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中高等教育扩张是否促进了收入分配平等化——来自金砖国家的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经济论文,高等教育论文,收入分配论文,金砖论文,平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3)02-0064-20
一、前言
促进社会流动和收入平等是扩大教育机会的目的之一。随着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大，低收入家庭的资优生更有可能接受并完成大学教育。一方面，高校扩招使得低收入家庭学生能够竞争有较高学位要求的高薪工作，扩大其经济地位向上流动的机会(Becker，1964)；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规模越来越大，他们的相对收入可能降低，进而使收入分配更加均等化(Kuznets，1955)。事实也确实如此，发达国家青年人口中高等教育的入学比例和完成比例高于发展中国家，而其高等教育收益要低于发展中国家(OECD，2008；Boarini & Strauss，2010)。然而，过去20年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许多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加剧，即使在那些中学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规模都快速的国家亦是如此。这表明，除了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以外，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制约着高等教育扩张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如劳动力市场对高教育水平劳动者的相对需求增加、各种类型高等教育的公共支出模式不同、高等教育公共补贴在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分配不同，等等。
本研究以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金砖国家①为例，探讨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扩张和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各个方面。本研究基于金砖四国的经验数据，采用标准人力资本模型探讨教育年限的变异、教育收益率的水平及其变异对教育扩张和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影响。此外，本研究还对金砖四国的高等教育公共补贴在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分配比例进行了估计。主要有以下发现：其一，金砖国家的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本身并未降低收入不平等。其中，中国的高等教育扩张加剧了收入不平等，而其他金砖国家的高等教育扩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微不足道。因此，尚无证据表明，近年来金砖国家大学毕业生规模的快速增加有助于实现收入平等。其二，金砖国家高等教育公共补贴在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分配差异很大。俄罗斯公立大学的学生需要支付学费，而巴西私立大学的学生也需要支付学费，但这并非两国高等教育公共补贴分配的区别所在，它们的区别在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学生在公共资助的大学里是如何分布的。总体而言，俄罗斯高等教育公共补贴的分配要比巴西平等，尽管巴西的政策制定者正在推行平权行动计划，但收效甚微。印度和中国的高等教育公共补贴在不同收入阶层间的分配也不平等，印度的情况与巴西相似，中国的情况与俄罗斯比较接近。
二、教育扩张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
(一)关于收入不平等变化原因的广泛讨论
从历史上讲，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与很多因素尤其是财富(土地等物质资本和教育、技能等人力资本)的分配状况密切相关。在市场经济中，财富分配得越均衡，生产成果(如收入)越有可能得到平等分配。在国家政府占有大部分财富的社会中，国家通过财政支出将税收收入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重新分配，国家财政政策在收入分配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OECD，2007)。
