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物质本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文,试论论文,物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针对以实践本体代替物质本体的观点，从本体论及其引发的问题（尤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中对本体、物质和实践作出反思，同时在分析哲学的补足功能中强调物质作为本体的重要意义。作者主张全面、客观地看待物质和实践，充分肯定作为本体的物质范畴及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关键词 物质本体 实践 哲学补足功能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与本体论的研究，是近十几年来国内哲学界关注的热点。哲学体系的解构与建构都是从本体论开始的，因此，以什么为本体，是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抽象的物质、自然从未得到马克思的肯定和重视，原因是马克思的学说中的自然是以人的实践活动、工业为中介的，是人化了的自然，因而自然辩证法就是人化自然辩证法，[①]于是主张以实践唯物主义或劳动唯物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以实践本体代替物质本体。这种观点源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而目前在国内颇为引人注目。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谈物质的统一性和本原性，谈自然的先在性与客观性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可或缺的，物质本体的范畴非常必要，不能被实践本体范畴所代替。下面拟从三个角度对此逐一作出说明。
1 马克思没有花大手笔对物质和自然作抽象的阐述是有原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及其经典著作家们对费尔巴哈及其以前的唯物主义者之自然观从未作过断然的否定。
在这里首先要提出的是：有些学者把马克思早期的某些思想看得过于神圣，这是值得注意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原来是一个青年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对青年马克思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但晦涩难懂的黑格尔哲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迷宫，存在着体系与方法的严重矛盾。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所搭的桥梁，使马克思得以从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并使他创立唯物史观具有了“基本内核”。所以，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有一个过程，在他的前期著作中不可避免地带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色彩。一般来说，马克思的学术著作中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过渡中介，《提纲》以后的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果是为了充分地了解马克思的思想成熟过程，固然要重视其前期的作品；但倘若试图以他前期作品中的某些观点来否定物质本体，则不符合逻辑。
诚然，马克思在创建唯物史观时，并没有对传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作出进一步的阐述，这是有原因的。任何一种哲学，总要在一定的环境、土壤中才能生长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亦然，因此我们分析它的创立、发展与完善过程时不要脱离其思想渊源与当时的文化背景。虽然马克思早期追随黑格尔，但他们之间的思想一直存在着分歧。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看到黑格尔的理性与社会事实格格不入，以致产生了“苦恼”的疑问。看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给予了马克思极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但费尔巴哈离开社会现实抽象地谈人性、谈泛爱，而不认识革命实践在哲学中的重大意义，这使马克思觉得不满意。同时，马克思受到当时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一直把建立消除剥削、消除异化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理想追求，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只是一种天才的猜测，而不是科学的理论，这使马克思又不得不另辟他径。从上述的思想背景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的启示：首先，在唯物史观创立前夕，费尔巴哈已经把唯物主义重新搬上了哲学的宝座，存在的第一性和思维的第二性已成了不言而喻的东西，虽然费尔巴哈美文学式的哲学语言并没有将唯物主义向纵深的方向发展了多少，但马克思当时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重复费尔巴哈所走过的前一段路。其次，马克思当时面临的最迫切任务是要解决使他苦恼的疑问，创立唯物史观以代替唯心史观并要使空想社会主义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所以，马克思在谈论自然和物质时，只是作一些轻描淡写的原则性叙述，而为昭明自己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他更关心的是给自然注入实践的血液，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摒弃了物质本体，抛开了实体、存在和自然的范畴，只承认人化自然。
马克思虽然很少抽象地谈论物质，但他在根本立场的选择上是毫不含糊的。他在批判黑格尔时说：“抽象的物质本身是无，绝对观念本身是无，只有自然界才是某物。”[②]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对世界本原作了十分明确的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回答。他又曾说：“我的辩证法，从根本上说来，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造物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③]在这里，马克思已经很明确地表示应该用自然辩证法去代替黑格尔头足倒立的唯心辩证法，用物质的自为自在去代替理念的自为自在。当然，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只要我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以我们作为它的对象，但是非对象性的存在是一个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即虚构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④]又说过：“被抽象理解的、孤立的，被认为与人分离的世界，对人说来也是无。”