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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1）03-0026-08
对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其学术探索自然应当追溯到历史学的起源问题，真正明了起源，才能很好地把握历史学的发展流程和文化特点。迄今为止，许多学者对中国史学的起源做出了不同角度的探研，见解互有异同，虽多具启发性，但也意见分歧，尚未得到充分地辨析与整合。本文拟作新的探析，以求正于史学界时贤。
一、史学原发性产生的基本社会条件
探讨史学起源的问题，首先应当思考史学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产生与持续发展，需要怎样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这必须在中外史学比较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允当的分析。史学在一个国家的存在，有两个不同的来源，一是本土上原发性的产生，二是从外国、外族传播而来，植入本国和本民族的社会文化肌体。区别这两种情况，确认历史学并不是在每一个民族内都会自然而然的产生，才能通过对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早期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探索史学在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原发性产生的社会条件。
纵观整个世界史学的发展，自上古起即形成了两大最具活力的史学体系，一是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核心的东亚历史学，另一是以古希腊史学为起源的西方历史学。上古的中国和古希腊，都是史学原发性地产生、并且得以持续发展的源头，将之与更早的文明古国却未能产生史学的古埃及加以比较，并且结合史学的本质特征综合分析，可以得出史学原发性产生的基本社会条件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比较完备的文字和可以运用的历法。文字产生并且用于记述史事，与口耳相传具有十分不同的意义，它能够使所包含的内容凝固下来，保持一定的面貌，避免口述往事那种不断流动、遗忘、添加渲染而无踪迹可以核查的状态。历法也是史事记述能否完备的一个重要条件，没有确切时间的记载，无论其真实程度如何，价值都会大打折扣，即使单单从史料利用角度而言，也必须首先将其中关键的时间要素考订清楚，否则很难进行深入的研究。如果记事者没有写明确切时间的意识，记事文献缺乏完整的时间要素，则根本不能作为历史学产生的标志。因此，史学的诞生，只能在比较完备的文字和一定的记时方法通行之后。我国上古文字和历算方法产生较早，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显示出殷商时代已经有了相当完备和成熟的文字。
至于历法，传说自有夏就已产生，孔子曾主张“行夏之时”①，战国时有讲述夏历的《夏小正》一书。中国历法产生的详情，还有许多未能考察清晰的问题，但殷商甲骨卜辞中以干支记日，以及记载月份已十分普遍，唯在纪年上还存在较大的缺陷，这种缺陷到周代依然延续。当然，有了文字和历法，是否会自觉、充分地运用于记述史事，仍然具有不确定性。与中国一样，古希腊也是早就产生文字和历法的国家。
第二，社会运行机制上产生了对于准确历史记忆的客观需要，或社会大变动、大事件引起系统性描述和记载的冲动，促使人们予以总结以及进行理性的思考。对社会大变动、大事件进行这种描述、记载、总结与思考之主体，可以是作为国家机构的官方，也可能是某些有知识、有能力的私家，在中国是官方首先执行了此项使命，在古希腊则是私家学者如希罗多德等首先获得成功，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公元前425）在他撰写的《历史》一书绪言中表示：其写作宗旨就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②，显然是希腊与波斯战争这个重大的事件，导致了希罗多德记述历史的意念并且付诸行动。
