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对伊拉克的外交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朗论文,外交政策论文,伊拉克战争论文,拉克论文,对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4-5104(2006)02-0038-06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伊拉克战争后，随着伊拉克国内政治局势的剧烈改变，两伊之间长期以来的对立和冲突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作为中东地区一个有影响的大国，伊朗像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国家一样，也希望确定自己的势力和影响范围，并努力在其中维护自己的安全和机遇。在遭到伊拉克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多年来的抵制之后，伊朗看到伊拉克新的环境为它提供了一个重新确定自己在中东和全球地位的重要机会，而目前的关键就是处理好和战后伊拉克的关系。从目前的情况看，伊朗对伊拉克的政策必须在国家、地区和全球三个层面上关注伊拉克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发展。在国家层面上，伊拉克面临的教派民族矛盾依然可能导致国家内部出现分裂，解决这些问题不但取决于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在战后伊拉克的政治地位，而且还涉及到伊朗将如何处理和他们的关系；在地区层面上，伊朗需要和战后的伊拉克进行协调，重新建立地区的安全结构；在国际层面上，伊朗还要特别关注美军在伊拉克的存在所构成的威胁，尤其是小布什在其最后两年任期内可能会采取极端行动来加剧这种紧张局势。因此，伊朗对于战后伊拉克的政策对伊朗自身同样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一政策不但涉及到伊朗将如何面对和适应新的地缘政治环境，而且更关系到伊朗自身的国家安全和它在中东地区未来的地位。
一、伊朗在伊拉克战争后面临的新局面
在伊朗政治家的传统观点中，无论过去还是将来伊拉克始终都是一种威胁。伊朗政治家们的这种认识，主要依据对伊拉克经济、文化、军事和意识形态力量的全面评估，特别是阿拉伯复兴党政权在20世纪70年代上台之后，伊拉克对伊朗所构成的压力和威胁一直在不断加剧。因此，早在巴列维国王时期，伊朗就用大规模扩展军备来阻止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威胁。两国间激烈的军备竞赛，终于导致了上世纪80年代全面战争的爆发。不仅如此，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也把这两个国家确定为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甚至认为，维持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力量平衡，是维护这个地区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稳定的保证。①
伊拉克战争后，尽管伊拉克对伊朗构成的军事威胁已经大为减少，但战后的伊拉克依然给伊朗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在这样一个转变时期，伊朗对伊拉克政策的关键，就是如何把伊拉克从过去的威胁变成一种共同协调来建立地区性安全结构的机遇。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两国之间依然存在着一些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首先，伊拉克内部的种族和宗派矛盾可能对伊朗的国家利益造成危险的后果；其次，两国之间在地区层面上依然存在着出现新的敌对关系的可能，而且两国在如何确定这个地区的政治地图上也存在争议；第三，伊拉克的政治意识及其未来政府将如何对待伊朗，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伊拉克和美国未来关系的发展。
在这一系列问题中，伊朗目前面临的首先是伊拉克内部的种族和宗派问题。在伊朗看来，逊尼派多年来在伊拉克政府高层占据的那种大大超越自身人口比例的主导地位，再加上他们煽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趋向，不仅促使“伊拉克政府，特别是阿拉伯复兴党政权长期以来对伊朗采取一种敌对的姿态”②，而且最终导致了两伊长达8年的战争。因此，伊朗认为伊拉克战后应该限制逊尼派的权力，使其与其他政治派别保持平衡。
伊拉克库尔德人长期以来的问题是他们一直在致力于建立一个自治国家并最终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自从1991年以来，“库尔德人在实现自治的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从某种意义来说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国家”③。伊战的爆发，又为库尔德人提供了一个进一步走向独立的重大机遇。对于这种趋势，伊朗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来自伊拉克可能出现的分裂，而且还来自分裂出来的库尔德人国家可能和这个地区的相关国家建立联盟，其中尤其危险的是和以色列的联盟。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将使伊朗的国家利益处于新的威胁之中，而且会导致伊朗周边出现新的不稳定和紧张状态。④
