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争论：缘由、经济与国际政治的分析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缘由论文,人民币汇率论文,对策论文,政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时任美国财长的奥尼尔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的讲话，现任美国财长斯诺也公开于今年提出了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最近，美国“健全美元联盟”又提出欲通过“301条款”来促使人民币升值，由此挑起西方国家官民联合的向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发难。目前，这场由美国、日本挑起并担纲主演的人民币汇率的争论已在全球上演，使人民币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根据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最近对欧洲几个城市所作的民意调查，一些欧洲人已将经济衰退的导因归咎于中国。事实上，持这种看法的除部分欧洲人外，还包括了一些美国人和日本人。
美国的某些产业组织和商会正在讨论是否提请美国政府动用“301条款”来迫使人民币升值，欧洲15国也以取消“普惠制”来表示他们对于人民币币值问题的关切，而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似乎在“是否加入游行示威的队伍”这一问题上跃跃欲试。
一、人民币升值论的缘起
作为一个出口大国，中国基本上把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固定在8.28元的水平上。绝大多数大国都允许自己的货币自由浮动。然而，在过去的16个月以来，美国对欧元的汇率已下跌了30％，但对人民币的汇率却纹丝不动。这使全球制造商都非常担心，他们早就在与中国出口商的竞争中疲于奔命，因为中国制造商能极大地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甚至利用那些有时候都不要还的银行贷款。虽然遭受SARS的冲击，中国在2003年前5个月的出口额比2002年同期增长了34％。
1.日美的发难
人民币升值论源起于日本国，绕道美国，发展到2003年2月，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向七国集团（G7）财长会议提交一项提案，希望将“广场协议”在中国重演，将人民币升值的声浪推至顶峰。1985年，为了遏制日本出口导向的外贸政策在全球刮起的廉价日货出口狂潮，美国联合法、德、英等国的财政首脑在纽约广场饭店与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此后的10年间，日元兑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广场协议”后来被众多学者公认为引发日本经济衰退至今的罪魁祸首。
6月19日，美国“健全美元联盟”（Coalition for a Sound Dollar）开会讨论是否提请美国政府动用“301条款”迫使人民币升值。同时，欧盟15国决定将于今年10月上调中国在“普遍优惠制”（GSP）下享有的出口商品优惠关税，即由目前的3.5％提高到5％，2004年上半年正式取消给予中国的“普惠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月22日发布的全球通货紧缩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对外贸易份额的增加使得通货紧缩的传播效应趋势加大。尽管该报告未直接提及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但文章直指中国的制度框架存在缺陷，导致货币工具的有效性降低，间接表示对中国放松汇率管制的关注。
2.人民币升值论出现的背景
下面来分析这些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和动机。首先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由一个贸易顺差国家急剧变成了一个贸易逆差大国，这其中美元的不断升值致使出口竞争力逐渐削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众所周知，进出口贸易在美国经济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巨额贸易逆差的出现势必对美国国内经济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所以，通过美元贬值来达到通过增加外部需求弥补内部需求的不足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想法，从而带动美国经济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尽快回升。
美元自2002年开始贬值，并自那时以来出现持续大幅下跌的趋势。目前，欧元兑美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劲势头，在一举突破问世价位1.1747美元之后，不久便改写了问世短短四年以来的历史高点。与此同时，日元兑美元也承受着强大的升值压力，日本货币当局不得不抛出巨额资金抑制日元升势。根据日本央行公布的数据，5月日本货币当局共抛出了3.983万亿日元购买了约334亿的美元资产。但是，即使是如此大规模的干预也未能有效压低日元的汇率。日本当局如此行动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货币升值太快会影响其出口竞争力。
再回过头来看看欧洲，在过去的18个月里，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上升了约30％，出口利润严重亏损，今后的状况可能会更糟。欧盟委员会7月2日发表报告指出，欧元区的经济仍面临欧元升值和企业投资严重不足的挑战，导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而与上述国家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第一，2002年，中国外贸出口大幅度增长。据海关初步统计，全年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6207.9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21.8％，其中进、出口的增长幅度分别达到21.2％和22.3％，累计实现贸易顺差303.5亿美元。
第二，外汇储备呈大幅上扬之势，2002年底，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2864亿美元，规模仅次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比2001年末增长34.9％，增长幅度比2001年提高了6.8个百分点，全年外汇储备累计增加742亿美元，比2001年多增276亿美元。
