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领导核心与中国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代论文,中国论文,领导核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是建国5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也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不懈追求。在迎来建国50周年之际，回顾并总结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设计，对于在新世纪进一步加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胜利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艰辛的探索：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设计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当之无愧的开创者和奠基者。综括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流血牺牲和英勇奋斗，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胜利地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同时也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创造了先决条件。
在胜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以后，1953年6月， 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酝酿并及时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结束了我国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变革，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开辟了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广阔道路。
第二，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目标，设想用50到100 年左右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目标的探索，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注：《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 第296页。）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地表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 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一系列论述，1964年底，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建设目标。直到今天，实现“四个现代化”仍然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极为艰巨的长期工程。毛泽东考虑到它的艰巨性，在时间的估计上，曾有过多种设想。1955年3月， 在全国党代会上，毛泽东指出：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50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1956年9月， 在接见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又说：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年至100年的时光。 在经过“大跃进”造成的困难时期以后，1961年，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 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962年初在七千人大会上，他继续提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 我看是不行的。在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后，1963年9月， 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的长远规划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随后，周恩来在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第一步，大约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第二步，力争在本世纪末。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的我国经济建设远景规划的宏伟蓝图。
第三，为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重要思想。1956年底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究竟怎么搞，我们没有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经验，在苏联的帮助下搞建设，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不足之处是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有些照搬过来的做法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为此，毛泽东决心“以苏为戒”，打破斯大林模式的框框，独立地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1956年到1957年，毛泽东进行了第一次探索，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在理论上取得了一系列积极而丰硕的成果；1958到1960年，毛泽东着重从实践层面上进行大胆试验，进行了第二次探索，搞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但因犯了急性病，结果栽了大跟头，碰了钉子； 1966年到1976年，毛泽东进行了第三次探索，即发动“文化大革命”， 希图以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形式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结果造成了更大的悲剧。这十年的中国现代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完全失败了。毛泽东进行的这三次现代化探索，第一次的成果应予以充分肯定，但后两次探索则偏离了第一次探索的正确方向，发生了重大失误。对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方面的成功和失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做过系统、深刻的分析。这里我们仅将毛泽东在探索中提出的一些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思想，扼要地予以归纳、概括如下：
1.关于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当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了，党目前所领导的新的革命是对地球和自然界的革命，是技术和文化革命，其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2.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毛泽东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的观点，认为“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4页。）
3.关于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比例关系。毛泽东主张应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这个思想最早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在纠正“大跃进”错误过程中得到深化和发展。在此基础上，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 又进一步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4.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毛泽东针对当时一部分人主张废除商品、货币，搞“一平二调”的情况指出，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还存在着城乡差别，为了团结几亿农民，换取农民的产品，商品生产不是要缩小，而是要扩大。要通过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还高度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提出了“价值法则是一所伟大的学校”的重要观点，认为“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注：转引自《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页。）
5.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毛泽东指出，经济管理体制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央集权过多，因此，“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9页。）， 把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都调动起来。
6.关于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双百”方针。1956年4月28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据此，他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7.关于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但同时还要学习其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好的经验和长处，以“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1页。）
8.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如下一些重要思想：一是提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总目标是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二是强调了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提出如果不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政权就不会稳定；三是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加强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尽可能把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9.关于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证。对此，毛泽东曾说过四句名言：一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二是人民民主专政是广大群众的“护身法宝”和“传家法宝”；三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四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这四点，后来由邓小平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
全面评价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是一个较为复杂、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严肃课题，很多方面尚待进一步研究和论证。但无论如何，就历史和现实所提供的正反经验教训看，至少上面说到的这些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
二、继承与超越：邓小平与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转换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 ”（注：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时的谈话。）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从总结历史经验入手，果断地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重新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反思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邓小平把继承、坚持同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为开辟一条切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进行了新的大胆探索，并取得巨大成功。从总体上看，邓小平的探索过程由浅入深不断发展，其表现为：