伊拉克战争后，尽管什叶派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伊拉克新的政治权力中心，但对于伊朗来说这个问题也正在变得日益复杂。这主要是因为，“伊拉克什叶派和伊朗政府以及民间宗教团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将会给伊朗的外交政策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⑤。因此，伊朗对待伊拉克什叶派团体的政策，必须是一种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结合。现在，伊朗政府已经意识到，什叶派虽然是伊朗对伊拉克政治发挥影响的重要途径，但什叶派内部复杂的派系也可能给伊朗对伊拉克的政策带来很多麻烦。对于伊朗来说，现在的问题是无法预测和什叶派的不同派别结合将会产生哪些不同的结果。与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相比，伊拉克的什叶派团体在这个地区除了伊朗以外并没有其他天然的盟友。所以，无论是极右的沙拉比(Ahmad Chalabi)和极左的萨德尔(Moqtada al-Sadr)，还是像西斯塔尼(Al-Sistani)和哈基姆(Al-Hakim)领导的温和派团体，都非常重视和伊朗的关系，都希望利用这一因素来增加他们在权力关系中地位。因此，伊朗对战后伊拉克发挥作用和影响的时候，也可能由于卷入伊拉克内部的宗派矛盾而带来难以预测的危机。
从地区的层面来看，伊战前，“伊拉克的逊尼派政府曾造成伊朗和伊拉克以及整个地区的紧张状况”⑥。实际上，伊拉克自独立以来，就被确定为制衡这个地区所有非阿拉伯国家，特别是伊朗的一种强制力量。伊拉克对伊朗的这种制衡作用，首先由英国外交政策所确定。1971年以后，在中东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又继承了这一观点。由此可见，伊朗和伊拉克最初的战略敌对关系，主要是西方国家为这两个国家在这个地区的安全结构中所确定的特定角色。所以，即使伊朗后来没有和美国的关系发展到今天这种难以调和的程度，这种人为安排的格局也始终是两伊关系紧张的根源。
从国际层面来看，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中东相邻大国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几个阶段。1992年以前，主要是维持双方力量的平衡。这种政策的特点主要是保持伊朗和伊拉克具有同等强大的军事力量，以维持这个地区的安全。然而，这种政策却导致了两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军备竞赛，并最终导致了伊拉克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之后对伊朗的入侵。从1992到2001年，西方国家对伊朗和伊拉克的政策开始转向双重遏制。在整个90年代期间，美国对中东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同时削弱伊朗和伊拉克的军事实力。然而，美国的这项政策不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反而提高了这个地区关系的紧张程度。⑦ 2001到2003年，美国政府把伊拉克和伊朗确定为邪恶轴心国家，并在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借反恐为名乘机把它对中东地区的干预合法化。美国的邪恶轴心政策强调，伊拉克、伊朗、北朝鲜等国家都是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敌人。因此美国有权要求这些国家改变它们的行为方式或是强迫它们改变。结果，美国以此为借口用武力推翻了伊拉克政权，并准备把矛头转向伊朗。只是因为在伊拉克的大量伤亡和伊拉克的局势依然不稳定，美国尚未对伊朗采取具体行动。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力图以伊拉克为催化剂来促使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发生变化。通过在这场“示范性”战争的影响和美国在伊拉克大规模军事存在的压力下，美国政府认为“利比亚和叙利亚对其行为方式的调整和改变，已经表明其政策在这个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⑧。而伊朗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附加议定书的行动，在美国看来是在其压力下做出的妥协。英国首相布莱尔也宣称：“尽管是迫于国际社会通过伊拉克所构成的强大压力，但伊朗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做出了让步”⑨。
伊拉克战争后，伊朗也深切地感到，美国在这个地区不断增长的军事存在，正在对其安全和生存构成严重的威胁。为此，伊朗已经表明，“它不会致力于输出伊斯兰革命，也不会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决定其地区外交政策”⑩。像所有独立的主权国家一样，伊朗现在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就是维护自身的安全。但美国在其大中东计划中，则希望通过伊拉克作为一种催化剂对伊朗和整个伊斯兰世界施加压力，或者至少促使其反美政策中立化。因此，“伊朗在伊拉克战争后，依然处于对抗伊拉克政治意识新挑战的前沿，而且还要全力应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11)。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的什叶派团体就成了伊朗对抗美国通过伊拉克来施加压力和影响的重要手段。随着萨达姆政权的垮台，伊拉克什叶派在经过几十年的压制和边缘化以后，已经开始成为伊拉克政治势力中最具有影响的因素。作为人口中的多数，他们现在已经通过大选占据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地位。尽管伊朗政府始终保持一种温和的外交立场来维持与伊拉克国内各派势力之间的平衡关系，但伊朗国内的各种政治宗教团体则正在极力加强和伊拉克什叶派的密切联系，以抗衡美国对伊朗的压制和威胁性的政策。
