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研究的方法论探讨——“两岸关系学”的建构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关系学论文,两岸关系论文,两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两岸关系研究的“现代化”问题
两岸关系研究的学科属性是多元的，在中国现代史的历史发展中也产生过一些变化，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一些两岸关系研究的方法、题材有着很高的局限性。百年以来， 大陆一直把实现“现代化”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现代化”的义涵虽是众说纷纭 ，但不能否认的是其中带有明显的“西方化”倾向，西方文化价值在两岸百年来的移植 与适应的影响，不易抹去。因此，过去至今存在于两岸关系研究中的种种争议，基本上 是出自于双方“现代化”取向、程度的落差。两岸政界、学界通常都认为，民进党一切 考虑都是胜选，直言批评陈水扁“每天都在选总统”的言论相当常见，两岸关系的重要 性在台湾应该是第一顺位的；但是，大陆的首要问题却是发展，两岸关系虽然重要，但 只要“不生事端”，不是非立刻处理不可。解决两岸关系的关键，就是全面的研究缩短 、整合存在于两岸双方及其各自内部的“现代化差距”问题，两岸应当合作，双方的积 极与消极能在“你来我往”的节奏上有一定的配合默契，更全面的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才能有助于两岸关系朝正面发展。
两岸关系研究的方法向来争议之处甚多，西方的、行为学派的研究方法大都注重理论 的研究，希望经由“模式”的建立与运用阐扬他们所研究的主题。东方的、传统的或汉 学的研究方法则与之不同，虽然两岸关系研究于今已有相当的成就，但在发展的过程中 ，所使用于臻知的方法，彼此之间一直有所争议。其中主要有：
(一)传统的研究方法与行为学派所使用的方法并不相同，持各种不同看法的学者对之 因学习、知识背景不同，各有所长和所好。如此的不同点，作用于两岸关系研究上，将 引致那些影响?行为学派在方法论上的基本立场，如企求“数量化”等，是否与两岸关 系研究的现实状况有所格格难入?为数不少的大陆政界、学界人士，相当负面看待台湾 已经累积相当历史成就与逐步提升精确性的民调研究成果，甚且大多都不相信民调是真 的!但是，“量化研究方法”在两岸关系研究的应用是一个不能逆转的趋势。
(二)两岸关系研究是否有可能臻于“价值中立”或“价值祛除”(Value-free)的要求? 这个问题对于双方研究者是否会造成特别障碍?因为价值问题，在行为学派的基本立场 里，研究过程是不允许与事实问题混为一谈的。但两岸关系研究对两岸研究者而言，则 很可能受到经历“文革”、“内战”、“流亡”、“反共”、“民族主义(反独)”、“ 爱国主义”等历史事件的情绪而受影响，“价值祛除”的要求，对双方研究两岸关系者 而言，会否冲突?两岸关系研究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国际格局变化与中国现 代史上国共内战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交互作用发展至今的情势，予以关注、分析。两岸 关系研究至少必须溯源至明郑时期开始的汉族大规模对台移民(开发)史，当时两岸关系 在“明郑—清朝”的军事对峙中，争的是中原王朝的“正统”；清朝统一台湾以后，两 岸关系则转为移民、开发为主轴的“闽粤——台湾”之间的经济关系。其后，清朝割让 台湾予日本，被殖民的台湾开始长达半个世纪与大陆分离的“日本—清朝、中华民国” 的国际关系，并被日本的穷兵黩武军国主义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台湾人民留下不能 抹灭的痛苦记忆。两岸关系从历史上看来，台湾都是中原内部或涉外政经情势变迁的一 个“依变项”，这些从“汉民族对台湾移民(开发)史”、“南京第二档案资料”的角度 切入的研究数量甚多，质量甚佳(例如：郑成功研究、中国现代史、国共关系史、孙中 山研究等)，应是两岸关系研究成绩斐然的一页。因此，两岸关系研究就不能忽视比较 这些根据一定的“史料”所做出来的研究成果中之“史观”、“史论”；至今两岸双方 争辩彼此是在还原历史、诠释历史或甚至是曲解历史的研究，还是经常可见。
