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模式和经济平等——苏南和温州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南论文,温州论文,平等论文,模式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序言
本文提出以下问题：不同的地区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经济平等和社会分层？或从理论上来说，市场力量和政府介入哪个更能导致经济平等？本文试图从比较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两个区域发展模式来找到答案：一个是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苏南模式)，另一个是企业家(或者说是人民)推动的发展模式(温州模式)。同传统的智慧和人们的直觉——一般认为市场有产生不平等的天然倾向，而国家(政府)则有再分配和校正不平等的能力和企图——相反的是，本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导致了更大的不平等，产生了收入和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而企业家推动的发展模式则出人意料地导致了相对平等的结果。除了对具体经验事实的总结外，这篇文章更进一步检讨了每一个发展模式导致不同结果的具体机制。尽管这个研究中的案例由于是处在转型经济时期和工业化的早期而具有它们的特殊性，但它们所揭示的内在逻辑和机制对于我们理解发展战略与经济平等有着重要的启示，对于我们寻求在发展的同时尽量达到公平和建立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从理论上来讲，本研究把现有理论和传统智慧放在具体的背景下来检讨，而不是不加分辨地将其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二、理论争论
学术界和公共政策领域长期以来对市场和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各自对促进增长和达致平等的能力和倾向存在着争论。相应的政策建议因而被提出：有些人建议让市场发挥更多的作用，有些人则建议更多的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的理论家们，特别是那些受到马克思影响的学者们坚持认为市场和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不平等。正如马克思本人所分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财产和市场竞争导致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两极分化。卡尔·泼拉尼(Karl Polanyi)在他具有影响力的书——《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同样具有说服力地争辩道：不加约束的市场力量是具有破坏性的，因此必须有反作用力(counter-movement)来保护劳工和自然环境。虽然当代西方中间和左派的理论家们对马克思的经典理论都或多或少地进行了一些修正，但他们基本的共识是市场本身具有产生更多不平等的倾向。正如安德森所说：“市场的逻辑，如果不加约束地运行的话，会自然的有利于资本积累而不是分配”(Anderson,1987,p.72)。虽然市场经济的辩护者们和当代新古典经济学家指出市场力量和收入平等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存在另外的可能性①，或者至少是更为复杂，但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和一般大众似乎相信市场更倾向于产生经济不平等。
相比之下，国家被认为具有再分配从而导致收入平等的倾向，因此国家也就被认为成了约束或抵消市场力量的反作用力。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国家扮演了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市场力量导致的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这在二战后福利国家上表现最为明显。在第三世界国家，根据O' Leary' s的研究报告(1987)，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长时期里，国家被赋予了领导经济发展的责任，而企业家们的角色则不被重视，人的因素也遭到忽视。这也就是国家主义(statist)的观点。极端的国家主义者认为国家从本质上是善的(benevolent)，是为民服务的、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机构，官僚们是无私的，协调和管理是代价低廉的(参看Bardhan,1990)。更谨慎的关于发展导向型国家的文献(developmental state)则认为，在一定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条件下，国家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推动发展的机构(Johnson,1982; Amsden,1989; Wade,1990; Evans,1995; etc.)，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合适有效的制度和适度的国家能力。但是，对国家的怀疑和争论从未止息。相反，新古典派的观点似乎在近些年开始占上风。与国家主义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把国家看作是邪恶的利维坦，政府有它自己的利益，这个利益可以是它自身的也可以是利益集团施加的。官僚们是自私的寻租者，如果有机会就会寻求自身利益而不是社会利益(参看钱颖一，2005)。这样，在学术界就出现了关于国家的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国家主义者(statist)和新古典主义。虽然这些理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上而不是财富的分配上，但他们有关于分配的隐含观点。从国家主义者的角度出发，人们预期国家的介入会对经济平等产生更有利的结果。但从新古典学派的观点来看，国家的干涉会使经济发生扭曲，从而可能对平等造成损害。尽管这两种观点存在争论，但总的来说都指向了国家的再分配倾向，这样就确立了它的可能的对经济平等的贡献。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双重转型。在这种条件下，什么样的发展更有利于产生经济平等？是市场导向的发展还是政府主导的发展？具体的机制是什么？传统的智慧和理论是否有效？为什么？本文将从两个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和温州模式——及其对财富分配的影响来回答这些问题。
