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制约因素论文,民族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认为，民族地区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加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多年未能转变，主要受思想观念陈旧、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文化教育落后以及贫困面大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民族地区要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造条件，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高度重视科技和教育，认真实施科技兴省（区）战略；加大扶贫工作力度，力争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一项带全局性的根本战略措施，就是市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长期以来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市场发育程度低、经营粗放的民族地区，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本文就此谈个人的认识。
一、民族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科学总结我国几十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得出的正确结论，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措施，这对民族地区顺利实现未来15年的奋斗目标，与全国同步跨入21世纪，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利于民族地区突破经济增长高速度、低效益的传统格局，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高效益的发展路子，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保持速度和效益的同步增长，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也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利用自身原有的经济基础、地缘优势和中央所给予的政策优惠，发展步伐大大加快，而西部民族地区因受各种因素的制约，经济发展则相对滞后，东西部的差距日益扩大。据全国政协的调查资料，从1979年到1993年，东部地区工业产值在全国的比重由60.7%上升为66%，中西部地区由39.3%下降为34%，差距扩大了10.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扩大0.76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东部地区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52.5%上升为1994年的58.5%，中西部则由1978年的47.5%下降为1994年的41.5%。东西部地区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额，1978年为214元，1992年为724元，扩大至3倍多。[①a]为了尽快改变这种落后状况，赶上全国特别是东部的发展水平，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民族地区的干部、群众迫切希望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一些，发展的速度更高一些，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事实正是如此。1992年以来，8个民族省区国民生产总值连续三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1994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577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20元。以广西来说，“八五”时期全区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16.9%的速度增长，高于全国4.9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排位由1990年的第20位和29位，跃升到第15位和19位，与全国同步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在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有较大的改善。但是，由于经济增长方式没有从粗放型转到集约型上来，因而民族地区整体的经济效益都还较低。广西全区半数以上国有企业没有转轨，生产经营困难，亏损面大，效益下降。农业单产低，全区耕地中三分之二是中低田地，玉米单产只有130多公斤，比全国旱粮单产相差100公斤。不少县财政困难，不能按时发放工资。农村贫困面大，全区至今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达600多万，扶贫攻坚的任务仍十分艰巨。由经济高增长所带来的通货膨胀也很突出，致使全区物价上涨幅度较高，比全国平均高1.6个百分点，给群众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如果上述这些问题不解决，经济生活就难以运转，就不可能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因此，只有把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才能使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走出高速增长——通货膨胀——经济波动的恶性循环，闯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高效益的发展路子，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尽快赶上全国的发展水平，缩小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
2、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利于民族地区最大限度地避免资源的浪费和破坏，使资源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经济优势，保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强调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而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则是实现这一重大战略的有效形式。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8.98%，但居住地的面积却占全国总面积的64.3%，土地、水能、矿产、石油、森林、草原、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我国各种矿产资源70%以上集中在西部民族地区，新疆的石油、青海的盐、内蒙古的稀土等，储量可观，居全国前列。