(三)行为学派建构各种“模式”(model)以之为思考的根据与搜集资料的指引，然而“ 模式”的运用于两岸关系研究是否妥适?此外，建立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为行为 学派所关注的主要目标。然现阶段两岸关系研究的发展是否足以建构这一类型的理论? 同时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将影响吾人研究的成果，故而尝试在方法论上，努力地了解这些 问题应是不可忽视的。西方学者精心搭建的“模式”多数是植基于西方文化的脉络中形 构而成；但是这些“模式”是否可以“一以贯之”地放入两岸关系研究领域中自在自如 地予以运用?(注：有关讨论，请参阅拙著，《派系模式与中共政治研究》(台北：永然 文化事业公司，1992年8月初版)。该书主要认为发现：(一)西方的、行为学派的两岸关 系研究对岛内的、传统的两岸关系研究有着如同核心范型对于边陲发展一般不可忽视的 影响。(二)许多人对于台湾两岸关系研究主要的批评是认为：台湾的两岸关系研究是“ 反共八股”、“匪情分析”，只有政治宣传上的意义；亦即无法臻于“价值中立”。但 是，如将“价值中立”界定为“方法论上的价值中立”，而非“全然的价值中立”；亦 即于“验证系络”中，研究者遵循逻辑一致性和经验可证性，即可防止偏见闯入我们的 研究，是则两岸关系研究对因“国仇家恨”等因素无法“全然价值中立”者，仍可达于 “方法论上的价值中立”。(三)传统的两岸关系研究对侧重理论探索的两岸关系研究之 常见的批评是认为：侧重理论探索的两岸关系研究者所发展出来的模式“太过幼稚”! 固然两岸关系研究成绩斐然，但是似乎不应忽视模式可有助于搜集和研析资料，它的启 发性功能有助于将许多不同的发现组织成有系统的知识，甚而预测其未来动向等功能。 模式的建立若果能于“中程理论”的理想下，兼顾学理与台湾现状，则对建立模式的努 力是应该受更多关注的。(四)该书认为“派系模式”是适用于两岸关系研究的模式之一 。派系是由具有思想上共同基础的成员所组成的非正式团体，其间存在着某种特定关系 网络藉以连系领导者与成员彼此，而以权力的取得、维持和扩大为其主要目的，并以之 化约于邓小平个案的分析探讨。另参阅赵建民，《建立正确健康的大陆心态》、《中国 时报》1988年1月11日，第3版；并参阅拙作：《两难的心境—“忧患意识”与“狼来了 ”反应的两难及其因应》，《民众日报》1988年2月21日第6版。)例如：白鲁恂(Lucian W.Pye)寄望于在派系的不断的“被制度化”，并形成了制衡而为中共政治带来稳定，避免极端与停滞不动(Immobilism)的危险。这项观点，实系白氏透过他对西方多元主义 (Pluralism)的容忍与赞同，从而认为派系之间的“制衡”可以对中共政局带来肯定的 助益：但是以大陆决策过程的现实而言，除非吾人给予“制衡”(check and balance) 重新界定其义涵，否则类似西方“三权分立”的“制衡”概念甚难有助于对此间派系斗 争之间的“权力平衡”现象的了解。是则对于既有的“模式”进行评估、检讨，并由中 国历史的脉络中予以经验证将有助于搭建一个有用的模式，此亦正是两岸关系研究所应 高度关注的议题之一。
二、“两岸关系学”的学科定位：公共政策研究取向较为突出
有关两岸关系诸多议题的研究目前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discipline)，建构与发展 “两岸关系学”一直都是许多两岸学者的努力方向；尽管两岸关系研究尚不足以称之为 “两岸关系学”，但晚近围绕在双方对对方的政策的决策过程与执行之研究(公共政策 取向)最为突出，中国现代史、国共关系史、闽台关系史(历史研究取向)的研究，则已 转趋低沉。
长期以来，两岸双方对对方的政策过程与执行之研究，亦即“大陆的台湾政策”、“ 台湾的大陆政策”确实存在着一些常见的过度简化的推论、分析。以日前一篇由中国社 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署名撰写，题为《陈水扁最近调整高层人事布局的政治思考 与意图》的文章为例，其中指出：“林中斌取代康宁祥在于争取美国的支持”。其实却 只是过度简单化地认识台湾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的特征就在于形塑一组在外观上似 乎具有内在联系性的概念，固定地套用于台湾政情之推论，姑且名之为“选举无限上纲 论”的说法，将“任用特定人(如林中斌博士)”、“争取美国支持”和“陈水扁连任” 前后相应划上等号。如果说“选举无限上纲论”是大陆对台湾可能带来误解的过度简化 之思考方式，但其实台湾政界、学界认识大陆也有类似的困境，“选举无限上纲论”、 “派系归类简化论”只不过是研究“大陆的台湾政策”、“台湾的大陆政策”众多误区 之一而已。