理论上讲，从事雇佣工作和劳动密集型自雇工作的劳动者的收入分配状况应该与其教育水平分布密切相关。库兹涅茨(S.Kuznets)、阿德曼(I.Adelman)和莫瑞斯(G.Morris)的早期研究提出了收入分配的“倒U型”理论。库兹涅茨认为，低收入社会的大多数劳动者教育水平低下，主要从事自给农业工作，收入比较分散，收入分配较为平等。随着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分布不平等加剧，农业社会城镇化进程加快，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Kuznets，1955)。阿德曼和莫瑞斯的实证数据表明，与人均GDP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相比，人均GDP偏低和偏高国家的基尼系数较低(Adelman & Morris，1973)。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德曼和莫瑞斯对“倒U型”理论的论证在一些国家并不适用。尽管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劳动力教育分布并未对收入分配状况产生很大影响。以韩国为例，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韩国经历了从农业为主的社会向高度工业化、高收入和高教育水平经济体的重大转型，但是该时期收入分配变化很小。这些微小的变化与收入政策(如政府采取政策控制专业干部的收入增长幅度)存在较大关系，而与劳动力教育水平分布或生产力变化关系不大(Nam，1994)。美国是库兹涅茨、阿德曼和莫瑞斯观点的又一反证。在过去80年间，美国的教育分布更加均等。但是，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70年代初，美国的收入分配一直维持在较为平等的水平，而从70年代中期至今，其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也在加剧(Carnoy，1994)。由此可见，与韩国相似，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变化也很难用教育分布状况来解释。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提出了其他观点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加剧现象。一方经济学家支持“新技术”的观点，认为“新技术”注重与高等教育相关的高级推理能力(Murphy & Welch，1989；Katz，1999)，过去一代人对高级推理能力的重视程度急速上升，这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另一方经济学家坚持“收入政策”的主张，认为收入政策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在此，收入政策包括最低工资政策、维持高失业率的货币政策、贸易自由化和移民政策，这些政策都使得低工资工人的相对收入下降(Freeman，1994；DiNardo，Fortin & Lemieux，1996；Farber & Western，2002)。他们还认为，财政政策也对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OECD，2007)。
综上所述，主要有三种观点可以用来解释国家层面的收入分配变化情况：第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扩张使得教育分布和收入分配更加平等；第二种观点认为，技术革新提高了高等教育的收益，在全社会教育分布更加平等的情况下，收入不平等状况依然加剧；第三种观点认为，收入政策比教育扩张和技术革新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更加深远。此外，收入政策还影响不同层级教育的收益。
(二)教育扩张和收入不平等关系模型
经济学家针对教育扩张和收入不平等关系变化的原因展开了激烈讨论，但是他们通常忽略了以下两个要素：其一，一个国家教育收益率的分布状况，即不同层级教育的相对收益率的变化情况；其二，国家对不同层级教育的投入变化情况。本研究采用标准人力资本模型阐述这两个因素影响收入不平等变化的重要性。人力资本模型(De Gregorio & Lee，1999)可构建如下：
已有的大量研究基于国家层面的数据，采用人力资本模型，估计收入对数的方差(收入不平等)同教育年限的均值及其方差(教育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与平均受教育年限负相关，而与受教育年限的方差正相关(Winegarden，1979；De Gregorio & Lee，1999)②。但是，已有研究没有探讨教育收益率的方差、教育年限和教育收益率交互项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而且采用受教育年限而非教育质量衡量教育水平会使估计出现偏误，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其一，不同层级教育的收益率随时间而变化。具体来讲，与低层级教育相比，高等教育的相对价值提高，即使在高等教育毕业生规模增加的背景下亦如此。经济学家通常假定：1.教育收益率的方差是恒定的；2.平均教育收益率随劳动力教育年限的增加而降低，即Cov(r，S)是负的(Psacharopoulos，1986)。但实证数据表明，平均教育收益率与教育年限的关系因国家而异。例如，如果随着教育年限增加，高等教育收益率高于中等教育收益率，那么平均教育收益率与教育年限可能正相关，很多国家的情况也确实如此(Carnoy，1995；Colclough et al.,2010; Carnoy et al.,2013)。
其二，即使不同层级教育的收益率是恒等的，采用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这一指标也无法反映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不同时点、同一国家相同时点不同教育层级之间的质量差异。因此，传统研究基于国家层面数据估计教育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时，遗漏教育质量这一因素很有可能导致估计有偏。在此，本研究假定生均教育支出越高意味着教育质量越高③；收入不平等越严重的国家，其生均教育支出越少，学生参加国际测试的平均得分越低(Adamson，2010)。由此可见，模型2中教育年限的估计系数存在高估的问题。此外，收入不平等越严重的国家，高等教育生均支出越高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生均支出。这表明，颇具代表性的国际横断面研究对教育年限方差(教育不平等)的估计系数也存在高估的问题。
