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新出，是资源浪费还是经典回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旧书论文,新出论文,资源浪费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旧书新出，是国内外出版业选题策划的一种普遍做法。这种做法不仅受到业界认可，亦有编辑出版学的教师提倡学生应该“精通名著经典的编辑出版传播史，并成为旧书新做的专家”。近年来，由于各种因素的推动，旧书新出变得越来越热。2012年全国共出版图书37万种，其中有大量翻捡旧书的选题，同名图书出现了不同出版社的诸多版本。
2012年11月30日，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与专家学者的座谈会上，向与会学者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后简称《旧制度》)一书。该书1856年在法国出版，1992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并于2012年8月再版。150多年前的一部老书，因为国内高层领导的推荐，一时引起出版业选题的“革命”风潮。随后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先后有20多家出版社出版了同名图书，有英文版、中英文捆绑版、“最完整汉译本+最精美插图本”版、导读版、全译本、政务版、法语全译·彩色插图版、权威全译本、彩色插图版、干部读本版等。参与其中的出版社，既有中央出版社，也有地方综合出版社、专业出版社、大学出版社等。《旧制度》一书初次译介到国内时，只印了2000本，此后商务印书馆陆续加印十多次，应该说是一本经典的长销书。目前市面上一涌而出的20多种版本，版权页上均未注明首印数，虽然无法统计各种版本的《旧制度》的实际库存，但从宣传势头上看，各个出版社铆足劲儿想把它做成畅销书，想必首印量并不低。这样一本学术性很强的书，不知道过了领导带头学习的风潮，各类版本的《旧制度》有多少能进入读者的书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码洋?
一、旧书新出的具体表现
所谓旧书，这里是指已经在国内外正式出版过的图书。旧书新出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作品经作者修订由原出版社再版；第二种是作者与原出版社的版权合作到期，将作品改交其他出版社出版；第三种是出版社针对一些进入公版领域的中外经典图书进行重新包装推陈出新。这三种情况在出版业都很常见，前两种主要由作者主导，是出版业务正常更新的表现。后一种则是由出版社主导的一种选题策划策略，也是造成当前重复出版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的旧书新出体现在形式附加与内容附加两个维度。形式附加多是从版式、用纸、印刷等印装设计方面进行“硬件升级”，内容附加则表现在旧题新编、旧作新译上。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公民著作权的保护期为其终生及死后50年。版权到期后，作品进入公版领域，出版社若要重新出版，无须支付版税，国内外的公版书都是如此。旧书新出导致国内图书市场出现大量书名相同或类似而出版社不同的图书。笔者通过国家图书馆保存本书库目录检索系统粗略地统计了几部大家比较熟悉的经典图书，发现历年来同名而不同版本的《小王子》近257种、《安徒生童话》555种、《论语》532种、《红楼梦》452种。这些经典图书犹如一座挖不尽的宝山，几乎每年都有不同的出版社重新包装出版，甚至同一家出版社每隔几年就将之前出过的版本升级再次推出。
二、旧书新出的原因
第一，出版业旧书新出热度之所以不减，因其投入低、风险小，有利可图。如前所述，这些新出的“旧书”多是公版书，无须支付版税，出版社的进入门槛较低。如各家出版社对《四书五经》的争相出版，从横排版到竖排版，从全译本到精华本，从函套线装本到盒装光盘版，从启蒙读物到高端礼品书，定价从几元到几百元，可谓把老祖宗的文化遗产用到极致。另外，新出的旧书一般都是经典图书，经过时间和市场的检验，读者需求稳定，具有长销性，出版风险较小，回报高。如果旧书重新包装升级得当，满足市场差异化需求，还能为出版社赢来声誉。如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面向不同读者群进行多样化开发，内容权威，形式多样，装帧雅致，出现了繁体竖排本、简体横排版、点校本、缩印本等诸多版本，已经在市场上形成较好的口碑。
