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粤人要求收回澳门的历史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人要论文,近代论文,历史回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在清末中葡勘界事件时，粤人奔走呼号，主张乘勘界之机收复澳门
1553年，葡萄牙人进据澳门。但此后的明清政府还掌握着对澳门的管辖权。1849年因为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澳门总督阿玛勒将清朝官员赶出澳门。1887年12月1日， 清政府被迫与葡萄牙签订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条约承认了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及属澳之地”，从此，葡萄牙对澳门实行殖民管治有了法律依据。但在条约中，“中国虽承认其永居于澳门及其附属地，并承认其有管理之权。惟关于澳门境界，未曾划明”。（注：周景濂编者：《中葡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9—90页。）所以，便发生了后来的界务之争。
1909年2月，中葡双方决定派员（中方代表为高而谦， 葡方代表为马沙铎）在香港开展澳门界址谈判。广东各界人士十分关注。广州的商人团体“粤商自治会”发电摄政王载沣和外务部，要求政府必须采取强硬态度与葡国谈判，“稍一徇情，全粤受害，势必誓死力争。”2 月17日，广州爱国人士集会，要求政府迅速派人勘定澳门围墙界址。3月8日，香山县（今中山市）士绅杨瑞初、陈赓虞等在北山集会，成立“香山县勘界维持会”，宗旨是搜集界务证据，“以为政界之助”，以维护领土完整。会议选举前清举人杨应麟为会长。该会成立后，即致电北京，电文中说：“中葡划界，葡欲无厌，稍任混越，全粤堪虞，请电粤督、外务部，坚持陆界，旧址尺寸勿让；水界非葡所有，尤宜保守。张相督粤，力筹挽救，观局危迫，仍乞鼎力保全。”。（注：《申报》，1909 年3月21日。）1909年3月，粤商自治会派人前往澳门，“切实调查， 认真办理，不得稍有放弃”。该会又散发传单，指出：“葡人租我澳地，旧址具在，原无界之可分，此事关系主权，所有证据，本会已调查明确，以备随时指证”（注：《申报》，1909年3月16日、23日。）
在香山县勘界维持会的推动下，3月间， 广州成立了“广东勘界维持总会”，推举政学清为会长，杨应麟、陈德驹为副会长，下设办事处，负责具体组织工作。在香港，以商界杨瑞阶为代表，也成立旅港勘界维持分会。6月底，广东勘界维持总会召开会议，“预筹对待之策”； 粤商自治会也开会议事，认为“勘界在即，此事关系密切。凡我国民人人有责，均应通筹办法，合力坚持”。（注：《申报》，1909年7月4日。）全国各地也纷纷响应。北京、上海、梧州、厦门、长沙等地的人民群众也纷纷表示支持。远在国外的华侨也热烈来电，表示支持澳门划界的斗争。旧金山、檀香山、吕宋、曼谷等地华侨和国内各地人民团体，在3个月内，为维持会发来函电123件，并筹集了一笔经费。中国人民的斗争，使澳葡坐立不安，竟照会中国，要求查禁勘界维持会。中国政府答复他们：“设立勘界维持会系为研究澳门历史，搜查勘界之证据。不涉他事，宗旨正大，万无解散之理。”但同时，当局也要求勘界维持会“倘有鼓惑攻击举动，则为法所必禁。现当两国各派大员和商界务之时，凡我绅商士庶，自应共明此意，静候勘办，勿滋疑虑。”（注：《申报》，1909年5月10日。）
勘界维持会鉴于澳葡炫耀武力，咄咄逼人的讹诈态度，要求政府从速增派陆军和水师把守澳门附近关口，并从经济上封锁澳门，“制其死命”。勘界维持会也深知，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腐败的清政府身上，而必须发动群众，有所准备。8月15日， 香山勘界维持会举行特别会议。在会上，唐星枢献议：“为自卫计，莫如赶置军火，举办联乡团防较为有济”，以应付澳葡可能采取的突然袭击。此议得到与会者的赞成。随后决定由该会刊印劝办联乡团防传单，分送各乡，推举杨学坡、杨佩三草拟联乡团防章程，由李声桃、蔡朝枢分赴各乡联络。（注：《申报》，1909年8月27日。）8月25日，通过《联办98乡民团章程》，正式宣布成立群众自己的组织——民团，拿起武器，随时准备打击敢于入侵的澳葡。11月21日，香山勘界维持会在惠爱医院集会，议定团防办法，决议由各乡赶速举办团防，以附城为总机关，“以资联络”。（注：《申报》，1909年11月30日。）
