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后现代与中国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K0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8862 （1999）01-00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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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国内理论界对现代、后现代问题相当关注。其中，对于后现代主义是否适于当下的中国，研究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发展有何意义的问题，人们在认识上存在较大差异。笔者认为，看后现代主义能否适于中国，先要明确它的基本涵义。表面上看，后现代主义是由无中心、无主导、无主流的各种思潮汇成，似乎没有基本线索和明确主题，其实从根本上说，它所反映的乃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少学者认为，战后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已不是以往历史的量的延伸，而是发生了质的突破。丹尼尔·贝尔把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种形态，阿·托夫勒把人类文明发展划分成三次浪潮，后现代问题的提出显然是与上述划分相适应的。它以现代化为标志，把社会发展划分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个阶段。在发展阶段上，所谓后现代是与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文明浪潮、信息社会、消费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相对应的。尽管不少后现代思想家否认这种对应，拒绝把自己的思想看作是当代发达社会状况的观念反映，但从它所产生的时代与社会根源来看，从它所贯穿的对现代化模式批判、否定、超越的主题来看，把它看成是适应西方社会发展新阶段而出现的新潮流，是顺理成章的。如果这种认识能成立，那么在中国讨论后现代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要不要有对于现代化的批判意识和超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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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已经说明，现代化既是一种辉煌，也是一种磨难。人类在收获现代化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必然要吞下许多苦果。经济和道德、公平和效率、竞争和淘汰、富裕和贫困这些二律背反式的矛盾和难题，任何搞现代化的国家都会被它们苦苦缠绕。对后发展国家如中国来说，应当如何看待这种矛盾呢？如果现代化只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历史过程，该出现的必然出现，该解决的后来自然解决，那么当下中国讨论后现代问题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至少在一些人看来，欧洲发达国家是在完成了现代化（或工业化）之后才来谈论后现代问题，而中国是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它的社会发展在某些方面还停留在17、18世纪的水平，没有什么资格去谈论后现代主义。但这种观点显然在理论上还未能正确理解人类历史活动中规律性和目的性、决定性和选择性的关系，在实践上，也未能深入研究近现代以来中国发展的特点。
人类活动的目标，是要“塑造更为合理的人类存在”（马克思语）。这种塑造需要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客观条件，二是主体意识。客观条件是指历史发展中所出现或提供的“最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机会和可能。历史规律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和大体趋势。在这个域界内，发展的可能性不只一个，而是多个。从价值角度看，不同的可能性对人类的利弊大小是不同的，能不能抓住其中最有利于人的可能性并使之成为现实，这取决于人的认识、选择和实践成败。尽管人类的活动都是力图趋利避害，但能不能抓住历史所提供的最有利的机会和可能，却是和主体意识的状态密切相关。它需要人们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抓住历史所提供的一切有利机遇，作出“最有利”的主观选择，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之凝结在“最有利的发展方向”上，并使其实现。
19世纪70—80年代，马克思正是基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分析，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指出俄国已出现了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并说：“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么它将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129页。）如果说马克思说这个话的时候， 人类作出“最有利”选择的条件虽已出现但尚不成熟，那么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条件就已经充分成熟了。主要表现在：第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已经完成。在现代生产力、科学技术、市场经济的巨大作用和影响下，没有哪一个国家还能保持孤立封闭的发展状态，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它都必定要被吸收到现代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潮之中。在这种条件下，落后国家既可以充分学习利用发达国家的成果，又可以深切了解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及其教训，努力寻找一条更为合理的发展道路。这是历史向“后发”国家所提供的最好的机会。第二，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强化。20世纪是高扬人类主体性的时代。主体性、价值性、选择性这些反映人的主动性、能动性的特性，在20世纪的哲学理念和社会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认识规律性的基础上追求合理性，在两种以至多种前途和命运的矛盾斗争中作出最有利的选择，是觉醒了的人民群众所从事的历史活动的主要特点。在这样的新观念面前，传统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已不再是唯一的、更不是理想的选择。“后发”国家一方面注意研究吸收西方现代化的先进经验和合理成果，另一方面必然也注意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化矛盾的批判和反思，在这两者结合的基础上来建构自己的现代化观念。这就势必形成现代与后现代在同一时空中的交融，而不能把它们截然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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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20世纪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他们的思想和实践，都充分体现了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发展特点。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本世纪初即已敏锐地洞察到世界潮流的巨大变化，他庄严宣告：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作为一个视野开阔、顺应潮流的革命家，既看到了中国现代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又看到了西方现代化的矛盾和弊病，这使他的思想超越了传统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这个思路的实质是：如何使现代化的成果为大多数人所享有，而非西方那样被少数人所独占。