第三，经合组织最新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02年中国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527亿），超过美（＄381亿），英（＄250亿），及其它欧洲国家。
由于目前人民币仍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美元的贬值导致人民币对其它世界主要货币实际上的贬值，自2002年2月美元从其汇率的最高点贬值以来，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已经下降了约11％。由于亚洲货币基本上盯住美元，各国对外贸易的50％-85％均以美元结算，因此人民币的被动贬值对中国与亚洲国家的贸易往来基本不产生负面影响。只对美国及亚洲之外的、相对美元升值的国家和地区显示强势，包括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而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今年1-4月，中国对该地区的出口仅占出口总额的22.63％，其中对加拿大占1.31％，对澳大利亚占1.39％，尚呈逆差态势。所以此轮美元贬值，中国的外贸优势主要表现在欧洲。
3.人民币升值论的基本论调
由此，国外有关人员鼓噪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人民币汇率过低。有人提出应将人民币汇率确定在1美元兑4.2元人民币左右的水平。二是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中国入世一年多，并没有出现进口激增，相反贸易顺差大幅增加，外汇储备达到3400亿美元。三是中国廉价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货紧缩。有人认为，近年来，中国廉价产品大量出口导致日本和欧美通货紧缩，中国应使人民币升值。美国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使美元贬值的积极效用没能全面发挥，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02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由2001年的690亿美元上升到700亿美元，对欧盟贸易逆差由2001年的612亿美元上升到821亿美元，对墨西哥贸易逆差由2001年的300亿美元上升到372亿美元。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一些分析师甚至对人民币未来升值的幅度也作了大致的预测。高盛的专家预计，中国将在未来12个月内，允许人民币升值5％，这表明美元将跌至人民币7.86元。其它几家投资银行预计，未来12个月内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将从1％扩大至3％。德意志银行外汇策略师Marshall Gittler预测，人民币将在未来的1年内升值2％，即美元兑人民币8.1元。在亚洲金融市场，投机者们形成的一致预计是中国即将对人民币一次性重新估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可能会被上调20％，甚至30％。在这种预期下，已有国外的投机家进入我国外汇市场，将宝押在“即将升值”的人民币上。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贸易顺差为45亿美元，而实际外资流入303亿美元，加起来不到350亿美元。但是外汇储备增长了601亿美元，除了央行外汇资产的收益以外，多余的200亿美元从哪里来？一种合理的解释是：人民币存在强劲的升值预期，有潜在的外资套利行为。
二、人民币是否应升值：经济学的分析
1.汇率决定的理论
所谓汇率，是指一国货币相对于另外国家货币的兑换比例，如一美元能兑换多少元的人民币，就是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其相反的倒数，即1元人民币能兑换多少元美元，就是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现在所说的人民币汇率，实际上就是指这个人民币兑美元的比例。
汇率的决定或者说什么样的汇率水平是“合理”的，很久以来就是一个经济学有待破解的谜一样的问题。经济学家对此提出的学说可谓各色各样，层出不穷，但最有影响的理论是“购买力平价理论”。
所谓“购买力平价理论”，是指通过对同样的1单位相同商品在两个不同国家市场上的销售价格的比例分析，来确定两国货币兑换的“合理”比例即汇率（实际上进行的是不是对一种商品，而是对一些“有代表性”的“一揽子”商品组合在两个国家的销售的价格进行对比）。比如，英国周刊《经济学家》定期比较麦当劳巨无霸汉堡包在全球各地的价格，其理论依据就是两国汇率应该基本相当于相同的食品和服务在两国的价格比的“购买力平价论”。2003年4月，麦当劳巨无霸汉堡包在美国的平均价格为2.71美元，而在中国只要1.20美元，因此，《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被低估了56％。
尽管如此，具体的汇率并非完全按照“购买力平价论”给出的公式来决定的。因为汇率实际上只是一种货币购买另一种货币的“价格”，所以，汇率是外汇市场上的买卖行为直接决定的。但是，由于不同货币的交换比率直接影响到一国的经济利益甚至国家战略，所以，外汇市场离不开相关国家政府的干预，这种干预是国家利益在外汇市场上的政策体现。
2.国际收支与汇率
在一国对外汇的市场交易中，一国对外汇的需求以及外国对该国货币的需求即该国货币对外国的供给，同时决定了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并由此决定均衡外汇价格即汇率。
一国对外汇的需求以及在外汇市场上提供本国货币的供给又决定了该国的国际收支。国际收支是指一国在一年之中的外汇收入与外汇支出的差额，它又分为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即
国际收支=经常项目收支+资本项目收支
经常项目主要是由于商品与劳务贸易带来的外汇净收入，资本项目是资本流入与资本流出之差。
当出口大于进口时，经常项目就产生正的净收入，称为经常项目盈余。相反，当出口小于进口时，经常项目就产生负的净收入，称为经常项目赤字。类似地，资本流入大于资本流出时，资本项目出现盈余，反之，资本流入小于资本流出时，资本项目出现赤字。如果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之和所构成的净外汇收入为正，则出现国际收支盈余，否则，出现国际收支赤字。通常又将经常项目盈余称为贸易顺差，经常项目赤字称为贸易逆差。
当一国的汇率下降或称贬值时，该国货币相对于其它国货币的价格下降，因而会刺激外国对该国货币的需求上升，或者说导致该国出口商品或劳务的实际价格下降，刺激外国对该国商品或劳务的需求上升。这都会刺激该国的出口上升，相反会导致该国进口下降，从而导致经常项目收入上升，甚至出现贸易顺差。当一国的国内投资预期收益率上升时，资本流入会上升，资本流出会下降，从而导致该国资本项目收入上升，甚至出现资本项目的盈余。但是，汇率下降或货币贬值只是贸易顺差的充分条件，不是必要条件，导致贸易顺差的因素除了汇率之外还有许多其它因素，如比较优势的变化等。