在中葡谈判澳门界务问题时，广东民众表示誓死力争。8月， 旅闽粤商、旅律粤人都分别致电广东当局和澳门划界大使高而谦，恳请“认定澳门旧界，除三巴、水坑二门外，尺寸不能轻让”，要求高而谦“按约坚持”，表示“吾民愿舍身家性命以为后劲”。 （注：《申报》， 1909年8月6日、9日。）10月，香山勘界维持会致电清政府， 指出：“澳界议案葡索五款，香山南境水陆尽失，旧占不还，复增新旧，居民愤恨，誓将力争，乞电粤督高使竣拒勿让。”香山恭都等乡民也致电清政府：“澳界方案葡索五款，狡混侵越，恭都水陆悉为囊括，民已异常惊怖”，要求“力为保全”。新会、新宁、恩平、开平四邑绅商也致电北京军机处、外务部，指出“中葡界务，全国视线听集，四邑密迩澳门，人心尤为注意”要求当道“务恳认定主权，……力争寸土尺地，不能轻让。人心团涣，悉系于此。”10月17日，广东勘界维持总会假西关文澜书院召开大会，绅商学界到会者约千人，一致通过致外务部及各同乡京官，电文指出：“此事关系全粤门户，万难割弃。现在全粤人心奋激异常，若不迅速办结，恐生意外。”（注：《申报》，1909年10月25日。）11月28日，该会再次在文澜书院集会，请求当局“将光绪十三年之约作废”。（注：《申报》，1989年12月4日。）也就是说， 这不仅仅是划界的问题了，而是提出了要收回澳门主权。
鉴于人民坚决反对妥协和要求维持澳门主权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高而谦“以粤省民气之盛，万难迁就”，眼见“澳门全岛、青洲、凼仔、路环久被占据，在其掌握之中，恐无索回之望”，遂有意将划界事延宕，以免引起民愤，在11月13日的香港谈判时，没有在澳门勘界问题上屈膝让步。总理衙门除将马沙铎的无理要求驳拒外，还提出将谈判地点移至广州，以摆脱英葡的勾结控制。马沙铎见计不得逞，遂于11 月14日不辞而别，拂袖而去，划界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1910年10月5日，葡萄牙发生了民主革命，创建共和。 广东民众看到葡萄牙建立共和国制度，有利于解决澳门问题的形势。于是，勘界维持总会即举行特别会议，决定向清政府请愿，要求废除《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恢复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并发动义捐，筹集经费，加强民团武装力量，准备“赌一战以收回澳门”。但此举后来未能如愿。（注：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卷十八，广州出版社，1996年，第345页。）
二、1922“五·二九”惨案后，广东民众要求政府“速行收回澳门”
1922年5月，澳门发生了葡萄牙驻军打死打伤大批中国工人、 市民的“五·二九”惨案。（注：1922年5月28日， 几位澳门葡兵在新马路当街调戏华妇，引起当地华人愤慨，与葡警发生了冲突。葡警事后逮捕了理发工人周苏等人，引起市民更大不满。是日晚，澳门市民近万人包围了警署，要求释放周苏等人，并与葡警彻夜对峙。29日晨，葡警向市民开枪射击，当场打死群众170人，打伤100多人。是为震动一时的“五·二九”惨案。）
惨案发生后，广东政府与葡澳进行了严重交涉。5月30日上午， 广东省政府训令交涉署备文亲往沙面向葡领提出严重抗议，指出“查葡兵侮辱华妇，已属不合。葡警复妄将从旁劝阻华人逮捕，及将请愿华人前后两日用枪轰击，以致毙伤者百余人。以此违法逞凶，虐待侨民，既伤人道，复背公理……”（注：《申报》，1922年6月9日。）
6月1日，广东省政府派出水警二等巡舰广亨、广贞两号及三等巡舰雷亨号，驶赴澳门，协同镇慑。是日，广州当局又向葡领提出三项条件：（一）澳门撤退非洲兵；（注：在澳门的葡萄牙非洲雇佣军参予调戏中国妇女。）（二）赔偿被杀华人损失；（三）澳门今后永禁烟赌。（注：《广州百年大事记》（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5页。）