三、金砖国家高等教育扩张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表1、表2和表3总结了模型2中核心变量的估计结果。表1勾勒出1980-2008年金砖国家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表2刻画了1980-2008年金砖国家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均值及标准差，表3总结了同一时期金砖国家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估计结果。
如表1所示，不同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差别很大，一些国家的基尼系数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也很明显。在金砖国家中，巴西的收入不平等情况最为严重，但在逐步减小。相比之下，印度的收入分配最为平等，但不平等状况逐渐凸显。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比印度严重，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力度，农村廉价劳动力日益短缺导致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增长速度高于高技能劳动者，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变化平缓(Cai et al.，2008)。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其收入不平等急剧加大，到21世纪初收入不平等减弱，目前收入不平等又逐渐加大。
那么，教育扩张究竟是加剧了还是削弱了收入不平等？在此，各国的教育扩张规模用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来衡量。表4在表2和表3的基础上总结了模型2中方程右边各项估计结果在过去30年间的变化情况④。如表4所示，交互项Cov(r，S)为正这一结果加剧了收入不平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高等教育相对于低层级教育的收益率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升高。除此之外，高等教育扩张及与此相关的教育收益率变动也维持或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在巴西，教育收益率方差增加与平均教育水平提高一起加剧了收入不平等，而教育收益率下降与劳动力教育年限方差增加则一起削弱了收入不平等；在中国，教育收益率方差增加与劳动力教育年限增加一起对加剧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尤为明显；在印度，只有Cov(r，S)对加剧收入不平等有影响，很有可能存在除劳动力教育水平提高以外的其他因素加剧收入不平等；在俄罗斯，尽管教育收益率有小幅变动，但教育扩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微不足道，极有可能存在其他无法观测的因素使其收入不平等加剧。
如前所述，由于教育质量下降(如印度)或升高(如巴西)⑤，教育扩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很有可能被高估或低估。理论上讲，教育质量的变化应该能够通过教育收益率的变动来反映。但是，由于工资增长可能赶不上毕业生生产力提高的速度，教育质量的变化可能又无法通过教育收益率的变动反映出来。因此，提升劳动力教育质量应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如果工资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那么教育质量提高将无法通过教育收益率上升得以反映。以巴西为例，如果劳动者的教育年限S没有反映教育质量的提升，那么教育年限乘以教育收益率方差的估计系数将会低估教育扩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但是，如果教育质量提高的部分主要来自表现较差的学生，那么不考虑教育质量将会高估劳动者教育年限S的方差，进而低估教育扩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暂且不谈教育质量测量造成的估计偏差，教育收益率方差增加也对收入不平等具有重要影响(如表4所示)，这在教育收益率逐渐升高的中国尤为明显。在教育扩张背景下，教育收益率方差增加对收入不平等的潜在贡献折射出一个不可规避的逻辑。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高教育水平劳动者能够并且正在替代低教育水平劳动者。如果这种“向下替代”能够提高高等教育相对于中等教育的收益，那么劳动力教育水平提高将更加有利于收入最高的阶层，“金砖四国”的情况也确实如此。但是，如果持续扩大的教育规模有助于降低平均教育收益率(如巴西)，在模型2中至少
Var(S)或许有助于削弱收入不平等。
四、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的生均支出差距加大