从国际收支看，理想的目标是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过度的盈余或顺差和赤字或逆差都是不好的。为了实现平衡国际收支，一国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从而影响汇率，实现对国际收支的调控。这样，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或非平衡的目标）也许是汇率的决定因素之一。但是，现实中的汇率是由相当复杂的因素集合而成的，正如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主任李杨所说：“汇率水平没有任何模型可以精确地计算它，更不能根据某种计算的结果进行调整。”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专家易宪言指出：“判断汇率水平合适与否的唯一标准是看汇率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也就是说，制订汇率是一个基于国家利益的政策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经济学模型可以解决的。
3.人民币升值论的误区
那么，我们怎样来看待西方国家所说的人民币偏低并应该升高的问题呢？首先，我们来看看西方国家是怎样获得人民币汇率偏低的这一结论的逻辑推理。
（1）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与人民币汇率无关
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理由之一是我国迅速上升的贸易顺差。一般来说，本国货币贬值会带来本国出口增加。由于美元贬值，带动了人民币的贬值。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最为严峻的时候，中国政府为了挽救局势，冒着极大的风险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将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形成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逐渐变成了所谓“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由此将人民币与美元的兑换比例固定下来。因此，西方某些人认为，美元贬值是近年来中国出口增长突飞猛进最好的注解。人民币相对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贬值，客观上导致了中国商品的出口价格更具优势，人民币于是成为众矢之的。中国不断增长的巨额外汇储备——2003年第一季度的最新数字是3160亿美元，比上一年新增296.03亿美元，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便成了国际上呼吁人民币升值的一个最好借口。
那么，在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增长中，人民币实际贬值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呢？据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胡祖六博士所完成的时间系列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出口的汇率弹性系数约为0.2，如果以贸易额加权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下降1％的话，中国的出口额可预期增长0.2％，因此，实际上汇率的变动对目前中国外贸出口增长带来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汇率是决定中国出口的变量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变量，外国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旺盛、中国价格低廉的高素质劳工成本以及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是中国出口保持强劲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据中国商务部最近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则表明，美元贬值对中国出口的刺激作用实际上非常有限，因为中国与东盟以及欧元区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货币超过60％使用的是美元而非其它可兑换货币。换句话说，美元对其它货币的贬值对这部分占中国出口相当比重的商品出口的刺激作用实际上非常有限，中国近年来出口强劲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中国世界工厂的逐步形成。
据统计，虽然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长迅速，但占中国出口的比重实际上由2002年2月的16％降为2003年5月的14.6％；对日本的出口比重由2002年2月的15％略降为2003年5月的14.4％；对东盟的出口比重则基本维持在7.2％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的出口增长是由于中国出口的整个盘子变大了。随着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增长和国际市场多元化开拓的日见成效，中国的出口依靠的是深层次的体制保障，认为中国出口主要由美元贬值推动是站不住脚的。
与此同时，中国在出口增长的同时，进口也大量增加，贸易顺差实际上是缩小趋势。以2003年为例，1-5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093.4亿美元，同比增长39.6％，其中出口1558.6亿美元，同比增长34.3％；进口1534.8亿美元，同比增长45.5％；累计实现贸易顺差23.8亿美元，同比下降77.1％，一季度还首次出现了近十年来的贸易逆差，达10.3亿美元。
天则经济研究所认为，外国投机家进入中国外汇市场是贸易顺差减少但中国外汇储备猛增并使升值压力反而增长的原因。
贸易顺差缩小是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信号。一方面，随着进口关税的降低，石油、钢铁、化工、棉花等大宗原、辅材料的进口将大幅增长，同时巨额外商直接投资带来大量的机械设备进口；另一方面，受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影响，国际市场需求有限，出口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中国出口增长难度加大。