第三，在追忆往事而渐次形成文字撰述的早期阶段，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造成较普遍的自觉记史意识与记事求真的强劲理念，并且此种理念得以立足于社会，历史学才能真正破土萌发，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希罗多德的《历史》虽然采取有闻则录的编纂态度，但他对史事往往“亲自观察、判断和探索”，常常在叙述一个传说之后申明“我是不能相信这个说法的”。③ 因此，希罗多德具备了一定的记事求真意识。其后，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396）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声明“这些事实是经过我尽可能严格而仔细地考证核实了的”，他的著述中没有任何神话的成分，建立起严格求真的撰史规范，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1—公元前120），发扬修昔底德的理念，认识到求真是史学的首要准则。④ 总之，希腊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与记史求真观念的树立是同步的。
上述三个史学产生的社会条件，第一项文字、记时方法的掌握与第二项社会重大变动事件的出现，在上古的许多民族都能够具备，惟第三项属于一种社会意识，能否具备的或然性很大，倘若错过时机，只能等待外来史学文化的影响。古埃及是最早的文明古国，文字产生甚早，远超前与其他古国，但始终未能独立地产生中国与希腊那样的史学文化。汤普森在《历史著作史》中指出：“埃及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很喜欢写历史的民族”，因此古埃及虽有丰富的史料，例如大量的铭文，但没有产生自己的史学。“埃及铭文的历史价值必须经常细心判断，因为诸法老往往把他们祖先的事迹，归到他们自己名下。他们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方法很简单，磨掉石柱或墙壁上已记载的事迹中那位英雄的名字，然后刻上自己的名字就行了；或者把别人的功绩记录抄刻在另一块石板或纪念物上，把过去完成那些功业的真正君主的名字改成他们自己的就行了”⑤。这种行为，是中国古代最荒唐的皇帝也不可能做出的，由此可见，古埃及几乎没有记事需要真实的观念，缺此意识，即无法原发性地产生本民族的史学。公元前3世纪，埃及僧侣曼涅托根据寺院档案等资料编写了一套埃及编年史，以希腊文撰成，明显是受到古希腊史学的影响。但就是这种次生的史学文化，也因缺乏社会性一种社会性的史学意识而未能充分的发育和成长，这与希腊的社会文化条件大不相同，也与中国上古的社会文化迥然有别。以下，让我们从文化观念的线索探讨中国史学产生的进程。
二、中国史学产生的主导进程
中国上古史学的产生，与古希腊以希罗多德《历史》为史学产生标志的飞跃性特征不同，而经历了漫长的渐进式历程，主导线索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一）“殷鉴”观念与官方文书的整编
殷商末期，周族建立的方国逐渐强盛，终于由周武王率兵讨伐商纣王，经过“牧野之战”攻陷殷都，取而代之。周武王伐灭商纣，在当时引起巨大的社会震荡。周占领殷商地区，仍然面临着殷民的顽强反抗，特别是殷商后裔武庚的武力叛乱，这不能不引发了周初主要统治人物的忧思：殷商为何败亡？周政权如何巩固、如何避免重蹈殷商的覆辙？于是形成了明晰的“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观念，⑥ 意思是：以殷商的覆灭为鉴戒，则知“天命”之难保，即从历史思考而重新认识天命。这种思考得到反复的强调与深化，例如《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尚书·召诰》言：“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即将夏、商兴亡的历史引为借鉴。“殷鉴”是周初统治者提出的理念，表达出对历史的思索与总结，就是要以前代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为政治的借鉴与警惕。
