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183;屈原贾生列传》献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屈原论文,史记论文,列传论文,献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屈原及其作品，历来颇有争议，其症结在于轻信《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以下简称《屈贾列传》)属“实录”，视之为信史。本文并不否定屈原作《离骚》，而是想探究《屈贾列传》撰成背后复杂幽深之因缘。
一 对《屈贾列传》相关文献之质疑
在《史》、《汉》中有些文献，与《屈贾列传》相联系，似乎佐证它确实出自司马迁之手，而事实上却并不尽然。
首先，关于《屈贾列传》，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叙述一百三十篇的安排，其中提及：“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仅指屈原，却没有解释为何屈、贾同传。而且，屈原，属战国人物，而贾生则是当代人，古今人物合传，明显不符合《史记》的基本体例。似乎应贾谊、晁错并传，更具同类的性质。
其次，《史记·太史公自序》曰：“……怀王客死，兰咎屈原，好谀信谗，楚并于秦。嘉庄王之义，作《楚世家》第十。”按《史记·楚世家》，当张仪欺诈楚怀王，怀王听信郑袖和靳尚，释放张仪，屈原出使齐国归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屈原仅此一次亮相，在叙述上十分突兀。并且，“怀王客死，兰咎屈原”，此属《屈贾列传》中的事，怀王死于秦，楚人归咎怀王稚子子兰，子兰则反诬屈原。此说明，撰写《屈贾列传》者，考虑到必须与《楚世家》有所勾连，所以，《屈贾列传》中“何不诛张仪”这句诘问，被硬塞进《楚世家》，以增强《屈贾列传》的可信度。然而，却在《太史公自序》里，犯了张冠李戴的疏忽，将《屈贾列传》中“怀王客死，兰咎屈原”的内容误置于《楚世家》。显然，为了《屈贾列传》，有人篡改了《楚世家》及《太史公自序》，因此，《楚世家》中屈原之灵光一现，倒有欲盖弥彰之嫌。
复次，《屈贾列传》末尾写道：“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对此，古人已经发现，孝昭时，司马迁已过世，学界仅承认“至孝昭时，列为九卿”此八字出自司马迁之后的谁人所补。事实上，“与余通书”和其后的“至孝昭时，列为九卿”，也有可能是同一位作者一气呵成之语，然则此“与余通书”之“余”就并非司马迁，故而，辨析此“余”是何人，是揭开《屈贾列传》著作权之谜的关节点。
《汉书·司马迁传》说《太史公书》“而十篇缺，有录无书”。颜师古注引张晏所指十篇，古今学界轻信张晏，其实，除此十篇之外，《史记》绝非一无可疑之处。扬雄《法言·问神》说《书》：“而《酒诰》之篇俄空焉。”①指称《史记》有缺，有似于“俄空”，恰可增益本书的可信性，有心人所动手脚也就被遮掩了。
对于《屈贾列传》，学界质疑不绝，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二《淮南子与刘安的时代》提到：“经友人刘殿爵教授指出，《屈原列传》中实由称‘屈平’与称‘屈原’两种材料所构成，其说甚谛。”②另刘永济《屈赋通笺(附笺屈余义)》一书中，专有《史记屈原列传发疑》一篇③……此说明《屈原列传》的写成有拼凑的痕迹，不可当作信史看待。
司马迁曾关注屈原，这是事实，规划将之写入《太史公书》，亦属可信。问题在于，今本的《屈贾列传》却存在背离司马迁初衷的大窜改，这正是今人亟需厘清者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屈原放逐，著《离骚》。”④《屈贾列传》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相信此是司马迁的原话，子曰：“诗……可以怨。”但是，怨的反应，汉儒将之纳入美刺范畴，不能因怨生恨，以不破坏君尊臣卑礼仪为前提。《屈贾列传》基调是由“怨”转“忠”，实质上司马迁所体认的屈原之“怨”，属较单纯的“怨愤”，与“忠君”无涉。《汉书·朱买臣传》说：“(武帝)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谈论《春秋》、《楚词》，为何能得武帝欢心呢？《汉书·严助传》恰可为之注脚，严助出为会稽太守，武帝赐书：“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严助上书领会上意说：“臣事君，犹子事父母也。”武帝欣赏《楚词》，想必亦缘于屈原对楚国忠贞不二。此与司马迁所阐释的屈原写作《离骚》之心理，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蓼。”《索隐》曰：“县名，属六安。”孔臧是第一代蓼侯孔藂之子，孔臧继为蓼侯，元朔三年遭免，因此其年岁当早于司马迁。按《汉志》记载有：“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其《鸮赋》残篇说：“昔在贾生，有识之士，忌兹服鸟，卒用丧己。”⑤似最早指称贾谊为贾生，亦比司马迁更早言及贾生之作《鹏鸟赋》。《屈贾列传》曰：“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事实上，是贾谊自己在《吊屈原赋》中引屈子以自比，屈、贾之相连，最早出自此篇。司马迁所谓“及见贾生吊之”，就指《吊屈原赋》，所谓“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这既是《吊屈原赋》的内容，又是司马迁的同感。他“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联想《史记·乐毅列传》说：“太史公曰：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现实之中，士人激赏乐毅式的进退有据，去就坦然，司马迁亦发同一之浩叹，以至泣下。而贾谊《鵩鸟赋》则不过借《庄子》以自我慰藉，更与屈骚之旨风马牛不相及，从此“太史公曰”，绝对不可视作屈、贾同传的证据。
二 从“君臣观”看太史公与屈原、贾谊的分歧
班固撰作《汉书·艺文志》，基本依托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按其诗赋略，就赋这一类，它分为四属，分别是“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及“杂赋”⑥，此出自向、歆父子的观点。
