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包限重：再次聚焦“减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中国教育学刊》记者张爽
特邀嘉宾：
王本中 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原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校长
王楚松 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湖南师范大学附中原校长
杨宝祥 天津市第一百中学校长
吴国通 北京小学校长
陈科妮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小学英语教师
林天伦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
张俊友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博士
新闻事件：
成都市青羊区发布“书包限重令”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学内容方式、考试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等改革，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积极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为给中小学生“减负”，发布“书包限重令”，规定从2007年10月29日开始，全区小学、初中学生书包重量不准超过学生体重的10%；教育部门随时抽查，并公布抽查结果，对超重严重的学校，将追究校长责任。为落实“书包限重令”，青羊区对各学校明确要求：各学校要发布告家长书，明确书包的限重标准，使家长明白减轻书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引导家长正确选择书包文具，并请家长协助学校培养学生养成每天按课表收拾书包的良好习惯，督促学生不把与学习无关的玩具等装进书包，并监督学校的减重行为。在此基础上，青羊区教育局接连下发了“减负”工作二号令、三号令、四号令，分别从减轻中小学生作业负担、对中小学生实施“活动保障”、评价改革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对素质教育政策的有效落实起到了推动作用。
书包限重：从“减负”的一个大胆突破谈起
主持人：在我国，减轻中小学生的负担已经不是新问题，但一直无法彻底解决，对于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发布的“减负”工作一号令——“书包限重令”以及接下来的政令，您有什么看法？
杨宝祥：减轻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大事，就“书包限重令”本身而言，从正面看这是对学生减负的一个大胆突破，通过这种形式让全社会都意识到减负问题的重要性，它就起到作用了，从这个角度讲，我比较欣赏青羊区教育局的做法。当然，减轻书包重量可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生负担，因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与配合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负担不仅仅是书包重量的问题，本质上是用什么观念来办学、办教育的问题，书包只是外在的，书包轻课业不一定轻。
王本中：关于这件事，我有两个想法。第一，教育行政部门关注减轻学生负担，希望能有所作为，想些办法，这是件好事。当然，办法的实效性怎样、是否能实现政策出台的初衷，要通过实践检验。教育是比较特殊的事业，关系到青少年的发展和成长，从以往的实践来看，用行政命令中的简单办法是难以奏效的。第二，希望新闻媒体在引导讨论这个问题时要实事求是，并冷静地对待这个问题。因为教育事业关系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与商业炒作完全是两码事。
张俊友：对于这个问题我有同感。“减负”是一项基本政策，青羊区教育局看到了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的现状并力图解决，这是值得鼓励的。教育行政部门监督检查各个学校落实“减负”政策有多种有效的方法和途径，从“书包限重”入手不见得是最有效的方式。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有关公共教育事务的管理，应该对哪些事务进行管理？采用什么方式进行管理？既涉及法律的问题，又涉及管理科学与艺术的问题。同时，政策的出台只是一个开始，能否有效落实、让中小学生真正受益才是最重要的。
吴国通：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从学生书包重量、学生学习时间量、学习活动和评价改革几个方面入手减轻中小学生负担，实际上最能表现行政导向作用的是评价改革。因为书包大小轻重无法判断学生的学习能力，如果引导学生养成主动学习的良好习惯，书包轻重是学生自己说了算的。我认为青羊区教育局的做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为学校的具体做法拿出了指导意见和办法。这比很多行政部门关注政绩、关注升学率好很多。
王楚松：“书包限重令”，听起来第一感觉还蛮新鲜的。怎样评价呢？减负肯定是对的，重视减负也是必要的。只是这种形式在教育上不太可取。关于减负，1983年教育部就有十项规定，我们湖南省校长1987年还搞过八项约定，2006年还出台了十项禁令，内容差不多，但是现在来看，虽然条条都有道理，但条条都没有做到。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谁都知道这对学生的健康成长非常不好，但实际上从教育行政部门到校长到老师再到家长，自觉不自觉地都这样做。青羊区教育局重视这件事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但通过这个措施来解决问题其效果还有待检验。