传统观点认为，在高等教育收益率相对较高的国家，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应该能够降低其收益率，有助于削弱收入不平等。但是，如果不同类型大学的生均教育支出存在很大差距，而且生均支出较高的大学规模扩张的速度远比不上生均支出较低的大学，那么即使这两类大学的初始教育收益率相似，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入读大学和完成高等教育，收入不平等状况将会加剧。此外，与生均支出较高的大学相比，生均支出较低的大学毕业生的收益率将会下降，故而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再者，由于大众高等教育吸纳了高校扩招进来的绝大部分学生⑥，如果大众高等教育的生均成本比精英高等教育下降得快，这种收入不平等趋势将会进一步加剧。
我们的另一项研究显示，巴西、中国和俄罗斯的精英高等教育和大众高等教育的生均支出差距在逐渐加大(Carnoy et al.，2013)。在中国和俄罗斯，与公共资助的大众高等教育相比，精英高等教育得到政府越来越多的资助，这拉大了二者之间的生均支出差距。在巴西，随着私立教育规模的扩张，私立大众高等教育的生均支出减少，精英高等教育和大众高等教育的生均支出差距加大。如果精英高等教育和大众高等教育生均支出差距增大是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那么即使在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张的背景下，由于高中毕业生和未读完大学者的收入下降，完成高等教育的群体整体收益率也会保持不变或升高。但是，入读不同类型大学的绝对收益增长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规模迅速增长，收入不平等也会加剧。
我们可以通过表4中各要素来检验不同类型高等教育生均支出差距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为了便于讨论，在此假定不同类型大学毕业生的教育收益率基本相同⑦，鉴于精英高等教育同大众高等教育的生均支出差距逐渐加大，根据本文的分析逻辑，二者之间的质量差异也在变大。一旦将模型2中的S基于完成高等教育的生均成本进行加权处理，就会发现S的方差要大于实际观测到的方差(仅用教育年限衡量)。根据模型2方程左边第一项Var(S)，巴西的教育收益率呈下降趋势，这将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呈上升态势，如果将精英高等教育和大众高等教育的生均支出差距考虑进去，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情况会更加严重。概括来讲，如果劳动力教育程度提高伴随着教育收益率下降，那么教育扩张则有利于促进收入平等；反之，教育扩张将加剧收入不平等。
但是，上述分析无法回答以下问题：随着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提高，为什么教育收益率却在上升，教育收益率的方差可能也在增大？这是由外生的技术变化引起的，还是由国家收入政策抑或是经济结构调整(如俄罗斯和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造成的？无论是何种原因，国家都在平抑收入不平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持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增进教育公平尤其关注弱势群体，以期最终拉低高等教育的平均收益率。另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采取财政政策来调整税后净收入，通过采取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投入力度等政策促进收入平等。
五、金砖国家高等教育财政资助的分配模式及其后果
在讨论金砖国家高等教育财政资助的分配后果之前，我们首先对“金砖四国”的高等教育财政资助体系本身进行全面考察。在除巴西以外的其他金砖国家，高等教育的绝大部分成本由国家分担，这就使得高收入家庭学生成为公共资助的主要受益者。具体而言，与低收入家庭学生相比，高收入家庭学生更有可能上大学；当高等教育体系日趋分化为精英高等教育和大众高等教育时，高收入家庭学生更有可能入读精英大学(Hansen & Weisbrod，1969；Tilak，1989)，虽然精英大学的生均成本较高，但政府将其学费控制在较低水平。如此一来，高收入家庭学生就获得了较多的公共补贴。当然，极有可能高收入家庭缴纳的税收也多，因此他们理应享受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Pechman，1970；Barbaro，2004)。
不同收入阶层学生的入学机会不均等是金砖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典型特征，巴西和印度尤甚。近年来，尽管巴西和印度的高等教育规模大幅扩张，两国也采取了平权行动计划，但是低收入家庭学生上大学的数目仍然屈指可数。由此可见，巴西和印度的高等教育公共补贴很少惠及低收入群体。不过近几年来，上述情况有所改善，印度当前的情况就比20世纪70年代末有较大改善。
接下来，我们分别对每个金砖国家进行实证分析来支撑以上论断。
(一)巴西
巴西不同家庭收入组别学生获得高等教育公共补贴的情况如表5所示。在此假定，公立大学不同家庭收入组别学生所学专业的生均成本相同。事实很可能并非如此，在同一所大学，高收入家庭学生所学专业的生均成本极有可能高于低收入家庭学生，故而公立大学高收入家庭学生实际获得的生均公共补贴很可能高于低收入家庭学生。然而实际上，高收入家庭学生更有可能入读学费较高的私立大学，2002年和2007年，最高20%收入组别中约有75%的学生入读私立大学，尽管该收入组在公立大学中也占有较大比例，但该组学生最终获得的净生均补贴较低。在最低40%收入组别中，2002年和2007年入读私立大学的比例分别为近50%和64%。由此可见，巴西低收入家庭学生最终获得的大学生均公共补贴要高于高收入家庭学生(如图1所示)。从表5和图1还可以看出，随着私立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巴西越来越多的低收入家庭学生入读私立大学，使得低收入家庭学生生均补贴在2002-2007年间下降的幅度要比高收入家庭学生明显。