“殷鉴”观念是中国上古理性思维的第一线曙光，此前的殷商时代，对上帝是绝对的迷信，凡事皆须占卜，人间的一切似乎皆由神秘的力量所掌控，社会意识在整体上并不认可理性的思维与判断。“殷鉴”的观念初步撕开了禁锢思维发展的迷信罗网，开启了从历史上政权兴亡变化思考政治得失之端倪，理性思维由此勃发，天命与人事关系的新认识、敬德的政治原则、保民的行政理念等等，都由“殷鉴”即历史的思考而导出，对“监于有夏”和“监于有殷”的许多细节也做出具体的解说，如《尚书·酒诰》之厉行禁酒、《尚书·无逸》之倡导勤政等等，都是从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来加以论证的。
因此，中国上古最早的理性思维，乃产生于以“殷鉴”为标志的历史认识领域，首先通过对历史的思考来认识政治、认识天人关系，从而启沃心智，继而丰富逻辑思考能力。这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发生有不可磨灭的影响，造成历史认识与政治文化结成密不可分的联系，积淀为凡事从以往历史中寻求根据、经验与教训的思想模式，中国古代史学的兴旺发达，历代官方史学活动之绵延不废，古代史学多以经世致用为根本宗旨等等，这些西方所不具备的特点，皆可追溯至“殷鉴”这个源头。而“殷鉴”观念对史学文化萌发的直接促进作用，乃是导致对官方公文书的保存和整编，即日后称为《尚书》的历史文献的形成，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与学术史上影响广博而深远。
西周灭殷之后，统治者具备了“殷鉴”的历史认识，最初还只是从亲身经历与口耳相传的史事直接汲取借鉴。但“殷鉴”这种历史意识，必然导致对历史遗留文献的重视，同时也会注意保存本政权的官方文书。《周书》、《尚书》之中不少历史文献，就是由于周初具备“殷鉴”的历史意识，才自觉地保存下来而且经过了整理编辑，其中包括整编了殷商时代留存下来的官方文书。据郭沫若等学者研究，《周书》之《牧誓》、《世俘》、《克殷》等多篇可定为周初之作。⑦ 又据张西堂《尚书引论》的考订，《尚书》中《盘庚》即为殷商遗留文件，在西周时期进行了整编。而《尚书》的《康诰》、《酒诰》、《多士》、《洛诰》等篇，多数学者认为虽不免含有后来掺入、窜乱及被分合的文句，但仍可以相信是西周时期的成文。⑧ 这些历史文献能够保存、流传，有赖于历史意识的强化与朦胧史学意识的产生，而最早有目的、系统地整编官方文书，恐怕应在周公东征平叛与成王营洛之后，主持者似应就是周公。第一次的整编非常重要，因为这改变了官方文书的秘存档案的性质，而成为在一定范围内传布的史籍。《国语》虽在战国时期成书，但它记载春秋时期人物的言论，其中颇有引述《夏书》、《商书》、《周书》者，《论语·为政》记载孔子也曾引用《尚书》，说明《尚书》于春秋时期或之前就已经在各诸侯国流传。
《尚书》（原称《书》）虽是最早的史籍，但许多篇目的时间线索不很明晰，其宗旨主要体现在政治功用方面，叙事求真的意识不强，不少文本充满修饰、更改、编造的痕迹，以致于与时代不符、真伪相杂，因此，还不足以作为中国史学产生的完备标志，仅可视为“殷鉴”理念下历史文献编辑向史学方向迈进的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当然，《尚书》后来成为儒学的经典，其中的史事记述被奉为上古的信史，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二）官方连续性记录史事及其制度化
“殷鉴”历史意识导致对官方所存文书的整编，从而初步具有朦胧的史学意识，而自觉地系统记录历史的史学意识，在中国上古又经历了很长的时段。中国从何时开始自觉地、系统地记录史事？尚没有直接的证据，只能依据零星史料加以推论。白寿彝先生提出：
《墨子·明鬼》为证成己说，列举各书。于宗周晚年以后之事，引周、齐、宋、燕之春秋，而以所引宣王杀杜伯一事为最早。在此以前，不是引某国春秋，而是引《商书》和《大雅》。《国语》记周事，以穆王征犬戎一事为最早，然记事同时又记年者却始于宣王。这两事似可提供一些迹象，说明编年体国史的出现在周宣王或其前不久的时期。⑨
这个见解极其精到。周宣王时期，是在经历了“国人暴动”、周厉王奔逃与“共和行政”特殊时期之后，西周政权渡过一次重大的政治危机。宣王力图重振国运，对内实行一系列整顿措施，对周边外族进行了多次征战，取得了相当大的业绩，也遭受了一些挫折，历史上将之称为“宣王中兴”。从“国人暴动”到“宣王中兴”，西周建国以来未曾有过的大事件竟然连续发生，具备了可激发出系统性、连续性记载史事的社会条件，按时间顺序连续记载史事的做法是极其可能出现的。中国上古是从公元前841年开始具有确切的连续性纪年，这正是“共和行政”的开始之年，而这个确切纪年是否是记载史事的结果尚无法考证。而连续的纪年实为官方编年体历史记载的伴生条件，则是无可置疑的。因此，白寿彝先生推论官方连续性记录史事至迟在周宣王时期已经产生，虽主要依据《墨子·明鬼下》的一段资料，却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背景十分契合，完全可以信从。