据中国商务部预计，2003年中国进口增幅约为12％-14％，出口增幅约为10％，全年顺差在100亿美元左右。一般来说，一国货币贬值会抑制本国的进口，但在美元贬值的情况下，中国的进口不降反升，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美元贬值对中国出口刺激作用的有限性。
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1817年在他的经典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这一理论至今仍被经济学家们公认为有关国际贸易问题的根基性理论，并能很好地解释国际分工现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颇具国际竞争力。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指中国对外贸易份额的增加，主要是制造业的贡献（中国出口的55％来自加工贸易，且多为中间品），这是国际分工的结果。目前全球范围内出现的通缩趋势，部分缘于国际分工向比较优势方转移导致。产业资本的低成本嗜好驱使这种转移连续不断，当达到相对平衡状态时，全球通缩即可缓解，并最终消除，与某国货币是否需要升值无直接关系。欧元区内已经统一货币，局部通缩仍然存在。因此，推行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调整比较劣势产业，进一步优化国际分工是解决全球通缩的途径之一。
汇率的“零和”特性，使得人为升值一国货币最终成为人为转嫁该国风险，汇率杠杆变为贸易壁垒的手段，削弱该国的比较优势，但世界总体通缩风险并不因此而减少。如此，通缩矛盾必然此消彼长，在一国潮落又在另一国潮起，加剧地区经济风险。一些国家可能重新走上贫穷道路，另一些国家将渔翁得利，全球经济也将因此增加更多不确定因素。
华盛顿尼克松中心中国研究处的乔舒亚·艾森曼思更认为：“考虑到目前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位已经十分低廉——许多外国竞争者已经被中国制造商从以玩具、纺织品为代表的低端工业品生产链中排挤了出去，所以，中国出口商品涨价只会缩小它们在国际市场上与其它国家产品的价格差距，大多数中国出口商品仍将保持其竞争优势。
一种极端的情形是：在汇率变动对出口数量影响有限的情况下，由于单位商品结汇额的增加，出口贸易的绝对额反而会增加。另一种可能的影响是，由于出口商品的价格走高，减少了他国贸易保护主义者“反倾销”的申诉理由，从而以贸易环境的改善遏制了出口下降的趋势。
事实上，即使在西方，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一点。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于7月21日在香港《南华早报》上撰文，指出中国应保持人民币汇率不变。他给出了以下三大理由：
第一，亦即罗奇认为最重要的是，围绕所谓的中国出口威胁存在诸多似是而非的看法。罗奇认为，全世界形成了一个错误的观点，即刚刚兴起的中国公司正在无所顾忌地大肆抢夺全球市场份额。其实，中国的出口动力更多地来自西方跨国公司有意识的外购策略，而不是中国本地公司的迅速发展。事实上，中国日益强大的出口机器上到处都有美国、欧洲和日本留下的印迹。
罗奇文章警告，打破人民币与美元的挂钩将使全球化新型生产模式所必需的供应链遭到破坏。它将给带头前往中国采购的日本、美国和欧洲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二，罗奇主张中国维持货币挂钩政策的第二个论据是中国竞争力的性质。罗奇称，与流行的看法恰恰相反，中国不是靠货币低值来竞争的，它主要靠的是劳动力成本、技术、质量控制、基础设施、逐步改善的人力资本以及改革的热情和决心。
第三，中国一再重申，它在长远内肯定会开放资本帐户并让人民币完全可兑换。罗奇文章认为，中国在资本市场改革和清理银行坏帐这两个方面都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除非金融改革取得更大进展，否则人民币自由浮动既不成熟又充满风险。
罗奇针对国际上掀起的人民币升值论浪潮作了如下评论：“中国已成为这个混乱世界的替罪羊！”
（2）中国巨大的外国直接投资与人民币汇率无关
除了贸易方面的讨论，一些人还将外商投资热归于偏低的人民币汇率。2002年中国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527亿），超过美国（＄381亿）、英国（＄250亿）及其它欧洲国家。
事实上，中国于2002年成为全球最大的FDI输入国，并于今年1～4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51.03％，达到178.23亿美元，增速提高22个百分点。近年来，中国经济表现“异常出色”，日益成为国际资金投资的首选地。2002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2003年《银行家》对主要国际投资者最新的一份调查则表明，中国首次取代美国一跃成为“最受国际资金欢迎的投资市场”。
据统计，2002年2月当月，中国合同利用外资42.61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29.08亿美元，当月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1593个，而到2003年5月当月，中国合同利用外资已达76.95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达54.49亿美元，当月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2977个。无论从资金的使用量还是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来看，中国吸引外资均有大幅增长。
虽然我们还无法精确地计算出美元贬值对中国吸收外资的推动系数，但从以上的统计数据可大致看出，美元贬值对中国吸引外资并不是决定力量，国际资金看中的是中国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廉价的劳动力以及潜力巨大的市场，随着中国对境外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税收优惠及一系列细化措施的出台，外资进入中国的步伐还会加快。
尽管美元贬值并不是外资进入中国的主要推动力，但问题在于，如果人民币迫于压力而现在升值，将对中国的吸引外资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欧元之父”蒙代尔甚至认为，如果人民币现在升值，将对中国吸引外资造成很大打击，中国经济增长将至少因此下降2至3个百分点。
但是，人民币并非解决当前全球经济问题的关键。中国经济虽然增长迅猛，但其国民生产总值仅占全球总GDP的3.5％。中国的对外贸易额虽然在迅速扩大，但依然只占全球贸易总额的5％。并且，如果将中国吸引的年度外国直接投资额与其国民生产总值相比的话，中国吸引外资的成就也并非空前绝后。对跨国公司进行的调查表明：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在于其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和高速增长的基本面经济要素而非价值被低估的货币。