按《汉书·地理志》记载：“寿春、合肥……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此大致按时间顺序，叙述《楚辞》发展的三个阶段，首先，与楚屈原同地域、同时代的唐勒、宋玉；其次，到汉初以至武帝朝，则出现了本位于长江中游的“楚辞”中心，向长江下游寿春和吴地转移的趋势⑦，形成了以淮南王及宾客为主体的复兴高潮；与此同时，在吴王刘濞周围，也聚集了一些继屈《骚》之遗响的游士，如枚乘、邹阳、严庄、夫子之徒，在文、景朝，他们是活跃的赋家；复次，至宣帝朝，亦形成一个以朝廷“高材”为核心的“楚辞”写作群体⑧。
按《汉志》，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对照“屈原赋之属”，其实隐括了刘向编辑《楚辞》之总目提要，《楚辞》即刘向据此“屈原赋之属”删减而成。《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刘向的父亲刘德参预治淮南王狱，获取淮南王秘籍，经眼淮南王君臣之赋作，《汉志》诗赋略，除了赋之外，尚在“歌诗家”载录“《淮南歌诗》四篇”，屈原以至淮南王君臣之诗赋，吸引向、歆父子。东汉王逸撰《楚辞章句》，指出刘向编辑《楚辞》时，将自己的作品《九叹》、疑为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严忌的《哀时命》以及王褒的《九怀》等都收入《楚辞》⑨。此亦印证《汉志》诗赋略的“屈原赋之属”与《楚辞》编撰具有高度一致性。而且作为楚元王后人、“宗正”世家，刘德、刘向均怀抱强烈的家国、朝政之焦虑，其赋作踵武屈原，因此，才自置于“屈原赋之属”，而与先父、先祖之刘辟彊赋作相比较，已经产生质的变化，刘辟彊赋则被归于“陆贾赋之属”。
唯有文帝朝的洛阳少年贾谊，被载录于《汉志》诗赋略之“屈原赋之属”，一篇《屈贾列传》，视贾生为屈原在汉代的第一传人，且垂名辞赋史，此颇引人瞩目。
向、歆父子把“司马迁赋八篇”放入“陆贾赋之属”，陆贾《孟春赋》仅存篇名，其面貌已不复可知。但是，向、歆父子置“屈原赋之属”和“陆贾赋之属”，乃出于某种考虑。若观诸艺术形式，“陆贾赋之属”类作品，句中即使也用“兮”字，也伤时忧世，感叹不遇，却并不具有屈《骚》体式之风味，“楚辞”附丽于楚地物色，其凄怆、忧愁、婉转、清丽的情调和氛围，此辈作品未能呈现⑩；尤其在内容上，其抒情缺乏家国、君臣休戚与共之情怀，更与“楚辞”之本质相隔甚远。
司马相如、扬雄分属“屈原赋之属”和“陆贾赋之属”，也折射此种分类的含义。扬雄被列于《汉志》诗赋略，非刘向之所为，应是刘歆或班固的意见，大赋“劝百而讽一”，扬雄相较于司马相如，两者并无本质区别，然而扬雄写作《反离骚》，因此被摒于“屈原赋之属”之外。并且就残存的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来看(11)，其文章风貌，亦不具备“楚辞”之特征，所以不得置身于屈赋堂庑，亦出于审慎的判断。
透过《汉志》诗赋略，今人重新体察司马迁和屈原、贾谊之间的微妙关系。按《屈贾列传》，贾谊师承吴公，属于李斯的再传弟子；观《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贾生“明申、商”，贾谊撰述吻合此一特征。笔者非指倾向道家的太史公不能为具有法家特质的贾谊作传，其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传记贾谊。
屈、贾本貌合神离，屈原之于楚国，对照贾谊之于汉刘政权，两者感情性质不可相提并论。《屈贾列传》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屈原对楚国的责任感，与其特殊身份相关，而一般士大夫对于一个政治实体的认同感，却不可同日而语。据《左传·庄公十年》所记载的“曹刿论战”，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此属布衣共识，作为士人，与所在国并无人身依附的关系。
《战国策·赵策一》叙述豫让故事，豫让舍身为礼遇他的主子智伯报仇，信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处世原则(12)。《战国策》经刘向整理并且定名，刘向特撰《战国策书录》，指出：“五伯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犹以义相支持。”借以表达尊王和大一统的意旨。汉初草创，人臣津津乐道豫让事迹。《淮南子·主术训》也复述豫让故事，并总结曰：“夫臣主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亲也，而竭力殊死，不辞其躯者，何也？”(13)在君臣关系上，刘安以智伯和豫让为典范，君臣和父子分属两种性质不同的人伦关系，若要人臣献身人主，人主必须以恩泽善待臣下；按《史记·刺客列传》，也记述豫让故事，在事主的选择上，凸显士人的主体意识。
士人报主而不报国，极不利于大一统建设，上述豫让事迹中，良禽择木而栖，范、中行氏本与豫让有君臣名分，但是尊礼不够，臣尽可弃君而去，甚而转投旧主仇敌，为之出生入死。因此，豫让之“大义”，是君臣一对一的个人恩怨，几乎无涉社稷与邦国。显然，豫让所持的君臣之“义”，在儒家看来，实属非“义”，甚至大逆不道。
汉朝初建，士人尚持豫让式的君臣观(14)，而儒家则要确立稳固的君臣规范，以此作为社会稳定的基础。《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刘向称颂“仲舒为世儒宗”！推崇董仲舒，乃缘于董氏之出，阐发《春秋》微言大义，以为汉朝建立起一反类似豫让事迹的君臣观，为大一统张目。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第三章说：“正文教之始，何以必大一统？《坊记》曰：‘天无二日，士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15)尊王，这是建构社会秩序的前提，士人一旦与君主有君臣名分，则绝不可背叛；杨树达《春秋大义述》之《凡例》之九说：“人臣之罪，莫大于叛国。宋鱼石、齐庆封以中原之人，受夷狄之封，凭借异族之势，以胁父母之邦，固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愤也。”(16)以春秋大义来裁断豫让，与鱼石和庆封乃一丘之貉。汉代朝廷弘扬《春秋公羊学》，其重要目的之一，正在于人伦关系之重塑。
