能经验差距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差异，城乡移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劳动分工关系就可能分布在从完全替代到完全互补的连续统上。城乡移民与城市居民之间在不同时期与地方的劳动分工差异为研究提供了合适的样本。
图1 2008～2011年中国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分布(%) 资料来源：《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011)。
图2 2008～2011年中国农民工分行业平均月工资(元) 资料来源：《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009～2011)。
(三)线索的萃取与假说的提出 最后，结合城乡分割制度变迁与城乡移民和城市居民劳动分工关系演进的特征，我们来萃取线索，提出假说。根据杨小凯所开创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劳动分工的程度取决于深化分工带来的收益与交易成本之间的权衡，交易效率的改进解释了劳动分工的产生和深化。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判断，制度环境的变迁会通过激励、权威、协调等维度对交易的契约安排产生深刻影响，进而影响交易效率[10]。Becker和Murphy就发现协调成本会阻碍分工[11]。通过前面对中国城乡分割制度变迁的梳理可以看到，对劳动分工的制度分割是多重的：对城乡之间的移民直接设限为第一层分割；对城市劳动市场设限为第二层分割；对行业劳动准入设限为第三层分割；对生产部门准入限制为第四层分割；对生产工序准入设限为第五层分割。设限条件又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有针对移民者的条件，比如对住所、收入、年龄、婚姻、文化程度、职业能力、纳税、投资等等的要求；还有针对移入城市的条件，比如城市功能定位、资源承载能力、产业布局、城市居民就业状况、本地居民福利状况等等要求。如图5所示，多重的制度分割会对不同层次的劳动分工产生破坏，引发效率损失。这些破坏作用也是多维度的。对移民限制减少了劳动总量的供给，对行业和部门以及工序准入的设限，会抑制分工的规模和深度。针对城乡移民设置的不平等的制度环境弱化了其交易缔约的能力，使得众多依赖于复杂制度安排的分工无法实施。依附在城乡户籍身份上的社会福利与教育条件等等歧视抑制了城乡移民的人力资本积累，不利于分工的深化。制度分割还会对分工所依赖的更为深层次的社会关系以及心理信任产生破坏。因此，分割程度越大，对分工的破坏也越大，效率损失也越大，对城乡居民各自收入的间接影响也越不利。城乡移民与城市居民的劳动分工关系越偏向从完全替代到完全互补的连续统的右边，制度分割的后果越严重。
图3 2011年中国农民工教育情况分布(%) 资料来源：《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011)。
图4 中国1978～2010年的产业级别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图5 多重制度分割对劳动分工的深度破坏 另一方面，由于城乡制度分割的权力更多归城市，城乡制度分割产生的政策倾斜能够给城市居民带来直接好处。在二元经济背景下，进城打工也直接有利于农村居民。因此，城乡居民都需要权衡分割制度对劳动分工的破坏所引发的效率损失。如果城乡制度分割程度太高，对劳动分工的破坏太严重，对城市来讲可能会得不偿失。但若城乡制度分割程度越高，城乡二元经济鸿沟越大，进城打工对农村收入的改善作用可能会超过制度分割对劳动分工带来的破坏作用。如果城乡分割程度较低，虽然给城市带来的直接好处较低，但对劳动分工的破坏程度也很低，二者权衡可能对城市更有利。但若城乡制度分割程度较低，城乡二元经济鸿沟很小，进城打工对农村收入的改善作用不明显，可能会低于制度分割对劳动分工带来的破坏作用。因此，可能只有在城乡制度分割程度居中的阶段，城乡移民对城乡各自的收入才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据此，我们提出如下理论假说：城乡移民对城乡收入的影响受到城乡分割制度的调节，调节的方向依赖于劳动分工关系的分布特征；在城乡分割程度的不同阶段，城乡移民对城乡收入的影响会不同。 三、来自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设定 首先，将城乡移民对城市收入影响的计量模型设定为：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城市人均收入的对数，解释变量分别为城乡移民相对规模的对数、城乡分割与城乡移民相对规模对数的交互项。参考已有研究，主要的控制变量包括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城市高级人力资本的对数、城市相对开放程度的对数、城市单位从业人员占城市人口比重的对数。 