二、伊朗对伊拉克的政策选择
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对伊拉克外交政策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国内各种因素影响的一个综合结果。(12) 大致来说，对于伊拉克问题伊朗国内主要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伊拉克长期以来一直是伊朗安全威胁的根源，战后的伊拉克在石油资源、人口、多样化的民族和种族、地缘政治等方面，依然对伊朗构成威胁，或者至少是一个竞争对手。因此，伊朗应该利用复兴党政权垮台的机会，对伊拉克施展影响力，彻底解决这个长期存在的威胁。同时，伊拉克目前依然是伊朗和美国对峙的主要战场。如果美国不能在伊拉克建立安全与稳定，就会推迟甚至取消对伊朗的军事威胁。而美国如果卷入伊拉克内部的政治和宗派冲突，伊朗就可以通过对伊拉克国内主要政治派别的影响，增加自己和美国讨价还价的余地。因而这种观点强调，伊朗政府对于战后新伊拉克的政策，应该着眼于加强对其国内事务的参与和影响。伊朗国内的第二种看法则相反。这种看法认为，伊拉克长期的不稳定将会导致这个国家内部种族和宗派的分裂。如果伊拉克按照种族和宗派分裂为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区域，伊拉克内部的不稳定必将对伊朗的领土完整构成严重挑战，并对伊朗的国家利益造成威胁。这种观点还进一步强调，伊拉克的不稳定将会导致美国占领军的长期存在。而美国军事力量在伊拉克的存在，必将成为伊朗发挥其地区影响的一大障碍，甚至直接威胁到伊朗的安全。同时，伊拉克不稳定和不安全的状况，也将导致更多的外国军事势力进入伊拉克，造成这个地区力量对比的进一步不平衡。其结果就是，伊朗在这个地区安全结构中的传统地位会更加下降。
在这两种观点的影响下，自从伊拉克战争以来，伊朗政府对伊拉克的政策一直处于一种摇摆之中，它关注的焦点是对抗美国的威胁。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和战后，伊朗对伊拉克的政策可以归纳为三点。首先，伊朗在伊拉克危机时期主动宣布中立。在美军入侵伊拉克之前，伊朗宣称它将不介入伊拉克的内部事务。但为了保留自己选择的便利和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伊朗也表示愿意发挥积极作用来协助解决伊拉克危机。为此，伊朗外交部长宣布，伊朗的立场是“中立但并非不关注”(13)。其次，伊朗在伊拉克问题上并不赞同美英联军的入侵。尽管伊朗指责萨达姆政府是一个残暴政权，应该推翻和受到惩罚。但自战争开始，伊朗就坚决反对联军的入侵和其后的占领。(14) 伊朗坚持这一政策的主要原因，是担心联军的占领会导致建立一个亲美的伊拉克傀儡政权，协助美国来反对伊朗。再次，伊朗政府对伊拉克的政策是保持接触。当美英联军推翻萨达姆政权并迅速取得胜利之后，美国军事入侵伊朗的可能性也明显增强。为了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伊朗政府和伊朗国内的政治宗教团体都积极采取行动，通过对伊拉克政治势力的影响来消除美国的这种企图。特别是借助和伊拉克什叶派的接触，让他们去阻止美国对伊朗的威胁。伊朗对伊拉克的政策是促进伊拉克国内的稳定。起初，伊朗国内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美国如果没有能力建立一个安全的伊拉克，就不可能发动另一场和伊朗的直接对抗。但随着事态的发展，伊朗政府重新确定了其外交立场，就是要全力支持伊拉克的稳定。为此，伊朗政府积极致力于和平解决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和联军之间的冲突。在伊朗的积极配合下，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被逐步解散并交出了武器。另外，伊朗还积极支持伊拉克2005年举行的大选，并表示尊重大选的结果，欢迎伊拉克政治领域内新的权力分配。
在关注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伊朗国内对于如何处理和伊拉克逊尼派、库尔德人以及什叶派的关系问题，也有各种不同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伊拉克三大民族教派集团之间的敌对，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这个国家内部的长期紧张关系。虽然萨达姆政权已经垮台，新的政权也不再可能对任何种族团体采取镇压措施，但伊拉克的民族教派对立问题并不会因此而完全消除。这主要是因为复兴党多年来推行的政策，造成了不同民族和教派间的相互排斥和不信任，因而每个政治团体都希望在新的权力分配中获得更多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内部不同民族和教派之间的矛盾关系，为伊朗提供了一个在其中发挥协调作用的重要机会。因此，这种设想强调，伊朗政府应该支持限制伊拉克逊尼派在权力中心的作用，让他们仅保持一定程度的影响，以便和其他民族教派之间维持某种权力平衡。