近几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国家发展战略逐步西移，东西部横向经济联合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带动和促进了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和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民族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由于技术水平低，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基本上仍处于粗放型阶段，经济的增长主要还是靠高投入、高能耗所取得，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破坏，使生态环境恶化，后续资源日益枯竭，严重地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例如，从工业生产看，1994年内蒙古每万元工业总产值能耗达5.77吨标准煤，而全国仅消耗1.54吨标准煤。从农牧业生产看，目前内蒙古水土流失面积已达2.79亿亩，居全国之首，沙化面积近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沙化面积的50.6%，并且每年以1200万亩的速度继续扩展；粮食总产量在100亿公斤的水平上徘徊，难以有新的突破，单产仅相当于全国平均亩产的66.2%。[①b]其他民族地区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类似的情况，这种靠拼资源、拼消耗而换来经济的一时增长，是不能长久的。如果仍保留这种粗放型的经营方式，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将会日益弱化，甚至变成劣势，不可能转化为经济优势。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集约化的道路，才能使民族地区最大限度地避免资源的浪费和破坏，保护生态环境，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保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利于民族地区进一步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使用效益，使有效的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我国现行体制还是一个助长外延式、粗放式增长的体制，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政企不分、资金“大锅饭”和预算软约束至今仍在起作用，资金的使用不担任何风险，且用的不是自己的钱，因而经济投资主体和决策者所关心的是如何从国家投资、信贷的总盘子中拿到更多的钱，很少考虑资金的回报率，致使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益很低。就全国来说，这种高投入低产出、高能耗低效益的状况是很严重的，以能源消耗为例，我国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相当于日本的5倍，美国的2.6倍，能源利用率仅有30%，远低于发达国家50%以上的水平。又如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消耗的钢材，我国为美国的6倍，日本的3倍，德国的4倍，法国的7倍，英国的5倍。在一些发达国家，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50%以上，而我国只有30%左右。特别是民族地区由于生产力水平低、经营规模小、科技水平不高、劳动方式落后，并享受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上是国家财政拨款、扶贫资金、发展基金以及各种低息或贴息贷款，更助长某些决策者争投资、争贷款，上新项目，铺新摊子，主要靠数量的扩张和规模的扩大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而不注重科技的投入和质量的提高，从而导致投资效益的大幅度下降。例如，“八五”前四年，每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的国内生产总值内蒙古为0.5亿元，国家为0.63亿元，低了20.6%。高能耗低效益的情况，在广西也很突出。1994年，科技进步在农业的贡献率中，广西只有30%，而全国为35%，山东、江苏等省达到45%以上。1993年广西农业劳动生产率为1695元／人，全国平均为2069元／人，广西只相当全国的81%。这种依靠上新项目、铺新摊子，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经济增长路子再也不能走下去了。否则，国家投入特别是各种扶贫发展基金就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益，民族地区与全国尤其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因此，只有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才能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良好的投资效益，促进国民经济的更快发展。
4、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利于民族地区增强市场竞争能力，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扩大对外开放。市场经济是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的。市场机制是一种竞争机制，竞争性也就成为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我国的少数民族大都居住在边境地区，与周边邻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和经济往来，具有对外开放的地缘优势。随着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和对外开放的扩大，边境贸易日趋活跃，进出口总额大幅上升，有力地带动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民族地区至今基本上仍处于粗放型经营的阶段，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低，质量不高，缺乏市场竞争能力，出口的大都是小宗的只经粗加工的农副土特产品，创汇效益和国际占有率都很低。例如广西边境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89年的4.5亿元猛增到1992年的31.92亿元后，近几年来一直在30亿元上下徘徊，没有大的突破，这与广西有1000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分布着7个县（市），区域面积达1.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近300万人的沿边区位优势来说，是很不相称的。由于停留在粗放经营的水平上，产品技术含量低、竞争能力低而带来的创汇效益低和国际占有率低，已成为当前民族地区充分发挥自身的地缘优势，进一步拓宽国际市场的难点。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摆脱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格局，走集约经营的新路子。
二、民族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因素
