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自由分子与战后中国自由主义政治运动——以蒋廷黻、胡适、顾维钧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自由主义论文,战后论文,中国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569（2008）05－0162－06
战后中国自由主义政治运动存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大进路，前者主要以民盟为运动主体，后者则主要集结在以胡适、蒋廷黻与顾维钧为核心的学者从政群体。然这为已往的研究所忽略，致使这场运动的整体演进脉络与复杂性，特别是体制内自由分子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缺乏得到应有的彰显。无疑，体制内自由分子所从事的政治重建活动是构成战后中国自由主义政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其渐次演进的方式一定程度地对国民党统治的专制与衰朽予以持久而深远的冲击，同时也预示着政治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困境。
一
近代中国自由分子大抵均为政治精英主义者，不仅视政治为少数人的责任，且亦努力于政治。然依政治参与方式言，自始即存在认知上的歧见。大抵言之，他们中相当部分人仅局限于议政的层次，而另一部分人则不然，不但刻意于议政，且主张积极卷入实际政治。既有如此的分野，也就决定了该群体尽管其建构民主政治这一终极目标是一致的，然而在政制建构的方式，所依赖之路径，特别是与当下政治权力关系问题上，他们的理解却大相径庭。
《努力周报》时期堪称为自由分子群体内部就政治参与方式在认知上产生明显歧见的开始。丁文江、胡适与罗文干等一干人以政治不清明皆因“好人”束手不问之缘故，努力鼓励“好人”出山①，结果致使他们中的部分人由议政而踏上从政之路。虽言他们寄予厚望的“好人内阁”最终以“向壁”告终，但毕竟开启了自由分子联袂参与实际政治的先河。《独立评论》时期则无疑标志着自由分子大批入局政治的开始。继1932年大批具有相当影响的专家学者忝列国难会议委员与“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后，1935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如翁文灏、蒋廷黻与吴景超等纷纷卷入实际政治。尽管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是他们入局前已有的成见，而他们也正是基于为改良政治而卷入政治心态与政府合作的，然则，如此的结果，却使得他们与以议政为职志的自由分子间由先有的议政与从政之分渐而演化为体制内外之别，而与现存政权存有某种意义的同气连枝之嫌；也使得他们在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上一定程度地脱离往昔的书生意气，而能够从旁观者与行为者的双重角度审视国情与政情，从局中人的角度对现存政权产生一定的理解与同情，并与之粘连成一定的亲缘关系（或者是个人的、党派的、利益的）。自然，当他们着眼于现实政治变革时，也就不得不对其产生某种程度的依赖。战后自由主义政治运动正是基于如此的情势展开，换言之，也就存在着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大进路。
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凸显为最大的政治主题。占据权力三角一边的国、共双方与自由分子阵营均冀求按各自的方式来实现国内政治的整合。对渴求在中国建构民主政制的自由分子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中国自由主义政治运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缘。战后风靡一时的民主化浪潮与国内政治“两趋极端”、前途未卜的特殊情势，在他们看来，正是导致多元化政治的前奏和一展抱负的良机。而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从总体原则上接近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民盟政纲，无疑又给他们以莫大的鼓舞，他们自觉地卷入政治的旋涡之中，期待着影响中国政治与时下政局的发展。与此同时，战后美国对中国自由主义者所寄予的厚望，特别是马歇尔在离华前发表的声明中曾预言：“此种问题之解决，自余视之，须使政府中及各小群之自由分子获得领导权，此种人物颇为优秀，唯无政治权力以运用其控制力量。”在内战连绵、国家面临分裂的紧要关头，无不又予他们以莫大的鼓舞，强化了他们作为另类政治力量左右中国政局的愿望。