林天伦：为了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社会呼吁不少，教育行政部门也出台了治理措施，但效果有限。“减负”首先必须明确这样的问题：学生多少课业负担为宜。学生的学习基础、学习态度、人生理想与追求都会影响学生对课业量的要求。因而，学生课业负担难以做个“统一量”的规定。然而，当下学校教学实践往往假设同一个年级的学生，他们具有相同的能力接受量与质都相同的课业量。他们常常被要求做题量、难度都相同的练习。这与区别对待每个学生、因材施教等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其次，“减负”必须明确负担的载体是什么。用书本的数量导致的书包重量来衡量学生的负担有点片面。作为一种减负措施，“书包限重令”在减负方面能起到的作用可能会比较有限。
陈科妮：在北京，目前小学生的书包重量与青羊区教育局一号令要求差不多。学生确实也是按照第二天课表来选择书本文具的。减轻书包重量自然是好事。但事实上来看，书包重量与减负关系不大。而且目前北京小学生的负担和小学教师的负担还有加重的趋势，政府提出“减负”本意是好的，到了实际执行过程中，就容易走调变样，所以如何保证决策的实施是最重要的。
有效减负的基础：切实提高教育质量
主持人：若想真正减轻学生负担，您认为关键在哪里？
林天伦：要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关键在于在以校长为首的教育工作者的带动下全社会能够转变教育观、人才观。学生在各类活动中要夺名次、拿分数是必然的，关键是如何夺名次、拿分数？是通过大容量、地毯式的训练还是通过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思考、有所创造而获得？当然是后者。学校应该既教给学生丰富的知识，更应该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这对学校和教师来讲是个挑战。老师应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教学方法的改进、潜心研究教材、研究学生的接受能力上，把自身的教法与教材、学生结合起来，讲授中做到“易中见难，难中见易”，从而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增强学生的学习效能感。
王楚松：教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关键，确实有的老师课堂上该讲不讲，然后课后补，但这只是极个别情况。大部分老师不会这样做，最主要的还是教学质量问题。怎样在课堂有限时间内落实教学目标是很重要的，因为课堂是根本。当然，不可否认，经济利益的驱动确实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教学，而且现在很多老师负担很重，升学指标的压力、教师评价机制的压力，都给老师带来了负担。还有很多学校老师的课排得很多，这也需要改善，但这些并不是老师忽视课堂教学质量的理由。要求老师上好课不是在加重老师负担，那是老师应该做的，可以说保证课堂质量是老师应该承担的责任。
张俊友：一要提高教师的水平。正如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阐明的“教育是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们的全部艺术”，因此，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教师、能够做好教师。正因为我们的一些教师的水平不够高，才导致在规定的时间内完不成规定的教学任务，学校与家长才不得不牺牲学生的课外时间。要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提升教师的准入门槛，加强教师的业务培训是提高教师水平的途径。二是建立家长学校。开办家长学校，对于传播先进的教育理念、形成正确的教育态度，对于协调社会、学校、家长的关系，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
王本中：国家已经明确阐述了素质教育的内涵，并强调其重点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恰恰是新的时代精神的需要，也是针对我们国家基础教育相对薄弱的环节展开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怎么培养目前是一个新的课题，现在大家正处于积极探索的过程中。课程改革已经进行几年了，其宗旨也是希望把青少年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通过新的课程体系来培养，目前我们讨论的重点应该是思考和反思现阶段课程改革推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比如国家课程标准如何落实等等，在课程设置上，很多学校重并未当所重，轻并未当所轻，把考试作为开课的标准，这是应该坚决制止的。第二，国家课程标准带有法规的性质，体现了国家的意志，也是很好检查的硬指标，保证学校所开课时不超过国家规定的课时、学生课时的总量，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在制定国家课程标准、课时安排、活动总量的控制上进行严格检查，严格督导。当然，教师向课堂要质量非常重要。
吴国通：要想真正减轻学生负担，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转变教育价值观，目前我国大部分中小学还没有摆脱为学生升大学服务的短期目标，没有建立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基础的价值观，没有脱离考什么就练习什么的模式，没有关注学生主动发展。多年以来我们的教育主要注重智力开发，事实上这是有问题的。学校里就高不就低，用优秀学生比一般学生，学生学得很辛苦。强调“快”似乎是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但经济和教育毕竟本质规律有所不同，以“快”作为教育的标准行不通。基础教育应该回到基础。只有回到基础，回到基础教育的本质特点，回到学生认知规律上，才能真正减轻学生负担。
