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引证看中国近代史研究（1998—2007），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研究的研究，即对学科发展的总结和反省，为学术传承与开新所必需。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对象又属于过往，业内学者进行学术反思的自觉更强，“综述”及“回顾与总结”类著述众多。不过，我们所熟悉的总结性论述大致属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罕见。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历史学这样的人文学科中，学术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者的专业修养、经验、感受和主观判断；第二，有统计资料可资利用，是最近才有的便利。自从清华大学“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NKI）”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问世以来，利用这两种数据（尤其是后者）进行学科、学术单位、学术期刊、学术论著、地区及学者学术声望和学术影响力分析的研究层出不穷。一些评论者认为，引文索引数据分析是评价学术机构、学术期刊、学者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力的最科学、最客观、最权威的方法。对此说法，笔者有相当的保留（将在结论部分加以探讨），但如果说，可以用定量分析补充定性分析之不足，与定性分析相互参照，使学科的图景更加明晰，并探讨定性分析难以反映的隐含的学术问题，这一判断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利用CSSCI资料进行学术分析，社会科学各学科相对于人文学科更为重视，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均在几年前即开始进行此项工作，法学方面还出现了相当有分析深度的论述。① 历史学方面，就笔者所见，有一篇全学科分析报告②，有个别学术机构的统计分析③，或在区域性总结中有所涉及④，但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专题研究迄未见发表。另外，此前利用该数据库撰写的著述中，对象年度或为一年，或为数年，本文则以10年（1998—2007）的资料为依据，这是迄今所能利用的最大跨度；相信较长时段的观察，对于学术论著影响力较为滞后的历史学来说，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CSSCI是所谓“精英期刊群”，其数据提取对象不是所有刊物，而只是一小部分“学术性强、学术影响力大、编辑出版规范”的刊物，历史学人选期刊每年均为二十余种。文献学研究表明，大量（75％左右）被引文献出自少数期刊，而其余少数被引用文献则分散在大量期刊上，此所谓学术期刊的聚类规律，即著名的加菲尔德引文集中定律。⑤ 因此，这二十余种刊物虽然只占发表历史学论文的刊物的少数，但只要看一下相关刊名就可以发现，从“发表”的角度看，确实可以认为大多数重要史学论文都是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但从“引用”的角度看，局限于这个数据库显然不尽合理，因为引用CSSCI论文的文章的发表范围要宽泛得多。由于这个原因，笔者将在必要处利用CNKI数据库进行对比和补充，因为CNKI收录了绝大部分期刊，属于“自然期刊库”，有助于显示“面”上的情况。
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本文以CSSCI数据库的K25、K26为基本对象。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K25为中国史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1940—1919），K26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这两部分内容即我们今天习称的“中国近代史”。本文除个别例外，数据来源均限于这一范围。将这一范围用于考察本文各项指标尤其是学者的情况时，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1）学者的文章固然不一定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上，也不一定发表在史学期刊上。（2）即使发表在史学期刊上，也不一定被分入这两类，譬如，书评很可能被分入文献类，经济史的文章有可能被分入经济类，等等。一些重要学术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的期刊）在刊出文章时并不进行分类，这些文章系由图书情报人员根据自己的判断归入相应数据库，由此出现归类方面的误差是可以想象和理解的事情。