第二，出版社的旧书新出与相关社会热点的影响有关，如明星效应、影视联动、作者获奖或诞辰纪念等。一些明星作者，随着社会影响力的逐渐扩大，出版社顺势将以前的旧作翻出重印，希望能借作者的名气实现图书的畅销。如2008年韩寒父亲韩仁均将8年前出版的旧作《儿子韩寒》增加部分内容重新推出，就是因为韩寒的知名度和关注度比8年前更胜一筹，作者和出版方都看好这本新出旧书的市场前景。2012年10月11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中国作家莫言获奖，自此带动了国内图书零售市场的“莫言热”，多家出版社在短时间内以各种形式再版莫言作品集。一些电视剧、电影的热播也是旧书再版的很好时机，如海岩的小说最近几年又推出同名的电视改编本，陈忠实的《白鹿原》借势电影的人气再版热销。
第三，旧书新出反映了当前我国出版产业的快速扩张和选题竞争力不足的矛盾。以往我国实行出版物书号审批制度，不同级别的出版社书号配给有限，各个出版社在选题时比较谨慎。近年国家对书号管理逐步放宽，加上一些出版社对责任编辑的考核仍然是造货码洋，为了实现品种和码洋的快速增长，一些编辑无法沉下心来开发原创选题，而是将目光投向市场上的旧书，以获得短平快的效益[1]。如《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表面繁荣即反映出部分出版人在选题策划上的投机性。一方面，是对旧书的重新开发利用；另一方面，不少新出版的图书卖掉以后，即便还有读者需求，但出版社因拿捏不准后续的销售，就只好绝版了事。曾有人做过调查，一本书从出版到绝版仅仅需要3个月的时间。这种因为害怕承担库存风险而导致好书绝版，对作者和读者都是一种伤害。
第四，旧书新出与当前社会各界倡导的经典阅读活动有关。目前教育部、党政机关、企业、图书馆都在积极倡导经典阅读，专家学者重新开始向读者推荐传统经典。读旧书、“旧书新读”在全民阅读运动的推动下已经成为一种风潮。此外，由于出版行业每年新出品种太多，质量良莠不齐，普通读者了解新书的渠道有限，为了不被各种真伪难辨的广告宣传所误导，读者在选择阅读品种时，经典旧书是相对保险的选择。
三、旧书新出的影响
旧书新出有利有弊。从弊端看，首先，导致恶性竞争，扰乱图书市场秩序。同一图书出现多种版本，势必导致价格战。如前所述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定价从十几元到四五十元不等，有些网络书店的折扣最低已经到一折，严重扰乱了图书市场的价格体系，造成读者对现行书价的不信任。
其次，不少新出的旧书纯粹是跟风炮制之作，内容和形式无新意，甚至弄虚作假。如少数出版社为了赚钱，用更换书名、改换责任编辑等手段将旧书新出，甚至有出版社将同一国外作品采用不同的译名出版，迷惑了读者最终也失掉了信誉，造成出版资源的严重浪费。对于进入公版领域的外国经典，因为涉及翻译问题，如果翻译权还在保护期内，跟风者则需要重新找译者。有的出版社为了节约时间和经费，找的译者水平较差，译者本身对原书内容都没有完全理解，因此出现了同一书名的外国名著翻译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如《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约有20万字，为了抢占市场先机，多家出版社只花一两个月的时间就推出所谓的新译本。这些出版社并没有严格挑选译者，导致翻译质量低下，语法不通，甚至出现大量错字，读者购买后大为失望。还有一些再版图书走的是高价礼品书路线，常常是成套系出版，内容不变，定价却翻番，旧书新出实际上是变相涨价。
最后，旧书新出也对出版产业下游产生诸多不利影响。对书店来说，同名同类的书太多，而卖场空间有限，为了实现卖场单位面积的产出，书店需要及时对卖不动的版本进行清退，有些不出名的版本甚至没有上架陈列的机会。对图书馆来说，为了避免经费和馆藏空间的浪费，采编人员往往需要对同一书名的图书进行查重，还要甄别权威本和低水平重复本，徒然增加工作量。
从正面意义来看，旧书新出使一些经典图书的生命周期延长、影响力扩大，同时使得一些仍然有出版价值和市场需求的“绝版书”重新进入读者视野，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和再创造。“旧的东西总是通过被赋予新的关注形式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各种版本的《论语》新解已经说明了这点，如于丹对《论语》的解读。当人们对传统的文本经典已经陌生的时候，于丹让大家对《论语》重新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帮助普通民众拉近了与民族传统文化的距离。出版社对一些内容较好但市场表现平平的旧书进行版本升级，改进装帧设计，并加强宣传推广，盘活了现有出版资源的同时也获得了相应的市场回报。另外，一些国内外经典由于时间的推移和语言的演变，原有的译本和注解可能不太适应读者的阅读需求，出版社如果适时推出今译本，则使得这些经典能与时俱进，更好地为大众所接受。
