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史学——评《现代国际关系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史学论文,中国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当人们以各种形式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50周年，并以史为鉴寻求某些启迪之际，外交学院博士生导师石磊教授主编的《现代国际关系史》一书由北京燕山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部专著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在20世纪前半叶，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重大国际事件的前因后果、主要国家的外交战略和政策，并较为深刻地论述了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历史发展轨迹及其内在规律。该书有助于读者了解历史、认识历史，进而得到种种启迪，以便更好地把握当今世界的国际形势。
国际关系史学是外交学院的重点学科。早在50年代，外交学院就开设了“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等课程。经过40多年的辛勤耕耘，这门学科的建设日趋完善，形成了颇有特色的学科体系，积累了丰富史料，并造就了一批专业造诣较深的学者、专家。《现代国际关系史》这部著作是外交学院多年教学科研成果的结晶，参加该书编写的作者都是长年从教的教授、副教授，他们是石磊、王德仁、黄文镛、洪育沂、周尊南、王芝、周启朋等。
《现代国际关系史》是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专著，全书分上下两册，共3编、28章，约百万字。该书学术观点鲜明，史料丰富翔实，体系完整，可读性强，是从事国际关系、外交学研究难得的参考书。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部著作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着力国际问题研究“中国化”，坚持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史学观。
早在建国初，即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提出了研究国际、外交问题的指导思想，即“把外交学中国化”。周总理强调要根据国际形势变化的实际，总结我们外交工作的经验，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进行整理，“使之科学化系统化而形成一门学问”。周总理指出，对待苏联和西方的外交学，可以，也只能“借鉴和参考”。几十年来，我国从事国际关系、外交学科研究的学者遵循周总理的教导，努力创建“中国化”的国际关系、外交学科，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在这一学科建设过程中先是受苏联片面性的影响，后又受西方流派的冲击，但总的来说，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史学观，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逐渐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外交学。
《现代国际关系史》正是从“中国化”、“中国特色”的角度概述和剖析从十月革命胜利开始到二战结束这段历史时期的国际关系。无论从内容的选择、体系的确定，还是对重大国际事件的分析和认识，都着力破除西方著作中的“欧洲中心论”，“霸权有理论”等非科学的历史观；着力突破苏联著作中以苏联外交为主线的“框架”，摒弃其大国主义的观点。从而形成我们对这段历史时期国际关系走向和规律的基本看法。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国际关系领域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首先是苏俄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打破了长期以来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列宁创建的社会主义和平外交改变了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的旧框框。当然这一新型外交的建立有一个过程，难免出现失误和曲折。其次，十月革命的道路鼓舞了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的解放斗争，民族解放运动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虽然被削弱了，但在国际上仍占主导地位。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导致新的世界规模的战争。从一战到二战这几十年里，国际关系正是在上述多种力量、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相互矛盾、斗争和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中展开的。《现代国际关系史》一书依照这一基本线索，系统地阐述20年代、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重大国际事件、重要国际会议、主要的双边和多边国际关系的前因后果及影响。该书还设专门章节，阐述这一时期亚、非、拉以及中国的对外关系。重视亚非拉地区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有助于反映世界国际关系的全貌。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坚持“中国化”，这在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的前后，国际关系上出现了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西方的许多著作中否定马克思主义、政击社会主义、诋诽十月革命道路。俄罗斯的一些学者竟不顾历史事实，全盘否定和极力丑化苏维埃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坚持马列主义，尊重客观历史，建设“中国化的历史观”显得格外重要。
第二，体现“双百方针”，推动学科建设。
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有赖于“百家争鸣”，《现代国际关系史》一书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精神。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学术界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出现了生机蓬勃的局面。国际关系史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有空前的发展。广大研究工作者突破禁区，勇于探索，对国际关系史上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争鸣，提出了不少新见解。《现代国际关系史》的作者们积极参加了这一过程，他们在总结长年教学与科研实践的基础上，发掘、整理了许多新史料，并吸收中外学者的研究新成果，编写了这部专著。该书对许多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一方面慎重地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另一方面客观地介绍其他观点的主要内容，以供读者分析研究，作出判断。这种作法体现了“双百方针”，有助于推动学科建设。比如对苏联初期对外政策与和平法令，作者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三种不同看法。又比如对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该书根据当时历史环境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同时也介绍了我国学术界对此的四种不同见解，即完全肯定，全盘否定、有得有失、特殊环境中的外交抉择。类似这样的介绍在全书中还有多处，这种有利于百家争鸣的作法，无疑是值得提倡的。
第三，史学研究应建立在对史料的发掘、鉴别、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现代国际关系史》一书十分注意收集、整理第一手史料，在编书过程中，作者们翻阅大量中外资料，尤其是重视新发现的各类史料的收集和使用。全书的立论、观点、见解都有翔实的史料作基础，从而避免了空泛议论。关于亚、非、拉地区的国际关系，我国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作者在编写过程中翻阅大量的中外资料，从中选择了不少包括中国档案在内的新史料，这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条件。
《现代国际关系史》既是一部专著又是一部专业教材，由于这两者难以完全结合，因此该书对专业研究工作者来说有时会感到有些问题深度不够，而对一个专业学生来说又感到史料偏多，条理不够清楚。当然这些不足并不影响全书的学术价值。我们希望外交学院的专家们能出版更多的这类专著，为繁荣我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学学科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