第一个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领导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过程中，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强调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动力资源、政治保证等问题作了深刻阐述。这是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第二个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邓小平在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布局、战略方针、基本原则以及内外环境等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思考，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这是邓小平现代化思想发展并逐步系统化的阶段；第三个阶段，1992年南方谈话前后，邓小平结合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新的阐述，提出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新思想、新观点，这是邓小平现代化思想进一步发展的阶段。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邓小平现代化思想，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并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现代化得失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概而言之，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从根本上揭示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方化，提出了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论断。邓小平在阐述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一方面坚决否决了“西化”普遍适用的神话，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另一方面，他又倡导和主张吸取西方现代化中的有益经验为我所用，提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邓小平确立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政策，有效地实现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双向互动，不仅实践了孙中山“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就中国之社会主义”（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69页。）的现代化构想，也使马克思所说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1页。）在中国成为现实。
第二，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问题上，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指出：在“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很多人只讲现代化，忘了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什么在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其根本在于：（1）从历史上看，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孙中山的失败就是明证；（2）从制度上看，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为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和组织支撑；（3 ）从现实来看，“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7—208页。）。总之， 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社会主义方向。
第三，从剖析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入手，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找到了持久的动力源泉。邓小平认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对中国的现代化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在他的具体部署和指导下，我国的改革从农村起步，并逐渐扩大到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教育等各领域的全面改革，改革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第四，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我国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总目标和“三步走”发展战略。邓小平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三个方面，三位一体，不可偏废。据此，党的十三大首次明确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目标，这个提法一直沿用到十五大。“富强”主要体现为经济现代化的要求；“民主”主要体现为政治现代化的要求；“文明”则体现为文化现代化的要求，主要是指精神文明。这三个方面的现代化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在动态发展中共同促进现代化总目标的实现。为了逼近和达到总目标，邓小平又于80年代中期为我国设计了分阶段实现总目标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和实施方案。“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正确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的三个阶段，是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理论的卓越贡献。
第五，以发展中国家和我国自身的经验教训为借鉴，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国内外环境。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搞现代化“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0页。）。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指出，对于当代中国现代化来说，“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为了营造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内外环境，邓小平引导全党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一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实现国内政局的稳定；二是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两手抓”，以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来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障问题；三是自觉地把中国现代化纳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总体框架之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中外利益互动的基础上寻求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等等。
三、跨世纪的思维创新：江泽民对中国现代化理论的新贡献
进入90年代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和坚持邓小平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又从多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个理论。这些发展了的新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十四大前后、十五大前后江泽民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文件中，特别是体现在十四大报告、十五大报告和江泽民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若干重大关系》这篇重要著作中。
9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的考验。中国应该以怎样的姿态进入21世纪，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政策来保证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圆满实现，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极富挑战性的重大课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开拓进取，不懈探索，结合新的实践深入研究并科学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而以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
第一，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经济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从1979到1992年间，邓小平曾先后12次论及市场经济问题（注：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页。），但是， 明确地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却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的讲话中，依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思想，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想法，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随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确定的目标、要求和原则等加以系统化、具体化，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成为建立新经济体制的工程化蓝图。
第二，提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以依法治国方略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在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把“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作为全党“必须努力实现的十个方面关系全局的主要任务”之一。到了十五大，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又有了新的飞跃性认识。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跨越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依法治国，是“党和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变革和发展。
第三，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任务，以精神文明建设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论断，强调文化既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就主要内容来看，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
第四，以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为基础，把促进中国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总体考虑之中。江泽民指出：“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注：江泽民与巴基斯坦总统伊沙克·汗会谈时的讲话， 《人民日报》1991年10月27日。），因此，“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项事业，是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的事业，不但经济要上去，人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秩序、社会风气都要搞好。”（注：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2年6月10日。 ）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注：江泽民在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会见上海代表团时的讲话，《人民日报》1996年3月7日。）的要求出发，党和国家在制定现代化建设的大政方针时充分体现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全面进步、全面发展，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又一次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第五，准确把握知识经济发展的脉络，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以知识创新为动力加速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进程。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使用了知识经济的概念。同年6月1日，在接见出席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部分代表的讲话中，江泽民再次论述了知识经济问题，指出：“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世界各国都在抓紧制定面向21世纪的发展战略，争先抢占科技、产业和经济的制高点。面对这个态势，我们必须顺应潮流，乘势而上。”为了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在90年代中期，先后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同时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要着手研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三代中共领导核心前后相继，形成接力，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行了不懈追求和艰辛的探索，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成就。展望未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到下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我们一定能够把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 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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