不过，由于上述歧见，出于对国民党“党治国家”政治体制腐败衰朽以及对民主诉求压抑的不满，一度与政府当局合作的体制外自由分子开始与政府当局分道扬镳。1945年8月，民盟全国临时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② 同年12月成立的民主建国会的纲领也彰显出近似的意蕴③。很是明显，体制外自由分子的意图就是要使中国成为一自由主义国家。然而，与共产党对自由分子采取既批评又团结的策略相反，国民党却是以镇压、取缔与限制诸措施来作为回应，从而使得体制外的自由分子与政府当局是渐行渐远，倾向共产党成为不可遏止之势。
与前者不同的是，由于更多地在情感上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权捆绑在一起，体制内自由分子则似乎更倾向于在认同国民党政权的前提下，通过组建“自由主义内阁”或政党的方式，实现中国政治的重新整合。早在1947年2月，蒋廷黻就为疗治国民党的顽疾开出三剂药方：一是国民党竭力吸收开明分子，改弦更辙；二是开明分子另组社会主义政党；三是苏联式的共产革命。④ 不难判断，与此时《观察》主编储安平心态一样，作为国民党政权中之一员，“苏联式的共产革命”与他及他所代表的一批人所追求的价值理念及时下政治立场是格格不入，自然也就断难接受。至于其他途径，则正是他们迫切期望且认为势在必行的。也就在这一年，他与滞留在美的胡适都曾有组党的想念。罗敦伟也曾致函敦请胡出山领导一般人士，成立中国第二大党，以建构西方式的民主政制。⑤ 不过，这一念想的付诸行动还是在国民政府举行首届总统选举期间。
二
1948年4月，国民政府举行首届总统选举。美国迫切希望国民党借此容纳“自由知识分子”入阁，而冀求美援的蒋介石也不得不作出令各方特别是美国人满意的姿态，从而为自由分子组建“内阁”提供了契机。早在3月30日，蒋介石即授命王世杰向胡适传话，欲让胡参加总统竞选，而自己则甘居行政院院长的位置。对此，胡适是既“百分不安”又异常兴奋。不过，当蒋将该计划提交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时，反对者却是呼声一片。接着蒋介石又要求胡适出来组党。但胡适认为自己并不配如此，不过，他向蒋介石建言，最佳的办法是让国民党化分为两三个政党⑥。然蒋介石对此并未首肯。
辽沈战役后，国民党上下普遍失望。这年11月，行政院长翁文灏宣布辞职。蒋介石拟由胡适这位自由主义“王牌”来支撑危局，以换取国内民意特别是美国的支持与援助。他称，如果胡首肯，所有政务委员与各部会首长名单均任由其开列。不过，这条件并未令胡适心为所动。他对前来说项的陶希圣表示，自己也只能“做总统，但不能做行政院长”，不过，于国家危难之时，胡适终将与蒋站在一起，然却自忖“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⑦
1949年1月21日，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然蒋介石故作姿态的退让与李宗仁的登台，与大局实在无补。因为它既未对改变中外视听，亦未能挽救国民党政权不可逆转的颓势。及此，失望之极的美国决意“抛弃”蒋介石而另觅贤者⑧。如此变故，对蒋廷黻、顾维钧与新近抵美的胡适言，在国民党政府势呈强弩之末的情势下，建立一为美国人所熟悉的自由分子组成的内阁，进而通过改革足以力挽狂澜。从年初开始，蒋廷黻即与胡适、顾维钧、宋子文及部分美国官方人士频繁往还，商讨取代国民党的政治计划，以适应美国政府的中途换马与培植中国新生政治势力之需要。他们的基本构想是，以胡适为揆首，组织由美国熟知的归国留美学者组成的“开明的自由主义者内阁”，以此取美援甚至包括直接的武装干涉，挽救行将崩溃的国民党政权。6月4日，顾维钧向蒋廷黻和盘托出他所拟“新内阁”人选：行政院院长胡适、外交部长蒋廷黻或王世杰、国防部长孙立人、经济、农业或社会（福利）部长晏阳初、财政部长陈光甫。而其他不太重要的职务则分别留给各派系。⑨ 10日、16日，顾维钧与宋子文分别说项于胡适，并为新内阁拟订了施政方针与阁员条件。顾维钧称：“我提出可以组成自由主义内阁的人选，这些人既会受到中国公众的欢迎，也会受到美国公众的欢迎，同时极力主张有必要为美国政府提供一个阶梯，使之能体面地下来，并且改变它对中国的政策。”并强调认为新内阁的组建及组建后的行动应严格按照美国这个“老板定的调子演奏。”