因此，学者的实际发文总数在大多数情况下多于本统计显示的数量。这个缺陷的存在，基本上属于无可奈何之事，因为如果将搜索范围扩大，不但将大大增加搜索成本和识别成本，而且会引起另外的问题。好在以下两点可以作为共识：第一，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主要发表在史学期刊上；第二，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作者，其学术成果的主体必定属于本学科范围，不然就无由成为本学科的知名学者。另外，笔者已经对此作了尽可能的弥补，所用方法将在相关处说明。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给读者提供相应的资料，至于解读，可以多侧面、多角度和不同层次地展开，笔者仅作了最为基本的分析，并提出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看法。许多问题的解读是开放性的，读者完全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
一、基本情况
包括各年度发文数量、发文作者数量、引文总量、引用文献类别和引用文献语种五个方面。
以上五表显示1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在发表文章和引用文献方面的规模。发文数量以2004年为界，分为千数以下和千数以上两个阶段，目前近代史学科在主要期刊上的每年发文规模为1000多篇。综合一人多文和一文多人各类情况统计，人均发文量1篇稍多，不算高产。发文作者人数（已进行同名合并）从1998年的633人增至2007年的1127人，10年间增幅达78％，说明研究队伍的扩大和刊物容量的扩展。就各年数字看，1999年和2004年都可见较大增长，2004年的规模扩大尤其显著，这与一些史学刊物的扩容有关。前几年，刊物开本从小16开改为大16开几乎成为潮流，也有部分刊物从32开改为16开。与此同时，有的刊物增加页码，缩短出版周期。如《史学月刊》2000年由120页增至152页，2002年由双月刊恢复为月刊，虽每期页码下调至128页，但每年的总发文量大幅提升；《史林》2003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安徽史学》2003年从季刊恢复为双月刊，页码由80页增至112页，次年又扩展至128页。
从引文情况看，第一，引文数量和被引作者数量的增幅远超发文量和发文作者增幅，引文数量在10年间由8268条增加到28663条，增幅达247％，被引作者数由3010人增至9335人，增幅为210％，除个别例外，各年间均见增长，2004年则有跳跃式的增长。引用文献量的增加，与论文量的增长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新时期史学经过20多年的发展，学术积淀已达一定厚度，学者的研究渐渐形成传承脉络；同时，经多年提倡，基本学术规范的建立健全已见效果，进行学术史回顾总结渐成自觉。后者从数字上得到明确反映，1998年篇均引文量约12条，2007年增至约24条，增加了1倍。
引用文献来源主体有三：图书、期刊、报纸，图书始终是作者引用的最主要来源，其在引用文献总量中所占比例则有所下降，期初的1998年占78％，期中的2003年占64％，期末的2007年占60％，10年合计，占63％。期刊为引用文献的第二大来源，其在引用文献总量中所占比例，1998年为12％，2003年为18％，2007年为18％，10年合计，接近18％。报纸在引用总量中所占比例，1998年为5％，2003年为11％，2007年为13％，全期为10％。“其他”栏目中，应以档案资料为主，此类资料在引用总量中的比例，1998年占5％，2003年占7％，2007年占9％，全期平均占9％。
引用文献的语种，在某些学科中存在外文超过中文的情况，如国际政治学，2001—2005年间该领域论文引用文献最多的语种是英文，占40.9％，译文文献占16.9％，再加上其他语种的文献，外文文献共占引文总量的64.8％，充分说明国际政治学的国际化程度以及国外思想学术资源的影响力。⑥ 反观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文文献占绝对优势，其在总引用量中所占比例，1998年为91％，2003年为90％，2007年为91％，前后几乎没有变化。当然，从绝对量上看，外文文献和译文文献的增加也是显而易见的。中文文献的引用占绝大多数，并不意味着学术资源和学术思想的本土化，也不意味着国外学术影响的弱小，因为观点性引证和资料性引证的意义显然有别。如果引用的量虽不大，但主要引用观点、概念、思想的话，其学术影响仍可以较大甚至很大，而这正是近些年来我们所经验的事实。
二、高产学者和高被引学者
学者的学术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其生产的“量”即发表文章的数量，另一个是其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在可测量的范围内，“影响”表现为其作品被引用的情形，在本文即指被引数。
1.高产学者
