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与谋略——访新大陆集团董事长胡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大陆论文,谋略论文,董事长论文,诚信论文,集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欺诈的成本
问：近来，有关诚信的话题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界的广泛关注。从表象上看，这一话题是由于上市公司造假被频频曝光引出的。但在中国市场经济正在向更高阶段转型这一大背景下，其意义就不一样了，你怎么看？企业的基本目的是追求利润，而现实的情况常常是，有时候你不得不在诚信与失信甚至是欺诈中作出选择。因为在我们身边，有关因失信或欺诈而获取暴利的例子不胜枚举，以致有一种极端的说法是“无商不奸”，你认为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吗？
胡钢：在商业活动中，我们不能把诚信和欺诈作为非此即彼的手段。
你所说的因失信或欺诈而获利的例子的确很多，对这一问题我觉得应该历史地看。今天我们认为是不诚信的，也许当时人们并不这么认为。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阶段是充满血腥和欺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把这一问题揭示得很清楚。但从历史上看，这种血腥、欺诈客观上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我们可以从道义上谴责这种行为，但不能否认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就华人世界来说，由于华人独特的生存环境，在企业创业阶段可能会运用各种变通手段，国内早期的创业者也面临过类似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企业当时的情况怎样，现在能够做大的，诚信肯定是成功的一条重要原因。你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去抽象地谈诚信。欺诈可以欺骗一部分人，但不可能欺骗所有的人，失信可以蒙混一时，但不可能蒙混一世。
记得几年前，我们的政府主管部门曾召集福建省内一些重点企业开会，要我们提出若干年后的企业发展规模比如产值、利税等，政府将根据企业的规模和发展潜力对一些企业进行重点扶持。很显然，谁报的高谁就有可能获得政府的支持。当时就有不少企业夸海口，报出了天文数字，这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在这些相关领域中，我们的实力是最强的，但无论如何我们也不可能做到他们所报的产值。当时我们内部对这一问题的争议很大，也有人建议我们也虚报一些，先把优惠政策拿到手再说。为此，集团管理层还专门开了个会，最后决定还是如实上报，结果就落选了。当时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如果我们虚报了产值，结果无非两个：一是最终无法兑现，企业也就丧失了信誉，今后要想再取信于政府就难了；二是打乱我们的规划，盲目发展，这样最终只会走向绝路。后来的情况证实了我们的判断，一些争取到支持的企业，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盲目介入了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上了很多自己不擅长的项目，结果给企业造成了很大危害。相反，这几年来，我们按照自己的规划稳步发展，实力越来越强，最终也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了政府重点扶持的对象。我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一点：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坚守诚信会吃亏，其实却利在长远，而欺诈、失信可能让你在眼前赚点蝇头小利，但却失去了未来，因为你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诚信。
问：我相信，一个有效的、健康的市场体系本身就有纠偏机制，如果你冒险欺诈，你受到惩罚的机会可能要远远大于获利的可能。但对于一个像我国这样市场经济还处在初级阶段的国家来说，外在的约束可能远远没有达到能够奖诚罚诈的合理程度，铤而走险的大有人在，道理很简单：失信甚至欺诈的成本总是远远低于收益。当然，做大以后，很多企业改弦更张，开始讲诚信了。我想知道新大陆在创业初期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
胡钢：你说的情况确实存在，这是一个很无奈的事实。但我想说的是，每个企业创业的动机和早期的情况都是有很大不同的。中国的创业热潮如果从时间上区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按类别区分，大概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创业主体基本上是以体制外的人为主；第二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主要是体制内的人走出原有体制进入市场经济中，这也是我们通常说的下海；第三个阶段是从本世纪开始，主要是有高科技或者海外风险资本背景的科技人员的创业。第一代创业者基本已经定型了，少数企业做大了，大多数处于经济链的底层，有一些已经退出；第二代正处于分化之中，真正支撑中国经济的大企业将更多地出自他们手中。第三类还处于萌芽期，但他们的未来不可限量。
很难说这三类创业者谁更讲诚信。第一类主要是为生存而努力的，第二类情况比较复杂，普遍地说，除了经济目的多少还有点政治情结，第三类比较纯粹，更多地是走技术和市场的路子。
