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都城文化与中古文学研究--以邵勇为中心--西京市洛阳友谊之路与空间_洛阳论文

帝国都城文化与中古文学研究--以邵勇为中心--西京市洛阳友谊之路与空间_洛阳论文

帝都文化与中古文学专题研究——试论西京洛阳的交游方式与交游空间——以邵雍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京论文,帝都论文,洛阳论文,中古论文,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京洛阳在北宋四京城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优势,其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优美的山水环境造就了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文物四方贤俊地,山川千古帝王都”①(《闲居吟》,《击壤集》卷一○)。西京多故家大族,实乃“圣贤区宇,士人渊薮”(《小车吟》,卷一四)。作为外来定居者的哲人邵雍,以自己的智慧迅速融入这个士人社会并取得广泛的声誉。洛阳的山水风俗之美,对邵雍而言,恰如仙乡桃源,和邵雍的哲学思想形成了最完美的契合。能够把哲学思想和生存状态如此水乳交融的,在宋代也并不多见。因而,邵雍在洛阳时期的交游方式和交游空间,彰显出西京洛阳别具一格的都市文化生态。

一、交游方式

西京洛阳多大家世族,而不少士大夫喜爱洛阳的山水,致仕之后又爱定居洛阳,因而洛阳是一个具有强大士大夫传统的城市。作为一个外来者,要在洛阳安身立命,首要的事情就是能够融入这个士大夫交游网络之中。邵雍从皇祐元年定居洛阳之后,和洛阳本地的士大夫有着广泛的交游,他精湛的学术素养、乐天知命的胸怀、游离而不脱离于政治纷争的超脱政治理念,使他在洛阳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如果我们仔细考察邵雍的交游理念和交游方式,我们会发现邵雍作为一个外来者,为了融入洛阳当地的士大夫交游网络,采取了很多独特的交游理念和方式,彰显出了他的交游智慧。

关于邵雍在洛阳的交游活动,邵明华的博士论文《邵雍交游研究——关于北宋士人交游的个案研究》(山东大学2009年)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论文从与上层官僚群体交游、与哲人交游、与中层官僚群体交游、与弟子辈交游等四个层面叙述了邵雍在洛阳的交游网络。如果换个角度,我们可以说邵雍一方面和洛阳上层官僚系统的人物交往频繁,如知河南府的王拱辰、李中师、贾昌衡,判留司御史台的司马光等,另一方面,邵雍和洛阳本地的世家大族子弟的交往也特别值得关注。研究最多的是前一方面,而后一方面的交游有很多人物的生平事迹尚不明了,这是本文想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

邵雍的交游理念和而严。就其严的一面言,其真正看重的人物并不多。《四贤吟》(卷一九)云:“彦国之言铺陈,晦叔之言简当,君实之言优游,伯淳之言调畅。四贤洛阳之名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宁之间,大为一时之壮。”此诗作于邵雍去世的熙宁十年(1077),可以看做是邵雍的晚年定论。邵雍将富弼彦国、吕公著晦叔、司马光君实、程颢伯淳看做是洛阳的人望,四人在熙宁期间齐聚洛阳,蔚为天下壮观。其时居于洛阳的文彦博、程颐等人,或者交往不多或者尚且年轻,都没有进入邵雍的视野。其取人之严,是很苛刻的。但就和洛阳本地一般的士大夫交游而言,邵雍却能够做到人情练达,其乐融融,受到洛阳本地士人的广泛欢迎。邵伯温说:“康节先公居洛,凡交游,年长者拜之,年等者与之为朋友,年少者以子弟待之,未尝少异于人,故得人之欢心……每出,人皆倒屣迎致,虽儿童奴隶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争具酒馔,问其所欲,不复呼姓,但名曰:‘吾家先生至也。’虽闺门骨肉间事,有未决者,亦求教。康节先公以至诚为之开谕,莫不悦服。”[1]这些一般的士大夫和故家子弟,也许不及其祖上功业显赫,但确乎构成了洛阳社会的基础。邵雍是很明确地看破了这一点的。所以,邵雍一到洛阳,就通过教授生徒,结识了大批这类士大夫,并且建立了互信。邵伯温曾列举了一份名单:“皇祐元年,自卫州共城奉大父伊川丈人迁居焉。初寓天宫寺三学院。刘谏议元瑜字君玉、吕谏议献可、静居张少卿师锡及其子职方君景伯、状元师德之子谏议君景宪、王谏议益柔字胜之、子中散兄弟慎言不疑、慎行无悔、慎术子重、刘大夫师旦子绚、张谔字师柔及其子孙、南园张大丞师雄及诸子、刘龙图之子秘监几字伯寿、修撰忱字明复、侍讲李寔字景真、吴少卿执中、王学士起字仲儒、李侍讲育字仲象、子籲字端伯、姚郎中奭字周辅,交游最密,或称门生。洛人为买宅于履道坊西天庆观东,赵谏议借田于汝州叶县,后王不疑同乡人买田于河南延秋村。”[2]这是邵雍迁居洛阳初期结识的本地士大夫名单。后来当邵雍安乐窝宅园因占有官地要被收回时,又出现了“二十余家共出钱”为其买下宅园的局面。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这所谓的“二十余家”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多数都是洛阳的世家望族,和邵雍交游密切。邵明华博士论文中已经论述过的不再涉及。