当然，两岸关系研究也是一种“区域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科际整合”(
interdisciplinary study)的研究，与两岸关系研究有关的学科领域，如历史学(中国 现代史、国际关系史)、政治学、经济学等理论与学说，在大量的研究著作中都同时被 交叉、反复引用。两岸关系研究基本上是一个强调科际整合研究的区域研究，一般咸认 其为社会科学的主要支流之一。但是，就两岸关系研究这个区域研究提升为一个独立的 学科(discipline)而言，似仍有其不足之处。
一般而言，在一个学科(discipline)中，科学(science)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它还有 其它应用的部分及哲学(philosophy)的部分。准此，设若肯定两岸关系研究可以朝向成 为一个学科的方向而迈进与整合，是则两岸关系研究除于应用部分、哲学部分之外，尤 其有其科学的部分，做为落实与开创的起步。两岸关系研究至少可以分为“社会科学的 哲学(如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现代化等)”、“社会科学方法论(如理论与 模式的建构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民意调查等量化方法的应用等)”三个层次 的探讨，导入于课堂教学时，则不应涉入教学者个人情绪或政治主张，但也不可掉入“ 大陆寻奇”式旅游经验的杂谈中。
两岸关系研究目前虽已拥有相当的成为科学的一些成就，但是如易君博乐观地指出： “在可想像的将来，巨型政治现象的研究，如区域性的比较政治或断代的政治史，迟早 会步现代经济的后尘，走向型模分析的途径。就是个别政治人物的研究，个别政治系统 的功能评价，重大政治事件的分析，也不能不利用建构类型作为工具。”(注：易群博 ，《建构类型与政治研究》，《政治学论文集—理论与方法》(台北：三民书局，1980 年8月)，第67页。)于两岸关系研究的领域中，“型模分析的途径”与“建构类型”的 运用于分析于今似仍不多见；诚如魏镛所言：“倘若我们要想使大陆研究成为一种有累 积性(cumulative)的学问，则必须要把行为与社会科学中已经发展出来的许多理论与模 型(model)，运用到有关大陆政治与社会的研究分析中，来看它们到底能不能适用于大 陆的情况。”(注：魏镛，《行为研究与美国之中国研究》。《政治学报》，第二期，1 973年9月，第53页。)是以未来两岸关系研究的主旨乃积极地从致知的方法论上来关切 两岸关系研究的未来发展，应试图藉由既有的中、西方有关两岸关系研究成果予以检讨 反省，探讨中、西方有关两岸关系研究于方法上有何不同。评估其影响于中、西方有关 两岸关系研究的成果之所在，并进而思考是否存在较有用的方法、模式有助于两岸关系 研究之发展。
三、影响两岸关系研究的三个层面：中美关系、中国外围安全环境和两岸内部政情
(一)美国对华政策、中国外围安全环境问题。
“北京—华府”之间的“大国外交”是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轴，所以自小布什当选美国 总统以后，许多人就因此认为美国的战略中心已经转移到东亚，并开始与中国大陆敌对 ；但是，近两年以来的许多迹象显示，美国是不可能将其战略中心转移到东亚的。这是 因为美国最关心的还是欧洲以及关系欧洲稳定的中东问题，因为能够在全世界跟美国“ 叫板”的，还有在GDP总量上可以与之等量齐观的，也还只有欧洲。但最近中东的情势 严峻，保有美国原来的东亚战略地位更是维持美国在全球范围既有优势、避免同时在东 西方两面开战所不可忽视的。
如果卢武铉就任后使得朝鲜与韩国近一步和解，终将使得美军驻韩的合法性受到严峻 的挑战，小布什过去必须迫使金大中煞车，将来卢武铉也不能自外于美国的压力；同理 ，两岸关系如果进一步缓和，美军不仅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甚至在整个东亚地区驻军的 合法性也将会跟着丧失。只要两岸关系或有进一步改善，美国就会再出招，不让两岸关 系搞得太好、不让自己失去“战略主动”的优势。例如：李登辉提出“李六条”以后， 两岸关系获得缓解，美国就让李登辉出访美国，藉此搞坏两岸关系；陈水扁的“大担讲 话”、“公投”，美国事先是不是已经知悉、对此态度如何?没有美国某种形式的默许 或阻止，“大担讲话”、“公投”所代表的和解、战争意义就不会彰显出来!