[⑤]有些学者据此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把抽象的物质和自然从哲学体系中驱逐出去了。其实不然，如果不是从字面上去理解，我觉得在这里马克思的意思是叫人们不要单纯地谈论物质，不要离开实践而空谈自然界，而不是叫人不谈自然界。事实上，自然的本原性、先在性与人类实践的重要性是可以而且必须辩证合理地结合在一起的。自然界是无限的，人类所能涉足的是人化自然界，人类所未能涉足的是自在自然界，而自在自然界亦潜在地是人化自然界。事实上，我们抽象地谈物质和自然时，并没有把它当作与人类实践相脱节，相绝缘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创立过程中，两人根据各自的特点和长处默契配合，分工合作。马克思在数学、经济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而恩格斯对自然科学则颇有研究，因此，在自然观方面，马克思主要从政治经济学的方向来研究与人类劳动实践和工业生产相联系的人化自然，而恩格斯则注重于总结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探究物质的初始性及自然的演化过程，于是两人在阐发自然观时各有侧重，这不仅不足为怪，而且是配合与分工的需要。马克思致力于唯物史观的创建，同时忙于领导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还要对付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学者和机会主义者，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善化、系统化工作（如自然观、认识论的阐发）是留待恩格斯及以后一些经典著作家们逐步完成的。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对它的整理和系统化工作作了重大的贡献，列宁、斯大林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尤其是自然观）又作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自然观和哲学基本问题等作了详尽的论述，由此可知：他对自然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物质本体论的正确性是一贯承认的。虽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频频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自然观方面的对立，但这没有说服力，否则《反杜林论》早就被马克思批判得一无是处了。有些学者认为列宁、斯大林因为没有看到马克思早期的某些著作，而无法真正了解他的精神实质，这种说法其实没有多少道理，因为既然马恩之间没有明显的分歧，则根据恩格斯的著作和马克思后期的著作来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内容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2 从哲学本体论及其引发的问题看物质作为本体的重要意义。哲学需要本体论，本体论需要物质自然。
本体论自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尔德开创以来，一直在哲学体系中担任主角，虽然它在近代曾一度滑入低谷，但目前又有所复兴。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A·施米特等人极力企图将本体论驱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但国内学者中多数人不同意这种看法。本体论是关于最高存在的学问，所谓“最高存在”即最后存在，是存在之为存在的依据，我们凭借这个依据来理解存在，又凭借存在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再从多方面本质的统一中设定事物的概念。因此本体在哲学中的基础性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最高存在是一种超越具体性的存在，同时也是非有用性的存在，对于这种存在的把握，需要人非功利性的探求精神，亦即与人的本质相联系的自由探求精神。既然本体的存在超越了具体性，则只能为抽象的思维所把握。自然、物质作为最高存在的本体，对其作抽象的概括是必不可少的。
国内哲学界在本体论方面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物质、自然是本体，另一种则认为实践或劳动是本体。这两种观点大致是相互对立，互不容纳的。我则这样认为：既然哲学包括自然观、历史观，则可允许两个领域中各自有自己的本体，在自然观中以自然和物质为本体，在历史观中则以实践或劳动为本体。
这一来，必然会引出三对关系：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二、人与人的关系，三、前两对“关系”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产生后首先思考的问题，以致在史前原始社会中，这个问题几乎是所有知识的汇集点，因而当时原始宗教、哲学、自然科学都搅拌在一起。有些学者认为：原始人面对作为强大力量与自己对峙的自然界，感到孤立无援，因而原始宗教和自然哲学的产生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这种看法确有其合理性。后来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人类意识的能动性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中，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和能动性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主体性愈来愈处于突出的地位，以致一些唯心主义者和唯意志论者（如尼采）把人的能动性推至极端。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力求合理、客观地看待人的能动性，肯定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于物质有巨大的反作用。这一观点的展开便涉及到自然界的时间先在性问题。对此国内一些学者颇不以为然，但它确是一个客观事实，因而争论的焦点不是承认或否认这个事实，而只能是肯定或否定其对哲学研究的有用性。不少学者主张用实践的“逻辑先在性”代替自然界的时间先在性。当然，有实践才有人类，有了人类才有哲学，从实践出发观察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当然无可非议，但是，我们从实践出发观察和研究自然界与人的关系，再以逻辑语言把这种关系再现出来时，按照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那么逻辑的先在性恰恰不在于实践而在于自然界。自然界的先在性并没有与实践的重要性相对立，相反，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这个结论恰恰要人类实践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认识能力提高到一定层次才能得出来。从神造人的神话到人类发现自身的真正来源这一过程，凝结了千百年来人类探索和实践的血汗。同时，如何对人类的实践能力作出恰如其份的估计，这亦是实践、认识的任务之一。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是具有特殊结构的物质的属性之一，意识的能动性不是超历史的，也不是无极限的。