(一)和故家大族人物的交往

静居张氏,指张去华家族。张氏本为开封襄邑人,其父曾于洛阳龙门书院修学,后唐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张去华(938-1006),字信臣,建隆二年进士第一人,官至工部侍郎,为一代名臣。“以疾求分司西京,在洛葺园庐,作中隐亭以见志”(《宋史》卷三○六)。张去华十子,师古,至国子博士。师锡,殿中丞。师颜,国子博士。长子师德,字尚贤,大中祥符元年(1008)状元。父子相继为状元,一时传为美谈。张师德子张景宪(1004-1080),字正国,历官中外,官至太中大夫。张氏家族历仕显宦,成为洛阳著名的士大夫家族。张去华宅院位于长夏门东第三街永泰坊,称为静居园。亦称“北张”。韩琦《安阳集》卷二有《寄题西京致政张郎中静居院》、《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八有《寄题西洛致仕张比部静居院四堂》、《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九有《寄题洛阳致政张少卿静居堂》、王安石《临川集》卷一三有《张氏静居院》,诸集笺注者认为张少卿即张去华子张师锡,嘉祐六年或八年致仕居洛时已八十余。邵雍和静居张氏家族交往密切。邵雍有和张师锡子张景伯字元伯交往诗三首:《依韵和张元伯职方岁除》(卷一,1056),《谢西台张元伯雪中送诗》(卷二,1058),《哭张元伯职方》(卷五,1063)。“近年老辈频凋落,使我中心又恻然。洛社挂冠高卧者,唯君清澈如神仙。昔日与君论少长,今日与君争先后。把酒酹君君必知,为君洒泪西风前”。张景宪有诗寄赠邵雍:“桥边处士文如锦,塞上将军发似霜。”(《邵氏闻见录》卷一二)邵雍有赠张景俭字中行诗《和夔峡张宪白帝城怀古》(卷六,1067),有寄赠张景真诗《代书寄白波张景真辇运》(卷七,1069):“秋入山河气象雄,不堪闲望老年中。金兰契重思无限,手足情多感未终。半局残棋销白昼,一簪华发乱西风。唯君父子相知久,松桂心同色更同。”可见交谊绝非泛泛。张景观,字临之,当也是静居张氏弟子,为邵雍门人。《邵氏闻见录》卷二○:“张景观字临之,学行甚高,康节先公喜之。将赴涪州武龙尉,告别康节先公,泣数行下,谓曰:‘吾不见子之归矣。’”