前面已经述及，学者的作品并不一定限于其专业领域，不一定发表在专业刊物上，更不一定发表在纳入CSSCI数据库的期刊上，因此，在大多数情形下，本文统计的发文量会小于各位被统计学者的实际发文量。如果要正确统计出10年间发文最多的学者，需要将每年1000个左右的发文作者分别在各数据库进行检索，但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笔者的统计方法是，先确定K25、K26数据库中发文量排在前30位的学者（因存在位次相同情形，共得32人），然后用这份名单对CSSCI进行全数据库即不分学科的检索，按照发文量大小重新排序。这两个统计口径下得到的结果在排序上有很大的不同，不限学科检索的结果，每位学者的发文量均有上升，有些幅度还比较大。这一情况提示我们在利用数据库时必须小心谨慎，学术产品的量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必须十分注意搜索范围的界定，口径稍有不同，结果会大相径庭；对统计资料的解读也必须十分谨慎，必须有明确的限定，切不可大而化之、推而广之。以CSSCI为范围显然比仅以K25、K26为范围更能反映学者发文的实际情况，它扩大了搜索范围，也弥补了分类不当造成的问题，所以表6列出了这一统计口径下的高产学者情况。
必须承认，先检索K25、K26数据库确定基本名单的方法是有缺陷的，它可能导致发文范围广的学者未被包含在内从而失去被二次检索的机会，但作范围更广的初选在操作上困难太大，成本太高；从结果看，上表也比较符合业内人士的感觉和印象。
2.高被引学者
“高产”是衡量学者学术影响力的因素之一，但学者的影响力，更主要地体现在其学术成果得到同行关注并纳入其论述系统的程度，即被引用的情况。在每年发表的大量学术论文中，有些文章永远不会被别的学者引用，统计显示，从世界范围看，从未被引用过的文献占总量的49％左右⑦；有些论文则会被众多学者引用，从而形成学科的核心论文群，其作者则形成核心作者群。人们可以对这一现象作出不同的解读，但不可否认，核心论文群和核心作者群的存在是一个普遍规律，是一种客观现象。
“引用”有各种情况，通常是作为学术资源的成分，其观点或资料被其他学者接受，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但引用并不一定是正面的，受学界关注较多的负面引证有“自引”、“互惠引证”（或者比较中性地称为“相互引证”）、“反向引证”（批评性引证）。从现有的各学科对相关统计资料的分析看，这几种负面引证所占比例都不大。而且，“自引”在统计中通常被排除在外；“互惠引证”或许在某些刊物和学者身上是存在的，但知名学者和知名刊物大概不屑于为了提高引证率而“操作”引文；“反向引证”即通过被批评而出名，在网络世界中已成为常态，但在严肃的学术界也并不容易，因为缺少学术含量的“谬论”，没有多少人愿意花费笔墨与之“较真”，学术刊物也往往不愿批评一个没有分量的对象。
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高被引作者名单”显示，10年间总被引次数在50次以上的作者（包括机构作者）共有238个，其中被引200次以上的作者名单如表7。
由表7可见，近代史论文中的高被引作者的生活年代大致属于清末和民国时期，当代学术人物（其学术活动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改革开放时代”）屈指可数。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史学会、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4个机构作者外，当代学者只有罗志田、汤志钧、章开沅、王铁崖、陈旭麓5人，另有台湾地区学者秦孝仪和美国学者费正清。这显然难以反映当代学者的学术影响力。我们择取高被引作者中的当代中国大陆历史学者，将被引总次数超过100者加以排列，形成表8。此表排除了机构作者，也排除了政治人物和没有重要历史学论著、主要作为史学研究对象的作者，海外学者也不包括在内。
以上表8共29人。10年总被引数为99—50次的当代历史学者有：魏宏运、耿云志、吴景平、张宪文、张仲礼、李文治、许纪霖、彭明、宓汝成、王先明、王庆成、杜恂诚、罗荣渠、陶文钊、朱维铮、吴承明、苑书义、陈翰笙、李金铮、茅海建、蔡德金、汪朝光、刘大年、徐鼎新、逄先知、苏智良、来新夏、孙毓棠、丁守和、程兆奇、顾长声、李华兴、郑大华、侯宜杰、郑友揆、邱捷、王建朗、冯筱才、蔡少卿、孙宅巍、冯天瑜、李育民。
3.若干分析
“高产”和“高被引”的重合度。在一些与现实比较贴近的学科中，高产学者和高被引学者有相当高的重合度，因此很容易确定“核心学者群”。近代史学科显然与此不同。如果以“高产作者表”（表6）与被引量排在前36位（总被引200次以上）的“高被引作者表”（表7）对照，重合的只有罗志田1人，即使经过筛选（表8），也只有罗志田、朱英、杨天石、杨奎松、孔祥吉、桑兵、王奇生、戚其章8位学者同时名列两表。学术研究成果被学界承认接受，需要时间的积淀，对于历史学来说，“时间”的维度更为重要。本学科还有一个特别的情况是，前辈学者及其著述在后来者那里不仅仅是思想资源，而且往往转化为研究对象本身——史料，因此引用更见其高。