6月2日，澳门工会代表陈根生、梁工侠等专程到广州，谒见大总统孙中山和广州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请求派军舰到澳门援助澳门同胞，打击澳葡的镇压行动。孙中山和伍廷芳当即表示支持澳门人民的正义斗争。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早年在澳门从事医事活动，澳门也是他最早开展革命活动的地方。1920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才少与澳门相连，因为国民党已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但是孙中山在思想上，为中国对澳门问题的基本立场与政策，定下了一个不可动摇的方针，那就是不承认不平等条约的效力，及致力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也即不承认葡萄牙对澳门有管理权，中国必须要在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6月3日，广州中华民国政府为澳门葡兵惨杀华工事向葡领提出最后警告。（注：《广州百年大事记》（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5页。）6月5日， 葡萄牙领事电复广州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称：“澳门警察行动是内部事，中国无权干预；澳门并无任意枪杀华人事”，措辞横蛮无理。6月6日上午，广东省长伍廷芳在省署召开会议，各机关长官均到列席。会议认为，葡领的答复公文，殊无理由。我国应另筹对待，仍着广东交涉署向葡领提出第二次抗议，词意更严重。会议结束后，交涉署即备第二次抗议书，递交葡领署。限其3 日答复。（注：《申报》，1922年6月11日。）6月10日，广州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又向葡萄牙驻广州领事提出五项严正要求：（一）由澳门当局派代表会同葡领事向本政府道歉；（二）澳门当局将杀人军警严办；（三）优恤死者家属及伤者药费；（四）非洲兵限日撤离澳门；（五）禁止澳门开赌。（注：《广州百年大事记》（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7页。）
应该说，广州中华民国政府对“五·二九”惨案与葡澳进行了认真的交涉。但相对于广东民众之态度而言，政府的交涉就显得软弱无力。在5月底6月初，在省城广州几乎天天都有关于抗议澳葡暴行、要求收回澳门的大型活动：
——5月31日， 广州国民外交后援会邀集广东各界团体在东园召开紧急大会，共商澳门惨案对策。到会者人山人海。林介人主持会议。大会提交要求“政府速行收回澳门”等八项决议：“（一）请愿政府速行收回澳门，即派北洋兵舰前往澳门保护侨民；（二）由人民方面取自动的态度，与葡人断绝关系；（三）不在澳门作工、不在葡人店中服务；（四）抵制葡货；（五）知照前山下恭镇民团义勇队，积极的设备；（六）通电全国，布告葡人此次之残虐行为。请协助进行，务达收回领土之目的；（七）所有各乡镇运往澳门之蔬菜食物米粮，一律停止；（八）银坑水商，即行停止澳门供给。”（注：《申报》，1922年6月8日。）议案表决后，参加大会的各团体暨热心志士捐赠临时办事费四五百元，并由公众推举驻会办事员 30余名，办理执行决议的有关事务，并决定6月2日再次举行全体国民大会。
——6月2日下午2时， 广州各界人士在第一公园召开全体国民大会。到会者2万余人，“几无立足之地”。会上各界人士慷慨陈词， 痛斥澳葡罪行。会议还推举徐宗汉、严同生、徐玉亨等为全体国民代表，在会后前往总统府请愿。孙中山因要事与各要人开会，派秘书长谢持接见各代表。各代表离开总统府后，又赴省政府请求伍廷芳省长向葡领严重交涉。伍廷芳闻报，亲自出见，表示对于公民之请求，慨然答允。（注：《申报》，1922年6月8日。）