南园张大丞师雄及诸子。南园指张氏会隐园,位于长夏门街东第四街履道坊,会隐园就是白居易宅院的东半部分。张师雄,魏泰《东轩笔录》卷一五:“有张师雄者,居洛中,西京人,好以甘言悦人,晚年尤甚,洛中号曰‘蜜翁翁’。”[3]张师雄子四人,和邵雍、司马光都有交往。范镇《和乐庵记》云:“河南张子京结茅为庵于其所居会隐之园。余以熙宁中入洛,温公方买田于张氏之西北,以为独乐园。公宾客满门,其常往来从公游者,张氏兄弟四人出处必偕。余每见公幅巾深衣坐林间,四张多在焉。或弈棋投壶,饮酒赋诗。公又凿园之东南墉为门,开径以待子京之昆弟。张氏伯曰明叔,仲曰才叔,次则子京,季曰和叔。自其先君弃官隐居,园池之美,为洛之冠。”[4]其中张景煜,字明叔,行二十五;张景昌,字子京,行三十。邵雍有《访南园张氏昆仲因而留宿》(卷八,1070)、《南园赏花》(卷八)、《谢城南张氏四兄弟冒雪载肴酒见过》(卷八,1071)、《同诸友城南张园赏梅十首》(卷一三,1074)诸诗。

侍讲李寔字景真,嘉祐二年进士,官太常博士,邵雍有《寄李景真太博》(卷八,1071)、《延福坊李太博乞园池诗》(卷九,1072)。后诗云:“宣威十九次高牙,弈叶功臣旧将家。清世辞荣归里第,白头行乐过年华。杯盈香醑浮春水,曲度新声出靓花。如此园池如此寿,儿孙满眼庆无涯。”可知李寔亦为洛阳之功臣世家,惜仕履不显,家世情况也不太清楚。其家园池位于河南府廨之北的延福坊。

刘龙图之子秘监几字伯寿、修撰忱字明复。刘氏为洛阳著名世家大族。《邵氏闻见录》卷一六:“洛阳多大家,世以谱牒相付授,宁氏刘氏尤为著姓,有可传者。”刘氏自北齐时居洛阳,历五百余年,人才辈出。北宋时刘温叟为御史中丞,温叟子刘烨为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烨七子,贶、几、先、亢、忱、兆、兢。忱为监司郡守有声,子唐老,元祐为右正言。

李复圭,字审言,参知政事李若谷孙,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李淑子,兄李寿朋,为洛阳著名世家大族,《宋史》卷二九一有传。李复圭与邵雍交游亲密,邵雍有多首诗赠与李复圭。如《暮春寄李审言龙图》(卷六,1069)“唯有前轩堪静坐,临风想望旧知音”,《和李审言龙图大雪》(卷八,1071),《苍苍吟寄答曹州李审言龙图》(卷八,1071),《和李审言龙图行次龙门见寄》(卷九,1071),《寄曹州李审言龙图》(卷十二,1074)。《邵氏闻见录》卷一八:“康节先公尝言,李复圭龙图临事有断。公才高,为众所忌,故仕宦数不进。公居多不平,康节因和其诗作《天吟》一篇曰:‘一般颜色正苍苍,今古人曾望断肠。日往月来无少异,阳舒阴惨不相妨。迅雷震后山川裂,甘露零时草木香。幽暗岩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见鸾凰。千花烂为三春雨,万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难理会,直须贤者入消详。’盖广其意,使有所感悟也。”邵雍作为一个哲人,通过诗歌来劝慰、宽解老友仕途的失意。

(二)和中下层士大夫的交往

吴执中,《邵氏闻见录》卷一○:“方潞公作耆英会时,康节先生已下世,有中散大夫吴执中者,少年登科,皇祐初已作秘书丞,不乐仕进,早休致,其年德不在诸公下,居洛多杜门,人不识其面,独与康节相善。”邵雍有《过温寄巩县宰吴秘丞》(卷一,1049)。

“王学士起字仲孺。”此处记述可能有误。集贤学士王起字伯初。文彦博《潞公文集》卷七有《嘉祐中余尹河南与少师李公明龙图董巨源集贤王伯初同游龙门渔者得鳜鱼数十尾以助杯柈饮兴皆欢日月云迈几二十年感旧念游作忆鳜诗乃思鲈之比也》诗,小注:李东之、董沔、王起,熙宁中北京作。《击壤集》卷二《送王伯初学士赴北京机宜》。

李育(1020-1069),字仲蒙,以司封郎中直史馆为岐王府记室,苏轼有《李仲蒙哀辞》。子李籲,字端伯,为二程弟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为李籲记录的二程语录。编定者朱熹说:“李籲字端伯,洛人。伊川先生曰:‘《语录》,只有李籲得其意,不拘言语,无错编者。’故今以为首篇。”李氏父子和邵雍均有交游。