（3）全球通货紧缩与人民币汇率无关
第三种论调是人民币价值低估会导致全球通货紧缩。事实上，日本曾数次公开谴责中国通过削弱人民币汇率而输出通货紧缩。诚然，中国商品在日本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在迅速扩大，但中国对日本的出口额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尚不到2％，不可能给日本国内商品总价格水平带来实质性冲击。日本的通货紧缩实际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即使日本的通货紧缩是进口的而非内生的，日元实行的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也应能够有效地消除从国外输入的通货紧缩。日本当然也可以通过大幅增加货币供应量来摆脱通货紧缩。
尽管有人认为中国廉价商品大量涌入世界市场，拉低了国际商品价格，减少了边际利润率，但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国是全球通货紧缩的始作俑者。虽然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的商品的确对全球制造业低端产品的价格产生了下调压力，但中国巨大的国内需求和强劲进口对稳定全球信息科技产品、资本设备以及包括铜铝钢铁等原材料的价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人民币升值论背后的国际政治
事实上，目前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来自美日等国两个方面的企图。一是削弱中国竞争力，阻止外资继续大规模流向中国。二是为美日欧经济低迷寻找“替罪羊”，“转嫁经济低迷”。其实，无论对于欧洲、日本、美国还是中国，人民币币值问题都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以经济的视角讨论之，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调整在不损害中国经济利益的前提下，也有益于他国经济状况的改善，才是合乎博弈规则的共赢之路。而那种认为非赢即输、非死即活的“零和游戏”思维，可以说仍未跳出“冷战思维”的窠臼。
美国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使美元贬值的积极效用没能全面发挥，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
实际上，美国外贸逆差剧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以及美元贬值的J曲线效应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美国应该看到，在对华贸易逆差增加的同时，美国对日、欧、墨西哥等国的贸易逆差也在扩大。
据美商务部的统计，2002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由2001年的690亿美元上升到700亿美元，对欧盟逆差由2001年的612亿美元上升到821亿美元，对墨西哥贸易逆差由2001年的300亿美元上升到372亿美元。
1.美国的金融霸权主义
迫使人民币升值，是美国推行金融霸权主义的例子。金融霸权作为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的延伸，美国凭借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随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强制性地推行其政策，不断获取霸权利润，维护其“金融霸权国”地位。
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既能减轻其外债负担，每次美元大幅贬值都能使美国债务减少三分之一，又能刺激其产品的出口，还能转嫁其各种经济危机，成为其对其它国家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此次人民币汇率之争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阻碍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与美国对华反倾销政策一起，构成了布什政府对华经贸政策调整的新内容。
给斯诺出主意的不仅仅是那些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美国的政客们也在施加同样的压力。显然，他们认为人民币升值将抑制中国的出口增长，并限制中国制造商抢占全球市场份额不可阻挡的势头。由此，美国国内处境艰难的制造业才是2004年总统选举的关键所在。他们认为，人民币汇率放开不但能帮助美国出口商与中国产品展开竞争，而且也能增加其在亚洲其它国家的竞争能力，因为只要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的中国维持人民币汇率不变，中国的邻国不会允许自己的货币对美元过多升值。
2.日本企图争夺未来的“亚元”主导权
迫使人民币升值，也是日本争夺未来“亚元”主导权的战略举措。近年来，关于“亚元”问题的讨论已愈来愈热，谁能成为未来亚元的主导，已变成一个日益敏感的话题。日本由于其经济十年来的萎靡不振，日元充当亚洲货币主导的可能性在变小。而中国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已经逐渐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币的价值日趋明显，在中国周边国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人民币地带”，导致日本对此忧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对华出现50亿美元顺差的背景下，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提出议案，提请七国集团通过“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将全球压制人民币升值的声浪推至顶峰，目的就在于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打垮人民币对日元的挑战，确保日元的未来主导地位。
针对近来美元颓势，日本又干了些什么呢？为了阻止日元继续上升，日本政府悄悄投入200多亿美元干预日元使其不再升值。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认为日元相对于实质经济表现已被高估。虽然小泉拒绝提及特定价位，但前任财务省官员黑田东彦早已经表示，从购买力平价理论而言，美元/日元低于120为不合适，应该接近140水平。由此可见，日本早已经想把货币升值的“祸水”引入他国。