按《汉书》的叙述，《汉书·贾谊传》说：“赞曰：刘向称‘贾谊……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而《汉书·董仲舒传》说：“赞曰：刘向称‘董仲舒……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对二者的赞美十分相似，均类比伊、管，刘向认为，贾谊是构筑社会秩序理论的先驱，董仲舒则为此种理论的完善者，二者承前启后。刘向所景仰的政治人物，类比伊、管，此亦说明，汉承秦制，潜藏着以刘向为代表的一种政治路向之嬗变，那就是以齐法家来置换三晋法家，此间“霸王道杂之”之霸道成分就很明晰。秦亡之后，反秦属于主流。如何反秦？却形成了迥异的两派，一派倾向于回复到六国时代，憧憬秦之前的天下格局；而另一派则认同秦、汉统一，乃大势所趋，而非“合久必分”。
显然，作为宗亲，刘向属于上述两派之后者，此由其身份所注定。贾谊君臣观，本属战国之余响，其《新书·谕诚》也详细叙述了豫让的事迹(17)，跻身政坛，仅为贾谊出仕的选择，贾谊《新书·大政》说：“君必择其臣，而臣必择其所与。”汉朝立国之后，实际上，贾谊也再无他选。
贾谊《新书》凸显君主权威，他是文帝朝擘画大一统的理论家，因此，他亦归类于上述两派之后者。贾谊上疏论政，认为汉初当务之急是处理藩国威胁(18)。《新书·权重》说：“……今陛下力制天下，颐指而如意，而故称六国之祸，难以言知矣。”在贾谊看来，朝廷与藩国之间的利益争夺，绝对不可调和，藩国坐大，尾大不掉，完全可能回复到秦之前六国的局势，殷鉴不远，所以他是削藩政策的鼓吹者，亦是推恩令的原创者。
由于太史公父子本应归入上述两派之前者，在观念上，则与贾谊势如水火。太史公如何看待贾谊？《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建元是武帝即位之年，至元封元年夏四月，武帝封泰山，司马谈就在这一年去世，其间政治、学术均向着集权专制转变，黄老告退，儒家独尊(19)。
对此，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持不同的见解，他认为武帝奉行儒表法里政治，导致君主形神骚动，天下紧张不安。比较各家，惟独推崇道家。他说道家：“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主张“无为”、“虚无”和“因循”，消弭君权的影响力，即《老子》所谓的“太上，不知有之”。
《淮南子》与司马谈学术倾向大致相近，实际上正是司马谈推崇道家“道家使人精神专一”云云的具体阐述者，两者可以相互印证(20)。《淮南子·俶真训》亦借道家养生重形神，来贬斥道家之外各家的“治道”；《淮南子·原道训》说：“是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近乎司马谈所称道家之“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淮南子·说山训》说：“人无为则治，有为则伤。”《汉书·严助传》收录淮南王刘安上书谏伐南越，此可与其《淮南子·兵略训》相对照，说：“杀无罪之民而养无义之君，害莫大焉；殚天下之财而赡一人之欲，祸莫深焉。”刘安秉承孟子的民本思想，反对武帝多欲和黩武；《淮南子·本经训》则曰：“及至建历律，别五色，异清浊，味甘苦，则朴散而为器矣。立仁义，修礼乐，则德迁而为伪矣。”故而，司马谈之“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包含人性扭曲的忧虑，司马氏父子被班固批评“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云云(21)，其实就是要保持六国时期的自由空气，因为“黄老”属于战国思想；而尊崇“六经”则意在钳制士人的主体意识，改变“师异道，人异论”的活跃局面，因此，“六经”属对应于汉代大一统的官方学术。从中可知，司马氏父子正是战国士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捍卫者。
贾谊则与道家政治哲学迥异，其学术结构，已呈现为三晋和齐学、儒家和法家之混合体；《新书·阶级》说：“夫立君臣等上下……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无所冀幸，群众信上而不疑惑哉。”《新书·服疑》说：“贵贱有级，服位有等。等级既设，各处其检，人循其度。擅退则让，上僭则诛。”《新书·瑰玮》则倾向取缔“奇巧末技、商贩游食之民”，其《新书·铜布》则主张将采铜铸钱权收归中央(22)，此与《史记》之《货殖列传》及《平准书》有所不同；《新书·礼》则强调“礼”，而此“礼”正是《荀子》所谓“礼法”之“礼”，虽与李斯、韩非之“法”有所区别，但本质却是为礼所缘饰之“法”(23)。
在文、景、武一贯的消灭藩国异己的过程里，司马氏父子一直心存疑虑，唇亡齿寒，各种政治力量空间被压缩，最终迈向集权，就意味着不仅是自由的多和寡，更是自由的有和无的问题。藏身于河间献王藩国的毛公，其《毛诗大序》之“哀刑政之苛”，当属同样的感喟！
自文景至武帝朝，崇尚自由，博弈大一统，贾谊固非司马迁同道。此令人质疑，贾谊和屈原同传是否出自司马迁的安排。在《史记》“七十列传”中，首先出现的汉朝人物，竟然是贾谊，《汉书·楚元王传》收录刘歆“移书太常博士，则让之曰：……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刘歆《西京杂记》第四《贾谊〈鵩鸟赋〉》(24)，对于贾生肩负的压力，感同身受。足证向、歆父子视贾谊为汉朝新儒学的代表，与其说贾谊是汉代大一统政治理论的奠基者，还不如说他是前汉士人与政治相结合的标杆人物。
作为政论家，贾谊实际政治作为，即使在《史记》本传中也模糊不清。应劭《风俗通义》卷二《正失》引述刘向的言论曰：“是时，(贾)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谊又恶通为人，数廷讥之，由是疏远，迁为长沙太傅……以哀屈原离谗邪之咎，亦因自伤为邓通等所愬也。”(25)指贾谊由于得罪文帝宠幸的邓通，以致贬谪长沙；而《汉书·贾谊传》复述刘向对贾谊的评价：“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同出于刘向之口，对贾谊命运的叙述却存在歧异，故而，在贾谊著述之外，其一生行状，颇有虚构的成分，《史记》本传采纳了后一种说法，树贾谊政敌为周勃等军功大臣，依然不出刘向叙述范围，意在提升政争层级，更赋予贾谊以崇高感。