——6月4日，广东省议会开会，出席议员73人。议员马心动议，指出“葡兵枪杀华人案，顷同葡领之答复，指华人有抢劫行为，抑知此次葡兵向华人开枪，死伤共三四百人。昭昭在人耳目，无可狡卸。本席主张咨请省长再向葡领严重交涉。本会愿为后盾。”马心的动议，得到与会议员的一致通过。（注：《申报》，1922年6月11日。）
——6月5日，广州工会召开大会，一致决议要求政府收回澳门，并劝国人与澳葡断绝往来。
——6月6日，广东总工会暨所属各工团举行请愿大游行。游行队伍在西瓜园（今人民中路）集合后，出盘福路、德宣路（今东风西路）至总统府请愿，再出吉祥路、广大路至外交部递交请愿书，然后出广仁路至省长公署请愿。
——6月8日，广州千余市民集会声讨澳葡在澳门杀害华人的罪行。
海外华侨对澳门葡兵枪杀华人案，莫不义愤激昂。6月7日，华侨联合会、粤侨商业联合会致电广东省长，抗议澳门葡兵杀害澳门华人。海外侨胞认为“距离政府最近之华侨，尚受葡兵残杀。苟非请愿政府迅速据公法与之严重交涉，则后患无穷。我侨胞谋生海外者，更将不堪设想。”（注：《申报》，1922年6月11日。）
随着抗议运动的开展，收回澳门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强烈抗议，也使澳葡当局感到不妙。6月7日，澳葡当局派人到广州会晤广州工会负责人，称愿取消1920年驱逐前同盟会澳门分会会长谢英伯出境令。他们又找到了谢英伯，请他去澳门当调停人。不过谢英伯拒绝了澳葡当局的要求。此时，收回澳门似乎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澳葡当局几乎走到了尽头了。
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连孙中山和澳葡政府都意想不到的事：在斗争的最关键时刻，6月16日，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 竟然炮轰孙中山总统府，发动叛乱，把持了广东政府。从此，广东政府与澳门殖民当局的外交交涉便完全停顿。收回澳门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三、抗战胜利后，粤人展开收复澳门运动始末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此时，中国作为战胜国， 跻身于世界“五强”之列，不仅收回了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割占的台湾、澎湖，收回了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在中国强租的全部租界以及广州湾等租借地，而且根据远东盟军的部署，侵占香港的日军也应由中国军队受降。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各界人士强烈要求立即收回香港和澳门，由此又一次掀起了一场要求收回澳门的运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国内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下，“明确表示要结束葡萄牙对澳门的统治”。1945年9月，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电饬驻葡公使，要求通过谈判途径解决澳门问题，表明了中国政府收回澳门的意愿。9月9日，英军与中国军队在香港共同接受日军投降。此时，以粤军为首的国民党第二方面军内部出现了企图藉机收回港澳的意见。当时中国军队已开进香港新界北部，并有一鼓作气南下直捣九龙的企图。第二方面军中的一些国民党军官认为：一个师可以占领香港，一个营可以占领澳门。不过由于蒋介石在8月23 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宣布中国将经由外交谈判途径，不趁受降之机采取单独行动，以武力收回香港。第二方面军某些将领对蒋介石这一表态深表不满。但蒋介石在讲话中只是说不收回香港，并没有提到不收复澳门，而外交部更指出了要考虑收回澳门。因此，第二方面军便把矛头直指澳门。1945年10月，国民党六十四军一五九师被派赴中山县受降。