3.中外制度性经济磨擦的开始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日美经济磨擦不断，美国采取了所谓的“敲打日本”的政策，针对日本国际贸易的强劲，组织舆论联合其它国家逼迫日元升值。尤其是1985年7月的“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等主要国际货币不断升值，日元对美元在不足10年的时间内升值了4倍多，日本出口产业几乎丧失了价格优势，不得不向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周边东亚国家迁徙，曾经鼎盛的日本经济丧失了国际竞争力，最终陷入到漫无边际的衰退之中。
当时，当日元在短时间内暴涨三倍时，日本产品依然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日本依然有大量顺差。但由于日元突然人为升值，日本国内外投机行为严重，尤其是大肆投资国内外房地产市场。当这种投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遭遇到美国和日本房地产业的价格下泻时，货币泡沫大量转化为房地产泡沫，直接造成了日本经济的持续萧条和金融问题的久治不愈。
迫使人民币升值，标志着中国对外经济磨擦正在由微观层面向制度层面扩散。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磨擦日益加剧。但更多的还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磨擦。加入WTO以后，中国处于制度大调整阶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愈来愈受到关注。此次美日欧等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使得制度性经济磨擦在中国对外经济磨擦中的份额开始加重。
四、面对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的应对策略建议
1.人民币近期不能升值
从目前来看，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首先，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的优势产业产生严重损害。从国际分工格局来看，相对于发达国家以研究开发和服务业为主来讲，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制造业为主的，这种贸易结构极易受到汇率水平变动的影响。
从生产要素分工来看，相对于发达国家以资本技术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来讲，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作为中国优势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含量低，如果人民币升值，出口商品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则会相应提高。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严重影响出口商的积极性。其次，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的消费、投资、出口需求产生不利影响。近年来中国的需求不足的问题一直存在，消费需求的增长略显缓慢，1998年至2001年的消费需求分别为58.1％、59.7％、60.8％、60.6％，世界消费需求平均值则为78％。今年初的一场“非典”使原本并不乐观的消费又受打击，4月份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7％，增幅比一季度降低1.5％，5月份增幅为4.3％，创5年来最低水平。如此时人民币升值则无疑对提高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稳定物价水平是不利的。从投资和进口需求来看，由于“非典”的影响，二季度国外向国内工业企业产品订货比原来减少的企业达41％，预计下半年减少的企业达33％，而增加的只有19％。与此同时，国际贸易领域新的保护主义又不断抬头，一些发达国家设置各种非关税壁垒如环保标准、质量标准、技术和卫生标准等对进口实行限制，并滥用反倾销手段保护其国内市场，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很容易受到反倾销措施的限制，出口形势并不乐观。如此时人民币升值则会使目前这种状况更加恶化。
此外，外商投资企业对吸引国内劳动力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尤其是现在的情况更是如此，受“非典”影响就业需求下降，5月份下跌总数近2万个职位，“非典”影响较重的旅游、餐饮、商贸等属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就业的比重是其所占GDP比重的3倍，所以此时人民币升值不仅会影响吸引外资，而且也会加剧当前就业形势的恶化。
中央电视台5月30日援引一位政府研究人员的话报道，受“非典”影响，中国的失业人数超过800万人，较2002年底上升近1倍。800多万失业人员今年的收入损失可能达到人民币400亿元。失业人员大量增加将导致社会总消费支出减少，总有效需求降低，使得刚刚有望走出通缩的中国经济再次蒙上新的阴影。此时人民币的升值将可能令通缩雪上加霜。
欧元之父蒙代尔3月14日曾警告称，中国应当顶住外来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他认为，人民币一旦升值，对中国以及及亚洲地区的经济势必产生负面影响，并降低直接投资者的在华利益。资料显示，外资在中国制造业总投资中所占比例接近50％，同时也为中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有助于消除外商关于汇率波动或增加成本的担心，缓解中国因“非典”造成的就业压力。
人民币升值会使国内企业的风险加大。中国一直实行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如果人民币升值则会加大企业的外汇风险管理成本。
从生产、销售角度来讲，汇率的变动引起进口材料，外销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动，从而必然影响企业在市场的竞争力。
从财务角度来看，主要是指对受险资产和负债进行调整，改变风险净头寸的强度和币种，从而实现对外汇风险的管理。如果现在人民币升值使其对美元这种硬通货的汇率发生变动，那么将会给许多进出口企业带来额外的负担和慌张，势必带来外汇风险成本的加大。
2.人民币仍然需要继续盯住美元
2003年3月底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的“东亚货币制度与监管学术论坛”上日美学者的观点形成了“对峙”。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川英治等认为，人民币盯住美元不如盯住一篮子货币。东亚各国货币当局应该汲取亚洲金融危机教训，为了将来不再发生类似的金融危机，不要实行事实上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造成危机前大量国际游资涌向危机国家的原因。东亚国家应该逐步减少盯住美元，扩大区域内经济一体化和货币合作，只有这样，才能为将来采取一种共同货币的篮子奠定基础。总而言之，日本学术界主流学派念念不忘日元在亚洲的中心作用。