中国上古自殷商时代就具有比较好的记月份、记日期的方法，但纪年方法则有严重缺陷。甲骨文、金文中多有缺少纪年之件，若有纪年，也只是时王在位的年数，而在位的君主有缺乏特定的称谓，造成许多铜器的时代难以判断，其铭文史料的运用当然也受到很大的制约。这种不完善纪年方式的缺陷，只有靠形成连续的按时间顺序记事的系统性史籍来弥补，所以编年形式的官方记史体制的出现，在中国具有重大文化意义。西周晚期开始用编年体方式记录历史，是真正有目的、有系统地记载自身的经历以留存后世，是史学活动在中国完整意义的产生。有意识地按时间顺序记载史事，不论内容怎样简单，在史学史上都比口头讲述往事、比保存公文文书的行为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官方记史体制亦当由此而形成。自觉地、连续地记述历史，进而体制化，记录历史的史学意识便得到了社会性的承认和确立。
由于史料的缺失，现在无法确切考证西周季年官方记史体制的详细情况，但仍可推断当时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记史求真意识。周宣王为中兴君主，功业显著，据历代学者研究，《诗经》中颇多颂扬之词。然今存《国语》之中，载有宣王不少负面行为，如即位之初就“不藉千亩”，三十二伐鲁且立鲁孝公为君，却造成“诸侯从是而不睦”的不良影响，三十九年“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等等。⑩ 这些必是史官早就记录于周之史册，才会转录于后来的《国语》，倘无君举必书的理念，这些史实就会为了褒扬“中兴”君主而隐没。实际上，经历了“国人暴动”、“厉王奔彘”、“共和行政”等大的政治动荡，朝廷和君主的阴暗面已经无法掩饰，历史记载不可能维持为那种单单铭文式的歌功颂德，如实述史的取向必然日益高涨。就连毛公鼎铭文所载周宣王的训谕，也不能不承认国家处于不安定的局势，满怀“惧作小子溷湛于艰”的忧患。因此，周宣王时期官方记史活动已经具有如实、求真的理念，是完全可以认定的。
至春秋时期，曹刿向鲁国君主进谏时曾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11) 表明记史制度遵循“君举必书”与讲究一定书法的规则。“君举必书”表现出自觉记史意识与如实记载史事的理念；讲究“书法”，则显现了官方记史的制度化。而从曹刿的语气来看，这些理念已是普遍的社会共识，应当来源很久，是从西周季年记史理念的延伸和发展。
至于官方记史体制的发展，齐国的管仲说：“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作而不记，非圣德也”。(12) “无国不记”，显示了自觉记录史事已经在诸侯国普遍化，地处较为偏僻的秦国，也于周平王十八年（公元前753）“初有史以纪事”，(13) 可见各诸侯国记载史事已普遍制度化，所谓“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14)。由此逆推，西周季年周王室早应确立了官方的记史制度，然后扩张到各个诸侯国，至春秋时期，各主要诸侯国都制度化的史官记史活动，并且用于辅助政治，故墨子称其见过“百国《春秋》”(15)，即为各国的编年体历史记录。中国上古这项与西方相比独具特色的官方记史体制，是中国史学产生的主要标志，它至迟应当是滥觞于西周宣王时期。
在西方，按时间顺序编辑史料的史籍称“编年史”（中文译称），一般不被视作历史学的标志。但在中国史学史上，不能套用这样的观念，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官方按时间顺序记录历史，虽内容简略，但成为制度化、组织化的行为，形成国家体制，而且是通贯的、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体系。第二，中国官方的这种历史记载，以“书法”等方式表达褒贬之意，例如晋国史官董狐记载“赵盾弑其君”，孔子赞扬他“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16)，因而不能视为简单的记录。第三，中国史学起源于官方，这与古希腊不同。两种不同的途径，自当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中国上古从西周初期“殷鉴”的历史意识进而保存和整编官方文献，逐步演化出“君举必书”的制度化的记史意识，“良史”的“书法不隐”准则以及史学辅助政治、参与教化等经世理念，随官方的记史活动而渐次健全，这历时较久的过程是中国史学起源的主线，其他文化因素只对这个主线起到辅助作用。