旧书新出不仅促进了经典阅读的回归，也催生了新时期的版本学，即各种基于阅读指导的推荐书目、导读书目、影响书目的出现。如今的读者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如古人一样去考据版本优劣，但因为充斥市场的重复版本太多，读者的时间有限，因此读书时必须选对版本，否则会造成时间和金钱的浪费。如果不幸读到一本印制粗糙、错字连篇、语法不通的版本，则会加剧读者对于出版业、对于书本的不信任感，甚至会浇灭一颗读书种子的阅读热情。
四、旧书新出的前途
目前，不少出版社的旧书新出仅限于低水平的重复出版，从内容到形式并没有超越之前的版本，因此是一种无效的选题开发，遭到业内外的诟病。但是，旧书新出并非没有前途，当前仍有不少旧书精品沉在历史之中，如果能有效地开发出来，应该是具有相当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如有出版社抓住中小学“课程改革”的契机，将民国老课本重新出版，获得了读者的青睐。如今越来越多的出版社意识到再版老书的市场价值，但是“在出版界资源抢夺激烈的今天，出新书难，但盘点旧书也不易。需要清醒意识到的是，旧书新出，并非一桩简单沿袭旧路、轻而易举之事，它同样考量着当代出版人的智慧”[2]。
第一，选择什么样的旧书重新推出，要进行充分的调研。影响图书发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出版者和读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旧书再版而言，要清楚认识到目标读者群的需求，根据需求进行定制化的开发。出版社应加强对下游经销渠道的信息搜集工作，寻找市场盲点。目前网络书店、实体书店都已经实现了信息化，图书报订、销售、添货都有各自的进销存管理系统。即使不再加印的旧书，只要书店系统里还有书目信息，也能通过后台调出市场需求数据。如亚马逊、当当网的读者“心愿单”频道，各类实体书店ERP的报订添货系统等。另外，编辑应多关注一些旧书网站和读书论坛，如孔夫子网、豆瓣网等，从中发现值得“复活”的旧书品种。
第二，从选择旧书新出的标准来看，只要有文化含量、今天人们读起来仍然有新意的图书就可以重印。因为图书在不断再版重印，读者群亦是不断更新。1987年岳麓书社曾遴选民国时期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化的数本图书编了一套《凤凰丛书》，不收新书，只收旧作，所以取名凤凰，取凤凰再生之意。该社总编辑钟叔河在给读者的推荐词中写道：“本来书一绝版，它的生命亦即结束，但如果它有史的价值和文的趣味，那么总会有人喜欢它，希望它能再生的。”[3]的确，民国时期的很多书，经过时间的考验，今天仍在闪光。对民国资源的再次开发和有效挖掘，既实现了对文献的保存和学术的传承，又能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
第三，在对旧书进行重新开发的时候，对新版图书要有明确的定位。如果重在经典的阅读价值，则不妨注入顺应时代阅读特点的新元素进行“版本升级”。如重庆出版集团出版的口袋书《读点经典》，内容荟萃了传统经典的精华，形式上采用便于携带的口袋本，使得阅读变成一种随身行为，与看手机短信一样容易，成为人们重新亲近经典的一个接入口。如果重在珍本的收藏价值，最好坚持细致慎重、“整旧如旧”、悉依原貌的原则[2]。如一些珍藏本的再版古籍，往往在字体、版式、纸张、装帧各方面力图还原古书的风貌，仿旧如旧，为藏书群体所喜爱。旧书新出一般都对原著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改编，目的是为了使经典通俗化，更容易为读者接受。但是，对于传统经典的再版不应是对原著的颠覆，更不能是“恶搞”。一是要尊重原著的价值导向和文化内涵；二是要尊重原著叙事结构与故事框架；三是要尊重原著基本的人物形象与命运走向[4]。另外，如果某种图书的版本已经有上千种，如《红楼梦》《小王子》等畅销经典，各种版本的新旧著作导致市场已经饱和，出版社想要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创新，难度会更大。与其在这类“红海”厮杀，还不如下点功夫研究其他的原创选题。
总之，旧书新出犹如在一片前人开垦过的土地上寻找新的机会，绝不能因循守旧地重复抄袭，需要出版人发挥职业敏感度和洞察力。出版者应加强市场调研，分析原有版本的价值和不足，采取差异化战略开发新版本，并努力在内容、形式、营销方面寻求最大化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