与日本学者的观点截然相反，美国的主流学派一直突出东亚经济盯住美元这个既成事实。美国斯坦福大学麦金龙认为必须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重新定论。亚洲金融危机绝不是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过错。而是在于这些国家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堆积了大量的对外短期债务的恶果。因此应该限制本国金融机构对外举债，而不是将危机的根源简单地归于汇率制度。
亚洲事实上是一个美元圈。即使是日本经济对亚洲出口的50％也在使用美元结算，只有48％用本币。日本对来自亚洲各国的进口大约75％用美元，只有25％用本币。其它国家更是如此，如韩国出口的85％用美元，5.4％用日元，1.8％用欧元。为此，应该把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线认定为日元/美元汇率的剧烈波动。日本自己应该以身作则，减少日元/美元汇率的大起大伏。将自己融入亚洲美元圈里去，而不应该独自在圈外漫游。如果亚洲各国将本国汇率盯住篮子，容易遭受投机的攻击。例如，篮子中各种货币比重让投机者知道，那么如果日元升值，投机者便会在中央银行干预本国汇率篮子比重之前有所作为。
针对亚洲货币篮子比重三分化（盯住美元、日元和欧元，并且三大货币比重分别为33％）的主张，麦金龙认为虽然单方面盯住美元有不足的地方，但还是比盯住篮子好。其主要理由是：第一，因为东亚地区的贸易都是以美元作为关键货币进行的。集体盯住美元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名义锚，可以用来平稳国内的物价。第二，盯住一种关键国际货币有利于各国商家和银行（通过双套期保值）避免外汇风险，因为东亚各国缺乏成熟的债券和远期市场，风险主要是由政府来承担的。倘若本币盯住一篮子货币，那么本币兑美元的即期汇率将变得不确定。第三，选择恰当货币篮子的官方比重容易出问题。
此外，美元对外标价的商品和劳务价格有粘性，这与美元/日元的高频率变化不合拍。也不能反映出东亚国家对外债务的美元化程度。尽管购买力平价和外汇储备的多少对汇率水平有很大影响，但汇率更多取决于经济基本面、金融体系、外汇管理制度和外汇市场供求。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1986年到1994年的8年中贬值两倍；在1994年到2002年的8年中名义汇率升值5％，实际汇率升值40％以上。人民币汇率从逐步贬值到稳定，从稳定到走强。我国经济增长较快，但金融业比较薄弱，对外汇供应应实行控制。因此，现行人民币汇率基本上反映了实际，应当保持稳定。
3.充分利用人民币的国际政治价值
面对着国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国应该把人民币汇率看作国际谈判的筹码。对于美国商会提出的是否请美国政府动用“301条款”来迫使人民币值，欧盟十五国也决定用“普惠制”来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甚至日本、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可能一拥而上，采取类似措施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施加影响，逼迫人民币升值。对此，我国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货币都是以主权国家为背景，既然不少国家把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政治化，那么我国政府也应把人民币汇率变动作为与外国政府谈判的筹码。也就是说，既然国际上不少国家都希望通过政治的力量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那么我国政府就应该明确地向他们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可以谈判，关键是看他人给出什么价，即人民币汇率变动后能够给我国带来多少利益。如果仅是要求人民币汇率变动，但我国无利可图，那么我国不要受制于人，我们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如果人民币汇率变动，他人能够给我国一定的利益，那么我国就得看利益的大小，我们这样做值不值得。如果通过与他国多方谈判能够达到利益的均衡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如今的人民币币值问题并非项羽“时不利兮骓不逝”的没落处境，而是“中国国力跨上新的台阶”这一征程中响亮的号角：以营销学的“眼球理论”看，这或许是宣传中国的免费广告。我们应该认识到：人民币已经“长大了”——它即将步入成年，而不再是一个孩子。在国内经济目前的发展态势下，追求WTO规则之内的“费厄泼赖”而非谋求别国的扶助，已经成为可能。
这样，与汇率浮动相对应的，应当是我们对他国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相当关切。由于WTO规则之下的贸易应诉相当耗时费力，所以，以政府部门的姿态谋求“一揽子”的贸易自由化框架协议，将大大节约贸易争端的应诉成本。这一观点基于如下判断：即使在人民币一定程度升值的情况下，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仍将保持相当的优势，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在今后若干年引起持续的贸易纠纷。
4.开始思考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
面对着海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我国政府要做的并非仅是被动观望，或以静制动，更要主动出击。所谓主动出击就是对内全面地检讨人民币汇率水平与汇率制度，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来计算人民币汇率在哪一种水平上收益成本最低，通过何种方式调整人民币汇率到最优的水平。
人民币汇率长期固定在一个水平上肯定是不合理的。国外对人民币的呼声我们不可以置若罔闻，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经济早已融入到整个世界经济的进程中，美国、日本与欧洲早已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与重要的国外直接投资来源地，它们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下，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是可以开始思考的课题。只有实行一种可能更好地反映市场状况，适合国内外经济情况，灵活的汇率制度，才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随着中国经济在国际地位上的提高和对外依存度的不断增强，汇率机制与全球接轨的要求将愈来愈迫切，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因此，中国保持现行的汇率稳定只是权宜之计，从长远看，汇率走向市场化，全球化却是必然的趋势。