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多年未能实现，制约的因素很多，既是原来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化的程度低所决定，又是传统体制的痼疾仍在起作用的结果；既有思想观念上的陈旧滞后，又有文化科技素质过低而造成。从目前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1、人的思想观念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把主要依靠增加投入、上新项目、铺新摊子，片面追求数量的扩张和产值的提高，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而忽视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忽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它不会随着体制的改变而改变，而落后的观念，对新体制的确立形成，还会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我国民族地区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加上多年受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以及其它“左”的思想影响，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而把商品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致使商品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很陈旧落后。经过这1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人们的商品观念和竞争意识也有所增强。但思想观念的全面转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旧观念在一部分人包括少数决策者的头脑中仍是根深蒂固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适应的市场、竞争、科技、质量、效益等观念和意识仍十分淡薄。因此，像以往一样，一讲加快发展，就想到是争投资、上项目、铺新摊子、追求产值、攀比速度等，陷入传统的思维定势，而不注重科技的投入和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优化生产要素的组合，因而未能从主要靠消耗资源、增加资金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没有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的路子来。
2、基础差、起点低的民族地区，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集约化的程度低，经济增长方式仍为粗放型经营。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经过民主改革，我国各少数民族先后从不同的社会形态跨入社会主义社会，有的民族在社会形态上实现了跨越式的飞跃，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总的来说，基础还是很薄弱，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经济仍处于初始阶段。据云南分类调查统计，目前云南民族地区处于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有91万人，处于商品经济过渡阶段的有140万人，处于商品经济补充阶段的有120万人，处于自给自足阶段的有228万人，分别占全省民族地区总人口的8.4%、13%、12%、21%。[①c]可见，在民族地区自然经济仍占很大的比重。大家知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与商品化、工业化的程度相适应的，商品经济越发展、工业化的程度越高，集约化经营的程度也就越高。一般来说，在商品化、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经济增长方式基本上是粗放型的，而在商品经济发达、工业化程度较高的阶段，集约化经营的程度也就越高。目前，我国民族地区的自然经济还占很大的比例，工业刚起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还有相当的难度。
3、科学文化教育落后，劳动者的素质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及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仍有较大的差距。实行集约化经营，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增加科技的投入，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以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速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和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而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就必须采取各种特殊措施，强化民族地区的义务教育和劳动力的培训。但由于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和现行教育管理体制的不完善，民族地区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文化教育事业滞后，人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据国家统计局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八五”期间，我国文化教育发展较缓慢的西藏、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宁夏等民族省区的文盲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西藏由44.43%下降到40.01%，青海由27.70%下降到26.95%，甘肃由27.93%下降到24.28%，云南由25.44%下降到21.03%，贵州由24.27%下降到20.38%，宁夏由22.04%下降到17.94%。但由于这些民族省区的经济比较落后，严重地制约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文盲率仍很高。而北京的文盲率只有6.38%，上海、吉林、辽宁、广东等省市的文盲率也都在8%以下。同时北京、上海10万人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口分别为13352人和9045人，吉林、辽宁、天津也都在4000人以上，远远高于其他省市。[①d]可见，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文化素质差异之大，这不能不影响西部民族地区科学技术的应用和推广，致使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和发达省区的水平，严重地制约着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4、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高，劳动方式落后，民族贫困地区的农田作业仍以手工劳动和畜力耕作为主，机械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低。集约化经营是建立在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和较先进的技术装备的基础上的，这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前提。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1994年起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到“八五”期末，全国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已减少到6500万人。但由于历史、地理和自然的原因，生产力的总体水平还很低，农业的技术装备仍很落后，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仍十分艰巨。从贫困面看，全国列入《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重点扶持的592个贫困县中，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43.4%，全国8000万贫困人口中约有一半在民族地区。从贫困程度看，199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400元以下的县有175个，而民族地区就有131个，占74.8%，全国贫困县中最困难的人口近80%在民族地区。[②d]在广西确定和重点扶持的49个县中，大部分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人口占贫困区域人口的70%以上。据1990年对贫困县中191个最贫困的石山乡镇的调查，有1／3的乡镇农民人均有粮不足150公斤，人均纯收入不足200元。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群众基本上以手工劳动和畜力耕作从事农田作业，依靠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还有很大的差距。