陈科妮：家长、老师、学校都想减轻学生负担，但是整个考试体制在眼前，谁敢以身试之？减负的关键，从根源上说，还是在于人才观需要改变，以及整个社会的激烈竞争应该健康。但这总不能以好几代孩子的成长为代价让时间和社会的自然发展来调控，所以真正减负，确实还需要政府来干预，力度要大。就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对减轻学生负担的重视程度来说是值得赞赏的。
杨宝祥：学校要主动减负，可以给学生留那些学生感兴趣的、有意义的、能丰富知识、提高能力的作业，这些家长也是很乐意的。我们现在就要求教师精讲精练，让教师提高教学能力，把课上好才是教师的主要责任。目前来说教师的知识水平是够的，主要是专业能力、职业精神等方面，一些新教师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独生子女教师自身也有很多需要克服的问题。
主持人：调查显示，很多家长对于“书包限重令”持观望态度，认为小学和初中的孩子自制力较差，“减负”无益于孩子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甚至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让自己的孩子失去竞争优势，您怎么看？
王楚松：解决减负问题最关键的一个方面是家长问题，很多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就是为了搞好学习，以后考重点高中、考名牌大学。曾经有个校长跟我说，说他在推进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时常觉得很孤独，这种感受我非常理解。校长无论做什么，都面临着太多人的意见。尤其是家长，甚至认为进行课程改革在拿自己的孩子作小白鼠进行试验，非常抗拒。还有很多家长在得知学校课程改革后，迅速给孩子转学，害怕课程改革影响孩子的成绩。目前整个社会大环境还有待改善。
陈科妮：这又回到目前社会的激烈竞争和人才观上去了。家长们都认为僧多粥少，必须努力学习，保持竞争“优势”。可是目前我们大家认为的竞争优势真的符合国际人才大市场的要求吗？中国孩子在分数上起跑领先，外国孩子在人生竞赛中却遥遥领先。很多外企已经表示，中国有很多相当棒的doer（做事情的人），却找不到thinkers和leaders。一位外企的中国区执行董事谈到他手下员工时，头疼地说道，他们都是著名大学毕业的MBA，聪明勤奋，但是不会思考，任务稍有变动，他们就不知所措。书本知识多少与优势强弱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
王本中：家长的影响相当大，在很多学校里，甚至出现老师不补课，家长来催的情况，如果学校坚持不补课，家长自己请家庭教师。家长对孩子有很高的期望，尤其是现在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全家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全社会都非常严重，这已经不是教育能解决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张俊友：我觉得家长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考上好学校，但他自身又无法很好地判断哪些知识对于孩子升学有帮助，只能希望学校严格把关。曾经有个家长跟我说，最怕孩子累得够呛还没有效果，孩子累些可以接受，只要没白辛苦，能学到有用的知识就行。“什么对孩子的成长最有帮助”是学校和家长都应该思考的。
吴国通：学校应该多跟家长沟通，我们学校也存在这样的状况，家长认为孩子们回家不写作业不正常，事实上在小学阶段孩子能在课堂上听明白、做完作业是件好事，太多的重复性劳动没有价值，于是北京小学除了举办大型家长会外，还会让家长走进课堂，让家长明白学生认知规律的特点和学校的具体做法。
教育行政部门的有效作为：加强督导，正确评价，创造良好氛围
主持人：刚才几位老师都谈到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有效作为问题，那您认为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做什么呢？
王本中：社会关注高学历，家长希望孩子考上好学校，加上我们国家特有的独生子女现象，造成了基础教育“异变综合症”，中小学生过重的负担是这种“异变综合症”的一种表现形式。要想解决这种异变，教育行政部门、校长和教师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抵制猛力追求升学率的潮流方面有所作为。其实这么做不一定吃亏，真正以人为本，真正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学生的升学率未必会降低，学生发展的后劲还会很好。如果过度追求加班加点，猜题押题，题海战术，有可能分数高了几分，但学生的其他素养比如意志品质、为人处事的能力等都存在问题，而且这还容易助长孩子的不健康心理，有投机取巧、机会主义的后患。治理基础教育异变综合症是一个系统工程，通过构建终身学习体系、调整人事制度、重视职业教育必然会逐渐产生作用。从教育行政部门内部来讲，真正应该下工夫抓的是着重在行政上检查和督导已经颁布过的政策，比如国家课程的开设，真正表彰一批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学校，逐渐转变大的舆论导向。应该通过这件事情引发教育行政部门关于怎样推进素质教育行之有效、有所作为的思考，不要就事论事。