文中所用的资料来源主要来自笔者在2001年和2002年在上述两个地方进行的田野调查，和1987年对苏南一个村的调查。笔者在了解面上情况的同时，还深入细致地了解了每个地方一些乡(镇)和村的具体情况。深入访谈了大约200个人，其中有政府官员、企业所有者、工人、社区居民、银行官员、学者等等，力图从各个方面了解发展模式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及机制。
三、两个区域发展模式及其结果
20世纪80年代早期，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和因此而带来的权力下放为不同地区根据自身的资源条件、政府能力和其他重要因素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机会。其结果是，各地因此而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等。这个研究选择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作为考察对象，因为这两个模式代表了由内在的力量推动的发展：苏南模式代表了由地方(社区)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而温州模式则代表了由当地企业家(或人民)推动的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前，两个地区都面临人口压力，并且两个地区都把人口因素归结为他们进行工业化的动力。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两个地区都成为了当今中国工业化程度比较高和相对富裕的地区。但是这两个地区却走出了截然不同的发展和工业化道路：发展的推动者在苏南是地方(社区)政府，而在温州则是民营企业家。苏南在90年代中期以前是集体所有制为主(乡镇企业)，后来经历了由社区政府和乡镇企业经营者操控的不公正的改制(张建君，2005)。而在温州，民营企业一直居于主体地位。
(一)苏南案例
在这种政府主导型发展的模式，也有学者称其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发展模式(Oi,1992)中，地方(社区)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他们积极地创办和管理企业(Jefferson and Rawski,1994; Naughton,1995; Oi,1992,1999; Putterman,1994,1995; Walder,1995; Whiting,2001; Wong,1992; World Bank,1990; etc.)，以乡镇企业为主要形式的集体所有制是该地区占支配地位的所有制形式。从理论上讲，乡镇企业属于社区中的全体居民，但实际上是社区政府和干部以及由社区政府指派的乡镇企业的管理者控制着这些企业。社区干部和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决定乡镇企业的管理和分配等重大事项，而当地居民和乡镇企业的工人在社区发展和乡镇企业的经营上并没有参与的权利。
这个模式最初的条件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时期的高度积累及其社队工业基础，社区政府汲取资源的强大能力，政府参与经济发展的历史传统等等。和其他地区比较，苏南具备众多发展农村工业的优势：发达的农业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原始积累，地理上接近上海使它能够很容易地获得工业生产所需的技术、人才、原材料等，发达的交通使它更便利地连接原料产地和市场，近代工业的遗产(它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之一)使它具备必要的管理技能和有技术的工人等等。这些条件使苏南在集体经济时期就发展了它的工业基础。乡镇企业的前身——社队企业，最早在50年代末就在苏南出现了(Whiting,2001)。文革期间，由于城市的生产秩序遭到破坏，再加上部分上海知青到苏南下乡，苏南便利用机会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社队工业。从70年代初开始，无锡县社队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县级单位中名列第一，这种地位一直维持了很多年(无锡县志，1994)。
继承了集体经济时代的社队工业的遗产，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初以放权让利的财政改革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获得的发展经济的新动力(Oi,1992)，以及当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苏南在改革开放后走了一条社区政府主导、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地区发展模式。当地政府积极地建立工业企业，吸收当地居民成为乡镇企业的工人。作为乡镇企业的事实上的所有者，社区政府决定着企业中利润的分配，与此同时还利用从工业中获得的利润来补贴农业(所谓以工补农)。再分配包括多种形式：如对农业的直接补助、为农业和整个社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灌溉系统等)。由于这种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避免了在进行工业化的过程中对农业的忽视和牺牲)和社区居民相对平均的收入，这种模式在一段时间内被称赞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例如，Fei,1989)。苏南的干部们也自豪地宣称：“社会主义在苏南”。公平地说，80年代苏南的收入分配还是相对平均的，就像计划经济时代的收入分配一样。