⑩ 顾维钧等的说项令胡适既怦然心动又颇显踯躅。胡适表示，时下最为要者乃组织一自由主义政党，无政党则无所作为，没一个他挑选的班子，即便他出任行政院长，“也不能成什么事。”(11) 有见于胡适前此对入阁一事多次犹豫，14日，蒋廷黻应宋子文之请再次前往说项。行前，他与宋子文的商议是，力劝胡适就任行政院副院长，在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后，再回国出任院长一职。交谈中，他向胡适转达了宋子文上述意思。他称，宋希望他（胡适）出山来领导“救国事业”，而宋本人则愿从旁协助。但胡适对此却未置可否，反认为宋在欧洲受（托马斯·科兰克）影响，是故有此幻想。(12) 因为一向善于“小心求证”的胡适，即便是在“最后一个机会”面前，他也自有考虑。他在日记中称：昨夜见子文给介石先生电“廷黻与职商量，劝其（适之）就副院长职，留美一个月，与美国政府洽谈后，回国任行政院长，但不知国内情形许可此种布置否？”显然，胡适最为担心的是未获知蒋介石态度。因而疑虑重重，难下定论。再则，与数月前之态度并无二致，胡适认为自己“生性不愿指挥别人，强令别人服从”，因而无法胜任此一重要职务。而最为要者乃在胡适看来，尽管蒋介石有他的缺点，他也应得到支持，因为只有蒋看到了“共产主义是非常不宽容和不能容忍的”，并且“与之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在国民党的领导人中也几乎只有他没有染上贪婪的习气或中国官场上其他典型的罪恶。”(13)
胡适既表示站在蒋介石一边，却又不愿担当重任，令蒋廷黻、宋子文等很失望。不过，他们同时也认识到，胡适担当此任势必首先取得蒋介石的支持，且这个行政院长必须享有决策、控制立法院和自由选择内阁成员的权力，否则，将几如镜花水月。8月后，尽快地“邀集一部分知名、廉洁、自由主义的留美学者在委员长和李宗仁将军支持下，组成一个新内阁，并在各政府机构工作中使用若干美国顾问”的时间已十分有限。然不管顾维钧、蒋廷黻等如何敦促，胡的态度并未改观，甚至认为“让著名而正直的自由主义者集团出来协助政府，使美国相信我们自救的真诚愿望是无济于事的。”胡适的一拒再拒，使得群龙无首，无所作为，以至蒋廷黻意气地称：让他“作中国的甘地吧，我们大家再去找一位中国的尼赫鲁。”(14)
三
“自由主义内阁”梦想破灭后，并未使体制内自由分子放弃最后的努力。当体制外自由分子纷纷倾向共产党之时，他们又致力于组建“中国自由党”的运动。
建立“自由党”想法由蒋廷黻率先提出，在得到胡首肯后获其他人支持的，它同组织由“开明人士”组成的“新内阁”既相关联，又有所别。蒋廷黻称：他渴望胡适领导中国具有现代头脑的人组成一个政党，“假如一个国家不能产生一个好的反对党，大概也就不会产生一个好的政府。两者对于民主政府的成功都是必要的因素。”(15) 由此可知，蒋廷黻、胡适理想中新政党，显然非国民党的附庸党，而是一与国民党彼此对等且相互抗衡的反对党。一开始，蒋廷黻拟将筹建中的政党冠之以“社会党”这个名称，以真正的“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为目标，在征寻胡适的意见后，遂冠之以“中国自由党”这一名号。
为此，1949年6月，胡对顾称，假如没有一个新党，想要通过改革以扭转乾坤断难有所作为。并告诉顾他将于9月初组织“自由党”。(16) 同月，顾向蒋廷黻表示，他愿为拟议中的“自由党”发起人。获得胡与顾的认同，蒋廷黻紧锣密鼓地进行筹建政党的准备工作。一面，他要求胡出任党魁，自己做具体的组织工作，并计划在国内外物色60人，作为党的发起人。另一面，他则全面负责党纲与党章的草拟工作。至10月初，建党准备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党章草拟工作也已经完成，凡看过党章的美国当权人士与英国人士纷纷予之以好评(17)。
就在“中国自由党”即将亮相之际，遇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是继“中美关系白皮书”公布后，美国国务院于10月初召开商讨对华新政策的圆桌会议。由《白皮书》到“圆桌会议”，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即放弃援助蒋介石政权，而另觅自由分子以取代之。二是在美国推行倒蒋扶植自由政治势力的情势下，滞留在香港与美国的自由知识分子纷纷酝酿建党，以便独树一帜。在美国，除蒋廷黻等人在活动外，尚有曾琦等“中国自由民主同盟”在伺机操作(18)；在香港，有顾孟余等在积极筹建“自由民主大同盟”。这冲淡了外界对“中国自由党”之兴趣与热情。当蒋廷黻函告顾孟余协助时，顾并未回应。上述变故，促使蒋廷黻等加速组建“中国自由党”的进程。