图1 巴西不同家庭收入组别获得的高等教育生均公共补贴(2002-2007年)
数据来源：根据表5整理而成。
与此同时，巴西公立高等教育公共补贴在不同收入组别间的分配日趋平等。如图2所示，家庭收入最高的10%组别的学生在2002年获得的公共补贴占公立高等教育补贴总额的35%，在2007年该比例降至30%；家庭收入最低的40%组别的学生获得的公共补贴份额在2002年和2007年分别为7%、13%。在此仍然假定，低收入家庭学生所学专业的生均成本与高收入家庭学生一样，然而实际上，高收入家庭学生所学专业的生均成本较高，故而该群体实际获得的补贴份额还要再高些。
图2 巴西不同家庭收入组别获得的高等教育公共补贴比例(2002-2007年)
数据来源：根据表5整理而成。
尽管巴西政府通过免费公立高等教育将相当比例的经费预算用于补贴高收入家庭学生，但是由于高收入家庭学生更倾向于上私立大学，该群体最终获得的生均补贴要低于低收入家庭学生。巴西政府认为，随着私立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张和大学学费上涨，政府实际上是向富人征税以补贴穷人。巴西政府还可以进一步论证富人确实缴纳了更多的税收，当然该观点部分正确。贝尔(W.Baer)等对巴西不同收入组的税负⑧分布估计结果显示，40%的税负额度是由收入最高的10%组别负担的，收入分布在80%～90%、70%～80%、60%～70%的组别分别负担了16%、11%和9%的税负，收入最低的10%组别负担了2%的税负(Baer et al,2005)。如果我们将税负信息考虑进来，就会发现，收入最高的10%组别在2007年获得的公共补贴比例(30%)要少于其税负分担比例(40%)，但是80%～90%收入组和60%～80%收入组获得的公共补贴比例(20%、24%)要高于相应的税负分担比例(16%、20%)。尽管巴西政府在公立大学采用了积极的平权行动计划，但收入最低的40%收入组获得的补贴比例(12.7%)要略低于其税负比例(13%)。因此，巴西的高等教育资助政策对平抑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具有积极意义，但对收入排序在90%及以下的家庭而言，其作用是消极的。
过去七八年以来，尽管许多公立大学落实了平权行动计划，政府也在过去五年间在私立大学开展了贫困生补助项目，但随着私立大众高等教育凭借低学费实现规模扩张，越来越多的低收入家庭学生需要缴纳学费上大学。如图1所示，低收入家庭学生获得的净生均补贴要比高收入家庭学生减少得快。由此可见，巴西主要通过扩张全额学费制私立大学来实现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举措即将失去效力。在此背景之下，私立大学游说政府开展政府支持的学生贷款项目，而政府强烈要求将私立大学的低收入家庭学生直接纳入平权行动计划的资助范围之内。
(二)印度
我们在印度没有收集到像巴西那样的教育补贴和税收数据。不过，我们在印度近40所技术学院和大学开展了一项关于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班学生的调查(Carnoy et al.，2013)，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视角来探讨哪些群体更多地享用了低成本的高等教育机会以及这些群体是如何受益的？另一项关于2004-2005年印度不同收入组别学生的大学毛入学率调查结果(UGC，2011)显示，尽管印度在平权行动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不同收入组别年轻人之间的入学机会分布是不平等的。2004-2005年，来自家庭收入最低的40%群组的学生仅占高等教育入学总规模的11%左右，而来自家庭收入最高的20%群组的学生占高等教育入学总规模的58%，这与巴西2007年的情况极为相似(参见表5)。鉴于印度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以18～22岁年龄组作为参照组)从2008年的14%升至2010年的18%，低收入家庭学生所占比例也应该有所提高。
与巴西相似，印度政府也在落实平权行动计划，但两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相对富裕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仍然占较大比例。不同之处在于，印度的平权行动计划是大规模的、强制性的，而且直接由中央政府负责(Weisskopf，2004)；而巴西直到2012年才通过立法规定公立大学应该为弱势群体提供一定录取名额，但其平权行动计划是自愿的，在落实时也因校而异，联邦政府还通过联邦奖学金激励计划使其适用于私立大学(Fermin & 
，2005)。
对印度工程学专业毕业班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男性、高收入家庭学生以及入学分数较高的学生更有可能入读低学费、高声誉的公立大学，进而更有可能比中等收入家庭学生获得更多的补贴。此外，由于平权行动计划的落实，不管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入读的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都很有可能得到补贴。基于对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的调查，我们可以估计种姓、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和学校类型对学费的影响函数。分析结果发现：(1)入学分数较高的学生和弱势种姓的学生所付学费较低，尤其是当弱势种姓的学生具有较高的分数时，所付学费更低；(2)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⑨，所付学费较高；(3)控制种姓和入学分数以后，私立大学需要支付较高的学费。以上结果表明，印度政府的平权行动政策确实使弱势种姓只需支付较低的学费就可以接受工程教育，即使控制了种姓和入学分数以后，高收入家庭学生仍然需要支付较高的学费。由此可见，从公平的视角来看，印度政府采取了旨在使弱势种姓以较低学费获取入学机会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高社会地位学生更容易获得高分数的优势。平均而言，入学分数每提高10个百分点，学费将减少5，000卢比，而弱势种姓的学费将减免20，000卢比左右，最弱势的学生将少支付30，000卢比学费⑩。