但是，表面的平等并不能掩盖背后权力分配的倾斜。正如社会主义经济加强了国家及其代理人——行政官僚(Bureaucrat)和技术官僚(Technocrat)(Djilas叫他们为新阶级。参看Djilas,1957)的权力一样(Moore,1987)，苏南的集体经济和政府主导型的发展加强了干部和乡镇企业经营者的权力。因为社区干部和他们指派的经营者控制着乡镇企业，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了远超过工人和社区居民的利益。这两个群体构成了该地区的精英群体。因此，苏南的经济被人们广泛地称为“干部经济”或“精英经济”。精英们主导地方经济和政治，而大众只是被动地参与。
在大力发展乡村集体企业的同时，苏南的地方(社区)政府采取各种方式限制民营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不能得到兴办企业必须的要素，如土地和银行贷款，同时也没有办法以民营企业的名义申请营业执照。据新望(2002a)记载，江苏省曾有明确规定，党员干部不许从事个私经济，作为党员，更不允许雇工。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张家港市妙桥镇个私经济呈现出蔓延之势时，当地政府紧急行动，先从干部家庭和教师的家庭抓起，“工作队”甚至上门收缴机器。虽然苏南事实上存在一些由民营企业家兴办的企业，但这些企业基本上是以集体企业的名义，通过乡村(尤其是村)政府向有关部门申办执照和各种手续，注册为集体企业，这些企业也大致按乡镇企业的方式经营。这就是所谓的“红帽子”企业(Zhou,1996)。但同温州的“红帽子”企业不同(温州的红帽子企业几乎全是私营企业，与真正的私营企业差别不大)，苏南的红帽子企业更接近于集体企业：享受集体企业的待遇、社区政府有更多的控制(如派会计)、社区政府参与利润分成等等。正因为如此，这些“红帽子”企业在后来乡镇企业转制时也进行了转制。以那力村为例②。该村1987年时有“村办企业”8家，其中4家有村集体的投入，其他4家完全是村民兴办。但因为当时不允许办私营企业，就由村委会出面为他们申办执照和必要的要素(土地和贷款)。这些企业因而挂村办企业的牌子，村集体也参与利润分配。1987年前后，真正的村办企业与村委会之间按3∶7来分配利润(企业留3，村委会得7)，“红帽子”村办企业按4∶6的比例来分成。2000年左右改制时所有的企业基本按照一样的政策进行了改制(访谈对象41③，42，78，村干部)。
当地政府限制民营企业的动机不仅包括当时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也包括现实的考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担心来自民营企业的竞争。原因很简单，一旦民营企业的经营者们得到比集体企业的经营者们高得多的收入时，将会影响集体企业的经营者，从而使他们无法安心为集体企业工作(访谈对象55，57，镇干部)。虽然当地政府这样做有他们自己的理由，但它造成的结果是：在中国处于从短缺经济向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限制民营企业的发展直接影响了更多的人利用这一宝贵的机会，这对随后的财富分配和阶层结构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或者至少它限制了当地人们对机会和创业的可能性的认知，使某些潜在的创业者裹足不前。
但限制民营企业的发展并不能，事实上也没有保证乡镇企业的成功。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日益激烈的竞争，乡镇企业由于低效和对市场压力的反应不足在经营上遇到了困难④。不再是原来的现金牛，乡镇企业变成了社区政府的负担。一些地方甚至因为乡镇企业无法兑付和偿还集资款而酿成群众事件(史易、赵小剑，2001)。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政府不得不将这些负债累累，麻烦四起的乡镇企业进行改制。之前经济学家们已经从理论和逻辑上推断和预测到市场化必然会推动制度创新，包括给经营者更多的控制权和私有化(McMillan and Naughton,1991; Jefferson and Rawski,1994; Chen,2000)。他们的逻辑是：市场竞争会引起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同时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推动企业和政府进行包括技术进步、减少成本和制度创新在内的一系列创新。苏南的改制支持了他们的论断。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乡镇企业的改制过程成为改变该地区经济平等和社会结构的关键转折点。由于乡镇企业发展进程中“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出现和强化，使得乡镇企业的经营者们在改制时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再加上地方(社区)政府的权威，这个地区的改制进程基本上是在两个强势群体——干部和企业经营者——之间的讨价还价的基础上进行，不透明和不公平成为其根本特色(秦辉，1997，1998；邹宜民等，1999；张建君，2005)。结果是，90％以上的乡镇企业转给了时任的经营管理者。例如，在作者调查的两个镇——五陶镇(无锡)和万光镇(苏州)，五陶把除了一个以外的所有的镇办企业都转给了现任的经营者，该镇的一个村也是把所有的企业无一例外地转给了现任的经营者。在万光镇，也有80％以上的镇办企业转给了时任的厂长经理或其他经营人员(张建君，2005)。
更重要的是转制的资产价格。在多数情况下，厂长经理们以极低的价格得到了企业。在五陶镇，在16个我们掌握信息的镇办企业中，有7个负债大于资产。这意味着镇政府在把所有的资产转移给他们以后，还要帮他们还清多出来的负债(政府一般通过免收土地使用费和其他资产使用费来补偿新的所有者)。总体上来说，镇政府只能从出售的18个总固定资产为1个多亿元的企业中收取大约200多万的资金。这些信息还不包括剩下的3个当时(2001年)还未完成改制的企业，其中有2个严重亏损。最差的一个总负债在1亿元以上，镇政府正考虑让它破产。相比之下，万光的情况要好一点，在我们所调查的23个镇办企业中，13个有净资产，尽管总量并不大。镇政府只能从出售的23个企业中收取667万元现金。与此同时，另外两个破产的企业总负债达到了3500万元。