基于美国的无条件支持与登高振臂和者必众的设想，1949年底，蒋廷黻在纽约正式宣布组织“中国自由党”。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地说明三点：一、中国自由党并不反对中国国民党；二、中国自由党反对极权共产党；三、中国自由党的积极目的在增进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政治自由。接着又将《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公诸于世。《草案》全文分前言、宗旨及目标、党员与组织四部，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自由党”的党纲、党章及组织原则。要言之，包括以下数端：
（一）政治方面。保存中国的国家独立、发展民主政府，保障个人自由。维持与友邦和平友善之关系，并尽其所能贡献于联合国伟大目标之完成；拒绝中国成为任何外国之卫星国，或殖民地或次殖民地；政府应维护保障信仰之自由、发表思想信仰之自由，并应承认个人或团体都有权用和平方式对政府表示异议或反对；反对一党专政，力行法治；举凡国民，不论性别阶级种族或宗教的区别，均应享有同等权利且应尽同等义务等。（二）经济方面。以努力提高一般人民的经济生活为追求之目标。实行土地改革，由国家协助佃农购置土地，使之成为自耕农；一切公营或私营工业，矿业及交通业，均应将劳工的福利与安全保障列作义务；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政府得举办企业，在此规定范围之外，政府应鼓励私营事业并予以保护；资源的开发应该是为全国人民的利益，而非为少数资本家之私利；在尊重国家独立前提下，尽可能地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及科学的经验技能。（三）政府行政方面。推进各级政府的现代化，做到省市及县市，均应有各自固定的自治范围，中央政府不得侵越，以启发各方自动制造的力量；军人不得干政，现役军人不得担任文职；完善与建立永久的文官制度，以成绩标准决定官吏之升迁；现任政府文武官员不得兼营商业；制裁铲除贪污。（四）教育文化方面。努力实现普及初等义务教育；予教育文化事业自由发展的机会，反对政府干涉教育文化事业或利用学校或公办的新闻纸、无线电等作为任何一个党派宣传主义，灌注教条之工具。予教育家、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医师、作家、新闻记者各种职业以工作的自由及便利(19)。
不难发现，《纲要草案》几为美国式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翻版，集中体现了美国式的价值观与民主政治原则，而根据这一纲要组建的“中国自由党”，显然是以政治上反对党的姿态而出现的，它反映出蒋廷黻、胡适与顾维钧等既不满于国民党一党专政又反对共产党激进社会改革主张的留美自由分子，试图按美国式的价值理念，建立多元化的政治体制，用以对抗共产党与克服国民党政权无法祛除的弊端，并通过与“国民党公平竞争”进而“取国民党而代之”(20) 以完成中国政治重组的愿望与决心。同时，也标志着体制内自由分子思想认知的再度变迁，既由先前的在维护国民党党统开明政治体制向自由民主政治体制的过渡。
不过，与当时竞相登台的其他党派团体并无二致，“中国自由党”亦未能摆脱中途夭折之命运。因为它宣布成立后，既没有引起各方之响应，也未步入实际政治运作，而是很快即销声匿迹，甚至长时间内蒋廷黻本人也忌讳公开言及(21)。
四
战后体制内自由分子重建中国政治的努力，历经了从组建自由主义内阁到独立建党的演进。虽然这场喧嚣一时的政治重建运动因诸多因素掣肘而归于沉寂，不过，作为战后中国自由主义政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十分特殊的意义，在近代中国政治史特别是自由主义运动史上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就整体演进过程看，如言体制外自由分子的政治进路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与国民党政权对立的姿态，且愈挫愈奋的话，那么体制内自由分子的政治进路则似乎要委婉曲折得多，先是寻求温和形式下的体制内变革，进而才是迫于现存政权摇摇欲坠无以为继的情势，方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有限度的激进方式。