上述情况表明，民族地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有很多制约因素，面临多方面困难，但如果仍沿袭过去那种靠高投入、高消耗支撑经济增长的路子走下去，民族地区经济增长难有实质性的突破，不但不能如期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而且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拉得更大。因此，为了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民族地区要积极创造条件，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民族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策思路
民族地区由于基础差，起点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因此，当前民族地区的任务，就是要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创造条件，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确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发展新思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生产力发展方式的变革，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新。民族地区要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确立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适应的市场、竞争、科技、质量、效益等观念和意识，克服过去那种只争投入不顾产出、只上项目不问技术、只比速度不讲效益、只求数量不计质量的旧的思维定势。
（1）从主要依靠增加资金投入，转到主要依靠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使用效益上来，通过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全面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资金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和起动器，没有必要的资金投入，经济就难以起飞。但是，仅有资金这一生产要素的投入，而没有技术投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就不可能有良好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民族地区既缺资金又缺技术，而且劳动者的素质普遍偏低，但有些领导和决策者，在讲到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时，往往只想到增加资金投入，而忽视技术投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因而经济效益很低。因此，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中真正要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路子来，各级领导必须切实转变观念，从主要依靠增加资金投入，转到主要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益上来，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全面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2）从主要依靠上新项目、铺新摊子、扩大建设规模，转到立足现有基础，把建设的重点放在现有企业的更新改造上，全面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市场占有率。建国4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10多年来，国家先后在民族地区安排了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兴建了一批大中型企业，打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民族地区的一些产业如能源、矿产、食品、纺织等，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已具备了相当的竞争优势，创出了一些像“鄂尔多斯”、“仕奇”、“红塔山”那样的名牌产品。当前存在的问题是，民族地区一些干部存在盲目攀比的心理，以上新项目、铺新摊子、扩大建设规模为特征的外延扩大再生产，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结果造成许多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大量资金、人力和资源的浪费。由于不重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致使产品技术含量和市场占有率低，经济效益下降，而带来大面积的亏损以至倒闭。因此，民族地区要从市场取得效益，保持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在保持适度规模扩张和数量增长的同时，必须从外延扩大再生产转到内涵扩大再生产上来，加大技术投入，致力于提高现有企业的更新改造，全面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市场占有率，以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3）从主要依靠增加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消耗，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加强管理、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以降低消耗，降低成本，尽可能以较少的投入取得更多更好的产出。目前，我国物质产品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消耗比工业发达国家要高得多。工业产品平均能源消耗要高1～6倍，原材料消耗要高50～200%。每度电的综合煤耗仅相当欧美国家60年代的水平，一年要多用5000万吨标准煤；每吨钢的综合能耗比美国高520公斤，比日本高830公斤。[①e]民族地区的投入产出比，差别更大，高投入低产出的情况更为严重。这种靠高消耗来支撑经济的发展，不仅不会带来社会财富的相应增加，而且由于资源的过量耗费而破坏生态平衡，恶化人类的生存环境。因此，民族地区要加强管理，加大技术改造、技术更新投入的力度，切实把过高的物质消耗、能源消耗、劳动力消耗降下来，使丰富的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益，以较小的投入取得更大的产出。