邵雍在洛阳的广泛交游,既有上层的官僚,又有在本地势力显赫的故家大族,还有很多中下层的士大夫。邵雍对于不同的阶层、不同年龄的人群,采取不同的交游方式,都能够得人之欢心。邵雍的交游有自己的准则,其《四事吟》(卷一三)说:“会有四不赴,时有四不出。(公会、生会、广会、醵会,大寒、大暑、大风、大雨)无贵亦无贱,无固亦无必。里闬闲过从,身安心自逸。如此三十年,幸逢太平日。”他尽可能避开那些可能引起人事纷争的集会,既谨言慎行又安乐豪放。邵雍以自己的先天观物之学驾轻就熟地处理社交事务,对于社会人情极为练达,能够超脱于各种纷争,因而成为各种阶层、各种不同政见者所共同倾慕的对象。于此,朱熹的论断最为深刻,《朱子语类》卷一○○:“邵康节,看这人须极会处置事,被他神闲气定,不动声气,须处置得精明。”[5]在党争激烈的熙宁时期,很少有士大夫能够置身事外,只有邵雍能“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乐”(《二程外书》卷一一)。邵雍正是以自己的智慧在洛阳这个社交网络中,做到游刃有余,既获得了当地士人的认可和尊敬,又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充分的悠游自在。在这个春风满园花满园的山水圣都体察宇宙社会人生,发展自己的观物哲学。

二、交游空间

“满天下士情能接,遍洛阳园身可游”(《安乐窝中吟》,卷一○),邵雍既能通晓人情世故,又身处于一个遍满山水花木园林的都市,所以邵雍能够安乐自在地徜徉在这样一个独特的交游空间之中。邵雍的交游空间以自己的安乐窝为中心,以故旧亲友园林为节点,而以满洛阳城的风花雪月为背景,“灯前烛下三千日,水畔花间二十年。有主山河难占籍,无争风月任收权”(《安乐窝中吟》,卷一○)。