三、相关问题的几点辨析
在对于中国史学起源机制的研究中，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值得辨析，其中上古传说及神话、甲骨文和金文的记事方法、中国上古史官等社会文化现象，与中国史学产生之间的关系，极有必要予以厘清。
（一）传说与神话不是史学产生的原因
高等动物有相当强的记忆能力，所谓“老马识途”即为一例。人类不仅记忆力更强，同时还因为具备语言表达能力，可以将记忆的往事转述给他人，往事的长期和反复地被转述，就成为传说。在文字产生之前，传说是人们试图了解过去、解释过去时代的主要方式，在文字产生之后，传说的这种功能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在传说之中，肯定包含着历史。然而问题在于：传说能够多大程度上符合真实的历史？往事的传说能否直接导致历史学的诞生？
一般说来，传说经历的转述者越多、流传的年代越久，就越远离真实的历史情节，因为每个转述之人都免不了对旧事有所渲染和融入个人的感情色彩。部分情节的遗忘或者本不完备，就可能用想象来加以弥补。这样，传布的故事趋于圆满，语言修饰也日益精湛，口述的内容渐渐走向文学化，渐渐偏离真实性。在追述往事的操作中，必然将追述推向于更久远的往事，而对于那些原本是无记忆或失去记忆的远久之事，就会不断地做出想象性的探讨，造出一些虚拟的故事，甚或改造原有的记忆以达到一致性，这是许多远古传说的来源之一。这就是说，一个民族的远古传说，在具体情节上往往已经远远离开了历史的记忆。
由于人类早期知识贫乏、社会生产力低下，对自然和社会的许多现象不能理解，但却有急于说明它的意愿。同时，人类又有着恐惧自然力的心情和征服自然力的愿望，往往以想象弥补认识的不足，将征服欲望寄托给神化了的历史人物或虚拟的英雄身上。所有这些想象和寄托都不能与往事的记忆区分开来，而是在长期的混淆中融合、嬗变，大失原貌，使历史的记忆神话化。在上古，一个部族还往往把自己的始祖予以神化，这就更使往事追述带上神话化的倾向。上古的口述往事演变成为神话传说，是人类征服外界的愿望、祖先崇拜心理、以想象补充所知不足等等因素交织的产物。中国古代流行伏羲、神农、黄帝等等传说故事，其中就颇多神异成分，具体现象和情节皆不能当作信史。
上古传说的失真不仅使之在史料价值上多所扭曲，而且也不是导致历史学能够产生的源头，因为经过改造、渲染的传说与富于奇异情节的神话，都具备很强的文学性，在上古要比往事的真实记忆更具有传布上的优势，致使上古传说在流传中不可避免地文学化、神话化，这样就越来越远离史学的产生。史学的产生需要的是包括求真意识在内的其他条件，在史学产生之前，神话性的传说是阻挡史学传说的因素，但当史学从另外途径产生之后，传说与神话却可能被当作一种填充素材，经过一定时代限制下的整合而纳入历史的叙述。因此，世界上各个民族都具有自己的传说故事和神话，但不是每个民族都会自行产生史学。
（二）甲骨文和金文的记事与史学的起源没有直接关系
甲骨文是刻划在龟甲或兽骨上的上古文字，大量地出现于中国历史上的殷商时代，多为贞卜之辞，其中对贞卜应验内容的记事，对研究殷商历史是珍贵的资料。金文是指上古青铜器上的铭文，至今所发现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多为殷、周两代之物，以周代的资料更为丰富，其中包含很多的“记言”、记事内容。甲骨卜辞的目的不是记事，其史事内容主要出现于验辞之中，另有一些不属于贞卜的甲骨记事性文字，则为显示功业或荣耀，有如后来的金石铭文。而西周青铜铭文追述祖上功德或记述自己成就，用以显示家族荣耀的宗旨十分明显。因此，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记事，是在完成其制作宗旨的过程中的附带行为，而并无自觉性质，其历史意识十分薄弱，更不具有史学意识。即使西周后期到春秋时期，青铜器铭文的文字增多，记事含量增加，而其中的历史意识仍然远不能与西周初期形成的《大诰》、《酒诰》、《洛诰》等文献相比。