对于库尔德人，伊朗政府应该加强对他们的影响，让他们在伊拉克的权力结构中获得应有的权力，并通过他们来制约伊朗自身的库尔德人集团。至于什叶派，伊朗政府必须和所有的什叶派团体合作，并且要特别支持其中激进的萨德尔，这样才有利于伊朗对伊拉克发挥影响作用。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伊拉克战争前，由于萨达姆政权对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的镇压和边缘化政策，导致了伊拉克种族和教派集团相互之间的排斥和不信任。如果伊朗和国际社会一道支持战后伊拉克中央权力机构中所有种族和教派集团的权力平等，就会使他们认识并逐步接受伊拉克社会中各种不同派别存在的现实。伊朗国内坚持这种观点的人还强调，建立权力平衡关系是一种最合乎理性的战略，可以避免和消除伊拉克民族和教派集团之间未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对于伊拉克的什叶派，这种观点要求伊朗政府和什叶派所有派别建立密切联系，而且要特别重视哈基姆和西斯塔尼所代表的温和派的作用。
三、伊朗政策在伊拉克国内的反应和意义
伊战后，伊朗政府在政策调整中逐步认识到，它对于伊拉克政策的目标必须适应战后的新环境，与过渡时期的伊拉克政府合作，建立伊拉克的社会安全，并维持不同派别势力之间的平衡。在这一系列目标中，如何恢复伊拉克的社会稳定和建立安全，对于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政府来说都是一个最为迫切的问题。很多中东问题专家都明确指出，伊拉克建立任何民主制度或是实行经济与社会变革，都首先依赖于社会安全环境的建立。同时，建立社会安全也直接涉及到伊拉克过渡政府的合法性问题，而且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不安全的环境会导致更多的暴乱，而频繁的暴乱会使伊拉克过渡政府的合法性变得难以确定，表明它没有能力维护社会的稳定。对于和伊拉克之间有着漫长共同边界的伊朗来说，伊拉克社会的不稳定也会影响到伊朗国内的安全。因而伊朗自然要和伊拉克政府密切合作，共同努力来彻底消除动暴乱。
为了实现伊拉克国内的安全和稳定，伊朗对战后伊拉克的政策主要是维持各政治和教派集团之间的权力平衡。但对于伊朗在战后伊拉克中的影响作用，伊拉克国内各主要民族和教派集团也有不同的看法。逊尼派认为，伊朗是一个什叶派政府的国家，伊拉克的什叶派将通过和伊朗什叶派的联合，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因此，对逊尼派来说，必然对伊朗在战后伊拉克的作用的动机带有很深的怀疑和成见。对库尔德人来说，伊朗既是他们实现自治和独立目标的一种障碍，但也是扩大其自身权力可以借助的一种力量。这种障碍主要是伊朗为了维持自身利益，会阻止库尔德人为争权独立所做的努力。但与此同时，伊朗会支持库尔德人政党在战后伊拉克中央权力机构中获得平等的权力和地位，并借助库尔德人的影响在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关系中起一种平衡作用。因此，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外交部长兹巴里(Hoshiyar Zebari)和总统库尔德人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都强调，伊拉克将采取实用主义政策，在各种派别相互冲突的利益中保持一致。
对什叶派来说，他们自然会把伊朗看作是扩大自己在战后伊拉克势力和影响的重要途径。战争结束后，伊拉克什叶派已多次表示，要和伊朗建立密切联系。在其他派别看来，伊朗目前在伊拉克什叶派中的影响，几乎已经达到了对伊拉克内部事务进行干预的程度。事实上，“对伊拉克什叶派来说，和伊朗建立密切的联系对于他们自己比对于伊朗更加重要。”(15) 不过，这种关系双方也得小心把握，因为伊拉克什叶派内部的派别情况极为复杂，而且伊朗对伊拉克政策的合理选择应该是和包括什叶派在内的所有派别进行合作，并支持伊拉克的政治权力平衡。
从长远的发展看，伊朗政府只有积极致力于建立和维持伊拉克国内各种派别的权力平衡，才能够通过更多的互动来处理和伊拉克政府之间的各种关系。伊拉克新政府的性质和政策必然和以前的政府完全不同。一个友好的伊拉克一定会寻求和伊拉克的相互协调与合作，并且也会考虑伊朗对自身安全的关注和要求。同时，伊拉克新政府还将致力于解决战争留下的困难，并以良好的愿望来协调有关的区域性问题。特别重要的是，“伊拉克新政府必须认识到伊朗对美国在这个地区存在的敏感”(16)。在明确了上述目标的前提下，伊朗和伊拉克未来新政府打交道时必须做出更多的妥协，摆脱过去那种把对方看作是这个地区相互遏制对象的传统观点，并通过经济和文化领域的联系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与此同时，两国还可以促进更多的民间接触，鼓励朝圣者去伊朗的圣城马什哈德和库姆以及伊拉克的纳杰夫、卡尔巴拉和萨马拉。另外，两国还可以联合发展石油开采项目，加强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内部的合作。