邵雍在洛阳生活的近30年间,曾几度迁居,最终拥有了安乐窝这处宅园。刚到洛阳时他寄寓于天宫寺三学院,受到僧人宗颢的照顾。邵雍通过传道授业和洛阳本地的士大夫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后来这些朋友门生为他在履道坊西天庆观东购买一处住宅。其《新居成呈刘君玉殿院》(卷一)说:“履道坊南竹径修,绿杨阴里水分流。众贤买得澄心景,独我居为养志秋。”《寄谢三城太守韩子华舍人》(卷一)说:“水竹最佳处,履道之南偏。下有幽人室,一径通柴关。蓬蒿隐其居,藜藿品其飧。上亲下妻子,厚薄随其缘。人虽不堪忧,己亦不改安。”履道坊在唐代曾经是白居易的宅院,后来这里成为普明寺,宋代也叫大字寺园,其东半成为张氏会隐园。邵雍的住宅则在履道坊的南部,地方不大,比较简陋。在嘉祐七年迁入安乐窝新居之前,邵雍可能还曾从履道坊迁居到道德坊,而且道德坊的住宅也一直保留着。赵振华先生《洛阳邵雍遗迹研究》一文认为邵雍安乐窝故居就在道德坊[6]。根据现有文献,我认为邵雍的安乐窝并不在道德坊,而是在尚善坊。《邵氏闻见录》卷一八:“嘉祐七年(1062),王宣徽(拱辰)尹洛,就天宫寺西天津桥南五代节度使安审琦宅故基,以郭崇韬废宅余材为屋三十间,请康节迁居之。富韩公命其客孟约买对宅一园,皆有水竹花木之胜。”说明邵雍故居在天宫寺西天津桥南,是在五代节度使安审琦宅原址上建造的,而造屋的建筑材料则是利用郭崇韬废宅的剩余材料。据此可知:其一安乐窝位于天宫寺西天津桥南;其二,安乐窝位于五代节度使安审琦故宅。安审琦故宅位于何坊,目前没有明确的材料。关于天宫寺的位置,《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认为在尚善坊。《全唐诗》卷五八六刘沧《题天宫寺》云:“丹阙侵霄壮复危,排空霞影动檐扉。城连伊水禹门近,烟隔上阳宫树微。”说明天宫寺正对端门和五凤楼。即使根据《唐会要》记载天宫寺在劝善坊,邵雍安乐窝在天宫寺西,也不应该在道德坊。如果分析邵雍诗歌中的材料,安乐窝位于尚善坊,似更符合诗中描写的情景。《天津新居成谢府尹王君贶尚书》(卷四,1062):“嘉祐壬寅岁,新巢始孱功。仍分道德里,更近帝王宫。槛仰端门峻,轩迎两观雄。窗虚响瀍涧,台迥璨伊嵩。”端门位于天津桥北端,是皇城南门。两观应指宫城正门应天门(五凤楼)左右树立的高达一百二十尺的观阙。安乐窝新居的轩槛正对着端门和观阙。《天津弊居蒙诸公共为成买作诗以谢》(卷一三,1074):“重谢诸公为买园,买园城里占林泉。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余家争出钱。嘉祐卜居终是僦,熙宁受券遂能专。凤凰楼下新闲客,道德坊中旧散仙。洛浦清风朝满袖,嵩岑皓月夜盈轩。”其中“凤凰楼下新闲客,道德坊中旧散仙”说明其新居是从道德坊迁移而来,新居正对端门和五凤楼。另外在邵雍诗歌里,“天津”一词出现五十余处,其《天津幽居》(卷四):“予家洛城里,况复在天津。南园临通衢,北圃仰双观。”《和孙传师秘教见赠》(卷六):“天津南畔是吾庐。”也说明邵雍安乐窝在天津桥南畔附近。如果以上所论不误的话,道德坊和尚善坊相距三坊之地,位于道德坊西1650米的邵雍祠正是当年安乐窝的所在。如果安乐窝在道德坊的话,道德坊离天街、天津桥、端门、凤凰楼这一京城中轴线有1500米以上的距离,以上这些描写就显得难以对应了。但邵雍门人张崏所撰邵雍《行状略》中说:“七月癸丑,启手足于天津之南道德坊之第。”(《伊洛渊源录》卷五)则或邵雍道德坊的住宅仍然保留着。邵雍拥有了天宫寺西天津桥南的新居后,富弼又在住宅对过给他购买了一处拥有水木花竹之胜的园林。邵雍将居所命名为安乐窝和长生洞,“夏住长生洞,冬居安乐窝。莺花供放适,风月助吟哦。窃料人间乐,无如我最多”(《尧夫何所有》,卷一三)。这里成为邵雍洛城交游空间的起点。

“天下名园重洛阳”(《春游五首》卷二),洛阳的园林是士大夫文化的结晶。洛阳园林的兴衰是古都洛阳兴衰的标志,更重要的是众多的园林成为士大夫们燕闲游乐、谈诗论道、激扬时事的交游空间的节点。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记录公卿园林十九处,此外大大小小的园林不可胜数。邵雍的交游空间就是日日徜徉在这些园林之中,赏花赋诗,雍雍穆穆。在邵雍诗歌唱和交游中,出现过的亲友园林有司马光的花庵和独乐园、富郑公园、王拱辰环溪园、张氏会隐园、水北杨希元郎中园亭、王尚恭园亭、陶化坊王文康西州王相公宅园、姚辅周郎中月陂西园、静居张氏园、自家的安乐窝、东轩等。司马光《传家集》卷四《花庵诗寄邵尧夫》(时任西京留台,廨舍东新开小园,无亭榭,乃构木插竹,多种酴醿、宝相及牵牛、扁豆诸蔓延之物,使蒙羃其上,如栋宇之状,以为游涉休息之所,名曰花庵):“洛阳四时常有花,雨晴颜色秋更好。谁能相与共此乐,坐对年华不知老。”邵雍有《和君实端明花庵二首》(卷八):“不用丹楹刻桷为,重重自有翠阴垂。后人继取天真意,种莳增华非所宜。”“庵后庵前尽植花,花开番次四时好。主人事简常燕休,不信岁华能撰老。”花庵一如后来的独乐园之简朴,却是司马光和好友们燕休论道、消磨时光的好地方。邵雍有时出游,为亲友所款留,就在这些园林中留宿。《访南园张氏昆仲因而留宿》(卷八):“中秋天气随宜好,来访南园会隐家(张氏园名)。贪饮不知归去晚,水精宫里宿烟霞。”司马光《看花四绝句呈尧夫》:“洛阳相望尽名园,墙外花胜墙里看。手摘青梅供按酒,何须一一具杯盘。”“洛阳相识尽名流,骑马游胜下马游。乘兴东西无不到,但逢青眼即淹留。”邵雍《和君实端明洛阳看花》(卷一三):“洛阳最得中和气,一草一木皆入看。饮水也须无限乐,况能时复举杯盘。”“洛阳花木夸天下,吾辈游胜庶士游。重念东君分付意,忍于佳处不迟留。”可以看出士大夫的园林交游空间的形态以及从这些空间中得到的精神享受,与庶众的游乐有很大的区别。