中山县县长张惠长和中山驻军一五九师师长刘绍武秉承正在广州接受日军投降的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的旨意，策动了一次反对葡澳当局占据澳门的运动，提出了收回澳门的口号。张惠长在各种集会上，都谈到了收回澳门问题。他指出：“澳门原本是中山县的地方，是中山县的一部分，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全国国土都已光复，澳门也不能再让帝国主义的葡萄牙继续占领下去。我们中国人应该收复澳门。”中山县临时参议会和县商会等对此均表示“热烈支持”。（注：《广州文史》第46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2页。）国民党当局还通过澳门支部在澳门发动了一些集会、游行，表示不满葡萄牙继续统治澳门。这些行动得到了澳门同胞的支持。澳门被外人管治400多年， 期间不乏受葡人凌辱之事。所以，澳门同胞纷纷以集会、游行、演讲的形式，反对葡萄牙的残暴统治。中山县各界人士为了声援澳门同胞，组成各种代表团、请愿团进入澳门。1945年11月，第六十四军军部少将参谋陈郁萍、一五九师师长刘绍武和一五九师四七七团团长陈庆斌等到中山县前山附近，作关于“封锁澳门”的实地侦察。
澳门当局对此十分紧张，惟恐我国以武力收回，便从东非洲调来了许多兵力，加强防御，对于澳门华人，依然任意压迫，表示他们对澳门是决不放弃的。然而色厉内荏，也无法掩饰得了他们内心的恐慌。他们对于新闻检查严厉得异乎常情。凡是有对澳门丝毫不利的消息，先要通过他们的检查，才许发售。因此，港粤报纸，常被没收。有一位西人投函香港《南华早报》说：“澳门政府为了你们登载中国要收回澳门的消息而将贵报没收，但是我们为什么又准许澳门报纸登载中国收回香港的消息呢？”。除了加强新闻检查、封锁外，澳门政府还派出大批密探到中山、广州打听消息。还闹了一个大笑话：中国洪门民治党（简称民治党）领袖赵昱为了在澳门成立民治党支部，带了一批随员到澳门视察，岂知下船后，葡探早已把他监视。当他准备在中央饭店接受当地党员盛大招待时，忽然葡警局请他去谈话。到了警局后，局长即令他即日出境。赵昱以一党领袖的要人身份，如何能忍受此等侮辱。遂拿出外交部护照来力争。但葡警毫不理会，将他押解出境。后来赵昱到广州、香港，招待记者，报告受辱经过甚详。实际上，葡萄牙人驱逐他的动机，却是据称赵昱来澳门与中国收回澳门有关。葡萄牙人的色厉内荏，这又是一个明证。
由于我国要求收回澳门的呼声日高，澳门政府手足无措，遂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实行了一系列防范措施：（一）封锁前山一带内地与澳门相交的边界，并借机将关闸向北推移10丈，在闸门之外设立岗哨把守；（二）限制内地居民进入澳门；（三）严厉取缔澳门居民反对葡萄牙统治的一切集会与宣传。
澳葡的倒行逆施，更激起广东民众的激愤。国民党广东政府针锋相对地提出，鉴于澳门有日本人匿居的情况，所以中国军队保留有入澳门搜捕日本战犯的行动自由，还要求澳葡当局立即将日本战犯引渡到内地。11月底，广东方面再次宣布要“收复澳门”，一五九师师长刘绍武秉承张发奎的意旨，下令第四七七团团长陈庆斌率领四七七团和师属炮兵连自石岐进驻前山、翠微一带，对澳门进行严密的武装封锁，切断内地对澳门的粮食供应。当时具体执行对澳门实施武装封锁的除了一五九师四七七团和师属炮兵一个连外，还有中山县的保安警察大队。陈庆斌对四七七团作了这样的配置：以3个步兵连分驻湾仔、平岚和香洲， 以两个步兵排分驻南屏和古鹤，以炮兵连和一个重机枪连驻拱北，团部主力部队分驻在翠微和前山。唐家湾一带则由中山县长张惠长事先派了一个保安警察大队扼守。四七七团开抵上述驻地后，立即扬言：“准备要收复澳门，故先行对澳门封锁，所有人口和物资一律严禁进入澳门。”随即派出检查岗哨分在水陆两路盘查，从湾仔过海到澳门的客艇，湾仔、南屏、前山、香洲一带沿海的船只（包括渔船），完全禁止开行，使中山与澳门两地的交通完全断绝。在封锁布置完成的第二天，张惠长和刘绍武一同到翠微、前山和拱北关闸附近巡视“封锁澳门”的情形。张惠长还对一些被阻在拱北想到澳门去的人说：“等收回澳门以后再去吧，现在忙什么？”实施封锁后，国民党部队接连在湾仔、前山等地进行夜间实弹演习，同时以两艘小登陆艇架上轻重机枪，驶到澳门南边海面游弋，并不时在夜间向着澳门侧面实弹射击。在拱北、前山等处，四七七团炮兵连和迫击炮连又分别实施超越澳门上空的炮火夜间射击，使澳门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枪声，造成澳门人心惶惶，市面混乱，大米、猪肉以及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猛涨，布匹等工业品的价格狂跌。不少中国居民急忙从澳门迁返内地避难，逃入澳门的汉奸闻风仓皇转逃香港、欧洲和南洋等地，致使澳门人口急剧下降。