就与现实的依存关系看，这场来自体制内的运动自始即与美国及国民党政权特别是蒋介石本人存有某种特别的亲缘关系。由于他们重建政治的努力正是基于美国的支持以及蒋介石本人故作姿态的表示，因而也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将美国的这种态度视为其制约现存政权的唯一法宝，也不得不视现存政权的认同与支持为他们政治行为的依据，而一旦上述前提丧失，自然也就失去了依托的凭藉。
就最终的结局看，与体制外自由分子大多倾向共产党相反，体制内自由分子的最终归宿则是无可奈何地回归体制之内或托身于异邦。不过，对民主政治的期待依然是他们不舍的念想。即便到了1952年，作为体制内自由分子核心人物的蒋廷黻还兴奋地告诉伙伴顾维钧，美国政府首脑人物对组建新党仍有兴趣(22)。1962年4月，在纪念胡适的文字中，他还在呼吁：“那些对胡适先生没有组党感觉遗憾的朋友应该试着研究一个反对党的责任和技术。”(23) 雷震案的发生与上世纪70年代以降台湾民主化运动的出现，显然与他们的支持与影响不无干系。
战后体制内自由分子重建政治的努力，发生于抗战胜利后民主化浪潮激荡、国民党政权日趋衰朽以及中共革命行将取得胜利的特殊情势下，撇开其固执的排斥共产革命政治理念不言，这场来自体制内的政治重建运动，与体制外政治运动一样，尽管二者的政治进路各异，但根本目的却是刷新国家政治与实现民族的复兴，因而具有鲜明的进步性与爱国性。
此外，这场运动也证明了在中国政治的基础是专制的，而时代趋势与他们的思想底蕴是西方式的这一前提下，即便是他们如何小心翼翼，如何追求体制内的变迁，但自由主义道路毕竟在中国不是一条坦途，历史的、文化的特别是现实的诸多条件似乎都不允许他们的理想化为现实。循此意义上理解，与现存政权日渐殊离的体制外自由分子似乎比他们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注释：
① 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独立评论》第67号（1933年9月）。
②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
③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出版。
④ 蒋廷黻：《美国对于中国的了解与误解》，《世纪评论》第1卷第29期（1947年3月）。
⑤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28页。
⑥ 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6）》。
⑦ 陶希圣：《关于敦请胡适之先生任行政院长及其他》，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
⑧⑨⑩(11)(14)(16)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7）》，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7、126、137、145、207－212、481页。
(12) 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7（1938－1949）》，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74－775页。
(13) ［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5－336页。
(15)(23) 蒋廷黻：《蒋廷黻选集（6）》，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2页。
(17)(18)(20) 王元学：《蒋廷黻组党的梦想》，台北：《传记文学》，第29卷第5期。
(19) 以上所列系经由笔者整理而得。详见《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自由中国》第2卷第1－2期。
(21) 朱传誉：《蒋廷黻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22)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8）》，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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