虽然他最终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却为中国如何选择现代化道路作了可贵探索。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20世纪历史变化的理解更进了一步。他从对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变化的科学分析出发，认为旧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已经结束，新的历史时代已经开始。这种变化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就是现代化的社会基础和领导力量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即从旧民主主义转到新民主主义，从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只有实行这种转变，才能真正从社会体制和发展模式上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两难矛盾，使现代化沿着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方向发展。尽管中国现代化还处在初始阶段，但四大家族式的原始积累，包身工式的劳动方式，在中国土地上已经是过时和反动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起飞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但1956年以后一个较长时间里，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中国脱离了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潮流，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似乎不用充分学习吸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切积极成果，只凭社会制度和主观热情就可以建成超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结果反而延误了现代化的进程。
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总设计师。他是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来看待中国现代化的。“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邓小平理论充分考虑到各类不同国家现代化的得失，特别是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这就必然把既学习资本主义又超越资本主义，既适应世界潮流又保持中国特色，既坚持一般规律又发挥社会主义优势集于一体，形成科学合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从而解决了百多年来一直苦恼着中国人的两难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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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中国虽然还没有象西方国家那样，以明确的理论形式提出现代与后现代的问题，但作为20世纪的历史主题和发展矛盾，却一直贯穿于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之中。认识中国发展的这个特点，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把握现代与后现代的矛盾，使我们对如何看待和吸收当代世界先进思潮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当今思潮不能说只有现代思潮对我们有用，后现代思潮对我们无用。中国虽然经济落后，但由于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特殊的大国地位，从19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它就一直处于世界文明发展的旋涡之中。世界上的各种潮流、各种趋向、各种矛盾都在影响中国，使得中国人能够超出传统进化论那种孤立、封闭、缓慢的自然进化过程，迅速提升自己的认识和观念的时代水准，及时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例如，本世纪初，西方社会同时存在着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又同时影响着中国：一种是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对资本主义肯定性的思潮，它旨在宣扬资本主义的理想化王国；另一种是19世纪以来产生的对资本主义反叛性的思潮，它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弊病。按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看，中国人似乎只应接受资本主义而不应批判资本主义，但实际上中国人是把这两种思潮同时接受过来了，而且经过理论的争论和实践的检验，后一种思潮反而占了上风。这反映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即对现代西方思潮的开放性、浓缩性和选择性。艾思奇说过，欧洲几百年前的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在中国仅短缩而为五六年的“五四”文化运动。（《艾思奇文集》，第1卷，56页。）而进入80年代以来， 中国思想界同样以浓缩的方式，把19世纪下半期至今的现代西方思潮重新演示了一遍。这种特点，开阔了中国人的认识视野，了解了世界发展的轨迹和最新趋势，使其能从一个新的视角、思路和方式去思考和解决中国现代化的问题。
把握现代与后现代的矛盾，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内容和特点。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就作出并一直坚持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就是说，中国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工业化、现代化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主要是解决这个任务。脱离现代化这个主题去抽象议论后现代问题，或者过分忧虑现代化的负面后果从而推迟、延缓现代化进程，这是与“初级阶段”的基本要求相背离的。然而，又不能从消极、落后的角度去理解“初级阶段”，更不能把“初级阶段”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必须看到，中国发展的特殊性，固然是与人口多、底子薄等落后一面相联系，但另一方面，它也同时表现为先进性。中国发展的许多特点和问题，也正是在接受、追踪、趋向世界发展先进潮流中产生的。适应世界发展最新潮流，始终是中国发展的主流，当今时代发展的中心问题，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中心问题。虽然中国现代化所遇到的问题，有许多是西方现代化早期、中期的问题，但由于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变化，现在中国再来解决这些问题，必然具有新的历史起点，符合当今时代的要求，而不能停留在17、18世纪的历史水平上。例如，对于公平失衡、道德危机、环境污染等等，西方社会在早期和中期或是无视这些问题，或是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方式解决问题，只是进入后现代才有了正确的思路和解决方法；而中国一碰到这些问题就努力寻求克服历史片面性的合理的解决方式。同时，还必须看到，我们所说的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联系的。它要求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现代化的过程更具有先进性和合理性。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对现代与后现代的相互关系及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