因此我们可以说，苏南的改制基本上是一个白送(give away)的改制，即新的所有者基本上不用付出什么资本，就白白地得到了企业。当地叫这种改制为“零资产转移”，意指新的所有者只需在得到所有资产的同时，承担所有的负债就行了。此外，新的所有者们疯狂地逃避银行贷款，因为银行是国家所有(参看史易、赵小剑，2001)。因而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改制以后苏南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一批百万富翁。
在集体积累的基础上，由原来乡镇企业的管理者转化而来的新的资产所有者迅速成为当地的富人。与此同时，工人和当地居民则在新的秩序下经历了收入停滞和地位下降。改制以后的企业以各种手段降低成本，限制工人数量，一些工人被裁员，其结果是工业人口向农业的回流和失业的上升。据周海乐等人(2001)的研究，过去几十年来不断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剩余劳动力的趋势在90年代中期(改制)后出现了变化，一些工业劳动力开始向农业回流。以常熟为例，在大规模转制前的1997年9月，有200600工人在乡镇企业工作，转制后有32400人，也就是13.92％被裁减。从苏州、无锡和常州3市总体上来说，1995～1997年3年中乡镇企业共减少了494400个工作岗位，相当于农村工业中工人总数的27.7％。与此同时，在连续多年的下降以后，农业劳动力的人数开始上升，表1中列出了1995～2000年无锡劳动力构成的变化。
表1 无锡市劳动力构成变化1995～2000(单位：10000人)
产业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农业 38.44 39.90 47.84 50.88 51.26 49.28
工业 81.88 77.71 73.00 69.71 67.02 65.81
来源：《无锡市统计年鉴》，2001年，第173页。
那些留下来的面临的是增长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其结果实际上是工资的相对下降。据我的访谈对象(84、85)介绍：改制之后，工人们的平均工资在过去几年中基本没变。在绝对工资保持不变的同时，工作时间延长到每天10～14个小时，工作强度不断上升。当地居民有些忍受不了就回家或改做别的，外地民工的比例迅速上升。结果是工资相对下降和利润迅速上升，资产所有者和工人之间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虽然改制以后苏南各地都在政策上取消了过去限制民营企业发展的规定，采取措施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但随着中国经济从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兴办民营企业的机会显然是少了，成本也高了。正像苏南的一个普通党员所说：“命运对苏南的老百姓很不公，前一二十年我们搞集体，高积累，低分配，但集体垮了，只富了干部，现在，苏南的老百姓有了政策，但晚了，机会少了，门槛高了”(引自新望，2002b)。
一个曾经被称赞为“收入相对平等”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改制后却出现了迅速而明显的收入的两极分化。这里，我以我所调查的一个村子的收入分配的数据作为例子来展现这一变化趋势。
如表2所呈现的，村子里的两极分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在1987年，收入分配相对平均，贫富的悬殊并不很大。这主要是因为社区政府控制企业的分配，然后在社区内通过以工补农和社会福利进行一定的再分配。相比之下，在2001年，收入的分化迅速拉大。虽然所有职业的平均收入都有所增加，但显然一些人比其他人增加得更快更多。雇主的收入平均增长了20倍，工人们的收入只增加了大概3倍多，处于底层的那些农民收入仅仅增长了2.5倍。贫富悬殊明显地加大了。15年前，厂长经理们的收入仅是工人的大约5倍。2001年，企业主们的收入是工人的30倍还多。我所观察的一个企业，企业主一个人的收入甚至是他的150个工人收入的总和。一个访谈对象(64，农民)的比喻很能说明问题，他说，“以前，贫富的差距就好像走路的和骑自行车的差距，现在，这个差距就像走路的和坐飞机的之间的差距”。
表2 职业结构和各职业的平均收入，那力村(无锡)，1987～2001
年份 家庭数
年平均收 每个职业的从业人数和每个职业的年平均收入(元/年)
入(元)经理/雇主个体户 工人
农民
1987
590938 8
10000 150
4000 ------
1800 ------
800
2001
740
448220 200000
88 20000 ------
6200 ------ 2000
注：(1)年人均收入采用的是官方统计，村民们普遍认为比实际数字低。(2)每个职业的统计是基于我1987年和2002年的实地调研。(3)很难估计工人和农民的总数。但几乎每个家庭(雇主和个体户除外)平均有至少一个在工厂工作。农民主要是老人和妇女。(4)家庭通常有多种收入来源。例如：多数家庭有农业收入、养牲畜收入、工资收入等。
来源：作者田野调查。
两极分化也因为个体劳动者(个体户)的地位的相对下降而恶化。15年前，收入结构的金字塔相对均衡，如果经理和村主要干部是处在收入金字塔的顶端，工人和农民处在塔的底层的话，那么个体户就在塔的中间，属于社会的中间层。1987年，个体户占全部家庭的1/4多(见表3)。他们的收入使得他们在村子中稳稳地成为中产阶级。15年后，不仅仅是个体户的总数明显的减少了，他们赚钱的能力和在阶层结构中的地位也剧烈地下降了。具体的原因是：盖房子的减少了，从而使得对运输和建筑等的需求减少。竞争使得部分个体户退出生意，进厂务工，以及其他原因。
表3 个体劳动者的构成，那力村(无锡)，1987～2002年
年份 总数 运输 零售 小工业 服务 建筑 其他
1987 150
110
10+ 7 7NA10+
2002
884321 7 10 4 2
注：(1)1987年的数字是基于作者当时的实地研究；2002年的数字是官方统计数字。(2)每个行业的内容随时间而有所变化。例如：1987年的运输工具主要是拖拉机，但在2002年，主要是卡车。1987年的服务业包括5个肉店和2个鱼摊；2002年，服务业包括4个理发店，3个自行车修理店，1个餐馆，1个洗衣店和1个复印服务中心。(3)收入差异存在于行业内和行业间。一般来说，运输业、小工业、建筑业比零售和服务行业的平均收入高。
来源：作者田野调查。