而此离司马迁“实录”的史学品格则更遥远。从《汉志》可见，仰慕屈原，并且汲取资源者，是刘安、刘向之辈，而司马迁则不然。比较《史记》之《乐毅列传》和《屈原列传》，本着“三谏不从，则辞去”的战国观念(26)，所谓为国守节，此种观念，在司马迁胸中荡然无存；屈原依恋楚国，司马迁并无共鸣，相反，乐毅“忠臣去国”，身影潇洒，更博得司马迁之赞叹。贾谊固为司马氏所不喜，故而，将贾谊与屈原同传，在司马氏父子那里亦缺乏逻辑性和说服力，退一步而言，至少司马氏父子并非今本《屈贾列传》的最后写定者(27)。
司马迁天汉二年遭李陵之祸，以至离世，尚有充裕时间修订著述。按《盐铁论·周秦》说：“文学曰：‘……今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礼义，恒于苟生。何者？一日下蚕室，创未瘳……何耻之有！’”从此番话，可见时人鄙视受宫刑者，此对司马迁造成巨大的心灵创伤，故司马迁《报任安书》也透露出自己“刀锯之余”的耻辱感，很难设想，在如此心境下，司马迁还会在《屈贾列传》中，表现出对朝政的热情。
总而言之，在《屈贾列传》所透露出的对于传主的赞美及悲悯，均与司马氏父子的学术渊源及政治倾向不相吻合，因此，此篇之撰成，当非出自司马氏父子之手。
三 从宣帝时代崇“文”贬“武”的思潮背景考索《屈贾列传》之作者
据《汉书·艺文志》，屈原作品的整理和编集，刘向为第一功臣。贾谊文章载录于《汉书·艺文志》者，计有《诸子略》之儒家者流的《贾谊》五十八篇；《诗赋略》之贾谊赋七篇。《汉书·贾谊传》说：“孝武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贾嘉最好学，世其家。”《汉书·儒林传》说：“是后鲁周霸、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云。”亦大致来源于刘向。对屈、贾之了解，汉世当无出刘向之右者。
向、歆父子将贾谊赋作列入“屈原赋之属”，暗示贾谊是屈原精神之嫡传。向、歆著述，均属有的放矢。按《汉书·杜周传》载杜延年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霍光言：“宜修孝文时政。”霍光采纳其言；至霍光身后，宣帝“修武帝故事”，意在彰显王权，重振汉刘。崇“文”抑或崇“武”，蕴含着大民间、小朝廷，或反之，这样两种不同的选择，因此，围绕崇“文”还是崇“武”，朝臣争议不绝，贯穿昭、宣、元、成、哀各时期。
霍光主政的昭帝时代，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期，至强势的宣帝即位，亟需重整君臣关系。而《屈贾列传》的写作，正因应于此种政治需要，具有现实意义。《淮南子·人间训》已指出，君臣关系不能等同于父子血缘关系。而君却要臣“忠君”至上。按《屈贾列传》，屈原之于楚国，贾生之于汉朝，恰好分属亲缘和君臣关系，二者同传，消泯君臣关系和血缘关系之界线，事君等同事亲，臣对于君不再是量入为出的交易关系。而在前汉，谁视此两边为二而一？谁用心于统绾此二者？亦非楚元王后人刘德、刘向莫属。
若以豫让其人作为考察的对证点，按贾谊《新书·阶级》，除了肯定其致忠乎智伯，然而，豫让“反君事雠，行若狗彘”，逐渐成为敏感话题，而刘向《说苑》卷八《尊贤》一反战国模式，改变豫让故事之视角(28)，认为魏文侯只要能用管、鲍大贤，何至于沦落到需豫让为己复仇。法国卢梭著《社会契约论》第二卷之第四章《论主权权力的界限》说：“可是，除了这个公共人格而外，我们还得考虑构成公共人格的那些私人，他们的生命和自由是天然地独立于公共人格之外的。”(29)而中国式的大一统则要扭曲君臣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剥夺臣民的独立性，令其生命和自由均成为统治者的占有物。在前汉，武帝朝及其之后，所崇尚的节义，正是此种统治者欲望的体现。刘向《新序》卷第七专设《节士》部分，就是宣扬为君守节之士，意在强化臣之责任意识；尤其《新序》卷第七《节士》之二十九则《苏武章》说被扣于匈奴，“称曰：‘臣事君，由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守节不移”(30)。把君臣关系置于父子关系之上，为了忠君，士人直面死亡，甚至连一丝的胆怯和犹豫都不能闪现。《汉书·苏武传》说：“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次曰宗正阳城侯刘德……次曰典属国苏武……自丞相黄霸……等，皆以善终，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于名臣之图，以此知其选矣。赞曰：……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所谓“以此知其选矣”，指名臣图画麒麟阁，其入选标准，并非衡量对国家功绩之大小，而是考察对宣帝效忠之亲疏。
在宣帝朝，刘德获此殊荣，刘德、刘向均属备受宠信的近臣，深晓朝野汹涌的崇“文”思潮，其中暗藏削弱王权之用心。因宣帝企图借“修武帝故事”，在内政、学术、外交、军事等各方面，复兴武帝“强势”，重振君权。刘向顺应宣帝，为其“中兴”张目，大肆抑“文”而扬“宣”，按应劭《风俗通义》卷二《正失》，刘向击破美化文帝的层层光环，认为对文帝在经济、礼乐、边事、孝亲、刑律、用人以至于个人美德的种种赞美，“皆俗人所妄传，言过其实，及傅会”，以证明文帝远不及孝宣皇帝。刘向宣扬武帝、宣帝文治武功，激发士人政治热情。故而，屈、贾事迹，正代表武帝、宣帝的心理期待，士人乃心朝廷：苏武大公无私，屈原舍身殉国，贾谊忧心国事，均是此政治语境下，士人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盐铁论·忧边》说：“大夫曰：‘……夫守节死难者，人臣之职也。’”刘向《说苑·奉使》记载壮士解扬效命于晋，临危高喊：“为人臣无忘尽忠而得死者！”刘向渲染以死效忠的人臣事例，不再讨论《淮南子·主术训》所谓“君臣之施者，相报之势也”的对等性，而是铸就臣尽忠于君的单向性。因此，若从大一统政治下建设君臣规范角度，来看《屈贾列传》的写作意图和作者问题，疑惑则迎刃而解。