其次，也将城乡移民对农村收入影响的计量模型设定为：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农村人均收入的对数，解释变量分别为城乡移民相对规模的对数、城乡分割与城乡移民相对规模对数的交互项。主要的控制变量包括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农村初级人力资本的对数、农村相对开放程度的对数、农村单位从业人员占农村人口比重的对数。 (二)变量、指标与数据 为了更好地利用中国各个时期与地区在分割制度与分工关系上所存在的变差信息，我们使用了《中国城市年鉴》提供的关于地级市的样本。鉴于其数据结构，我们将市辖区视为城市，将非市辖区视为农村，相应城乡指标以此划分。由于《中国城市年鉴》中没有城乡居民可支配或纯收入数据，我们就只能够使用GDP数据来代理。③也没有直接的各个地区的城乡移民数据，我们就只能够通过人口变动情况间接测算来做代理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一致性以及可得性，整理后的数据结构为中国1995～2008年215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相关变量及其指标与说明见表4。④ (三)经验机制估计 表5是根据回归结果整理出的经验机制。首先，在“城乡移民对城乡收入的影响”如何受城乡分割调节的关键问题上，城乡分割在城乡两个回归方程中的调节效果截然不同：城乡分割对“城市收入对城乡移民的弹性”产生显著负向调节
，城乡分割程度增加一单位则城市收入对城乡移民的弹性将减少0.78～0.32；城乡分割对“农村收入对城乡移民的弹性”产生显著正向调节
，分割程度增加一单位则农村收入对城乡移民的弹性将增加0.23～0.41。这在普通最小二乘、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差分GMM、系统GMM等估计方法下均成立。
此外，系数
在上述五种估计方法下均显著为正。因此，我们可以找到使得城市收入对城乡移民的弹性为零的城乡分割的临界值
，其值约为0.11～0.17。低于该分割界值，城乡移民对城市收入产生正的影响，城乡移民有利于城市居民——城乡分割直接给城市居民带来的好处大于城乡分割所破坏的劳动分工而引发的效率损失；高于该分割界值城乡移民对城市收入产生负的影响，城乡移民不利于城市居民——不是因为进城民工抢了城市居民的饭碗，而是因为城乡分割严重破坏了劳动分工引发了过大的效率损失。
(四)稳健性分析 前面测算的城乡移民没有考虑到市际之间的人口移民，窄口径的城乡移民须将其剔除掉。测算公式为：市际移民率=市年底人口增长率-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市际移民量=市年底人口增长量-市人口自然增长量。假定市际人口移民均移民到城市而非农村，这比较符合实际。(当地)农村流向城市的移民量=城市年底人口增长量-城市人口自然增长量-市际移民量。其他指标不变，对比宽窄口径的城乡移民测算指标后的回归结果，我们也发现上述经验分析结论是稳健的。 四、城乡分割制度改革的逻辑与对策 中国的城乡移民与城乡收入之间复杂而不同寻常的关系着实让经典理论费解。本文采取了“刘易斯+马克思+斯密”的视角，基于中国城乡分割制度变迁以及城乡移民与城市居民之间劳动分工关系演进的特征事实，从制度分割破坏劳动分工这一新线索重新解读了城乡移民(城市化)对城乡收入的影响。经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收入对城乡移民的弹性受到城乡分割显著的负向调节，农村收入对城乡移民的弹性受到城乡分割显著的正向调节。在低程度的城乡分割区间，城乡移民有利于城市收入而不利于农村收入；在高程度的城乡分割区间，城乡移民有利于农村收入而不利于城市收入；在城乡分割程度居中的区间，城乡移民既有利于城市收入又有利于农村收入。 上述结论对理解中国的城乡分割制度变迁有新的启发。在计划经济时代，“赶超战略”所实施的农产品统销统购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户籍制度等城乡禁锢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困境形成的历史根源。在改革开放之初，历史遗留的城乡禁锢使得城乡分割程度很高，这严重破坏了劳动分工而引发过大的效率损失，使得城乡分割制度直接带给城市居民的好处得不偿失。过大的城乡分割对农村居民而言效应正好相反，城乡分割直接扩大了城乡差距，进城打工对农民来讲是一种效率改进，当其大于城乡分割制度所破坏劳动分工而引发的效率损失时，城乡移民就有利于农村居民。这就是为什么当城乡分割程度过大时城乡分割制度被弱化的原因以及城乡差距无法因城乡分割制度的弱化而消除的逻辑。当城乡分割制度弱化后，其所破坏劳动分工而引发的效率损失随之下降，城乡移民就有利于城市居民。在城乡分割制度弱化到足够小之前，进城打工对农民来讲依然是一种效率改进。