为什么原来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会迅速演变为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呢？主要的机制是该地区在发展的早期政府对机会的垄断和后来不公平的改制。上文中我已经讨论过当地政府对发展民营企业的限制。那么，关键的问题是：不公平的改制是不是可以避免？或者说改制是否可能以另外的方式出现？我的研究(张建君，2005)和其他一些研究都证明了改制“内部人私有化”的必然性(如邹宜民等，1999；谭秋成，1999；等)。操控和不公平的改制是该地区倾斜的权力关系和精英政治的必然结果，而倾斜的权力关系和精英政治起源于集体经济时期，并且在随后乡镇企业发展时期得以维持和巩固。在这种精英政治的格局中，当地的干部和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们控制着社区中的重要资源和决策权，而当地居民则没有参与的权利，没有能力对社区事务施加影响，成为既定秩序的消极接受者。一个在党校工作的、长期研究苏南的学者(访谈对象6)称他们为“沉默的大多数”。虽然当地居民对改制有不同的看法，但当地政府和精英们仍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勇往直前。更重要的是，在改制的过程中，从未有人提过和讨论过乡镇企业的其他可能的改制方案。另一方面，在全国都被经济发展的优先性主导的氛围下，当时苏南地方(社区)政府急于通过乡镇企业改制改变地方经济现状的考量(也即对效率的重视)也阻碍了对改制公平性的考虑。简言之，以前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以及当时对效率的重视决定了苏南不公平改制的必然性，从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随后迅速出现的两极分化。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苏南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原来的乡镇企业改制以外，外资企业的大量进入成为苏南经济的新亮点。但外资企业的进入并没有改变苏南的社会结构和两极分化格局。因为外资除了给本地带来税收及薪水外，其产生的主要利润都被外资“拿走”了。繁荣但不很富裕成为苏南的奇特现象。比如，苏州连年财政收入增长30％，与此相比，苏州人的收入增长却并不快⑤。
(二)温州案例
相比之下，温州则以它民营经济和企业家推动的发展而闻名。与苏南相反，温州处于原计划经济再分配体制的边沿地带。该地区地处偏僻，面对海，背靠山，交通不便(一直到90年代才通铁路)，离中心工业城市遥远，加之曾长期处于对台前线的位置，解放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国家的投资微乎其微。1949～1981年，国家对温州的投资只有6亿多元，相当于同时期国家对宁波投资的1/4(单东，2000，p.112)。结果是，国有部门非常弱小，集体经济极其薄弱，人民生活非常贫困(张仁寿、李红，1990)。根据统计，1978年温州的人均耕地只有0.52亩，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3；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13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全省5个贫困县中有3个在温州(袁恩桢编，1987)；1980年人均财政收入只有30元，大致相当于无锡的1/10。其发展的最初条件是一个弱势的政府和薄弱的集体经济。在这种条件下，地方政府连维持基本的职能都很勉强，更不用说发展集体经济了。
在这种情况下，温州人被迫从改革一开始就走上一条极不相同的发展道路。他们没有依靠国家和地方政府，而是利用改革开放后新出现的市场机会。因此，来自草根的能量被充分地释放了出来，人们的企业家精神被发挥到了极致。实际上，从“文革”中后期，当其他地方还在闹革命，或者还淹没在计划经济中，等待着政府采取主动时，温州人已开始依靠自己摆脱贫困。他们从那些城市人不愿意做的低贱工作开始做起，如补鞋、理发、做衣服、拾垃圾、做小生意等。或者在家里从事地下工业和商业，如弹棉花、搞土纺织等。很多访谈对象都有到外边做小生意的历史。龙港一个60多岁的农民(访谈对象127)说他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外出到江西等地卖糖果和其他小商品。他们当中的部分人把从外边了解到的信息带回家乡，从而带动了温州家庭工业的发展。到70年代末期，温州已经有号称“10万大军”的购销员队伍，同时有数十万人在温州从事家庭工业。
用艾伦·刘的话来说，温州的发展可以用3个M来概括：群众的首创性(Mass initiatives)、流动(Mobility)和市场(Markets)(Liu,1992,pp.699～700)。群众的首创性是温州模式的根本特色，政府只是起了一些支持性和补充性的作用，比如说政策上对当地一些比较前卫的做法给予合法性支持，帮助企业家获得必要的证照等等。有些国内的学者和温州当地的百姓甚至认为温州的发展得益于温州政府早期的“无为而治”。市场⑥，而不是政府，成为引导和左右人们经济活动和生活的核心机制和力量。市场机制决定了温州人的机会基本平等，谁都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和个人能力获得成功，因而出现了面广量大的民营企业。也正因为如此，相对于苏南的“干部经济”或“精英经济”，温州的经济被人们称为“老百姓经济”或“人民的经济”。简言之，温州的发展是一个参与式的发展。
靠自力更生和自我积累，不少温州人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这里以两个例子来说明。南存辉，现在温州最著名的民营企业家，也是全国闻名的企业家，在从事低压电器行业之前曾经从事修鞋和其他小生意。他因为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13岁就辍学回家，帮助父母贴补家计，从补鞋开始，他慢慢积累了一些资本。然后学着别人的样子，在1984年和朋友一起建起了一个做低压电器的家庭作坊。2002年，他的企业的雇员数超过了8000人，总产值超过20亿元。另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胡成中，南存辉的同学，在同南存辉一起建起他们的民营企业之前做过裁缝。温州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有同样的经历，他们出身卑微，多数人学历不高。抱着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工作和坚持，敢于承担风险，从而取得成功。