年龄与学术训练背景。中国当代学者在学术训练背景方面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1949年以前接受高等教育者，第二个群体是“文革”前接受高等教育者，第三个群体是“文革”中和“文革”后接受学术训练者。之所以将“文革中”和“文革后”放在一起，是因为“文革”期间大学毕业而后来在学术上有重大贡献的学者，基本上在“文革”结束之后获取硕士或博士学位，他们的主要学术背景同样属于“文革”后。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划分，当然会有一些例外。为了指称的方便，我们将第一、二个群体合称为“前辈学者”，将后一群体称为“中青年学者”。学者个人信息基本来源于网络公开资料。
在“当代高被引学者”（表8）29人中，“前辈学者”共21人，其中9人已过世；“中青年学者”只有8人（罗志田、朱英、熊月之、杨奎松、虞和平、桑兵、马敏、王奇生）。这一情况说明，上一代学者中大多数人虽然已经过了学术高峰，但其学术影响力仍然很大，他们的论著是当代近代史研究领域主要的思想资源或资料来源。在8位“中青年学者”中，有5人是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先生门下博士（朱英、虞和平、桑兵、马敏、王奇生），人才培养的集约性令人吃惊。
在“高产学者”（表6）中，仍有数位“前辈学者”保持旺盛的学术生命力（杨天石、魏宏运、戚其章、沈渭滨）。“中青年学者”中有6位承上启下的“40后”学者：经盛鸿、李喜所、孔祥吉、谢俊美、严昌洪、王开玺。更年轻的一代已经占据中心地位。此表中有“50后”10位：朱英、罗志田、杨奎松、汪朝光、桑兵、郑大华、王先明、吴景平、杨天宏、陈红民；有“60后”11位：陈金龙、彭南生、刘增合、李玉、张连红、李金铮、苏全有、江沛、欧阳军喜、左双文、王奇生；还有一位“70后”：赵泉民。
学者的教育背景还有土洋之别，不过在本学科中，有洋背景者甚少。“前辈学者”中，王铁崖先生为留英博士，严中平先生曾在英国进修3年；“中青年学者”中，只有罗志田一人系留美博士。
重要学术机构。知名学者的空间分布是相应机构学术地位的重要标志，其流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术环境的改变。
“高被引学者”反映的主要是“存量”，即历史形成的影响力的释放，所以我们对曾发生工作调动的学者工作单位的确定，选择了时段内工作时间较长的机构。“高被引学者”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独占13人（其中近代史研究所7人），显示了这一学术机构对学科的强大影响力。经济研究所的几位老学者（严中平、汪敬虞、章有义、彭泽益）在近代史学界的强大影响，可以肯定与他们在1950年代编辑出版的高水平经济史资料有关。如果对照下文的高被引著作目录，我们发现王铁崖先生的高被引是因为他是《中外旧约章汇编》的编者，荣孟源先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编了《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和《近代稗海》，章伯锋先生也是《近代稗海》的主编。由此可见，史料的搜集整理对于近代史学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胡绳、顾颉刚两位前辈的学术影响力显然具有很广的覆盖面。华中师大有3位高被引作者，北京大学、上海社科院、华东师大、中山大学分别有2位学者列入，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分别有1位，罗志田10年中在四川大学和北京大学各服务5年。孔祥吉的单位归属根据公开资料难以确定。从地域分布看，北京有17人，上海4人，湖北3人，广东2人，山东1人，“首都北京”现象突出，地方的分布也颇显集中。
“高产学者”更多地反映了重要学者的分布现状，因此我们以学者的现工作单位来确定其任职机构。“高产学者”中，南开大学有5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华中师大各有3人，复旦大学、华南师大、南京师大各有2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大、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大、四川大学、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河南师大、浙江大学、浦东干部学院各有1人，有2人兼任两处（罗志田、杨奎松），另有1人任职海外（孔祥吉）。学者的流动性近年来明显增加，具有学术影响力的学者在地域和机构分布上的分散显而易见。
更广泛一点地看学术机构的学术影响力，还有一种数据可供参照，即“高产机构”统计。此项统计反映的是一个机构的全体学者在统计年度内纳入K25、K26数据库的发文总量，即学术机构的整体力量。下表列出的是发文量排名前20的机构。
三、高被引论著
在任何学科中，总有一些论著较多被引用，成为该学科专业知识的重要基础，或者体现学者关注和研究领域的集中。我们从著作和论文两方面分别考察。
1.高被引著作
我们统计了10年间被引次数在100次以上的88种书籍，限于篇幅，下表仅列出被引200次以上的37种。