综上所述，印度除了高额资助少数极为优秀的学生(11)入读印度理工学院(IITs)、印度管理学院(IIMs)、印度德里经济学院(DSE)等高选拔性院校以外，其现行的高等教育资助体系既是非常有效率的(12)，也是相当公平的，甚至有人认为过于公平(Kochar，2010)。印度对极少数优秀学生的资助额度很高，生均补贴至少为3，500美元，最高可以达到7，500～8，000美元。但是，更多的高社会地位学生需要为学习工程学专业支付较高的学费，还有很高比例的学生来自相对一般的家庭背景，他们也会获得500～1，000美元左右的资助。
(三)俄罗斯
与其他金砖国家不同，俄罗斯为各社会阶层的学生提供高等教育机会。这主要归功于以下两方面原因：其一，苏联高等教育体系长期扩张，尤其在1991年俄罗斯联邦成立以后，高等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大，目前俄罗斯适龄人口的大学入学率已达85%；其二，苏联共产主义时代的收入分配极为平等，不过，近20年来俄罗斯收入分配趋于不平等。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目前俄罗斯的高等教育机会分布要比收入分配更平等。
近20年来，俄罗斯主要通过允许公立大学向不具备免费上大学资格的学生收取学费，使得高等教育规模大幅增长。目前，俄罗斯的公立大学中付费上学的学生已经超过半数，另有17%的学生选择小规模私立大学。许多分析家认为，付费读公立大学的学生以及选择质量低下的私立大学的学生主要来自低收入家庭。他们的论据是，高收入家庭学生拥有丰富的家庭教育资源，更有可能接受高质量的中小学教育，因而能够更好地准备大学入学考试。尽管如此，与巴西类似，俄罗斯低收入家庭学生付费读大学的意愿远低于高收入家庭学生。按照家庭人均月收入划分的生均付费信息如表6所示，家庭人均月收入越高的组别，付费学生所占比例越高，付费学生人均所支付的费用越高。由此可见，高收入家庭学生更有可能付费上大学。该结果是符合分析逻辑的，因为高收入家庭学生宁可自己付费入读声誉更好的大学，也不愿意接受声誉较差大学的免费名额。
基于按照家庭人均月收入分组的学生分布信息以及公立大学的生均所付费用信息，我们得以估计高等教育补贴在不同收入组别学生之间的分布。如表7所示，随着学生家庭人均月收入增加，生均所获补贴在减少，这与巴西的分析结果一致。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在分析巴西时只能假定不同家庭背景学生所付费用相同，而在分析俄罗斯时假定高收入家庭学生更有可能在大城市上大学并且选择精英型大学，因而其生均成本较高，并且可以根据不同收入组学生实际支付的费用进行估计。家庭人均月收入各五等分组所占的公共补贴比例如图3所示。表7和图3表明，尽管与巴西一样，俄罗斯高收入家庭学生也获得较多的高等教育补贴份额，但它惠及92%的公立大学学生，在这方面要比巴西公平。2010年，俄罗斯家庭收入最低的40%的学生获得的高等教育公共补贴比例为26%，该比例是巴西相应收入组所获补贴比例的两倍。俄罗斯60%-80%收入组和80%-90%收入组获得的补贴比例要低于巴西，收入最高20%的学生获得的补贴比例(45%)也略低于巴西(50%)，而家庭收入最高10%的学生所得补贴比例略高于巴西。
图3 俄罗斯高等教育公共补贴在不同收入组间的分布(2010年)
数据来源：根据表7和Russia Longitudinal Monitoring Survey,RLMS-HSE的收入分布信息估计而成。
另有一些分析家认为，苏联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布不平等(Shavit et al，2007)。但是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俄罗斯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高等教育公共补贴在不同收入家庭之间的分布都较为平等。如前所述，这主要得益于俄罗斯的高等教育规模很大以及大学学费随着家庭收入增加而上涨。当然，我们假定俄罗斯不同家庭收入学生入读公立大学的生均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是平等的，这极有可能低估高收入家庭学生所获的公共补贴，尤其是在近几年来精英大学公共支出快速上升的背景下。总体而言，在父母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收入分布相对平等和教育规模大幅扩张的背景下，俄罗斯的高等教育公共资源分配比其他金砖国家更为平等，而且这是在平权行动政策缺位的情况下实现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由于俄罗斯具备以上条件，有平权行动诉求的家庭相对很少。
(四)中国
我们没有中国高等教育公共补贴在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分布数据，只能通过分析哪些群体在上大学以及不同类型大学的公共支出差异来大致推断高等教育公共补贴的分配情况。在中国，所有大学生都需要缴纳学费，但公立大学之间的学费差别很小，而私立大学的学费相当昂贵(13)。