如果说卢武铉必须在“理想的朝韩和解”和“现实的南北对峙”中，依循既定的东亚 国际关系格局做出平衡、向中间靠拢的决策的话，陈水扁目前同时采行“低调停滞的大 陆政策”与“一面倒的对美外交”，会不会让台湾就在当前中美两个大国外交之中淹没 了自己?大陆自身的发展、存在，未来十多年里，美国还是要和中国大陆打交道、做生 意的，在经贸科技方面继续合作，与中国大陆正常交往才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虽然 再怎样都不可能回到尼克松时期的“蜜月时代”，但值得注意的是，克林顿上台五年以 后，才去一次大陆；而小布什上台两年之内，已经去了两次。克林顿在第一个与第二个 任期，对华政策态度“先严厉，后缓和”，前后并不一样，小布什解决连任问题以后， 应该也不会例外。“9·11”事件以后，反恐议题已经促使大陆和美国有了合作基础的 共同利益，中美关系更趋和缓的迹象越来越明显；长期下来，韩国和台湾在东亚地区的 战略位置，势将更加边缘化。
美国的对华、对台政策向来存在着一种“行政与立法之间钟摆效应”；1979年，中美 建交时，美国行政部门则是将钟摆摆向大陆这一边；但是，因为当时卡特在国会中处于 弱势，国会也在这个时候，通过“台湾关系法”。有人把美中台称为“三角关系”，但 从当前情势看来，其实美中台三者之间，并不存在“三角关系”，因为这中间不存在“ 对称性”、“封闭性”。台湾政学界主张“中国威胁论”的人当然有，也有主张“中国 崩溃论”的，并进而衍生出“冲突功能论”(两岸越冲突，对“台独”基本教义派的选 票越有利)”一类的短线炒作的机会主义怪论。从现实而言，台湾不应该寄希望于大陆 的威胁、崩溃，反而应该寄希望于大陆政府改革制度化、民间社会的茁壮发展，借着两 岸恢复交流机制、民间社会长期的认真交往，突破中美大国外交格局下的被动局面。
历史与国际政治的现实说明，两岸关系从属中美关系，研究两岸关系不能背离美国对 华政策的既定框架。相当长时间以来，两岸关系“吵吵闹闹”地都还可以维持在现状的 基础上，即使是倒退之后都还能因为美国对华政策而获得修补、恢复。1999年“两国论 ”被提出之后，大陆的媒体点名批李登辉为“中华民族利益的出卖者”、“两岸关系的 破坏者”的同时，也一再地说“不收回‘两国论’就斗争到底”、“不承诺放弃使用武 力”、“李登辉正将台湾推向灾难”，将“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实兵演习告捷”极大化 的报道，并宣称“驻港部队为台海危机做好防务准备，解放军完全可保卫香港”!当时 ，因为台湾当局的言论，新闻“军事化”倾向节节升高，留下阴影至今对于台湾人心的 疏离不能说完全没有任何负面影响。目前，台湾执政当局的执意推动的“公投”，很可 能又将打破现有的两岸关系“和战平衡”；这是因为“公投”被大陆视为两岸关系的底 限，大陆不能也不会没有“回应”。大陆的权威意见指出，“陈水扁在‘公投’问题上 抵触自己的四不一没有，他已经完全没有诚信，我们不能再放心!”如果大陆刻意不再 以台湾现在的执政当局为两岸关系的对手，“要谈就和美国谈”，将来，台湾在中美谈 判两岸关系的过程中很可能被更加边缘化，在两岸双方与美国的外交互动层级比较中被 矮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历任政府对华政策的坚守一定原则，经历政府更替而仍能保 持执行一贯性，对于两岸关系的不至于过度恶化，有着相当重要的煞车作用。
(二)两岸各自内部政情发展的延伸互动。
两岸关系研究又是两岸各自内部政情发展的延伸互动，不仅台湾长年经常举行的“中 央”或地方层级的各种大小选举，倍受大陆政界、学界重视与长期投入研究，大陆的权 力交替、世代传承也长期受到台湾这边的关注。
不约而同的是，两岸对对方选举或人事交替的讯息掌握，并没有足够的全面性，大陆 方面透过台湾被政治势力以商业手段所操控的各种媒体报道(置入性行销)，或透过收看 台湾一些依靠广告来源设定立场的有线电视频道的谈话性“叩应(call-in)”节目来研 究台湾，经常形成一些不正确的刻板印象，例如：让人经常误会“高雄市(甚至扩大解 释为南台湾)是民进党的票仓”，并因此推论高雄市、南台湾都是主张台湾“独立”的? !其实，根据超过十年以上的长期对高雄市的合格选民所进行的民调和投票行为研究显 示，单以其中最近两届高雄市市长选举为例，蓝军与绿军在高雄市的得票比率一直都是 “一半对一半”的态度，输赢差距只在5000票(上一届吴敦义以4565票落败现任的谢长 廷)到两万票(本届临时上阵的黄俊英以约两万票落败现任市长谢长廷)之间，“高雄人( 南部人)都支持民进党或台湾独立”的论述是一种无法通过验证的即兴式说法而已。