以上37种著作几乎全部属于资料汇编和历史人物文集，没有一本研究著作名列其中。被引200次以下100次以上的著作中，属于研究性著作的只有《剑桥中华民国史》（128次）、《剑桥中国晚清史》（127次）、李新主编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史》（114次）以及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14次）等寥寥几种。在高被引著作中，《戊戌变法》、《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三种事实上应包括在排名第十位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可见，这套丛书确实成为研治中国近代史的基础资料。表列各种著作中，有些仅只1册，有的总数高达数千册，严格而言不宜同等对待，但此处无法作更细的划分，只能各按“1种”统计。
论文被引绝对量之低出人意表，令人沮丧。学术论文难道真的“发表即死灭”，基本上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历史中吗？为了求证这一疑问，笔者搜索了上表中12篇当代学者论文在CNKI中的有关记录，兹引述其“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以相互印证。
表12显示的同文被引量均大幅超过表11，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里统计的是某篇论文在所有纳入CNKI数据库的期刊中的被引量，而不局限于本学科的重要刊物。下载可以说明“高度关注”，同样可作为“学术影响”的表征。朱英、王笛、张亦工的论文未能检索到相应数据，应是发表这些文章的《历史研究》在相应时段内未纳入CNKI的缘故。
从高被引论著的情况看，有三个方面引人注目。一，以引用资料为主，论著尤甚，高被引著作几乎都是资料。二，论文的引用率偏低。三，当代学者的论著被引偏少。这也许表明学者之间在学术思想上相互影响较小，以及学术研究的理论性偏弱。
四、重要期刊
在现代学术体制中，学术期刊是重要的组成要素。用发表文章的刊物来衡量某篇学术论文的学术品质显然是不可取的，但确实存在着相关学科的重要文章集中于少量刊物的普遍规律。
衡量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有两个常用的指标：一是影响因子，二是被引数量。
影响因子即某一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的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所得的数值，也就是统计当年平均每篇文章的被引次数。影响因子是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首要指标，影响因子越大，刊物的学术影响力也越大。
清华大学学术期刊网数据库包括大多数期刊，其所显示的影响因子值也相应增大，如2007年《近代史研究》的影响因子为1.103，《历史研究》为0.931，《史学理论研究》为0.618，《清史研究》为0.477，《中国史研究》和《史林》均为0.453⑧，都大幅度高于上表数值。
再说被引数量。下表是中国近代史论文中被引用最多的20种期刊。
这20种刊物中，有8种不属于当代，表明优秀刊物具有长远的生命力。余下的12种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者有6种，分别是《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近代史资料》（实为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学者多作为期刊引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社科院系统的刊物还有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史林》；其他5种分别是由第二、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的《民国档案》和《历史档案》，属于高校系统的河南大学的《史学月刊》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清史研究》，以及台湾地区出版的《传记文学》。《传记文学》虽名为“文学”，实则蕴含大量的历史资料，为学者所常用。
五、研究重心及议题
19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期刊强调学术论文写作的“规范化”，包括重视学术史叙述、要求说明引证来源即加注释、设置内容提要和关键词等，这一努力成效显著，目前各期刊大致采取了基本相同的“格式”。这些做法，旨在使学术史脉络更为清晰，学术成果的归属更为明确，同时也方便了对文献的“综合”、“统计”和检索。从理论上说，借助学术论文的关键词，可考察学术界的集中关注点及其变化、研究上的重大进展、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变化等等。但目前“关键词不关键”的情况普遍存在，而且，作为一门成熟度较高的学科，历史学领域学者论题呈多样化、分散化格局，兴趣和学术进路的个体差异极大，个人研究较少受外界左右，这些情况不但完全正常，而且正是历史学的优点所在。再者，如何设定关键词，学者有较大的自由度，不可能也不应该“标准化”。上述情况决定了利用关键词统计可以获得的信息其实比较有限。因此，当笔者拿到“高频关键词”统计表后，实在有些“眼晕”：10年间出现过10次以上的关键词共有220个，总计出现14543次，涵盖近代史学科的各个方面，实在令人无从下手。