除了公卿名园之外,洛阳城的山水风月更是士大夫交游的广阔空间。“春看洛城花,秋玩天津月;夏披嵩岑风,冬赏龙山雪”(《闲适吟》,卷一二);“五凤楼前月色,天津桥上风凉。金谷园中流水,魏王堤外修篁。静处光阴最好,闲中气味偏长”(《小车六言吟》,卷一四)。城内的金谷铜驼、月陂天津,城外的龙门、香山,附近的嵩山、锦屏山、女几山,伊洛瀍涧的水声水色,都构成了这个山水城市的精魂。“喜醉岂无千日酒,惜春还有四时花。小车行处人欢喜,满洛城中都似家”(《小车行》,卷八)。当邵夫子小车道装漫游在洛阳城的大街小巷时,那是怎样安乐平和的形象啊!一个外来者,把洛城当做吾乡,把吾乡当做仙乡,洛城也把这个外来者看做本地的人瑞,看做这个城市的精神导师。“物外洞天三十六,都疑布在洛阳中。小车春暖秋凉日,一日止能移一宫”(《小车初出吟》,卷一五),邵夫子就徜徉在这秋月春风中,涵咏着生命的快乐,将自己的哲学思想完美地和现实生活融为一体。“尧夫吟,天下拙,来无时,去无节。如山川,行不彻,如江河,流不竭。如芝兰,香不歇;如箫韶,声不绝。也有花,也有雪,也有风,也有月。又温柔,又峻烈,又风流,又激切”(《尧夫吟》,卷一八),邵尧夫的自画像是这个城市赋予他的,也是他赋予这个城市的。

由于邵雍在洛阳受到各阶层人士的高度欢迎,所以有一些士大夫家按照安乐窝的样式建造房屋,款留邵雍游玩,称之为“行窝”。“击壤三千首,行窝二十家”(《击壤吟》,卷一七),这既是邵尧夫引以为豪的事业,也是他的生活空间。《邵氏闻见录》卷二○云:“康节先公没,乡人挽诗有云:‘春风秋月嬉游处,冷落行窝十二家。’洛阳风俗之美如此。”这不仅是洛阳风俗的淳美,更是邵雍的人格魅力使然。

三、总结

邵雍在西京洛阳的交游方式,从交游网络而言,遍及不同的阶层和年龄段;从交游的原则而言,既有严以取人的一面,又有和光同尘的一面;从交游的手段而言,则有教授生徒、诗酒唱和、以理释惑等方法。邵雍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广结善缘,特别重视和洛阳本地士大夫的联系,这既和洛阳强大的士大夫传统有关,又和邵雍融入本地社会的知性选择相关。邵雍在洛阳的交游空间,则以自己的安乐窝为中心,以故旧亲友园林为节点,而以满洛阳城的风花雪月为背景,充分体现了洛阳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的优势,体现了一个诗哲将自己光风霁月的胸怀和本地风光的完美契合,显示了西京洛阳在北宋四京中独特的文化生态。

注释:

①邵雍:《击壤集》卷十,四部丛刊初编本。本文所引邵雍诗歌均据此本,下文只注出卷数和诗名。《击壤集》基本依年份编撰,在论述需要时,随文注出写作年代,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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