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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1〕诚然,他们也注意到了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但是,他们认为不发达国家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除了自身的条件外,还必须有西欧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作为历史前提;他们在谈到俄国革命时,就曾明确提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许多社会主义的理论家、战略家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规律;而把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落后国家胜利、社会主义的制度首先在落后国家确立看作是特殊现象。
实际上,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取得胜利;只有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客观条件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才能首先进入社会主义。这不是特殊现象,而是符合社会形态更迭规律的。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可能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什么不能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呢?这只能从它们现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只能从它们的社会条件中去寻求答案。
(一)强大的经济实力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商品经济秩序得到牢固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竞争性、扩张性促使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导致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逐步从“守夜人”的角色转变为积极参与对经济的管理,从自由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到帝国主义并进而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找到了在一定范围、一定限度内既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又能有效地减轻经济危机的办法。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掠夺及剥削,既给其带来了超额利润,又为其提供了转嫁经济危机的天然场所。这一切,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拥有能渡过经济危机的周期性震荡,甚至能有效地缓解经济危机的强大经济实力,从而能给它们的政治上层建筑提供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能够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改善工人及下层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培植一部分工人贵族,以缓解它们的政治对抗意识和行为。
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资本主义没有找到缓解生产力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矛盾的有效办法,因而周期性经济危机经常爆发,这种情况又尤以英国为典型;而当英国工业革命完成、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后,英国资产阶级由于有雄厚的财力,有能力从自己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去增加参加工会的熟练工人的工资,培植出了一部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3〕。这样,英国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强大的改良主义思潮,大工业发展时期的比较剧烈的阶级斗争逐渐沉寂下去。法国、德国、美国等国的工人运动也经历了类似的轨迹。当然,在帝国主义阶段,德国和匈牙利也曾于1918年和1919年发生了大规模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是,无产阶级都没有最后取得政权,这无疑跟这些国家资产阶级财力雄厚有关,特别是跟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用经济力量培植、豢养的社会民主党的捣乱有关。
随着自由竞争阶段的逝去,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虽然在加深和发展着,甚至爆发了至今仍令资本家心有余悸的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但是,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通过加强国家的计划调节,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协作而安全渡过了经济危机,探索出了缓解危机的新形式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发展相对平稳,至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没有激化到超出资本主义秩序范围的迹象。
(二)强大的政治实力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长期政治实践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统治经验,创立了议会制、分权制衡、多党竞选,文官和军队“中立”等一套互相协调、综合配套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既能有效地把资产阶级各个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集中起来,形成整体合力,又能有效地协调和化解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使资产阶级内部之间的争斗有序化,使资产阶级国家政治权力能够在资产阶级内部和平地、安全地转移和更迭,使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功能和国家政策能够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使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各部门之间具有互相补救的功能,特别是这种政治体制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还具有十分巧妙而又十分管用的排他性功能,以致于资本一旦掌握这一政治体制,“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无论人员、机构、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4〕。
特别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还具有极强的掩饰性功能,以表面的、形式上的民主自由掩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欺骗人民群众,软化无产阶级的斗争意志,把工人运动引向改良主义的歧途。
法国曾经是资产阶级革命最彻底的国度,自然也曾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典范。巴黎公社失败后,社会主义运动曾经沉寂了一段时间,到1880年成立了工人阶级政党,但没有多久便在党内形成了以布鲁斯和马隆为首的“可能派”。到19世纪末又出现了米勒兰和饶勒斯,他们都主张通过普选获得国家权力。饶靳斯更进一步把选票比作监狱的钥匙,“把钥匙往右,也就是投右派候选人的票,监狱就会关得更紧一些;把钥匙往左转,也就是投左派候选人的票,资本主义监狱就会敞开,工人们就会获得自由。”而法国资产阶级自然也就适时显示出自己政体的“民主性”来,吸收米勒兰入阁,并让他从工商部长一直当到共和国总统。当然,随着米勒兰的官越做越大,随着法国工人党越来越执迷于合法的斗争,资产阶级的统治却愈益巩固了。后来,法国资产阶级一直都在熟练地运用这种政治技巧,甚至使得二战结束时拥有大量武装的法国共产党也自动缴械,向资产阶级的“民主”投降,充分显示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在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方面的巨大作用。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说,正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使其能渡过多次政治与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苟延残喘。
(三)“合理”的意识形态
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过程中,勇敢地扛起人性论的旗帜,掀起人道主义思潮以反对封建神学;高唱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以反对封建等级制;甚至连宗教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注入了资本主义的血液,构建了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经过几个世纪的整合,越来越精致、越来越通俗化了,更因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人”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侧面,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其生产力远较其他国家发展迅速,这就更显示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合理性”。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意识形态的管理体制、管理方法亦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一方面,它们对各种意识形态控制较松,管理较活,使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以与其“自由”、“民主”、“人权”的口号相符,使意识形态部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提出各种资本主义原则范围内的观点,及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新思路;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还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的措施有效地控制各种意识形态部门,使其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活动,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四)巨大的综合实力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更表现在它们能够把这三个方面统一和协调起来,形成巨大的综合实力。在对待无产阶级的工人运动时,它们既用经济上的小恩小惠来培植工人贵族,又用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强大的国家机器把工人运动纳入合法的议会道路,还用“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来腐蚀工人群众,用貌似公允的舆论宣传来影响工人群众的思想、情绪,以其收到综合效应。历史上,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曾多次综合运用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宣传等多种手段,成功地软化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把工人运动引向改良主义的邪路,使工人阶级的斗争保持在资产阶级统治的秩序范围内。