从我个人来说，从１９８８年下海到现在已有１４个年头了，早期创办实达的动机主要是因为不满于当时的科研体制，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探索出一条让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途径，并以此证明知识分子的价值。了解当时中国现实的人应该都很能理解我的想法。这个目标可以说完全实现了。到了创办新大陆时，我的动机更多地是想探索一条在中国这样一个技术、经济还不很发达的背景下创办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的路子。目前，我们还在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
我个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大。在创办实达时，我把“实为创业之本，达则兼善天下”作为企业的基本理念。这后一句就出自《孟子》的《尽心篇》。
我个人认为，在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修养能彰显它巨大的价值。记得是１９９０年前后吧，当时我们的业务发展得非常好，产品供不应求，但不巧银行的借款到期了，如果我们把钱还了，就没有钱买原材料、就得停止生产，我们面对的可能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损失，而如果我们拖几天，在当时的情况下，银行方面也不会有太大意见，但最终我们还是决定停下生产，先把钱还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借钱不要说延期了，有些人甚至在借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还，我们的情况在当时真的是不多见的，这件事让银行知道了非常感动，在我们还完款后又以最快的速度为我们重新贷款，使我们避免了较大的损失。
到１９９４年初，我又重新创业，当时我们可以说是两手空空的，但即使是这样，也有两家银行在我们没有任何抵押的情况下分别给我们贷了１０００万。其中有一位银行行长当着我的面对我说，“就冲着你胡钢这个人，给你５０００万你也不会跑掉”。有一位德国朋友，当时还只是私交，以后才成为生意上的伙伴，就凭着手写的欠条借给了我们几百万美元。这些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竟然发生了，为什么？我想他们无非是看重我这个人，相信我的诚信和能力。这件事让我真正知道了诚信在商场中意味着什么———诚信是金！
因此，在新大陆成立之初，我们就明确地把“以人为本、诚信敬业、顾客导向、学习创新、团队精神”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这些年来，我们也一直按照这些价值观做人做事办企业。我们不仅希望能打造一个真正诚信的企业，同时我们也要求员工把诚信作为自己做人行事的基本准则。由于我们在这方面做了比较大的努力，新大陆形成了比较积极健康的企业氛围和文化，而这一点对企业的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诚信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个人的为人处事上，同样也体现在现代商业精神中。当今商业竞争已经进入了一个较高层次的阶段，服务成为争取客户的重要手段，而服务最本质的要素就是对顾客诚信，这一点是我在新大陆的发展中感触尤为深刻的。
１９９７年对新大陆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年份。当时我们面临着战略转折，从单纯的ＩＴ硬件制造向软件和系统集成服务渗透，目的是成为一家能为用户提供硬件、软件产品和系统集成，能为行业信息化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服务商。有一次，我们参加某省的移动网计费系统项目竞标，当时国内很多著名的软件和系统集成厂商都参与了，最后有两家企业共同中标，一家是我们，另一家是国内非常有名的ＩＴ企业。我们是项目的总集成商，但利润最高的一块是由那家公司做的。当时这家公司做了很多承诺，但是单子拿到后很多都没有兑现，投入的力量远不如当初的承诺，不仅在实施过程中出了问题，而且工期也无法按时完成，用户为此非常着急。而我们则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最后，用户希望我们能帮助这家公司，我们同意了。就这样，实际上是我们把整个项目做完的。
我说的这些事都是想说明一点，在现代商业社会中，诚信不仅是一项非常宝贵的无形资产，同时也是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因为诚信，你就必须专注，这样，你不仅能取得客户的信任，你的能力也会因此得到不断积累。诚信是道
问：人们常说商场如战场。商场和战场一样，都是谋略家驰骋的舞台，正是这些谋略家导演了一幕幕合纵连横、波澜壮阔的活剧。因此，谋略之于企业家，就好像锄头之于农民是不可少的。你是怎么看待诚信和谋略之间的关系的？
胡钢：我想，从“道”和“术”的角度来看待这两者的关系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中国文化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充满着辩证法。比如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代统治者都把儒学作为维系政权和社会的主流文化来提倡，但在实际操作中又采取法家的办法，这是儒法结合；而在战争中，则是儒家和兵家结合，《孙子兵法》、《三十六计》通篇讲的都是谋略。甚至在人生哲学上也体现了儒道互补的特点。比如“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后者就带有道家思想。这些其实就是“道”和“术”的关系。在中国文化看来，“道”是根本，“术”是枝叶。“天不变，道亦不变”说得绝对了，但“道”是比较稳定和不易改变的；相反，“术”则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是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策略的。这些道理在商场上也同样适用。