（4）从主要追求产值速度和产品数量，转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注重提高产品质量、性能，增加花色品种和扩大市场占有率上来，提高经济增长的实际效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偏重追求总量扩张和增长速度，重视数量，忽视质量和品种，忽视市场需求，结果经济增长的速度加快了，产值提高了，产品数量增加了，但由于产品质量低劣，花色品种少，没有市场销路，造成大量产品的积压，资金周转不灵，经济效益很低，致使不少企业陷入困境，面临破产的边缘。这种情况，在民族地区也是很突出的。如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因缺技改资金，产品质量上不去，市场销路不畅，经济效益很低，企业的亏损面达80%以上。民族地区要走高质量、高效益的经济增长道路，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把提高产品质量放在首位，使所有的产品的质量都达到规定的合格标准以上，严厉打击各种生产和经营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以质量保证效益。
2、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是提高经济效益，而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又在于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变。因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动力，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而原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则助长高投入、高能耗、低产出、低效益的粗放型、外延型的增长方式，只有建立与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实现低投入高产出、低能耗高效益的目标。要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变，必须深化改革，认真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根治我国传统经济体制中政企不分、资金“大锅饭”和预算软约束的痼疾，建立健全投资风险机制，实行决策失误赔偿制度。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多年来未能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经济体制的痼疾仍在起作用，因为花的不是自己的钱，所以投资决策者不害怕收不回投资，企业经营者也不怕亏损，因此，只要从国家计划的“总盘子”中争到投资，从国家的各种扶持资金中拿到钱，就上项目、铺摊子，放手地花，不够就向上伸手，不担任何风险，不承担任何责任，也不管是否有效益。这种对投资的决策者毫无约束的旧体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为此，首先政府要切实转变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把投资的决策权交给企业，由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政府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搞好宏观调控，提供服务。其次，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坚决克服资金“大锅饭”，强化预算硬约束，对突破计划追加的资金，不能由国家财政无偿拨付，而由经营者向银行贷款解决。再次，建立健全投资风险制度，加强资金使用的审计、监督。新项目上马前必须经过严格的可行性论证，决策者要承担相关的责任，因决策失误而带来的损失，由决策者负责赔偿。
（2）进一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体制，强化投资、信贷、分配、福利等宏观调控硬约束，坚决杜绝不顾投资的资金回报率和回收期限的投资行为。当前，民族地区的一些地方盲目攀比，争投资，上项目，热衷于外延扩大再生产，在建规模过大，投资结构不够合理，投资效益不高，与投资体制不够完善，宏观调控软化，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必须进一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体制，强化投资、信贷、分配、福利等宏观调控硬约束。要立足现有基础，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作用。要以现有企业为依托，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促进现有资产合理流动和重组，通过改革、改组、改造来提高生产能力，不要不顾财力再铺新摊子。要较大幅度地提高技术改造投资比重，更新设备，提高企业技术装备和技术开发能力。要进一步完善投资体制，建立资本金制度。对所有建设项目，都必须确保应有的资本金包括铺底流动资金，打足投资，不留缺口。改进建设项目概算管理办法，加强投资宏观调控，坚决杜绝不顾资金回报率和收益率的投资行为。
（3）进一步加大国家企业改革力度，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能否把国有企业建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既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建立，也关系到经济增长方式能否转变的问题。民族地区工业化起步较晚，基础比较薄弱，但经过40多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步加大了西部的开发和建设，安排了一些重点工程项目，兴办了一批企业，形成了一定规模，至今民族地区已拥有71个现代化工业城市，100万个工业企业、300万个乡镇企业，少数民族职工人数超过了1000万人，这对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由于受传统体制的束缚，产权不清、权责不明、政企不分、管理不善的状况仍然存在，不少企业效益不佳，甚至严重亏损，影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民族地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把国有企业的改革同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构造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效运行的微观基础。要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基本特征，克服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产权改革，公司化就是股份化，股份化就是股票上市，企业的兼并破产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企业改革立足于国家优惠政策上等片面认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对一般小型国有企业，则要进一步放开搞活，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实行兼并、联合或租赁，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和个人。要着眼于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增强企业活力。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争取得到更多职工的理解和支持。这些方面的工作做好了，企业改革就会取得实效。
3、高度重视科技和教育，大力推进技术进步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认真实施科技兴省（区）战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高，在一些发达国家科技贡献的比率已达50～70%，而我国只有30%左右，民族地区则更低，在25%以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从主要依靠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因此，经济社会和科学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高度重视科技和教育，大力推进技术进步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认真实施科技兴省（区）战略。