综合各种文献及内外因素来看，《屈贾列传》的写作，与楚元王后人刘德、刘向存在不解之缘。按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一《考史》说：“王逸《注楚辞自序》云：‘屈原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三闾之贤者，忠于宗国，所以长久。”(31)王逸指出屈原的职责乃“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而在汉朝，与此相对应的职官为“宗正”。前汉宗正一职，例由楚元王刘交的子孙担任，楚元王刘交孙子刘戊次子休侯刘富一支，刘富子刘辟彊，他就是刘向的祖父，《汉书》诸表记载，刘辟彊、刘德以及刘德长孙刘庆忌都身居宗正之位，而在《汉书·陈汤传》曾提及刘向也曾担任宗正一职，楚元王一系属宗正世家(32)。而宗正与楚国三闾大夫的职责基本相同，因此，在刘向意识中，其《九叹·离世》说：“……余幼既有此鸿节兮，长愈固而弥纯。”(33)颇有屈原附体的感觉，在《汉志》中载录刘向父亲阳成(城)侯刘德赋九篇、而刘向赋计有三十三篇之多，他们都以屈原自况，凭借屈《骚》，以抒发强烈的社稷责任感。
司马迁接受贾生《吊屈原赋》的观念，主张屈原“不悦，可去也”。《史记·伍子胥列传》说：“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甚至认为臣下蒙受王者之冤屈，臣下复仇雪耻，也属正义之举，这纯粹是战国思想，为大一统所不容。《屈原列传》中，屈原关于进退出处的激烈内心冲突，与司马迁凿枘不合，对于臣之出处，当以平常心视之。因此，此“太史公曰”，无疑与《屈原列传》激情洋溢的基调，存在抵牾。
关于楚国历史，据刘向编辑的《战国策》之《楚策》部分，略可窥其端倪。可是，《屈原列传》所叙述的楚亡前夕，却并不能对证于《战国策》。甚至也不合于《史记·楚世家》，这说明，《屈原列传》并非信史，梁玉绳《史记志疑》等都指出其间人物凌乱、时间颠倒，颇有杜撰的成分。
而撰写此传目的，无非有二，一则宣扬忠君之节义，二则借屈原之酒杯，以浇作者现实之块垒。按《战国策》，并无屈原其人。刘向《新序》卷第七《节士》有《屈原章》，《节士》所记载既有历史人物屈原，又有当代英雄苏武，因此，本文的答案就基本揭晓。《新序》卷第七《节士》之《屈原章》叙述屈原作为“楚之同姓大夫”(楚元王后人恰与之相类)，以其才德兼备，本受怀王信任，然而，朝中的上官大夫、靳尚之属，勾结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谗害屈原，屈原被放逐于外，乃作《离骚》。当怀王轻信张仪，楚国遭受重创，于是重新起用屈原；至怀王客死秦国，顷襄王继位，又听信谗言，屈原再被放逐，最终，屈原自沉汨罗。学界一般认为，此节文字，乃祖述《屈原列传》，却未曾思考，这正是《屈原列传》的简写本，更早出于《屈原列传》，刘向正是在此基础上，来结撰《屈原列传》的。证据何在？此要从最具疑点的郑袖说起，在《战国策》之《楚策》中，尚无郑袖嫉害屈原的记述，而且《盐铁论·非鞅》说：“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盐铁论·讼贤》说：“文学曰：‘……夫屈原之沉渊，遭子椒之谮也；管子得行其道，鲍叔之力也。今不睹鲍叔之力，而见汨罗之祸，虽欲以寿终，恶其能得乎？’”足见在昭帝朝，对郑袖结怨屈原，学者们亦闻所未闻，甚至《史记·太史公自序》曰：“……怀王客死，兰咎屈原。”而在《屈原章》及《屈原列传》中，郑袖顿成陷害屈原的主角，如此安排，颇有缘故。
《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宗正，秦官，掌亲属，有丞。”宗正职责管理刘姓内部事务，平衡刘姓宗亲和当朝后戚之利益，在其自身立场，则要维护刘姓宗亲、尤其自家的权益。前汉宣、元、成三朝，后戚势大，刘姓宗亲被疏远，刘德、刘向就必须挺身而出，为宗亲及一己的权利作抗争。《汉书·翼奉传》记载翼奉奏封事曰：“今左右亡同姓，独以舅后之家为亲，异姓之臣又疏，二后之党满朝……”翼奉所言，反映当时“独以舅后之家为亲”的情形，在位天子宠幸后戚，却冷落同姓宗亲，如何处置宗亲和后戚之间微妙的关系，刘德、刘向倾注了其最大的关切。
按《汉书·楚元王传》，刘向父亲刘德曾经是霍光亲信，之后反戈一击，协同宣帝剿灭霍家，成为宣帝功臣，刘德的经历，对重臣后戚擅权专政，已有切肤之感；而刘向一生，均处在与后戚角力的漩涡之中(34)。所以《新序》卷第七《节士》之《屈原章》和《屈原列传》中，特设置了“夫人郑袖”这一邪恶势力的代表，惟未直指为楚王后，可能考虑不宜太过露骨，或者影射成帝朝得宠的赵飞燕(35)。然而，郑袖及其党羽，正是暗喻刘德、刘向所交锋的后戚一系，当为《屈原列传》发古来之覆也。
前已述及在《史记·楚世家》和《屈原列传》中，均有屈原“何不诛张仪”之谏。而刘向《新序》卷第七《节士》之《屈原章》曰：“屈原使齐还，闻张仪去，大为王言张仪之罪，怀王使人追之，不及。”
战国后期，楚国朝廷内部存在着“故从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之两条路线的纷争(36)，上述文献中所展露的屈原“使齐还”，以及主张诛杀张仪，虽非高明之见，却非但说明屈原属合纵派，更凸显屈原与齐学之渊源，此亦刘向所竭力推崇者也。《汉书·元帝纪》中宣帝教训太子(即后来的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所谓“以霸王道杂之”，并非王道和霸道或三七开的比例，而是两者之杂糅体，王道作点缀，其主干则是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相管仲之学术，是齐法家之精髓。故而刘向所倾慕的人物贾谊、董仲舒，也都被比之以伊、管；刘向《说苑》卷八《尊贤》说：“……曰：‘无管仲、鲍叔以为臣，故有豫让之功也。’”唯有管仲才是政治家偶像，屈原“使齐还”，亦无非要突出屈原和齐学之因缘，《离骚》痛斥“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其尚法的观念和齐法家桴鼓相应。
贾谊学术已见从三晋法家向齐法家转型的轨迹，故他与屈原合传，在政治和学术层面上讲，具有共同性。若认为刘德、刘向是该传捉刀者，是否与贾谊削藩的主张相矛盾呢？其实不然。据《汉书·楚元王传》，迄武帝朝，在削藩举措之下，刘向曾祖父休侯刘富，因受楚元王继承人刘戊谋反的牵连，被罚“免侯、削属籍”，幸亏窦太后干预，总算保住“属籍”，但是楚元王“封邑”之类的权益，到刘富、刘辟彊手里，大致已遭剥夺，至刘向祖父刘辟彊等，在朝专司宗正一职。所以，其政治立场、经济利益等方面，就与拥有封地的淮南王等，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