反之，台湾与海外则始终不脱以“派系模式”观察大陆政情的窠臼，类似“第十六届 三中全会，确立胡温体制，中共预作准备”的“观察家”说法，最近又开始充斥于各种 海外媒体。事实上，台湾政界、学界和媒体理当更加谨慎处理有关大陆高层人事更替的 传闻，可惜台湾媒体根本不听指挥，为了抢独家新闻，他们还会继续保有“自己的独立 判断”、“保护自己的消息来源”；目前两岸之间的正式沟通管道根本不存，类似消息 还会继续猜来猜去，也不知何日方休?
长期的观察显示，大陆已经深刻了解到民进党的内部结构是由“派系联盟”、“派系 共治”的，每个诸如“正义联线”、“福利国”和“新潮流”等派系，也都有其台前的 实力人物和背后的“老板”；虽然说“宪法”增修条文明文规定“立法院立法委员”总 额225人，但是某些个别“立法委员”因为“接近层峰”、“派系支撑”、“问政能力 ”和“媒体关系”等原因所生的“实质分量”，绝对不会只有225分之1的份量。组织松 散的民进党“六零社”的成员都具有一定的“实质份量”，也都是非常务实的中生代， 这些具有一定实力的民进党新锐“立委”，“年轻”且已经是“资深”的优势也会使得 他们继续是未来近十年内居于台湾政界领导阶层这种“世代交替、接班有人”的传承态 势，在野的蓝军相对于此，当然有接班危机，大陆能否立意全面与民进党“年轻”、“ 资深”的“立委”展开交往，这关系到未来两岸的对话关系之能否恢复、延续。总的说 来，民进党与大陆的现阶段交往，应该自行先定位在建立双方互信与“属人信任感”的 层次上，培养“有信任空间”，“有战略高度”，“有专业能力”，而“能为谈判对手 所接受”的“具有本土深厚民意基础”的“资深国会成员”，成为代表台湾与大陆平等 协商的新生代人物，而且不能因为个别政治人物的政治企图或短期内特定事件被过度扭 曲，夸大成为两岸关系能否改善的唯一指标，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脱离政策层面的体 系、路线、方向，而在一些枝节上纠缠不休，这对于两岸关系而言并不是正面的。
四、两岸关系研究的发展途径：理论的中国化
陈其南在探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分野时指出，西方学者研究自己本土的社会现象，“ 由于西方社会具备了文字记载和系统数据，而且又属研究者自己的文化，在策略上自然 可以把一些基本的社会文化特质当做已知的常数，而致力于深入探讨该社会特有的专题 。相对的，非西方社会大部分是无文字和统计数据的初民社会，研究者首先就必须完全 从零开始，慢慢透过田野的深入参与观察，逐步建立其对于该异文化的认识，尚无暇顾 及统计样本的代表性与特定的社会问题之深入研究。结果，社会学和人类学不仅在研究 对象上有所不同，即使在研究方法也因研究对象性质的不同而大异其趣，慢慢地乃各自 建立起独自的学科特色。同样的，西方学者所用以研究政治现象的整套概念，当他们运 用于两岸关系研究之际是否已经意识到可能因为研究对象性质的不同而积极的“从零开 始”地了解中国人政治文化的本质，从而在方法上建立起独自的学科特色?例如：以西 方学者的研究为例，汉默德(Thomas Hammond)曾以蒙古陷入苏联所掌握的过程中，归结 出十一步骤，而以此模式解释东欧国家沦陷铁幕的缘由(注：Thomas J.Hammond,“The Communist Take over of Outer Mongolia:Model for Eastern Europe?”in Hammond ed.The Anatomy of Communist Takeovers(N.Y:Yale,1975),PP109-144。)；奥森伯格(M Oksenberg)将美国政治学家有关中共政治问题的著作归纳为七个研究模式或方法，这 七个研究方法或模式分别是：历史的、现代化、官僚制度、极权主义的、比较共产主义 的、革命的社会和方法论的。(注：吴文津，《美国对大陆问题研究概况》，第一届中 、美“大陆问题”研讨会专辑(台北：“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1971年)，PP.24- 25。)张旭成则常以“菁英冲突”(elite conflict)模式研究中(注：Parris H.Chang,“Elite Conflict in the Post-Mao China”,Mainland China's Modernization;Its Prospects and Problems(Berkeley:Univ of Califormia,1981),PP.10-19。)；田弘茂 则曾用史奇苓(H Gordon Skilling)的“协议性集权主义”(