姑且先将出现过100次以上的关键词列表如下。
上述关键词尽管比较分散，但仍呈现一定的主题集中现象。在35个关键词中，中国近代史、书评、档案史料、近代中国、中国近代五个词专指性太弱，不能起到标引作用。在余下的30个关键词中，有些条目可以同类合并。抗日战争与抗战时期、南京大屠杀、西安事变、张学良合并为“抗日战争”一个主题，共1637次，是最为集中的研究领域。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三项合计，达665次。如果从10次以上的完整统计考察，这两个主题的位置更为凸显。明确可以归入“抗日战争”主题的，尚有抗日战争时期44（被标为关键词总次数，下同）、日军暴行44、抗日根据地41、国统区39、慰安妇33、日本军国主义29、七七事变28、九一八事变28、反法西斯战争27、日本右翼势力27、战争责任23、日本帝国主义23、伪满洲国22、日本侵华史22、中国抗日战争21、卢沟桥事变20、历史教科书19、世界反法西斯战争18，与前项合计，总数达到2145次，约占关键词总次数的15％，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可以归入“五四运动”主题的，尚有五四时期94、爱国主义82、五四精神70、科学34、科学精神33、思想启蒙28。此处列举的关键词中有几个看上去并不一定与五四运动有很强的关联，但我们只要看一下这些关键词的年度分布，就大致可以断定与五四有关，有些虽可认定关联度较高但不能明确断定的关键词，如民主主义、国民外交等，则不列入。各项合计，与五四运动相关的关键词共出现1006次，占总次数的近7％。这两组合计，则占了22％。因此，历史学家虽曰比较“超脱”，但对现实的关注度仍然是极高的，无论“抗日战争”也好，“五四运动”也好，都与现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两个主题得到高度关注，是“历史问题没有走出历史”的反映。
我们从关键词统计中还可以观察到，史学研究与重要历史事件的“逢十纪念”有密切的关系，每到逢十纪念，相关的学术讨论和学术出版物便密集出现。上表中“抗日战争”及相关条目集中出现于200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五四运动”及相关条目密集出现于1999年五四运动80周年；“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以2001年辛亥革命90周年出现最多；“戊戌变法”和“康有为”出现最多的年度是1998年戊戌变法100周年之期。学术“组织”虽可能导致学术泡沫的出现，但周期性的话题集中对于讨论的深入仍然具有正面意义。从上表亦可见，有些重要历史事件的研究并未在整数纪念日出现高潮，如“太平天国”之于2001年，“鸦片战争”之于2000年。这些历史事件已为时久远，学者兴趣渐趋淡漠，加之这些领域都已经有深入全面的研究，如果不引入新的理论和方法，任何新进入的研究者在这些传统领域都不易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传统研究重点的淡化实属正常。
研究时段的后移极为明显。过去习称的中国近代史“八大事件”，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在关键词统计中，鸦片战争112，太平天国及太平军共282，洋务运动106，中法战争42，甲午战争93，戊戌变法及戊戌维新、维新派、戊戌政变共329，义和团运动和义和团共106，辛亥革命424。除中法战争外，其他各事件的绝对数字都不低，但是，对于其中的大多数论题而言，其下降趋势都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辛亥革命仍受到较多关注。对清末历史的研究也有比较大的规模，而且在统计的10年中保持平稳，与此直接相关的关键词有清末新政83、晚清62、晚清时期54、清末民初44、晚清史35、晚清政府32、宪政32、君主立宪30、立宪派28、立宪运动28、清末27，共计455次。中国近代史的时间跨度为1840—1949年，传统研究热点的趋冷和“五四”、“抗战”等集中关注点的出现，说明近代史学界的研究重点已经移到20世纪前半期。
出现了若干新的学术增长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论题、资料、理论方法诸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若干新的研究领域渐成气候，这在关键词统计中有所体现。如现代化研究领域，有现代化62、中国现代化45、近代化37，共计出现144次；近年来学者普遍感兴趣的社会史领域，有社会变迁57、社会转型43、社会变革31；因为有较多学术争论的存在，乡村建设、乡村社会、土地改革等在近些年也趋增。