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道”和“术”是沿着各自的轨道发展的。比如康德讲人心中的道德律令是不能违背的，而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则赤裸裸地讲驾驭术。从这个角度看东西方企业家就很有意思。西方企业家包括现在风头正劲的韦尔奇，他们喜欢谈的都是管理、战略什么的；而东方企业家比如松下幸之助、王永庆等则谈得更多的是做人做事的道理，即便是谈具体的管理也要从道的高度去看。国内一些优秀的企业家身上也明显地有“道”和“术”统一的痕迹。比如从海尔的张瑞敏身上就可以看到比较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从华为的任正非身上可以明显看到一个时代的烙印，而联想的柳传志则可以说是对中国的体制文化烂熟于心的。当然这些都只是一些直觉。
以“道”驭“术”，追求“道”与“术”的完美统一是中国企业家崇尚的最高境界。因此，诚信和谋略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两者还必须结合起来才行。其实，我们说的儒商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的“道”符合诸如“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标准，那么，你就可以称得上是儒商了。有些人对儒商表示不理解，认为商人就是商人，没有必要贴上“儒”这个金。其实，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这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从中国文化这个母体中带出来的，它反映了中国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取向。
问：诚信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础，可以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诚信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向更高水平发展的瓶颈。您认为解决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诚信危机问题应该从何处着手？
胡钢：一个缺少诚信的市场是一个成本巨大的市场。在这方面我们的社会为此付出了很沉痛的代价。否则，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的步伐还要迈得更快一些，我们国力还会更强一点，我们老百年姓的日子也还将会更好一点。
建立一个良性的社会秩序，中西方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从内心着手，通过道德教化来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因为“人皆可成尧舜”；而西方文化则是从外在约束入手，通过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潜台词是任何人都可能是罪犯，因此解决诚信问题，应该吸取中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具体说来，主要有三点：
一是我们是一个有诚信文化传统的国家，但在建国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特别是十年文革期间，我们传统的优秀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导致一、二代人的信仰危机，社会风气急剧恶化，社会有关诚信的评价体系崩溃了。因此当前迫切需要的是重新铸造“诚信文化”。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挖掘出优秀的文化瑰宝，结合今天市场经济的新特点进行“传承文明，继往开来”的全社会公民教育，这个教育要从“娃娃”们抓起，从行业自律做起。
二是加快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尽管社会信用体系建立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但我们应该看到，一旦建立，将会极大降低整个市场的运行成本。应该建立起社会信用体系，使“信用”不仅仅停留在一个道德的范畴，而是真正成为个人或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一个不能或缺的重要资源。
三是借鉴国外在法规和制度建设上的有益经验，改变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执法方面跟不上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通过国家执法机关的执法，惩恶扬善，让不守信用者付出高昂的成本代价，让坏人不敢干坏事，让守法者扬眉吐气。
“赚取阳光下的利润”是新大陆人办企业的基本准则。中国有句古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的核心要素就是“诚信”。我想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从自己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从现在做起，一个讲究诚信的社会就会早一天形成，而受益的正是我们自己。
胡钢中共党员，１９５８年出生，１９８２年毕业于福州大学自动化专业，高级工程师，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福建省优秀科技专家。现任横跨电子信息、生物制药、环保科技三大领域的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董事长。
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８年，胡钢在福建省电子计算机研究所任职。１９８８年，胡钢带领１５名科研人员凭借２５万元资金创办了福建实达电脑有限公司，并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将实达公司办成跻身全国电子百强的中国最大的计算机端末厂商。“实达模式”自此被广为传播。
１９９４年，胡钢再度创业，以民营企业的机制创办了福建新大陆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