由此可知：谈自然的先在性，谈抽象的物质的本原性并不是与人无关，恰好相反，只有弄清这个问题，人类才能对自身的存在条件和实践能力作出反思，才能使实践活动依据一定的理论，遵循一定的规律，而不至于陷入迷惘、空想与盲动。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包括人与“人化自然”的关系，而且包括人与“自在自然”的关系。人的生产和实践虽不能影响自在自然，但自在自然却能影响到人类的生产以至生存，如紫外线、癌症等这些东西都是在被“人化”以前就对人类产生作用了。一味在经验的范围内流连徘徊，很容易退回到大主教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那里去。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其实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因而我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哲学反思时，必然要对“自然”作出最抽象、最一般的界定。反对自然本体的学者似乎倾向于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低层次的人类环境保护问题混为一谈，这是很荒唐的，环境问题只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
人在自然界面前有种种无法超越的极限，（如衰老死亡，无法制造永动机等）即是说人类永远也无法全然摆脱自然压迫，但人类在社会前却能期望消除阶级压迫、剥削和劳动的异化，追求一种平等、自由和使人的本质得以完整体现的理想社会。弄清人与自然的问题，我们就会明白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实践活动中所应遵循的客观规律，弄清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就会明白人类社会内部种种利益冲突关系的前因后果和人类社会自身发展所遵循的历史规律。明确人与自然的关系使我们不致于为宗教神学的理论所蒙蔽，明确人与人的关系使我们不致于为超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所迷惑。
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的关系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我觉得从前者出发去理解后者尚有一定理论衔接方面的困难，但要从后者出发来理解前者，困难则更多。
3 从哲学的补足功能看物质作为本体的重要意义
真正能从哲学体系本身的需要出发来考究物质能否作为本体，这会使问题更为直接，比平常单纯靠引经据典的做法更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原著的创作往往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应时而作、应事而作，从原著上单独抽取出来的只言片语不一定都能代表著者的原意。
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它的研究对象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三大领域给人提供的是一幅完整的世界图景。自然分为人化自然和自在自然，人化自然是人类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所涉及的范围，人化自然的领域是随着人类实践、认识能力的提高而不断扩大的，但就某一历史时期来说总是一个有限的范围。人类无论在任何时代，都要求对世界的全貌作出一个完整性的把握。因此这种理性的追求与实践经验之间具有一条巨大的鸿沟，而人类总是试图跨越这条鸿沟去窥视世界的全景，能够具有这种补足功能的，只有哲学。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认识中的知性和理性作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知性”认识的对象是有限事物，知性知识是对独立存在的事物本身的认识，实质上只是对现象的认识而己。“理性”则要求超出现象，以认识事物的本质，它的认识对象是无限事物，试图把握绝对的、无限总体的“理念”。黑格尔曾对此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当然，康德试图利用理性的二律背反来证明他的不可知论，以贬低人类的认识能力，这固然是错误的，但他对理性认识的特点和认识对象作了详尽分析，同时对哲学的补足功能亦作了初步的暗示，这对于唯物主义认识论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哲学从产生开始，就已经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无论现在或将来它都将保持着这种内涵。在本体论中以人化自然或实践排挤自然和物质，其实是对哲学补足功能的废除，是对哲学体系的阉割，哲学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便不成其为哲学了。
哲学与其他具体科学不是简单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各种具体科学、实证科学各自有自己的研究领域，而哲学却能超越各门具体科学、从整体上和运动中来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整体结构、普遍形式和一般内容。在总结概括各门具体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行总体把握和统摄，由具体得出抽象，由特殊得出普遍，由个别推出一般。在现时各门具体学科日趋独立化的形势下，哲学这种补足功能不是被削弱，而是得以强化。只要哲学还保持着这种功能，自然本体的存在就不会失去意义。
在愚昧、落后的史前原始社会，人类时刻感受着可怖的自然压迫，在阶级社会，世俗关系的分裂又使多数人深受阶级压迫之苦，马克思作为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或许他对阶级压迫的关心甚于对自然压迫的注意。但在消灭阶级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自然压迫又必然处于显要的位置。诚然，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哲学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实践绝对不会使这两种哲学的自然观相对抗、相排斥。实践固然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革命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的武器，但本文的任务不是要对实践的功用作出过细的考究，而是试图在强调实践的基础上给自然本体弄回一席之地，而不致使几千年以来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毁于一旦。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构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任务，这个任务的完成要注意不断拓展其视野，批判地吸收当代外国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有利因素，而不是将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庸俗化，犯前人所犯过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