当时，葡澳当局的海上、 陆上军事力量都相当薄弱：军警不足1000人，海上仅有2艘几百吨的小炮舰。葡澳当局自知难以与中国军队抗衡。迫不得已，只好向重新占领香港的港英当局求援，要求英人派遣军队协助防守澳门，并通过英国政府向国民党广东政府求情，他们向广东当局承诺保证驱逐所有在澳门的日本人，交广东政府处理；引渡汉奸战犯，查封其在澳门的财产；中国军民可以自由进出澳门，不受任何限制；设立广州行营驻澳联络专员和肃奸专员办理引渡案件；允许中国一切党团（主要指国民党澳门支部）在澳门公开活动；澳门华人有集会、游行的绝对自由，等等。同时，派人向中国方面道歉。它们的新任广州领事甚至在广州记者执行会上公开这样表示：“澳门交还中国极有可能，为求中国领土之完整，本人极愿对此作各种努力。”由于南京最高当局在考虑“港澳一体”及衡量大局之下，认为此时不方便马上收回澳门。广州行营根据南京政府的指示，于12月下旬撤销了对澳门边境的武装封锁。
对澳门的武装封锁虽然解除了，但广东民众要求“收复澳门”的呼声却无法平息，澳门问题成为“各方注意中心”。解除武装封锁后，刘绍武等人于1946年2月5日率武装警卫连开进澳门示威，澳门同胞近万人涌向边境热烈欢迎。刘绍武在澳门各界招待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强调了中国应迅速收回澳门的意愿，称：“中国领土必须完整，澳门应迅速收回，才可符合同胞之愿望。”（注：李汉冲：《日本投降后有关香港、澳门的一些事件》，《广东文史资料》第3辑。）1947年4 月17日，广东省参议会通过了有关收回澳门的决议。 广东省参议会及各社团还组织了一个“广东民众收回澳门活动促进会”，以便“研究具体方案，采取实际行动”。毗邻澳门的中山县，成立了中山民众收回澳门运动委员会，由魏觌明任委员会主席。6月， “广东民众收回澳门活动促进会”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有效票达1265545张，70 %的票数都赞成以武力收复澳门。可见收回澳门，已是南粤民众一致的呼声了。
抗战胜利后，广东民众收回澳门运动声势浩大，民间的呼声甚高，官方甚至出动了武装，但最终还是不能收复澳门。原因主要是：一、蒋介石出于“港澳一体”的考虑，既然不收回香港，澳门也就暂时维持现状，不再考虑收回；二、国民党政府当时把主要力量放在内战上，放在对付共产党上。它担心：如果此时收复澳门，不仅会分散其日渐弱小的力量，而且极有可能会因收复澳门而引起外交上的麻烦；三、从澳门居民方面来看，虽然曾出现过近万名居民涌到边境迎接刘绍武的盛况，“但大多数澳门华人对国府收回澳门是非常冷漠的甚至抱有怀疑的，只不过在民族大义压力下，不敢提出反调而已。”事实上，澳门华人不会真的希望国民党军立刻收复澳门。因为他们内心很清楚，比起国民党官员当时在全国各地进行的“劫收”，澳葡当局的贪污枉法，最多只不过是“小奸小恶”而已。“总之，当时收回澳门的实际情况是‘外热内冷’，外面的人士比澳门本身的民众来得热心得多”。（注：谭志强：《澳门主权问题始末》（1553—1993），台北，永业出版社，1994 年， 第233页。）蒋介石等发动的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 很快就耗尽了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统治的资本，他自己也于1949年以后败亡孤岛台湾，偏安一隅了。这样，彻底解决澳门问题，彻底洗刷400多年的民族耻辱， 这一神圣使命就历史地落在如日东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