consultativeauthoritarianism)作分析架构，分析中共的改革(注：田弘茂，《政治结 构与社会变迁—论中共整体改革的发展与影响》，见大陆经济改革与台湾经济发展策略 研讨会实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年11月)，PP59-111。)；James C.F Wang曾透过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分别从系统的理论、文化的理论、发展的理论和阶级的理论四个方面叙述两岸关系研究的四个面向。(注：James C.F Wang，《美国学术界对中共政治的比较研究》，《(台北：国际关系研究中心)，PP76-85。)晚近，美国学界亦有不少新作，运用新的模式来探讨中共，如Goldstein以“权力平衡”(
balance of power)和“势利(仪队车头)”(bandwagon)两项理论，希望藉系统的方法论 上之有用性来说明中共政治生活的重要面貌(注：Avery Mark Goldstein“A Theory of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tructural Constrains on
Political Behavior and Outcomes,1949-1987”(PHD.Dissertation Abstract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y,1985 in UMI Dissertation Abstracts on DISC)
Ann Elizabeth Fenwick,“The Gang of Four and The Politics of Opposition:
China,1971-1976”(PHD,Dissertation Abstract of Stanford University,1948 in
UMI Dissertation Abstracts on Disc)。)等等。
上述这些西方研究成果作为今日两岸关系研究领域内方法上的自觉与理论建构的启发 而言，确实已有相当成绩；但是仍有许多批评则亦不能不重视，因为两岸关系研究的模 式建立与运用尚须谨慎地避免扭曲数据来硬套入模式当中，或以模式本身的逻辑性取代 了历史的经验实际，亦即应避免“概念的暴虐”。须知中国历史文化自有其本身的面貌 ，中国是不必要一定得符合某种模式的，更不能因为某种中国的事实不符合某种模式， 随即指称该部分的事实就是一种“病态”；“削足适履”无异是将带有臆测性的模式、 暂时性理论，当作是一种“框框”，再也无法坦然地接受修改、批评，从而使模式于逼 近真理之路迟滞不前(注：金耀基，《中国研究与社会科学》，《金耀基社会文选》(台 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6月)，第65页。)。
两岸关系研究的方法自然也应注意到上述的讨论，在方法上建立起独自的学科特色。 两岸特有的问题，两岸也应该有自己的解决问题之创意!大陆对台政策在“行业对行业 ”、“民间对民间”和“公司对公司”的导向下，大陆海协会所能扮演的角色，必须要 台湾方面的制度修正做配合。“行业对行业”之间若能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适时 修正增订“复委托授权条款”，可以避开两会历史恩怨，是可做些实事的。“复委托授 权条款”的“创意”是一种困境下的出路，也是以中国人智慧解决自己问题的方式；两 岸关系研究一方面是西方理论的中国化，但如何摆脱西方理论束缚，走出自己的道路? 则亦应是两岸关系研究者的共同目标之一。
五、结论
借由中、西方两岸关系研究的典范性著作的广泛探讨，经由比较政治的研究途径，科 际整合的研究途径企图对两岸关系研究获致整体与广泛的认识。两岸关系研究目前的努 力方向，应是企图逐渐超越个别描述和主观价值判断。建立一个普遍性的理论，可以用 共同的名词和从共同的角度，去叙述、解释和预测政治变迁的现象(注：江炳伦，《比 较政治研究的新趋势》，《政治学论丛》(台北：作者自印，1973年)，PP18-21。)。两 岸关系研究欠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架构，尚难认为已将可资比较的原始数据提升为普遍 性的陈述；准此，为探讨两岸关系研究的方法论，可以经由以下步骤：
(一)以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的立场，探讨两岸关系研究步向从个别描述以至建立普遍 性命题所可能遭遇的问题。