刘德是治淮南王冤狱的参预者，刘德、刘向父子乃识时务为俊杰，当身为朝廷宗正，惟今上马首是瞻，才是自己的最佳出路。而如何保住“属籍”，在权力体系中分一杯羹，正是楚元王后人所最为关切者。其实从楚元王到刘向，才不过五代，而楚元王刘交是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少弟，拥有“属籍”，此意味着受到王权庇护，而一旦被“削属籍”，则会坐失一切！刘向《九叹·惜贤》说：“……吴申胥之抉眼兮，王子比干之横废。欲卑身而下体兮，心隐恻而异态。欲俟时于须臾兮，日阴曀其将暮。”从中可见其内心的激烈冲突，在惨烈的政治斗争中，他不甘心偃旗息鼓，此种刘向式的心境，充分揣摩，就会体认到，与其说是对政权心存一份生死与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不如说，是竭力维护自己的特权。
汤炳正先生《屈原研究中的疑难问题的解决》一文(37)，也看到司马迁与屈原爱国精神存在不一致的地方，然而，仅承认传中引刘安《离骚传》的那两大段评价是后人窜入，尚未意识到，此传除“太史公曰”之外，其主体部分，均非司马迁的作品。唯有像刘德、刘安以宗亲的特殊身份，与汉朝一体同功，才会对朝政焕发出屈原般的关切，并且一厢情愿地将之泛化到普遍的臣对君的效忠性，于是屈原对楚国王，和贾谊对汉文帝，此两种存在差异的感情，被混同了。时值宣、元、成三帝时期，朝廷需要强化这样的君臣观，刘德、刘向则配合了此种宣传，意在提升士人对于朝廷的凝聚力；刘向《九叹·忧苦》说：“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而所谓“扬意”，正道出其写作《屈原列传》的初衷，是将自己的身世之感融入叙事之中(38)。
总而言之，谓《屈贾列传》是太史公所作，很难令人信服，而属楚元王后人的刘德、刘向所撰，倒有更充分的依据，而上述《屈贾列传》所记贾谊孙贾嘉“与余通书”之“余”，盖非司马迁，而是刘德，他在昭帝时，已经担任宗正要职。可以得出结论，《屈贾列传》的主要作者是刘向，然而百密一疏，仍保留了乃父刘德之贾嘉“与余通书”的忆述，为后人重新探讨本传的真实作者，留下线索。
四 从社会身份、经济处境来分析汉代屈原论
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叙述，老淮南王死后，文帝立刘长三子刘安等为淮南王、衡山王和庐江王。到汉武帝时期，处置淮南王等诸侯，乃既定之方针。刘安所感受到的压力，恰如泰山压顶。其《淮南子》等著述，也正是压力下的产物。而刘安之屈原论，今本《屈原列传》中，由“国风好色而不淫”，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节文字，按班固《离骚序》说：“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39)指出这是淮南王刘安《离骚传》之语。
《淮南子·说山训》说：“月望，日夺其光，阴不可以乘阳也。日出星不见，不能与之争光也。故末不可以强于本，指不可以大于臂，下轻上重，其覆必易。”日是本，月和星辰则属于末，本末不可倒置易位，此在汉刘伦理系统中，日，至高无上，绝对不可僭越者也。而刘安借屈原以自喻，推此志，志者，心之所之，暗指自己可与日月争光，此实在是大不敬之语，饱含着挑衅君权权威、且与之分庭抗礼的意味。
按《史记·孝文本纪》，在高祖、孝惠、吕太后身后，军功大臣联手灭吕，因为刘邦诸子，惟代王之母薄氏一系温顺，才决定迎立代王，继承皇位。而代王成为汉文帝之初，如履薄冰，有司建言“蚤建太子”，他谦逊地历数尚有季父楚王(刘向先祖)、兄吴王和弟淮南王在世，表面上宣示此三者均有资格继承皇位。既明汉初朝中内部格局，再看刘安《离骚传》，其所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其重点不在歌颂屈原，却包含一种汉刘天下，并非“今上”所独擅的潜台词。相较于今上，作为汉高祖遗下子孙之一支，对刘姓天下之承担，淮南王表示自家义不容辞，不遑多让。故其所谓“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朝廷削藩，在剑之所指下，刘安之“怨悱”，则显而易见。
《屈原列传》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以往读《史记》者，误以为这是太史公之感言，分析此番饱蘸血泪的泣诉，其关键词：天地、父母，均有一种血脉相连的归属感，而“谗人间之，可谓穷矣”，谗人离间屈原和楚王，然在司马迁看来，何至于“穷矣”之叹，离去可矣！若结合刘德、刘向父子之身世，作为宗亲，要固守自己利益，必须依附政权，故刘德、刘向对垒后戚势力，不遗余力！《屈原列传》说：“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刘向历经宦海沉浮，因此，这段文字乃出自刘德、刘向的亲身感受，他们借助屈原作《离骚》之事迹，以抒发自己的政治诉求，乃太半出于对权势的贪恋。
既剔除今本《屈贾列传》之司马迁的著作权，由此可以悟到，司马迁惨遭宫刑，改变了太史公之追求，他不再以官修史书自视，更升华到史学的高度，无所依傍，以善善恶恶。读其《报任安书》，他置生死于度外，拔出于朝廷体制之外，努力超越现实政治。而像屈原一样，陷于一时一地的政治泥潭，与之相始终，此在司马迁眼里，并不可取。其史学理想，乃穿越时空局限，“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种特性，亦当于《史记》之《屈贾列传》之外的篇章中去探求。
前汉屈原论，作为藩国宗亲的淮南王和楚元王后人，以及遭受宫刑的司马迁，均属特殊人物，他们评价屈原其人及《离骚》，其言论之特殊性，当与王权结构中的芸芸众生作一判分。《屈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宋玉、唐勒之所以不能在精神层面效法屈原，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普遍人性，楚三姓所把持的楚国政权，他们并不看得很重，其身与家，较之楚国和天下，自然以身家为重，这是战国时期士人的普遍意向，宋玉、唐勒，正呈现人性常态的一面，而屈大夫则属非常态，若强求此辈效法屈原，甘于献身，为腐败的楚国，以身相殉，实在缺乏人性的依据，实属强人之所难。
因此，在一般的士大夫和屈原所代表的精神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当回归到人性真实面时，天下滔滔，士人普遍不认同屈原之自沉。按《史记·贾生列传》，洛阳少年贾生投身政治，当一帆风顺时，他意气风发，而一旦受挫，在出处进退的问题上，其《鵩鸟赋》和《吊屈原赋》，都反映出其内心的苦闷和彷徨，他可以学屈原的“长叹息”，却无法踵武屈原之自沉，以至要借助《庄子·齐物论》，来平衡自己的奋发蹈厉。政治搏杀中，他绝做不到义无反顾，其生命力和精神一样脆弱，与刚烈的屈原形成一定的反差，印证出在政治和生命的抉择面前，普遍人性所反应的恐惧和忧患。