六、余论
本文所讨论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结论已散见文中各处，无须赘述，此处只谈几点总体感受并讨论利用“量化”资料应注意之处。
10年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相关统计数字，似乎是1990年代后“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登场”这一判断的脚注，发表量大增而思想碰撞乏力，理论建构不足。这有三个表征。第一，学者引用的学术资源，书籍远远超过论文。一般而言，论文更能反映学者的最新思考，学术创新内容更为丰富，论文引用量的大小，可反映学界思想交流活跃程度的高低和流量的大小。前已述及，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不仅在总引用量中论文比例偏低，而且，即使是“高被引”论文，被引用的绝对量也很低。第二，对著作的引用中，资料性书籍占压倒优势，研究性著作则鲜见引用，这同样反映了学者在学术思想方面的相互吸纳或者讨论、碰撞的不足。第三，高被引著作和论文作者中，以经典作家及前辈著名学者为多，当代学者较少，“权威性引证”情况严重，近代史研究中思想资源的传统性突出。这些现象的存在与史学的学科特点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阶段性要求密切相关。史学以史料为研究对象，引用史料多正是学科特色所在；史学家的成熟需要比别的学科花费更长的时间，在学术生涯的初始阶段生产若干重复性较强的作品可以理解；“窄而深”的研究是对长期以来盛行的“影射史学”、“实用史学”等“理论史学”的强劲反拨，它是近代史学科发展道路上的必经阶段，也是重新进行理论建构的必要前提。因此，“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登场”的说法，在史学领域基本可视为褒义的评断。但近年来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碎片化、表象化、去意义化、重复化现象已经导致日益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呼吁重新关注重大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研究，强调学术争鸣的重要意义。种种迹象表明，这样的变化正在发生。
与上述问题相关联，学者的代际转换速度趋缓。学者代际更替是自然规律决定的，无论前辈多么优秀，后辈多么准备不足，后辈取代前辈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是不可抗拒的必然。在“高被引学者”名单中，中青年作者尚身形寥落，而在“高产学者”名单中，前辈学者尚能保持旺盛创作力的，已经屈指可数了。但另一方面，青年学者的崭露头角似乎变得很困难，这在“60后”和“70后”身上很明显。他们发表文章的数量大，但其成果尚较少被引用，广泛范围内的认可程度也还不高。反观前辈学者和“50后”学者，他们中有不少人在三四十岁已经成名，成为近代史学界的代表性人物。这一现象主要是由时代环境所造成的。前辈学者中，不少人是相关研究领域的“开天辟地”者；“50后”学者，则碰到了中国对外开放和学术范式转换的大好机遇。被认为比前辈更有可能出“大师”的、在“文革”后正常学术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学者，如果不能在理论、范式、方法上有所创新，成为“大家”将格外困难。
最后谈谈利用计量资料时应加注意之点。
笔者认为，计量统计有很高的利用价值，我们目前对于文献计量单位提供的信息利用还不充分，但另一方面，也不能高估量化分析的作用，定量分析必须与定性分析相互结合，才能较为正确地评估学术现状。统计资料能够显示的，只是“学术影响”，而且是当前的学术影响，不能用于测度学者的“学术成就”，更不能用以衡量学者的“学术水平”。学者的成就和水平，最终是由其研究的深度或高度决定的，虽然我们也不否认，就大多数情形而言，“学术影响”与“学术成就”、“学术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无论如何，不应该忽视诸如以下列举的各种情形：有的学者只有少量的著述，却能够“孤篇横绝，竟为大家”；学术成果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伟大的作品往往只能被后代欣赏，“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不仅是著作家的孤高自期，而且是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实，如作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船山固然是“明末清初”之人，其著作的出版和产生影响则主要是在200多年后的“清末民初”；学问还被看作“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则“学术影响”不但不是褒词，高人避之尚且不及。