事实上，中国和世界必须要面对的真正问题还不是人民币应当重估与否，而是这个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汇率制度。
首先，作为一个大陆型的经济体，中国应当享有货币政策高度自主权，也就是说中国要有独立地制定国内利率水平的能力。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内投资需求会超过国内储蓄资金供应量，这样中国就极有可能由目前的经常项目顺差转为逆差。
此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贸易改革方兴未艾。关税税率的大幅降低，配额的取消和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实施给中国长期受保护的国有工业以及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同时，中国必须也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逐步开放资本账户。中国正开始实施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人）计划。该项计划允许境内的资本市场。中国还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实施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人）机制——允许内地居民投资于境外的股票和债券。为了促进结构改革并保持金融稳定，中国应当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中国现行的汇率制度不可能持久应对来自贸易和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双重压力。
5.加快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步伐
中国必须加快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步伐。出口多元化口号我们已喊了多年，但时至今日，中国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存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不断扩大，2002年中国对美出口依存度由1993年的3.12％跃升到5.65％，是十年来的最高值，这是美国动辄对中国发动经济磨擦的资本所在。
因此，中国要想真正做到出口市场多元化，必须采取加快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步伐。在东亚自由贸易区问题上，中国完全可以暂时撇开日本，与韩国先行一步，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这样既可加快中韩两国贸易发展，又可以迫使日本在对华政策上有所调整。中国应对美国经济磨擦不能仅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应另辟蹊径。以目前的中美贸易发展而言，美国在其中显然占据优势，如果中国仅对美国的部分商品采取反倾销应对美国的对华反倾销，最终中国难以达到保护自身利益的目的。
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在美国对华服务贸易方面加强监督与调查，对某些美国的对华服务倾销行为采取反倾销立案指控。这样就可以达到以美国内服务贸易部门制衡商品贸易部门的目的，使中美贸易纠纷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6.辩证看待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我们应辩证看待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当然不利，这会削弱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但反过来看，国际社会共同关注中国的人民币币值问题，恰恰说明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为未来人民币走向真正的国际货币创造了条件，从这个角度看，促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为了缓解目前的人民币升值论带来的压力，一些适当的让步也是可以考虑的。如通过扩大企业和个人持有外汇，以及适当增加进口，改变实行多年的以出门为主的外贸政策，加大对进口的扶植力度，这是我国可以选择的应对国际社会压力的灵活对策，减缓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根据保罗·克鲁格曼的“永恒的三角形”理论，一个国家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与资本的自由流动性三个要素中，只能选择其中两个。而根据中国入世协议，中国终究将会从“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的金融模式向“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的金融模式转变，因此实现这一转变时机的选择与维持中国的金融安全变得十分重要。
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国必须成为世界经济调整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如果中国对国际货币政策的辩论采取冷淡态度，或全然漠视外界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将有可能导致贸易伙伴国不满，为潜在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提供借口。只有实行一种可以更好地反映多变的市场状况和经济基础的灵活的汇率制度才最符合中国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这在短期来说是如此，在中长期更是如此。因此，从长期看，中国真正需要的是进行制度改革——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这是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这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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