而今本《屈贾列传》的作者，力图把贾生改造成屈原，实质上难以奏效。从汉初到武帝朝，根据王国维《汉魏博士考》(40)，前汉朝廷设经学博士的规模，起初并不大，而在《盐铁论》中折射出迄武帝朝，文学、贤良的物质生活一直十分困顿。观《盐铁论·错币》，那些竭力维护统治者的大夫们说：“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罚畏也。”他们深晓在物质和经济上控制百姓和士人，这是驾驭臣民的法宝。《汉书·东方朔传》记述“朔因著论，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谕”，感慨文士落魄，在武帝朝，士人失去了挥洒的空间，几乎看不见存在的价值，甚至有衣食之忧。
《汉书·儒林传》记载，武帝时，丞相公孙弘请曰：“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所谓“复其身”，指太学中的博士弟子，可以免除徭役；《汉书·儒林传》说：“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盐铁论》所见的贤良、文学们的满腹怨气，忧国与忧己相交织，要分享经济利益，其实是他们的迫切诉求。统治者必须化解社会精英的怨愤和精力，否则不利于统治。崇儒重经，则可起到一种宣导的作用，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说：“博士秩，汉初四百石，宣帝后为比六百石。”这说明，到宣帝朝，崇儒举措，在经济层面，比武帝时期有所强化，博士的待遇有所改善；《汉书·儒林传》又说：“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这说明，只要能通一经，就可以获得经济上的益处，这鼓励社会中更多人研习经术，以致造成了中央财政上的压力，不得不缩减为“设员千人”，但是政策一旦颁布，就难以收回，于是，“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意在把朝廷经济压力转移至郡国，让地方一级分担。其中所谓“《五经》百石卒史”，均与职官和俸禄相配合。故前汉儒学之崇兴，其间与经济或物质的激励机制，存在着不可或缺的关联。《汉书·夏侯胜传》说：“始，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通经，可以取青紫，而取青紫即步入仕宦之区间，做官则可以领取俸禄，得到物质利益的实惠，这是一条宣泄社会精英过剩精力和满足其人生期望的必由之路，此路受阻，则须归耕，二者之选择，得失之间，有天壤之别。这也就刺激世人拜师学经，而古代在孔子之时，拜师已形成束脩之传统，这会令经学之教学形成一个行业，虽然农耕社会经济活动极其贫乏，但是经学的潜“市场”，却异常地发达。
研究这一现象，陈梦家先生《汉简缀述》之《武威汉简补述》二《关于“文学弟子”的考述》一文，对于经学系统中之职官以及经济待遇，颇有还原历史的重要价值，该文判断：“墓主人记诸文学弟子出谷事，他本人当时很可能为专于一经的‘礼掾’之类的经师。由于此墓夫妇合葬而有王莽钱，则夫或妇一定度过了西汉晚期。”(41)边远地区“礼掾”之类的经师，亦由“诸文学弟子”所供养，因此，在儒学体系内，越是拥有声誉和地位者，其所得之供奉，则愈不薄矣。此不经意之间，在王权政统之外，又开辟了一条儒学道统的康庄通衢，只要有经济的扶持，它必然就会凸显出来，并形成与王权政统相颉颃之格局。
前汉后期，扬雄、班固等人的屈原论，均不赞赏屈原自沉，正展现了此种特定语境下的声音，一言以蔽之，此乃逐渐壮大的儒学及士人精神道统，抗衡王权政统的必然反映。《后汉书·班彪列传》说：“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班固《汉书》中，在“守节”问题上，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声音，殊不知，此正是《汉书》中刘向文字孑遗与扬、班观念的冲突，其实扬、班与刘向立场不同，扬、班绝不主张守节者也。
总之，两汉的屈原论或《离骚》论，基本上不出政治的语境，而非文学或文学批评之语境，一直要到南朝齐末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出，才算有真正的关乎屈原的文学批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注释：
①《法言义疏》，汉扬雄撰，汪荣宝义疏，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0页。
②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学生书局1993年版，第182页。
③刘永济《屈赋通笺(附笺屈余义)》，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10页。
④《汉书·司马迁传》载录司马迁之《报任安书》曰：“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⑤孔臧此篇作品今存于《艺文类聚》卷九二，唐欧阳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0页。
⑥见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6页。
⑦刘跃进先生《楚歌声中的屈原》(上、下)指出：“屈原的作品，西汉前期主要流播在江南和淮水流域。”(《文史知识》2009年第11期和第12期)
⑧李零著《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十讲《简帛古书导读四：诗赋类》指出：“汉初赋家多为南人。”(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48页)
⑨见《楚辞补注》，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⑩淮南王刘安所谓“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这是对以《离骚》为典范的《楚辞》作品艺术风貌的最佳评论。
(11)《艺文类聚》卷三○，第541页。
(12)《战国策注释》，何建章注释，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17页。