英国工业革命后,英国资产阶级不但扩大了军队的数量,以加强对国内的控制及海外的殖民地掠夺,而且从巨额的海外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改革。通过一系列软硬兼施的综合性措施,英国工人运动逐渐由世界工人运动的前列退到后列,并沉寂下去。近一百多年来,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继承并发展了它们的战略,有效地遏制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至今仍建立不起来。
二、俄、中等国具备了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
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建立,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都可以首先进入社会主义,而只有具备了各方面条件的国家才有可能。俄国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最后波及的国家,起步晚,基础差,没有国外市场,缺乏竞争力;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政治落后,社会动荡频繁。而中国比俄国还要落后,只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社会矛盾极为深刻。正因为如此,这两个国家的革命主客观条件比较成熟,都具备了首先进入新社会形态的基本条件。
(一)经济落后,政治反动,使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集中而尖锐,易于爆发大规模的革命运动
俄国1861年改革后,虽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由于它起步晚,又有严重的农奴制残余存在,因而与西欧、北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经济十分落后,直到19世纪下半期,俄国基本上还是一个靠输出谷物来换取外国工业品的农业国;1899年,其农业人口仍然占全国人口的5/6;90年代初俄国棉纺工业中的生产率竟比英国低一半到2/3。沙皇正是以这样落后的经济追随英法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加剧了俄国的经济困难,使得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为困苦。而沙皇政府借了77.6亿卢布外债的行为,又极大地激化了俄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以致它面临着诸如无产阶级与垄断资本、沙皇专制制度的矛盾,农民与地主阶级及资产阶级的矛盾,俄罗斯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殖民地人民与俄国帝国主义的矛盾,俄国人民与西方帝国主义的矛盾等一系列互相交织难以解决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这些矛盾由于大战期间经济状况的极度恶化、战争的失败而空前尖锐,使俄国成为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俄国的1917年2月革命及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
至于中国,从1840年就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上比俄国更落后,政治上社会矛盾极其复杂,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再加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只要看一看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5〕。
(二)革命队伍壮大,革命领导者早熟,革命冲击力强,在革命形势到来时比较容易取得革命胜利
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不充分的俄、中等国,经济落后,政治反动,各种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错综复杂,极为尖锐;因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会得到广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甚至还会得到反动政府的一部分军队的同情和支持,能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俄国无论是1905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1917年2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至10月的社会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都得到农民、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特别是反抗沙皇统治的革命士兵,甚至成为历次革命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而中国,由于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除了得到广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士兵的同情和支持外,甚至还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定程度的支持。故而革命统一战线力量极为强大。
就主观条件而言,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团体—一劳动解放社,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及可能的实际斗争,1898年又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903年左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一—布尔什维主义。之后,布尔什维克在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在加紧同反动派斗争的同时,又加强了自身建设,同取消派和召回派进行了坚决斗争,用民主集中制巩固了布尔什维克的集中统一,从而使其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都成为一个坚定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波澜壮阔地发展起来,终于在1917年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领导彼得堡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至于中国,自马克思主义传入后,由于其对中国革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因而传播迅猛,短短几年时间就在全国不少城市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团体,并于1921年7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一毛泽东思想,逐步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了革命不同发展阶段的、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终于领导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巧妙地解决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不失时机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就社会发展的一般次序而言,是先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然后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不充分的俄、中等国,经济比较落后,资本主义发展起步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才进行的。由于这些国家无产阶级的领导都早熟,因而他们在参加民主革命时,就力图并实际上起到了领导者的作用。俄国的无产阶级不但推翻了沙皇统治,而且不失时机地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夺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用社会主义制度来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群众避免遭受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体系,并于1949年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逐步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然后适时地提出了以“一化三改”为基本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努力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加紧进行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发展生产力同解放生产力有机地结合起来,用社会主义制度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早日过上自由、平等、幸福的生活。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不充分的俄、中等国,有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具备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客观条件,这决定它们能先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符合社会形态突破的一般规律。而正因为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因而,它们的发展道路是极为曲折、极为复杂的,这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新的课题。
长期以来,国内外一些人提出经济落后的俄、中等国,缺乏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在这些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误会”。每当社会主义国家遇到困难或挫折时,这种思潮就沉渣泛起,形成一种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如果这些人不带政治偏见的话,只要认真了解社会发展历史,就不难看出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俄、中等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社会形态更迭规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应理直气壮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为世界文明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1页、第251页。
〔3〕《马克思恩格选集》第4卷,第338页。
〔4〕《列宁全集》第3卷,第181页。
〔5〕《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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