就是这样，民营企业在温州从一开始就成为普遍的所有制形式。地方(社区)政府只是起了补充性和支持性的作用，如为那些外出跑业务的人出具证明和介绍信、帮助企业家取得执照和各种手续，在政策上规范民间的一些做法，如早期的挂户经营(Zhou,1996；张仁寿和李红，1990)、后来的股份合作制(Whiting,1999)等。因为温州的发展基本从零开始，人人都从同一起跑线出发，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有比较均等的机会。企业规模的分布也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今天，全国都知道温州有许多富人，富裕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许多地方都高得多，温州的炒房团、炒煤团等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这说明温州富人之多和剩余资本之多。虽然我们不可能确切知道收入和分配的准确情况，但以下一些数字应该能说明。
温州的总人口大约700万。2000年，有207993个注册的个体工商业户(如店主，货摊租赁者，小家庭工业等)；13077个私营企业，平均注册资金是620000元人民币，平均工人数是10人；24046个股份合作制企业；10453个责任有限公司。温州之外，有约160万温州人遍布全国，从事各种各样的生意。例如：在北京有个著名的“浙江村”(实际上应为“温州村”，因为大多数人来自温州的乐清和永嘉)；在武汉、重庆、沈阳等地，都有“温州街”或者“温州城”。据估计，温州人在温州以外的全国范围内有约30000个企业，700000个家庭从事各种工业和商业(胡宏伟、吴晓波，2002)。一个温州专家(访谈对象191)估计：如果包含家庭人口在内，温州可能有1/5的人是老板，或者说有1/5的家庭有自己的生意。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温州人靠从事工商业赚取利润而不是靠为别人当雇工而挣取工资⑦。同苏南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相比，温州的社会和阶层结构呈现扁平状，即中间部分较粗。胡宏伟和吴晓波(2002)叫它为“菱形”的阶层结构，另一温州问题专家、浙江省委党校的陈立君教授叫它为“柱型”的社会结构(个人访谈，2001)。同苏南的“干部经济”和“精英经济”相比，温州的经济被广泛地称为“老百姓经济”或“老板经济”，因为在那里人人都有成为老板的机会。
在这里，让我以一个村子为例说明。从各方面来说，这都不是一个富有的村子，但这个村子的收入分配的相对平均在温州地区多少有些代表性。这个村的主要工业是再生腈纶纺织，分工合作的细密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的那样(1993/1776)。村中157个家庭，基本上每个家庭都独立地从事分工链条上的某个环节：一些村民买来回收再生的腈纶，然后将他们分发给那些“碎花”(即把腈纶粉碎成丝)的家庭。“碎花”的家庭把他们的产品卖给“染色”的家庭；“染色”的家庭把他们的产品卖给“纺纱”的家庭。“纺纱”的家庭再把织好的纱卖给“织毯”(腈纶毯)的家庭。“织毯”的家庭把最终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因为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机器，做着几乎同样的工作，或者做着分工链条上基本相似的工作，所以他们的收入区别不大。表4就是这个村2001年1～9月家庭的收入分配情况。
表4 温州吴家弄村的收入和职业构成2001年1～9月(家庭：个；收入：元)
家庭总数 ＜5000 5000～10000 11000～15000 16000～20000 21000～30000
15428241218
纺织 木工 运输 建筑 其他
154
104
11161013
注：(1)从事纺织业的104个家庭包括90个纺纱，11个织毯，3个染色。(2)其他行业包括2个零售店，2个理发店和2个医生，等。
来源：作者田野调查。
当然，这个村所从事的再生腈纶纺织工业属于比较落后的工业，并且在需求日益下降的今天已经面临很严重的问题。实际上，在我做实地研究时，这个工业已经失去了竞争性。结果是，村民们的收入开始下降，一些村民正在寻找其他出路。除了工业和产品问题，工厂取代家庭作坊的情况已经发生。在温州，类似的工厂取代家庭作坊的情况在别的行业几年前既已完成，如制鞋业、西服行业、低压电器行业、印刷行业等，都从早期的工艺和技术落后的家庭作坊过渡到了现代化的工厂阶段。然而，企业家推动的发展和民营企业作为主要的所有制形式这一特色并没有改变。
如果吴家弄村代表即将成为历史的温州模式的早期状况的话，那么苍南县龙港镇——著名的中国第一农民城则基本代表了温州更为现代的状况。据朱康对的研究，龙港的阶层和收入构成也相对均衡。2000年，龙港全镇总人口231278人，其中劳动力125669人。个体工商户的户数为49480户，从业人数92164，人均收入65093元，各类工业企业的数量共有851家，以每个企业3个股东计，再加上第三产业企业主和投资在外地而家住龙港的企业主，估计龙港的企业主群体约有3000来人。因此，按照2000年的劳动力数量估计，全镇125669个劳动力中，企业主阶层、个体户加购销员约占3/4(朱康对，2003，pp.99～101)。也就是说，龙港绝大多数人处于中间阶层。
那么导致温州经济平等和阶级结构相对均衡的实际机制是什么呢？
首先，进入的门槛低和机会相对平均。不像苏南和其他地方那样政府禁止或至少不鼓励民营企业，在温州，由于以上述及的理由，阻碍民营企业发展根本不是选项。而且，因为温州人从“文革”中后期开始就外出到全国各地，禁止民营企业就变得更不可能。除了政策方面进入门槛低之外，资金和技术的进入门槛也很低。温州早期的工业化以小家庭作坊为组织形式，资金和技术投入都很低。如纺织业，一架木纺车往往就是初始资本和设备。温州发展劳动密集型、技术要求低的工业，尤其是消费品工业，如制鞋业、制衣业、打火机、纽扣等并不令人感到奇怪。这是与温州地处偏僻、远离工业中心的辐射相适应的。值得指出的是，进入门槛低使得每个人都有机会在中国资本积累的初期阶段，大力利用丰富的机会。这是导致温州经济平等的关键。
第二，资产所有权的广泛分布。有研究显示(Papanek,1987)，在第三世界国家，不平等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上生产性资产的分配(如土地)。不像苏南那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由政府控制集体资产，随后在改制后资产转给厂长经理，从而导致资产所有权的集中；民营的家族企业从改革一开始就是温州的主导所有制形式。因此，每个家庭都可以有他们自己的财富积累。大多数的温州家庭从他们的财产中获取利润，而在苏南，多数人靠挣工资获得收入。