（1）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结晶和武器，已成为当今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点。而科学技术只有与经济相结合，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才能显示其对经济发展的推进作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科学技术又必须面向经济建设，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首先，强化技术开发和推广，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进程。目前，民族地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普遍低于发达地区，已有的科研成果也没有得到很好推广应用，80年代以来，用于生产建设的科技成果低于1／10，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进程缓慢，许多行业自主开发能力很弱。因此，要大力开发那些易于为民族地区群众所掌握、资源丰富和有广阔市场前景的实用技术，加快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进程，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科技人员可以到农村搞技术承包，或以技术参股的形式与农民、扶贫实体和乡镇联合搞开发，并发挥科技示范户的作用，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其次，要认真实施“素质工程”，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只有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提高了，才能更好地掌握科学技能，把科技成果运用于实际生产过程，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的发展。虽然近年来民族地区文盲率有所下降，青壮年非文盲率在提高，如宁夏回族自治区自1990年以来，全区共扫盲20多万人，84%的市县已达到高标准或基本扫除文盲单位标准。西海固山区6个县中，有3个县青壮年非文盲率达85%以上。[①f]但由于受经济落后制约，从总体上说，民族地区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还是很低的，文盲率仍高达20～40%左右。因此，民族地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认真实施“素质工程”，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近3年来，广西在实施“素质工程”方面，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全区先后共培训农村干部和群众290多万人，实行科技扶贫近10万户，使其中80%的贫困户脱了贫；推广实用技术700多项，获经济效益4000万元，有力地发挥了科技在促进全区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今后仍应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再次，推动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与国有企业或乡镇企业联合，增强企业开发能力，为企业提供科研成果或咨询服务，提高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逐步使企业成为科技投入和技术进步的主体。
（2）着眼于全民素质的提高，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教育。“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民族地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根本在于抓好教育这个基础，优先发展教育。近年来，由于国家在经济上大力支持，在招生、举办民族班和民族预科班、建立寄宿学校、加强民族地区师范教育等方面，采取许多措施加速民族教育的发展，使我国民族教育落后状况有了很大改变。据统计，到1993年底，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有小学校10万多所，普通中学1万所，中专近600所，高校100多所。[②f]但由于长期的历史积淀和经济基础薄弱，民族教育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这主要是实施义务教育在贫困地区还有相当的难度，初中教育薄弱，失学和辍学的中小学生在贫困农村较为突出，教育经费不足，师资质量不高，因而影响整个教育质量的提高。因此，坚持教育为本，重点是普及义务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继续办好民族寄宿学校、寄读班。在基础教育中，应切实纠正应试教育的倾向，实现向素质教育的转变，着眼于全民素质的提高，到2000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4、认真落实国家扶贫攻坚计划和政策措施，加大扶贫工作力度，到2000年基本解决目前仍处于贫困状态的6500万人口的温饱问题。1994年列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重点扶持的592个贫困县中，民族8省区和民族自治地方就有295个，占49.7%，全国8000万贫困人口约有一半在民族地区。大面积的贫困人口，已成为民族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大制约因素，只有基本解决了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才能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良好的条件。因此，民族地区要加大扶贫攻坚的力度，采取有力措施，如期完成《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所确定的目标，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1）国家应根据宏观调控的能力，采取向西部民族地区大幅度倾斜政策，加强对中西部的财政支持和建设投资，优先在这些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当地生产生活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为脱贫致富打下坚实的基础。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事物的内部，因此，打好扶贫攻坚战，当然主要靠当地群众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创造性。然而，外因虽然只是变化条件，但没有这必要的条件，内因也不起作用。应当看到，目前剩下的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干旱缺水、耕地稀少贫瘠的大石山区、革命老区、水库淹没区和少数民族聚居的边境地区，经济基础十分薄弱，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单纯靠民族地区自身的积累和有限的投入是很难解决的，必须得到国家的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持。因此，对民族贫困地区，中央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并按国际通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即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高低分配中央财政援助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越低，人均中央财政援助额越高，用以扶持企业发展，培育财源，壮大财力。随着中央财政实力的增强，调控能力的提高，应从中央财政总盘子中切除一块，增加对中西部特困地区的专项投入，以加快这些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