罗朴尚(Loyalka Prashant et al.，2011)对中国西北某省份2001-2010年间所有高中生管理信息的分析结果显示，尽管该省农村学生参加高考的比例在过去10年间有所增长，但农村学生的高考录取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010年，该省农村学生参加高考的比例高于农村学生的高考录取率，远高于农村学生考入高选拔性大学的比例。由此可见，农村学生的高考成绩不如城市学生，尤其是高分段的农村学生更少。除了城乡差异以外，同一省份内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县际之间也存在差异。尽管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高考参加率、大学录取率以及高选拔性大学录取率在过去10年间均有明显增长，但是截止到2010年，贫困县学生的中考参加率、高中入学率和重点高中入学率都远低于非贫困县学生。因此实际上，贫困县学生的高考参加率、大学录取率和高选拔性大学录取率比统计值更低。2010年，非贫困县学生被第一、二层级大学录取的比例和被精英大学录取的比例分别比贫困县学生高70%、63%。罗朴尚基于2008年陕西40余所大学四年级学生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四年制大学学生的家庭背景情况进行了分析(14)。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层级大学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要高于第二层级大学，但都要低于第三层级大学，在此，社会经济地位用居住地(农村或城市)和家庭财产情况来衡量(Loyalka，2009)。由此可见，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学生通常选择质量较高、预期收益较高的大学或收费较高的四年制私立大学。
接下来，我们分析高等教育公共补贴在不同家庭背景学生之间的分配情况。中国精英大学的生均成本远高于非精英大学，即使在精英大学内部，不同层次大学的生均成本也存在很大差距(Carnoy et al.，2013)。中国中央政府对大学学费及相关费用标准实行严格控制，虽然省际、校际、同一院校内部不同专业之间的收费标准各不相同，但是公立大学之间的收费情况差别不大，这就导致低层级大学生均成本中学费所占比例远高于高层级大学。
在中国，精英大学尤其是顶尖院校的学费相对较低而生均成本很高，故而整体来讲，高社会地位学生得到的生均补贴要高于低社会地位学生(15)。若考虑到在21世纪最初10年，精英大学和非精英大学的生均支出差距逐渐加大，而学费基本保持不变，那么不同社会阶层学生获得的生均补贴差距也在拉大。尽管中国政府自2007年以来加大了有针对性的财政资助力度以减轻弱势家庭的高等教育负担，但是不同层次大学的学费模式仍未改变(Loyalka et al.，2012b)。换言之，中国现行的高等教育财政资助分配模式与学费结构使得第一层级大学的学生明显比低层级大学的学生获得更多资助。此外，与其他层级大学的学生相比，第三层级大学学生所付的学费与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完全不成比例(16)。高昂的学费使得相当比例的低社会阶层学生读不起四年制私立大学，也迫使弱势家庭的高三学生不得不通过较高的分数考上他们能够付得起学费的大学。事实上，即使在控制了高考分数以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城市学生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农村学生更倾向于在本地读第三层级的(私立)大学(Loyalka et al.，2009，2011)。在第三层级大学内部，社会地位较低的农村学生比社会地位较高的城市学生的高考分数要高。
此外，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省份之间的生均支出也不相同，同时还存在其他省际差异，如四年制选拔性大学的招生配额更多地向经济发达省份倾斜，这进一步影响了高等教育补贴在不同家庭背景学生之间的分配。例如，社会地位较高的学生更倾向于在北京、上海或其他沿海发达省份上大学，这些学校的选拔性和生均成本要高于内地的大学，这就使得即使在选拔性低的大学，高社会地位学生所获得的公共补贴也要高于低社会地位学生。一般而言，经济发达地区的学生比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需要支付更高的学费，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不同群体所得高等教育补贴的差异。
六、结论
毋庸置疑，金砖四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有利于提高国民教育水平，使得劳动力市场上大学毕业生的供给大幅增加。从这个角度来看，高等教育扩张理应能够促进低社会地位学生的教育流动和经济地位流动，减少收入不平等。然而，以下几方面因素不利于实现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和收入平等：首先，经济快速增长带动高等教育收益率升高，如中国；其次，高等教育收益率升高的同时，中等教育收益率降低，如巴西、印度和俄罗斯；最后，相对于大众高等教育，政府加大对精英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这些因素降低了低社会阶层学生经济流动的可能性，加剧了收入不平等，这一不平等趋势集中体现在高等教育财政补贴在不同社会阶层学生之间的分布上。高收入家庭学生及小部分弱势家庭的资优生就读的精英大学的生均成本远高于其他大众高等教育机构，而其缴纳的学费基本相同(俄罗斯除外)，因而获得较多公共补贴。当然，高收入家庭缴纳较高比例的税，分担较高份额的政府运行成本(包括支持公立高等教育)。然而我们对巴西的估计结果表明，除了家庭收入最高的10%学生以外，政府补贴和缴纳税收的差额更有利于高收入家庭，受数据资料的限制，我们无法估计其他金砖国家的成本收益差值。