王楚松：从政府部门来讲，要加强引导，对做得好的和做得不好的学校要公正评价。如果对那些虽然升学率高但违背教育规律、加重学生负担、搞不规范竞争的学校还表彰的话，再怎么减负也落实不了。就教育行政部门而言，既要看学校的教育质量，更要全面评价学校工作，从这个角度讲，教育行政部门和校长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这是一种理想和现实的博弈，理想是通过课程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现实是成绩要好、达到升学的目标，有智慧的校长可以在这个情境中寻找成功之路。现在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应该扎扎实实到学校中去，与校长、老师研究怎么搞好课程改革，提高教学质量，遵守教学规范，真正解放思想。
张俊友：造成学生负担和压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涉及到教育体制内部的问题，也涉及到教育体制外部的问题。教育体制的内部问题，如过分追求升学率；教育体制的外部问题，如就业制度。因此，减轻学生压力的问题是个系统工程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实行九年一贯制是减轻小学生负担的一个办法。
杨宝祥：现在政府提倡减负，学校被动减负，这样很难实现减负的目标。教育管理部门应该认识到，学生的学习是多方面、多渠道实现的，课堂只是一个方面，应该通过组织各种有益的活动，提高学生的社会竞争力。每个校长水平不同，教育局应该给更多校长具体的指导，应该让校长理解到书包限重不仅仅是书包的问题，而是学生多渠道、多途径的能力提升。教育行政部门应该给学校更多的自主权，保驾护航，让校长能够放心去做，没有后顾之忧。同时教育行政部门还要引领评估导向。
减负的价值取向：坚持全面发展
主持人：事实上，书包重，孩子忙，孩子不见得能够学到有益的知识；而书包轻，孩子相对自由些，也不见得就学不到知识，这涉及到一种知识观和人才观的转变问题，您认为当前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学校最应该教会他们什么？
吴国通：北京小学的教育目标——基础扎实、习惯良好、发展全面、学有所长；寄宿教育宗旨——生活自理、学习自主、行为自律、健康自强。这体现了北京小学培养学生的价值取向，总体来说，就是进一步挖掘、发展人的主体性，让学生在生动、活泼、自主的氛围内发展。北京小学刚刚召开了“构建实与活的学科教学”研讨大会，“实”的标志包括三个方面：实在年段、实在课堂、实在学生主体；而“活”，第一是“活”在资源开发上，第二是“活”在方式方法上，第三是“活”在增值性评价上。总而言之，减轻学生负担不是降低质量，而是要抓教育规律、核心内容以及本质特点，促使学生全面发展。
王本中：我在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做校长的时候，曾提出“四会”，即让学生“会做人，会求知，会办事，会生活。”也就是说，书本知识只是学校教育的一方面，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才是最主要的，这也是减轻中小学生负担的价值取向。
杨宝祥：我们提倡“成人、成才、成功”，主要让学生在做人方面达到公民标准。学校最主要的是要转变观念，把学生学习知识的途径丰富化。从学校改革的角度讲，减负不等于学生在校时间缩短、书包减轻，应该根据青少年特点，安排更多的适合于青少年成长的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理念和能力。学知识不仅是通过课堂讲授，更多是潜藏在学校活动中，能力更多是通过活动培养的。一个学生真正的学习能力是综合素质的反映。
王楚松：学生当然首先要学会做人，学校要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爱好，扎扎实实为学生打好基础，一味灌知识、搞竞赛对学生是弊大于利的，同时还要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书本可以传递一部分知识，还有很多知识是在书本之外的，与书包的重量也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学校整体情境的育人功能应该得到重视。
陈科妮：用古话来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现在我们的教育过于注重学生掌握的知识量，培养孩子吸收和接受知识的能力，基础教育的“童子功”是多学、多练、多记、多考。而事实上应该重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创造性、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该是让学生多看、多问、多想、多干。
林天伦：新课程在培养学生动手能力、探究精神、思考和表述能力方面提供了条件。然而，这种条件如何才能成为促进学生发展的养料，则需要老师知识观、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等的更新。否则，新教材就有可能为教师课堂上进行简单化的讲授提供机会，这种简单化必然伴随大量的课后补充练习，这样，新教材的出发点就被扭曲，学生就难以避免课业负担过重的厄运。
张俊友：我觉得学校应当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关心。但是学习不仅仅是对书本知识的学习，也不仅仅是通过教师的教来进行学习。而我们现在许多学校没有认识到知识既包括学科课程的内容，也包括活动课程的内容；教学既可以是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也可以是学生之间的互动。有些学校甚至剥夺了学生的活动时间、游戏时间，这是不可取的。
党的十七大再次提出要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问题，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为了切实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颁布“书包限重令”等一系列政令，当然，“书包限重令”只是第一步，真正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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