甲骨卜辞充满蒙昧和迷信，与史学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遥不可及，无须多赘。西周金文在年月日已有记录方法的背景下，整体上却或记、或不记，相当随意，无规范可言，反映出其中历史意识的薄弱。青铜器铭文所表达的是记功显德意识，这与反思以往政治得失、汲取经验和教训的历史意识并不相同。其材质和制作方式，适合长久保存，但不便用于传播也不是为了传播，迄今为止，还极少发现西周青铜器载有如同《尚书》之《酒诰》、《多士》那样的政府布告。(17) 可见由于意识上有别，载体材料的选择也很不同，青铜载体的使用不是促进史学产生的途径。当然，金文作为史料，对于考订和研究西周的历史，价值极大，但史料与史学是不同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史学最初产生及初步发展的问题上，起主要促进作用的仍为“殷鉴”意识下保存和整编的那些历史文献。
甲骨文与金文具有“记事”与“记言”两种叙述方式，与上古史籍的“记言”、“记事”或许有方法上的联系。甲骨卜辞在其记述应验的事件中，面对上帝的威灵，吉凶祸福都要如实面对，(18) 这有助于如实记事理念的形成。金文出于显示功德的目的，未免隐讳负面史事，但作为礼器文字，追述祖上之功德也是带有对祖先神的惶恐虔诚，同样不能随意捏造史事，这对于加强如实记史的理念，也具有积极意义。不过，这只是长期、细微的文化积淀而已，并非直接性的影响。
（三）中国上古史官与史学的关系
迄今的史学史著述，论述中国史学的产生，无不牵涉上古的史官问题，但在许多论著中出现思路的偏差，根源一是来自《说文解字》对“史”的解说，二是与职任复杂的“史官”纠缠在一起，此二者实际上联成一气，都未能准确地理解中国上古史官与史学的关系。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对“史”的解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这里“中，正也”当然难以令人信服，于是不同的解读纷纭出现，影响最大的解释是把“中”说成简册，这样，“史”就被视为从事文字工作的文官，或径直地说成负责记录史事的官员。但《说文解字》解说的“史”义，乃为后起，不符合殷商与西周的实际官制。“史”字早在甲骨文中即已出现，兼具后来“事”、“吏”、“使”之义，任何受命办事官员皆可称作“史”官，更重要的是甲骨文“史”字或写作“
”，被不少甲骨学家如胡厚宣等解释为田猎与战争中的手持武器者。“史”字的源头既然如此，依据汉代《说文解字》的字型来解说“史”，已经没有意义，因为殷周之“史”就是“吏”，可以是任何受命任职的官员，包括武官在内。
至于将记录历史的史官与“巫”、“瞽”或祭祀、占卜、星相等活动联系在一起，搞成史官来历的多元化，就愈发模糊不清。其实，后世史官体制的渊源问题，应当结合殷周之间“作册”的职官系统及其演变来探讨，庶几可明晰其本源。
甲骨文与殷商金文反映出直至商末都有“作册”的官职，作册带有人名的记载很多，如“作册吾”、“作册丰”、“作册宅”、“作册般”等等。“册”肯定是由竹简、木简等书写载体连接一起的文件，殷商既有“作册”官员，那么古文献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19)，实为可信。但殷商的册、典还不能说是有了正式的历史记录，册、典内容乃是册命、文诰等等政府文书，作册的职责为拟定与宣布册命。周初保留了“作册”这种职官，其职责应为以文字事务服务于周王朝以及诸侯国，包括册命、文书的撰拟。周初王室的作册，常以地位尊崇者担任，西周成康时期的荣伯，地位十分尊贵，《尚书序》、《史记·周本纪》皆记载“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宣布册命为作册之职，故荣伯是以高贵的身份出任周朝的作册。《史记》又载“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20)，“作策”即作册，而任作册之职的毕公，有紧紧排列于召公之下的尊贵身份。(21)
作册与“史”相比，无论殷商还是西周，显然具有较大的专职性质，其主要职责是掌管官方文书事物，乃以文字性工作从事人世间的行政事务，不同于贞人、巫史的神秘性、神职性职务。而西周政权又建置了史官的系统，与“作册”系统并列。西周“史”官，担任的职责远比作册繁多、庞杂，金文中如史颂鼎记述了史官颂被派出视察基层的“里君”、“百姓”，史密簋记载史官密随军东征，史兽鼎记载史官兽被派出监督工程，其他诸如办理祭祀、随从出游、观天象、做筹算等等，不一而足。