(13)《淮南子校释》，张双棣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46页。
(14)韩婴《韩诗外传》卷二之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及第二十三章等，均借历史故事以阐释《诗》之“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句，反映文、景之时，天下草创，君臣关系尚不牢固(见《韩诗外传集释》，汉韩婴撰，许维遹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
(15)《春秋公羊学讲疏》，段熙仲撰，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16)《春秋大义述》，杨树达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17)《新书校注》，汉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
(18)《盐铁论·禁耕》说：“大夫曰：‘……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夫不蚤绝其源而忧其末，若决吕梁，沛然，其所伤必多矣。’”(《盐铁论校注》，王利器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7页)
(19)《盐铁论·救匮》说：“建元之始，大臣尚有争引守正之义，自此之后，多承意从欲，少敢直言面议而正刺，因公而徇私。”(第401页)另《盐铁论·国疾》等均以汉武帝建元为士风世风发生转变的分水岭。
(20)扬雄《法言·问神》说：“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与？曷其杂也！’”(第163页)淮南与太史公并称，可能看到其内在的一致性。
(21)《汉书·司马迁传》。
(22)贾谊《新书·铸钱》则叙述了当时私铸钱币、奸伪日兴的社会状况(第166页)。
(23)贾谊《新书·礼察》说：“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第413页)
(24)《西京杂记校注》，汉刘歆撰，向新阳、刘克任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
(25)《风俗通义校注》，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8页。
(26)李零著《郭店楚简校读记》第五组简文(儒家文献)《父无恶》曰：“父无恶。君犹父也，其弗恶也，犹三军之旌也正也。所以异于父，君臣不相戴也，则可已；不悦，可去也；不义而加诸己，弗受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页)
(27)《西京杂记》卷四《司马良史》说：“及其序屈原、贾谊，辞旨抑扬，悲而不伤，亦近代之伟才！”(《西京杂记校注》，第171页)仅述及司马迁之“太史公曰”云云，也未指为二者同传。
(28)《说苑校证》，汉刘向撰，向宗鲁校正，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03页。
(29)《社会契约论》，卢梭著，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7页。
(30)《新序校释》，汉刘向编著，石光瑛校释，陈新整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007页。《汉书·苏武传》之撰成，受其直接影响。
(31)王应麟《困学纪闻》，清翁元圻等注，栾保群、田松青、吕宗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4页。
(32)劳榦《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上、下册)上册一《历史与政治》之《从儒家地位看汉代政治》说：“汉初萧何是开国大臣，而张良、陈平和韩信号称开国的‘三杰’，但就内部的影响来说，对汉最重要的却是汉高祖之弟楚王交。”(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4页)
(33)见《楚辞补注》。
(34)元帝朝，刘向与萧望之、周堪等，和代表许、史外戚势力的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展开殊死之争；迄成帝朝，外戚王氏秉政，刘向忧心忡忡，遂上封事极谏曰：“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
(35)刘歆《西京杂记》对于赵飞燕颇有着墨。
(36)《战国策·楚策一》之十七《苏秦为赵合从章》。
(37)《汤炳正论楚辞》一书之《屈原研究中的疑难问题的解决》一节，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38)《史记》在前汉之传播，《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东平王来朝求诸子及《太史公书》，此说明当时外界已知道有《太史公书》，而王凤等更是熟知其书的情形。王利器《盐铁论校注》根据时人辩论所引材料，指出，当时《太史公书》已颇有流传；可以推测，《太史公书》盖有朝廷和太史公外孙杨恽两种版本，《汉书·杨恽传》述及其人被杀的结局，故今本《太史公书》当属藏于朝廷内部的版本系统，而其内容已遭篡改，而《屈贾列传》，可能反映朝廷定本的面貌。
(39)刘跃进先生《楚歌声中的屈原》(上、下)指出：根据1993年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尹湾发现竹简《神乌传》，多数学者认为“传”通“赋”，所以《离骚传》可能就是《离骚赋》，是刘安的辞赋创作。
(40)《观堂集林》卷四，《王国维遗书》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41)《汉简缀述》，陈梦家著，收于《陈梦家著作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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