第三，广泛的模仿和扩散效应。在温州，几乎每个人都提到的一个传统是人人都希望做个老板，所谓“宁为鸡头，不为凤尾”，那些没有这种野心的人倒被人看不起(访谈对象106、116、119)⑧。一般的情况是，年轻人或新手先跟着别人干，一旦他们有了经验和资本，就开始自立门户，做自己的生意。因此，生意伙伴之间的分分合合在温州成为了非常常见的现象。广泛传播的效应和相互模仿机制也反映在温州的产业结构中。在温州，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聚集的产业集群，例如：桥头镇是著名的纽扣生产基地和纽扣市场，柳市以生产低压电器而著名，苍南宜山以再生纺织为主要产业等等。每一个产业内都有数百家企业。例如，在服装行业有1000多家企业，皮鞋行业也有不下500家企业。理由很简单：一旦一个人成功，其他人就群起效仿，建同样的企业，生产同样的东西。
第四，起步早。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经济是短缺经济(Kornai,1980)。改革前，中国的经济就是这样的经济，几乎所有的物资都短缺。所以，在市场化改革的初期，几乎做什么都能赚钱。这种状况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温州人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从文革后期开始，就迫于生计，外出谋生。开始早使得他们能够更容易成功。而且，他们积累的资金和经验为他们后来的竞争带来巨大的优势。
那么问题是：当温州从早期的家庭工业(家庭作坊)发展到工厂系统后，会不会像马克思预测的那样由于激烈的竞争而导致两极分化呢？或者说，温州现在的相对均等的收入分配和扁平的阶级结构可能仅仅只是暂时的、转型过程中的现象？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事实上，激烈的竞争已经将一些企业，尤其是小企业驱除出局(所谓的竞争促成两极分化的过程)。例如，2个处于前十名的服装企业在2002年破产了，小企业破产的就更多。但是，也有一些反作用力和机制能阻止两极分化的出现。那些已经成功的人(或者掘得了第一桶金的人)具备资源和能力在别的领域寻找机会或者到其他地方发展事业。中国远没有饱和的投资环境和巨大的地区差别意味着机会仍然大量存在。温州比较早的成功给那里的企业家们提供了继续致富的绝对优势。我的田野调查显示，那些已经登上成功阶梯的人很少再掉到社会的底层。例如，很多人近年来开始到内地投资。比如一个原来做鞋的老板，在退出制鞋行业后进入了商业领域(访谈对象215)。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温州发展初期产生的大量财富和富人至少使温州在将来更有可能比其他地方容易避免两极分化。进一步说，温州强烈的强调平等的传统(胡宏伟、吴晓波，2002)和它的大量的生机勃勃的中小型企业将会成为避免两极分化的强大反作用力，特别是随着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和未来一系列配套的社会政策的出现。我们也呼吁，政府应有意识地把社会后果纳入到政策制定的考量和过程中，尽量避免那些会带来部分人收益、多数人受损的可能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政策。
你可能会问：温州是不是太特殊了，从而没有代表性？是的，就温州的企业家的供给和企业家精神，它是很特殊的。温州人以他们的自立、勤劳、持之以恒、冒险和愿抓住任何卑下的机会闻名⑨。这使得我们在比较温州和其他地方时，确实感到困难。但是，就这篇论文来说，比较是合理的，因为苏南也并不缺少企业家精神。苏南曾是中国近现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那里曾经孕育过许多著名的企业家，荣家的荣毅仁曾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国家副主席。因此，对这篇论文来说，我的论断是合理的。而且，本文强调的是参与式发展的本质而不是具体的做法。
四、结论
虽然苏南和温州在过去的20年里都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和成功的发展，但两者却产生了明显不同的经济平等和阶级结构。产生不同的发展结果的根本原因是：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关键时期，两地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不同的发展道路导致了不同的机会结构。在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中，当地政府垄断了机会，最后便利了少数掌握权力和掌握资源的人。正如我前边提到的，出现这样的结果不是偶然的。恰恰相反，它是政府主导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因为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来自于之前倾斜的权力结构和资源控制(张建君，2005)，这种权力结构和对资源的控制又因为政府主导的发展而进一步得到加强，这也就是历史演进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相比之下，在企业家(人民)推动和市场主导的自发发展模式中，机会结构更加公开和平等，每个人都有相对均等的机会利用改革后出现的巨大机会。这一均等和公开的机会结构在温州产生了大量的富裕人群。人们广泛地参与也为当地地方经济的成功做出了贡献。当然，地方发展模式的选择并不是两个地方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由两个地方的资源禀赋和历史遗产决定的。因此，我们无意于批评一个地区和赞扬另一个地区，而是希望从两者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有益的成分，为今后的决策提供借鉴。