但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初期分化出“内史”职官，进入了作册的职掌系列，成为宣布王命的执行人。周康王时的井侯簋铭文记载“王命荣及内史”向周公旦之子宣布册命封赏，这里内史与尊贵的作册荣伯一起执行此事，表明内史加入了作册的职任。此后，由内史宣布册命屡见于金文，如穆王时虎簋盖铭文：“王乎（呼）入（内）史曰：册命虎”，内史越来越取代作册的职务，使作册逐步退出古代职官制度的舞台，于西周中、晚期从官制中消失。(22)
内史加入了“作册”职能系列，先是与作册共同或分别担任同一文字性职责，继而逐渐侵蚀、消化了“作册”，是上古史官体系演变的重要一步，取得掌管文书、宣达命令这一职能，此后才演变出记录政务、时事的史官和纂修史书的史官，掌管政府文书则熟知史事，进而担负记史之任，是职务的延伸。必须注意的是：内史职务延伸到记录史事，不是史学产生的原因，而是史学产生的结果，因为只有记录史事成为官方的一种制度化行为，才会将此职任逐步地交给同一类文官去执行，从而产生真正意义的史官。
《左传》记述春秋时期的史事，多有关于“大史”（或作“太史”）记载时事的事件，“大史”，应当是内史之中地位显贵之人，即取代了“作册”、“作册尹”称谓的官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是先秦史学史的著名事件，而其中的“南史”之称，独此一处，在所有先秦典籍和所知金文资料中再未出现，历代亦无合理的解释。愚以为“南史”应当是“内史”之讹，如此方合乎上古史官制度演化的逻辑。
总之，中国上古“史官”的性质和职责复杂多样，其中出现执掌文字性事务到记述史事，中间尚有许多未知环节需要考订，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总体的状况，是随着史学的产生才渐渐出现具有记史职能的史官，真正记史、修史的史官制度，即专职的史官和修史机构，更是晚至三国时期才开始设立。因此，不能从所谓的史官制度上探索中国史学的起源。
［收稿日期］2010-06-30
注释：
① 《论语·卫灵公》，诸子集成本。
② 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中文版，第1页。
③ 希罗多德：《历史》，第151、306页。
④ 以上参见（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中文译本，第40页、第82—83页。
⑤ （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第6页。
⑥ 见《诗经·大雅·文王》，十三经注疏本。按《文王》一诗，据《吕氏春秋》为周公旦所作。
⑦ 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追论及补遗》，《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9页。
⑧ 见张西堂《尚书引论》六《〈尚书〉之考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9页。
⑨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页。
⑩ 以上见《国语》卷1，《周语上》，中华书局2007年版。
(11) 《国语》卷4，《鲁语上》。
(12) 《左传》僖公七年，十三经注疏本。
(13) 《史记》卷5，《秦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14) 《国语》卷17，《楚语上》。
(15) 见《史通·六家》篇引《墨子》佚文，上海书店1983年版。
(16) 《左传》宣公二年。
(17) 至春秋时期，才有郑国、晋国铸刑书、刑鼎的做法，但这仍不等同于将政府公文制作于金属器具。
(18) 有学者认为甲骨文的“验辞”也有倾向性，一般多选择应验者刻写。
(19) 《尚书·多士》，十三经注疏本。
(20) 《史记》卷4，《周本纪》。
(21) 毕公地位紧列召公之下，参见《尚书·顾命》篇。
(22) 关于作册这种官员的消亡时间，彭曦《作册艺鬲铭文简释》（载《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一文根据拓片将作册艺鬲解释为西周末年器物，即作册至西周末年仍然存在，这个问题还应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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