（2）寻求扶贫新思路，实现由救济型扶贫——开发性扶贫——开放性扶贫的转变，进一步扩大对国内和国外的双向开放，改善软、硬环境，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增强自身经济活力。过去的扶贫主要是救济型扶贫，这种“输血式”的扶贫，由于贫困地区缺乏“造血”功能，内部经济没有活力，虽然暂时解决了温饱，但不能持久，也不很稳固，一旦“输血”停止，又会重新返贫。转入开发性扶贫后，情况有所改观，但这种在分散封闭的状态下，主要依靠资金和劳动力投入的粗放型经营，经济效益很低。因此，只有坚持开放与开发相结合，进一步扩大对国内和国外双向开放，改善软、硬环境，既要创造条件直接引进国外的生产要素和管理经验，又要加紧吸引国内发达地区的生产要素和传统产业西移，实现生产要素的重组和优化，使产业结构更趋合理。同时，在价值规律和效益的前提下，确立以资源换技术，以产权换资金，以市场换项目，以存量换增量的新思路，才能增强贫困地区自身的经济活力，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从而走出一条扶贫——脱贫——小康——富裕的良性循环新路子。
（3）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坚持实行分类指导，不搞一个模式，总结推广适合当地实际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不同地区的贫困情况是不相同的，有的缺少耕地但劳动力相对充足，有的因自然条件极其恶劣而不具备基本的生存条件，有的资源丰富但因缺乏资金和技术而开发程度低，因此，扶贫攻坚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必须因地制宜，实行分类指导，坚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和办法，找到符合本地实际的扶贫开发路子，才能取得成效。例如，厉以宁教授在湖南与广西调查时所总结的借地脱贫、外迁脱贫和就地脱贫的三种形式，就很有启发。所谓借地脱贫，就是当地党委和政府引导山区农民冬季下山，到河谷平原地区“借地”种植蔬菜，这样就形成了冬季临时性的生产要素新组合：河谷地区的农民出土地，山上下来的农民出劳动力、出资本（主要是扶贫款），收入按股分成。山上农民下山种菜，由于销路好，冬天一季人均收入大约1500元，从而达到了脱贫。外迁脱贫即当地党委和政府让山上的农民全家迁移到荒山荒坡上，重建村落，成片开发种果树，靠此脱贫致富。就地脱贫就是农民在本乡本土靠发展乡镇企业、养殖业、种植业以及结合当地的旅游资源发展工艺品生产而达到就地脱贫的目的。[①g]以上三种做法，虽然形式不同，但都达到了脱贫的目的。它给我们的启发是：第一，实施扶贫攻坚计划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既不能搞主观主义的强迫命令，也不能搞形式主义的“一刀切”，而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第二，领导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善于发现群众在脱贫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总结和推广，实行正确的组织引导，并不断充实完善，提供好服务，既不要生搬硬套外地的经验，也不能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第三，在帮助贫困农民实行脱贫计划时，领导要有市场观念，不要忽视营销问题，不应仅仅停留在组织生产上，而应把生产与营销统一起来考虑。
（4）加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对中西部民族贫困地区的支援和帮助，逐步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小平同志在阐述东部和中西部的发展战略理论时明确指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各地经济都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地区间、民族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有所扩大，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悬殊，如再不注意解决，必将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因此，小平同志极为关心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并提出“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某些技术转让。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②g]这是很有远见和非常正确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并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因此，为了使沿海帮助内地更快地取得成效，各有关部门和沿海发达地区要按照十四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把对西部民族地区的帮助真正落到实处。可采取小平同志提出的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的办法，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真诚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加强东西部省区之间的对口支援和横向联合，向西部省区提供资金、技术、项目，帮助培训技术骨干。积极鼓励沿海发达地区的投资者到中西部地区投资开发，经商办企业，带动和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要有步骤地引导东部某些资源初级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我们相信，只要政策对头，措施得力，持之以恒，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将会逐步缩小，共同富裕的目标终将达到。
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战略任务。像民族地区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科技水平和人的素质普遍偏低的地方，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但只要领导高度重视，切实转变观念，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创造条件，深化改革，加大教育、科技投入，提高生产要素质量，就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走出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高速度、高效益的路子来。
注释：
[①a] 参见陈杰、李德金、蒋建科：《跨世纪工程：振兴中西部》，《人民日报》1996年3月16日。
[①b] 参见乌力吉：《民族地区要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积极创造条件》，《人民日报》1996年1月30日。
[①c] 见《民族团结》1996年第4期。
[①d] 参见《东高西低：地区间文化素质差异大》，《中国信息报》1996年4月4日。
[②d] 参见陈乐齐：《国家民委派团到民族贫困地区考察慰问》，《人民日报》1996年4月14日。
[①e] 见《经济体制改革》1996年第1期。
[①f] 见《民族团结》1996年第4期。
[②f] 《全国人大民委主任王朝文一席谈》，《人民日报》1994年4月22日。
[①g] 参见厉以宁：《关于贫困地区脱贫的思考》，《人民日报》1996年5月14日。
[②g]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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