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资源的现代性之维——“文化资源与中国现代性”国际学术会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资源论文,学术会议论文,中国文化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性起源于西方世界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现代性就是西方的文化专利。“西方性” 只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在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存在着诸多或隐或显的现代性 因素。如何识别和发掘这些文化资源以培育和提升中国现代性，就成为一个既有理论意 义又有实践价值的重大学术问题。2004年7月7—9日，由清华大学哲学系、波士顿大学 哲学系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合办的“文化资源与中国现代性”国际学术会议在清 华大学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哈佛大学等的20多名国内外专家、 学者围绕“文化资源与中国现代性”这一主题进行了热烈的学术交流，研讨的内容主要 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性因素
作为中国传统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性是举世公认的。这些丰富的传 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已经作古的“活化石”，而是一种渗入中国人血液中的“文化基因” 。这些传统文化作为传统与现代的精神纽带对中国的现代性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多重影响 ，甚至它们中间的部分内容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性的重要资源。
北京大学的陈来教授对作为第一代“新儒家”的梁漱溟的儒家伦理观进行了个案分析 。他认为梁漱溟从“以对方为重”的特定角度理解儒家的伦理观。这种理解不仅表现了 他个人的体会，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儒家传统回应现代性、塑造现代性的一个缩影。
香港中文大学的刘笑敢教授通过对老子“自然”范畴的古典与现代的双重解读探讨了 老子思想在现代社会可能产生的现实意义。他认为老子思想中的“自然”在本质上是人 文自然。人文自然具有三个层次，其基本层次是生存个体的自然，其中间层次是对群体 生存状态的关切，其最高状态是终极关切与最高价值。老子的“自然”并不是反社会的 ，它可以作为儒家伦理的必要补充。
北京大学的刘东教授以《大学》中“八条目”的回环表述为切入点，认为儒学既有“ 为己之学”的一面，又有“天下主义”的一面。这两个方面都是中国现代性不可或缺的 思想资源。浙江大学的廖可斌教授认为探究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时必须摆脱那 种“以科技、经济、军事等的成败来论思想文化优劣”的“势利的功利主义态度”。他 认为一向为人们所诟病的理学实际上是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学的核心内容 就是主体理性的精神和独立自觉的精神，这是对现代社会仍然很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二、鲁迅思想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双重意义
鲁迅思想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也是本次会议的一大热点。与会者认为，鲁迅思想与现 代性的关系是复杂多样的，很难一言以蔽之。鲁迅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态度既有欣赏也有 质疑，鲁迅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既抱有希望，又不断怀疑。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胡志德(Ted Huters)教授认为，鲁迅的一生跨越了 中国历史上剧烈动荡和变革的几个不同的时期，时代给了他熟谙东西方思想文化传统和 发展他独特洞察力的契机。对于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改革运动的性质和过程，鲁迅从 其参与之初就表现出重重忧虑。这种忧虑多半由于他对任何形式的全面改革运动都可能 难逃失败厄运的预测和顾虑。个人主体性是现代性的一大支柱，而鲁迅在《文化偏至论 》中对个人主体性的通篇颂扬却都是建立在引用西方思想和西方事例的基础上的，其中 找不到任何一点他自己的声音和话语。这种暧昧的表达方式表现了鲁迅对于现代性的隔 膜和疑虑。
与胡志德的观点相一致，美国Rutgers大学的王斑(Wang Ban)教授从个人与群体、工具 与伦理的价值分离这两个特定角度说明了鲁迅对于西方现代性的质疑。王斑认为虽然鲁 迅对于当时的文化保守主义有着激烈的批判和尖刻的讽刺，但鲁迅并不否认传统在现实 世界中的重要作用。鲁迅对西方现代性的质疑是对全盘照搬西方文化的挑战，同时还力 图从西方启蒙主义的遗产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尤其是借鉴启蒙主义的自我反思和批评精 神。从启蒙思想中他发挥了独立自主的理性，从对启蒙的批判中他吸取了浪漫主义的创 造性的个体观念。鲁迅思想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具有启发和警示的双重意义。
三、思想论争与多元的现代性
由于现代性存在着内在张力即现代性具有多元性，因而关于现代性的诸多争论就是一 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回顾以往诸多关于现代性的思想论争，对于我们在当代中国的语境 下建构现代性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央编译局的俞可平研究员以“中化”和“西化”的悖论为线索，梳理并评析了中国 在10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思想论争。他认为中化论和西化论的许多观点和结论 是极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但它们共同的问题在于它们都把文化作为决定性的变量并 用来解释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其实，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现代化历程的首先是经济的和政 治的因素，而非文化的因素。
华东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对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查。他 认为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态度同一性”，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呈现出大分化 和大改组的特点。虽然分化是成熟的思想市场的标志，多元社会也以此为基础，但多元 并不等同于离散。如何在探索多元现代性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对现代性的基本认识， 并在思想界建构知识分子相互交往的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公共知识传统，这不仅需要 外部的自由、民主、法治等制度性条件，而且也需要交往理性的行业规则、知识分子的 道德自律和论辩伦理。只有这样，日益多元的现代性思潮才不至于走向极端，才有可能 形成合理的多元平衡。
四、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与会者普遍认为，讨论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不可避免地涉及毛泽东和邓小平。因为他 们不但作为思想家影响着中国现代性的可能形态，而且作为政治家决定着中国现代性的 现实形态。他们的思想当之无愧地也是中国现代性的重要文化资源。
哈佛大学的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教授认为，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 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分水岭，而且也是现代中国历史的分水岭，甚至也是整个 中国历史的分水岭。毛泽东“坏事变好事”的说法可能同样适用于“文革”。许多与会 代表对麦氏的这一观点表示质疑。清华大学的唐少杰教授认为“文革”对于中国现代性 的确具有一定的文化资源意义，但这种文化资源意义更多是负面的。龚育之先生认为邓 小平之于毛泽东是一种独特的超越。这种独特的超越表现为邓小平对毛泽东正确方面的 继承和错误方面的纠正以及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冷溶先生 认为邓小平理论是邓小平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宝贵文 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