因此，在城乡分割程度居中的阶段，城乡移民既有利于城市居民又有利于农村居民，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这就是为什么城乡分割制度得以持续的原因以及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逻辑。当城乡分割制度弱化到足够小时，其所破坏的劳动分工而引发的效率损失也相当小，低于城乡分割制度直接给城市带来的好处，这就诱发了独享城乡分割制度变迁权的城市利益集团实施城乡分割制度，但这对农村居民以及进城民工不利。这就是为什么城乡分割制度无法激励相容得到根除的原因以及城乡二元困境无法自动破解的逻辑。 按照我们的逻辑，城乡分割制度改革的对策有两条：其一，改变城乡居民在城乡分割制度变迁中的权力基础(强制性制度变迁)；其二，夯实城市化的产业基础(诱致性制度变迁)。城乡居民在城乡分割制度变迁中的权力分布决定了制度变迁的外部收益结构，进而决定了城乡居民改革制度的行为。正如前文所言，中国过去一个基本的制度事实就是城市居民过多地分享了城乡分割制度的权力。例如，1953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中明确规定了城乡人大代表可以代表不同的选民人数。在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是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8倍；在选举省、县人大代表时，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则分别是城市每一代表的5倍和4倍。直到1982年第3次修改第二部选举法时，才将县级人大代表的农村与城镇人口比例，从4倍改为可小于4比1直至1比1；1995年第4次修改选举法时，实行了更加平等的选举，将全国与省人大代表的农村与城镇人口比例分别从8∶1、5∶1修改为4∶1。这些权力基础的改变确实是中国城乡分割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直接触及到利益，改变城乡居民的权力分布势必遭到城市居民的抵制，因此强有力的顶层设计非常重要。相对而言，加强城市化产业基础可能才是上策。产业升级会拓宽加长深化分工链条，嵌入分工链条中的岗位不但数量增加而且异质性也变大，不同岗位的技能要求高低各异，具有不同人力资本的城乡居民之间就可以形成分工合作关系。此时削减城乡分割制度便可以弱化其对劳动分工关系的破坏，对城乡居民都有好处。因此，夯实城市化的产业基础对于户籍等城乡分割制度改革而言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由于缺乏产业支撑，户籍制度改革的进展和效果慢如蜗牛。2013年6月26日《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的四大城镇化发展战略中的第三大发展战略就指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强化城市产业支撑”。这个改革思路可能就要比直接的强制性户改效果好得多。 ①“省内流动”包括跨乡、镇、街道等近距离的迁移，并且相当比例是由于拆迁搬家、学习培训等原因，属于务工经商的流动比例约为19%。而“跨省流动”中约有64%的属于民工进城(《我国劳动力迁移流动的情况与特征》)。 ②《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 ③因此，在控制了资产投资、对外开放等变量后的GDP接近于居民(工资)收入。 ④由于个别地区城乡数据无对应，农村与城市的数据观测值对应个数有出入。 ⑤在城乡分割的代理变量设计上，蔡昉等认为，如果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三个产业部门从业人员的比例应该接近于相应部门的GDP的比例。但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不自由的，这导致了在第一产业部门内部使用了更大比例的劳动力生产了更低比例的GDP。因此，他们认为，可以使用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程度[12]。沈坤荣和余吉祥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4]。本文则考虑到了城乡部门在整个经济演进中的不同重要性，进而使用修正后的泰尔熵来测度城乡分割程度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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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城乡分割制度改革的逻辑与对策_农村人口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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