由此可见，除俄罗斯以外，其他金砖国家的高等教育机会分布仍然主要惠及高教育程度、高收入水平家庭的子女。此外，金砖国家间接为高收入家庭学生提供越来越多的补贴，因为这些学生更有可能入读免费或低收费的公立大学以及政府补贴较多的精英大学。不过印度和巴西政府也资助了相当多的弱势学生，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公共补贴偏向高收入家庭学生的情况。
综上所述，金砖国家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并未促进收入平等。尽管完成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比例大幅提高，但是高等教育收益率并未降低。更有甚者，由于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急速增加，或者中学毕业生的供给更大幅度增加，这一时期大学毕业生的相对收入没有降低反而升高。进一步来讲，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分化的加剧使高社会阶层学生获得更多公共补贴，进而获得更多的私人收益。
注释：
①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0%，其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自1995年以来快速扩大。
②然而，冉姆(R.Ram)发现教育年限及其方差与收入不平等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Ram,1989Z,1990)。
③有学者认为，小学生生均教育支出不是教育质量的有效度量，因为小学教育支出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支付教师工资，而教师工资高与教学质量高并不存在必然联系(Fuchs & Woessman，2007)。
④本文通过比较中等教育收益率和高等教育收益率的变动趋势(参见表3)估计Var(r)的变化方向(在俄罗斯比较的是中等层次以上的专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利用教育收益率和教育年限的有关信息推断Cov(r，S)的正负，当中等教育收益率比高等教育收益率高时，Cov(r，S)为负，反之为正。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除巴西以外的其他金砖国家，中等教育收益率均高于高等教育收益率。但后来，印度的这种趋势逐渐消失，而中国和俄罗斯的高等教育收益率也开始高于中等教育收益率或者与其持平。由此可见，在印度、中国和俄罗斯，Cov(r，S)由负变为正，而在巴西，Cov(r，S)一直为正。
⑤由于中国2009年才第一次参加国际学生测试，而印度在2009年只有两个邦参加部分调查，我们缺乏中国和印度国际学生测试成绩的信息。不过，我们有俄罗斯12年来的TIMSS成绩以及9年来的PISA成绩。俄罗斯的TIMSS数学成绩在20世纪90年代末有些下降，而PISA数学成绩没有明显变化。相反，2000年以来巴西的PISA数学成绩有较大提高。由此可见，从教育产出的观点来看，2000年以来俄罗斯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缓慢增长，这或许很好地代表了模型1和模型2中的S，而巴西过去10年来教育年限快速增长，这很有可能低估了S的“真实”增长情况，我们需要基于“质量”对这些年的教育年限进行调整。
⑥也有可能是随着高等教育扩张，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更多地入读精英型大学，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更多地入读非精英型大学。与此同时，随着高校招生规模扩大，与教育成本较低的大学相比，成本逐渐提高的精英大学的学生“能力”构成更加多元化。除非在估算教育收益率时纠正了选择性偏差，否则这也会对收入不平等造成影响。
⑦或许有人认为，低层级高等教育的质量不高，造成其毕业生的收益率较低。但我们认为，不同类型高等教育生均支出的每一美元的收益率是一样的，生均支出较低反映了教育质量低下，进而是教育的绝对收益不高。
⑧在此，税负包括直接的收入税和其他间接缴纳的税收。
⑨在此，社会经济地位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衡量。
⑩对学费回归结果和学生预期收入估计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与作者联系。
(11)这些极为优秀的学生通常也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学生。
(12)一般而言，支付最高学费的学生所学专业的私人回报也是最高的。
(13)目前在中国，约有20%的大学生读的是私立大学。
(14)由于中国各省高考具有独立的考试和录取系统，因而检验省内高等教育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我们缺少所有省份的数据，但我们有目前探讨该问题最好的数据，如随机样本数据和相关学生群体的管理信息数据。这两个中国西北省份的分析结果为探讨中国高等教育省内不平等提供了一个上限值。
(15)在此，依然假定不同社会地位的学生所学专业一样，即生均支出相同。实际上，中国同一所大学绝大部分专业的学费差别不大。
(16)以陕西为例，第一层级大学的生均费用(学费和住宿费剔除非偿还性的经济资助)仅占城市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左右，占农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60%。而第三层级大学的生均费用分别占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90%、360%左右。参见罗朴尚在2009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