(二)以比较政治研究的途径，探讨两岸关系研究其用于致知的方法所应当注意的各种 面向。(注：例如史卡拉宾诺(Robert A.Scalapino)对两岸关系研究提出他的看法，首 先，他认为研究共产党问题有三大要素：(1)传统(Tradition)；(2)时间因素(Timing) ；(3)意识型态(Ideology)。其次，他特就两岸关系研究必须注意到：(1)为某些目的而 言，研究须和中国的过去历史相比较；(2)为另些目的而言，就和在发展阶段相同的所 有社会相比较；(3)与中国相类似的问题相较；(4)对其它种种目的而言，他对两岸关系 研究的方法上着重三大要素(传统、时间、意识型态)之各方面的比较，而求其周延。准 此，模式的建立与运用亦可从此一考虑层面出发，希望能由此获得适用性不断提高的模 式。见Robert A.Scalapino,“O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ommunism” ，《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七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1976年，PP -71-90。)
(三)由政治现象的各个面向检讨既有的两岸关系研究诸多模式或理论之得失，寻找较 周延的一种或多种模式或理论，作为未来两岸关系研究之参考，并讨论一项较周延而有 助于两岸关系研究的模式或理论可能必须具备哪些条件。(注：魏镛认为中共研究的领 域中有着于概念化的情形。虽然“大型理论”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用，但不幸地，两岸关 系研究中的“大型理论”仅只停留在解释性和推测性的说明的阶段，无助严谨的经验研 究。见Yung Wei,“Culture,Ideology,and Elite Confict:Towards a`Middle Rang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Behavior”，Issue & Studies,Vol.15,No.8,August 1979,PP12-15。他认为中共研究领域中最需要的是一组“中程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中程理论乃是介于日常研究常有的小小假设，以及企图涵盖许多社会 行为的总思维设计之间的理论，它至少应该有以下的义涵：(一)理论的统一(建立一套 完整的理论)无法由一位学者独立完成，应该由许多中程理论的逐渐合并而成长，渐次 形成一个广泛的理论网络；(二)中程理论较诸大型理论提供更多理论上的前途，因为它 们所表自的抽象化层次较低，编入共变陈述的现象已受范围限制，在有限度的抽象层次 及有限的行为领域中，超越粗疏的经验主义，但又不致放纵现象、悬空蹈虚；(三)江炳 伦赞许中程理论，他认为：“我们自己的学术风气，好似走着两个极端，一方面是专注 琐屑的考证，另一方面是放肆于含混不能求证的泛论。若是大家多从事中程理论的研究 ，或许正可以帮助矫正这种风气。”江炳伦，《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趋势》，见《政治学 论丛》(台北：作者自印，1973年元月)，PP7-8。准此，两岸关系研究的模式建立与运 用，可朝这种不卑不亢的中程理论的方向努力，得到比较两不偏废的、中肯的模式。藉 由群策群力的努力来建立与运用较周延的模式，并改善学术风气。)
(四)分别多次以个案分析的方式，由具体个案的反省上述三项分析的得失，将从理论 化约到现实世界的思维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理论缺失一一予以修正，使两岸关系研究的 方法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两岸关系研究自实用的意义上而言，可能只是双方彼此之间的“敌情分析”；从严格 的学术立场上来说，至今仍有可能会被谑称为“半历史半新闻的混血儿”。但是，设若 能将两岸关系研究的发展视为朝向一个学科(discipline)迈进而努力的过程，则两岸关 系研究就不应放弃其于方法论上的探索。准此，一般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上所遭逢的问题 也应一一地拿到两岸关系研究的领域中加以检讨。借由文献的探讨分析，以及将从中发 现的方法、理论上问题对照于行为科学的方法论之发展上所累积的经验，分别自政治现 象的几个主要面向加以思考；探讨行为科学中国化、两岸关系研究之比较政治的研究途 径，较周延而有帮助的两岸关系研究的模式、理论之形构与建立等等问题。两岸关系研 究涉及的问题或许过于庞大、复杂，预期经由类似的研究的不断积累，结合更多人的智 慧，是可以共同开创出两岸关系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的新进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