另外，还须考虑研究领域广狭的问题，有些学术论著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但由于同行过少，引用自然不会多。即使就“影响”而言，“发表”和“引用”也只是衡量途径之一，有些学者虽著述不多，但通过授课、讲演、访谈等形式产生广泛的影响。在学术圈中最为珍贵的“口碑”不但不能定量，而且主要是一种感觉。总而言之，依据数量统计进行学术评价确有其价值，能够获得其他评价方法下无法获得的信息，发现学术研究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但不能因为通过科学手段得到的数据“具有科学性、代表性、公正性、可靠性和权威性”而唯我独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计量结果与学者的感觉、修养、经验相结合，才能对学科状况得出比较正确而全面的认识。
“引证”本身存在的问题和由此引发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学者的引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作者的知识广度和深度，材料的容易获得性，“名牌心理”作用下的以作者名头而不是以材料品质作为引用的根据，由于某种原因而对引用对象有主观的选择性，等等，这些现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避免。但有些问题是由功利心引起的。由于引证已经成为学术评价的重要指标和学术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无论学术机构还是学者，对引证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为了提升引证率，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这些现象目前或许还不太严重，但必须引起学界足够的警惕。学术刊物的过度“规范化”也引发一些负面效应，这在引证上也有体现。为了便于判断来稿的学术价值，同时出于建构学术研究脉络的自觉，目前许多期刊要求来稿必须叙述学术史，否则不予受理。这一要求是完全正当的，但若强调过分，就可能导致“伪引”，即把其实没有引用价值的东西也统统引上，唯恐审稿人觉得自己掌握不全。对“学术史”的交待，必须将先行研究化为后续研究的血肉，成为内在的构成因素，绝对不能将之作为一种装饰。“装饰性引用”当然也是一种“影响”，但其对学术本身没有价值，而且会导致评价标准的混淆。这也提醒我们，“格式化”有碍学术研究的生机。
总之，如果我们不是抱着寻找一种“万能工具”的想法，则目前所能提供的数据库确实不失为一种有用的学科分析工具。
注释：
① 苏力：《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中国法学研究现状考察之二》，《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凌斌：《中国主流法学引证的统计分析——以CSSCI为数据基础的一个探索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② 陈谦平：《历史学》，苏新宁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2000—200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 于红、任爱平：《利用CSSCI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发文及引文的统计与分析》，《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第7卷第2期（2005年6月）。
④ 唐春：《从CSSCI看湖南社会科学》，《湘潭大学学报》第29卷第4期（2005年7月）。
⑤ 何小清：《引文分析法及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1998年被引排序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第194页。
⑥ 邵旭：《中国国际政治研究概况和期刊学术影响分析——基于CSSCI的分析（2001—2005）》，《世界政治与经济论坛》2007年第4期，第98页。
⑦ 何小清：《引文分析法及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1998年被引排序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第192页。
⑧ 万锦堃、薛芳渝主编：《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2008版），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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