这个研究的政策含义是显而易见的。不可否认，政府可能在促进经济发展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个研究明确地提出：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和企业家们能够比政府更好地推动发展，或者抵消或减弱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权力分配不平等而带来的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政府不能替代企业家，特别是在像苏南那样不缺少企业家的地方。相反，创造平等的机会，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激发人们的企业家潜能是更重要的。这样做不只是更有效率，而且可能会对经济平等更有利，正如温州的情况所展示的。温州的成功告诉我们，一旦有机会，很多人都有潜能成为企业家。因此，这个研究极力提倡一个大众参与的、人本的、更健康的发展，在这一发展中，多数人积极参与并获利，而不是政府或精英主导的、部分人获益的发展。在本届政府大力提倡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本研究的结论更有现实意义。在这方面，我的研究同Amarta Sen' s的发展作为自由的论断不谋而合。在他看来，参加市场交易和寻找市场机会应被认为是个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政府应该为人们进入市场提供条件，帮助他们实现机遇，而不是制造障碍。
本研究对政府能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有启示意义。发展导向型国家的文献或多或少都指出，政府的能力(capacity)和自主性(autonomy)是它能否有效地介入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Evans et al.,1985)。但我的研究证明政府能力和自主性是把双刃剑：它可以领导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如东亚国家和地区)，也可以把一个社会引向灾难(如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尤其是文革)；它既可以用它的能力来发展经济和进行资本积累(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和部分地方政府)，也可以在财富分配和社会平等上发挥作用。众多因素影响了可能的取向和结果，其中包括导向(orientation)，或者说政策导向。如果说能力保证了国家具备资源来完成一定任务的话，那么导向则把国家的行动引向某个方向。比如说，我们国家在改革前后的导向从以阶级斗争为主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主，最近又有从强调经济增长向建设和谐社会的转折。能力、自主性和导向一起构成了国家的性格。大家一致认同的是，温州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它的弱政府，而苏南的强政府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后来问题的根源。这倒不是说强的政府能力一定会产生问题，而是说当缺乏人民的参与和约束，政府本身又有自己的政策和议程(agenda)，也就是导向的时候，有可能会带来负面的结果。苏南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很多地方20多年来发展的结果)，归根结底是转型时期强的政府能力和自主性，再加上强调以经济发展为主要任务，片面注重效率，从而产生的后果。
那么，这个研究是否证明那些传统的智慧都错了呢？我不会走那么远。但至少本研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具体化那些理论而不是不加思考地将其当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它至少显示出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在所有的时期都有创造平等的趋向。政府做什么不仅取决于政治体制，也取决于政府的能力、自主性和导向。政府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会发挥再分配和追求公平的作用，有些时候又有可能追求经济增长，甚至成为社会强势和拥有资源的群体的代理人，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同样的逻辑，市场也不是天生就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创造更多的不平等。在一定的环境下，它可能比政府介入更有可能创造平等，如温州的情况。问题是环境怎样，机制是什么。所以，我们更倾向于社会理论的构建，而不是以演绎的方法对西方的理论一概接受或拒绝。
注释：
①例如，西蒙·库茨尼兹提出的著名假设——库茨尼兹曲线。该假设认为随着发展，收入的不平等先是上升然后开始下降。另外，劳动力的供需等许多因素都影响收入分配。
②作者对苏南的地名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③访谈对象的编号沿袭了作者在博士论文中的编号(Zhang,2003)。
④关于改制的原因，国内外已有大量的文献，如Ho et.al.,2000; Li,2003; Park和Shen,2003；冯曲，2000；姜长云，2000；张军等，2000；支兆华，2001；等。这里不做展开。
⑤北冥鱼：《工资涨得跟眉毛一样慢 民众越来越淡漠GDP增长》，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1月21日03∶56中国经济周刊。
⑥当然，温州地方政府还是做了一些制度上的创新，来支持和合法化当地的实践。比如说，他们在早期合法化和规范化了“挂户”实践，后来又通过对股份合作制的有创造性的定义合法化了民营企业。
⑦需要指出的是，温州的工人主要由外来打工者构成。温州有大约160万人外出到全国各地从事工商业，同时温州也接收了大约160万外来工人。由于户口制度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自由流动，因此外来工人并不能成为当地阶层结构中的一部分。当然这在将来可能会成为问题。事实上，劳资矛盾已经成为温州目前最主要的矛盾之一。
⑧我们还不清楚这个传统是怎么来的，也不清楚这个传统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本文要强调的是，温州出现相对均衡的阶层结构的主要原因是机会的相对均等。
⑨尽管中国的很多学者在总结温州模式的经验时都提到温州的历史遗产和商业传统是它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如，张仁寿、李红，1990)，但到底这种遗产和传统是怎么来的、从什么时候形成的，我们并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