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伊拉克都是伊朗在这个地区必须首先关注的对象。为了发挥中东地区中心国家的作用，伊朗必须适应伊拉克战后新的环境并制订出相应的外交政策。从自我保护的前提出发，伊朗对伊拉克外交政策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尽快消除驻伊美军所构成的威胁。美国政府已经表明，作为其中东战略的一部分，伊拉克只是美国长期战略的第一步，其目标是要保持在这个地区的长期存在并改变伊朗的政治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如果成为美国对伊朗施加压力的一种渠道，就必然引起两伊之间新一轮的敌对关系。因此，伊朗必须加强对伊拉克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影响，减少美国通过伊拉克向伊朗施加压力的可能性。从长期来看，伊朗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彻底改变和伊拉克之间相互平衡和遏制的传统敌对关系。同时，伊朗政府也明确认识到，伊拉克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关键国家，没有它的合作和参与，就不可能建立这个地区的安全格局。为了维护双方的国家利益，伊朗支持伊拉克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因为伊拉克的不稳定不但会增加伊朗的安全代价，而且还会导致这个地区遭到更多外部势力的干预。因此，伊朗目前的主要目标，是防范外部势力通过伊拉克建立的民主模式来遏制伊朗，并阻止通过伊拉克作为一种催化剂来改变伊朗的政治制度。最后，伊朗还要让伊拉克认识到，它当前最大的需要是社会的安全与稳定，而不是快速的民主过程。伊拉克目前虽然已经举行了大选，但这仅仅是漫长民主历程的一个开端。在未来的发展中，伊拉克民主的命运主要依赖于国内的稳定和安全，但没有伊朗的合作，伊拉克就难以实现任何真正的稳定和安全。
注释：
①George W.Bush," Speech at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2002/11/20021106-2.html.
②Kayhan Barzegar," The New Iraqi Challenge to Iran," Heartland,The Iranian Hub,No.10,2004,p.81.
③Gareth R.V.Stansfield,Iraqi Kurdistan,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Emergent Democracy,Routledge Curzon,2003,p.28.
④Chatham House," Iraq in Transition:Vortex or Catalyst? " Middle East Programme,September 2004.
⑤Phebe Marr," Iraq:Balancing Foreign and Domestic Realities," in Carl Brow,ed.,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I.B.Tauris,2004,p.183.
⑥Kayhan Barzegar," The New Iraqi Challenge to Iran," p.81.
⑦Seyed Mohammad Kazem Sajjadpour,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Some Conceptual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The Institute for Political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2,pp.158～159.
⑧Thomas L.Friedman," Buy One,Get One Free," The New York Times,June 22,2003.
⑨Kayhan Barzegar," Understanding The Roots of Iran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New Iraq," Middle East Policy,Vol.121,Iss.2,Summer 2005,p.53.
⑩R.K.Ramazani," Ideology and Pragmatism in Iran' s Foreign Policy," The Middle East Journal,Vol.58,No.4,Autumn 2004,p.557.
(11)Anoushiravan Ehteshami," Iran-Iraq Relations after Saddam,"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Autumn 2003,p.124.
(12)Abbas Maleki," The Irania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Heartland,The Iranian Hub,No.10,2004,pp.16～23.
(13)Kayhan Barzegar," Understanding the Roots of Iran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New Iraq," p.52.
(14)Javad Vaeidi," Exemplary War," The Diplomatic Hamshahri(Farsi daily),No.2,December 2003.
(15)Kayhan Barzegar," Understanding The Roots of Iran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New Iraq," p.54.
(16)Kayhan Barzegar," Understanding The Roots of Iran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New Iraq,"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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