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功能理论的中国乡村发展多元化探讨——超越“现代化”发展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多功能论文,中国论文,乡村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1821/dlxb201502007 修订日期：2014-12-20 1 引言 “范式(paradigm)”最初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68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原指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即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一个稳定的范式如果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适当方式，它就会被新的范式所取代，从而出现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发展范式”是“范式”这一概念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应用，是围绕发展问题所形成的在理论上的共同观点(如何看待发展)，以及在此支配下确定的发展目标(什么是重要的)和发展路径与发展政策(什么发展方式有效)的统称。 长期以来，中国地理学关于乡村发展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实证主义和微观经验主义特征，多倾向于基于现代化发展范式关于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过程和规律的假定探讨乡村发展的地理规律(区域差异、城乡相互作用和尺度规律等)，而对乡村现代化发展范式的有效性和负面效应缺乏重视。实际上，乡村发展受到一般社会经济规律(在中国包括社会经济和体制的“双重转型”)、空间类型规律(乡村地域特性)和地理规律的三重影响。近年来城乡均值化[1]、地域功能区划[2]等相关理论和实践，开始从社会公平和区域分工的角度探索纠正单纯乡村现代化发展范式的途径，但目前中国尚未完全形成新的乡村发展范式。 近20年来，多功能农业[3]、多功能土地利用(景观和空间规划)[4-5]、多功能乡村转型[6]等研究在西方逐渐兴起，并发展成为指导农业农村转型发展实践的新范式[7]。然而落实到具体实施，由于农业农村经济结构、农业贸易地位、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社会理想和制度理念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国家所适宜采取的发展战略有很大不同。本文拟引入多功能理论，从新的视角观察思考中国农业农村多元化发展的目标、路径及对策。本文后续部分首先反思中国和西方国家乡村现代化产生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然后简要介绍了国外多功能农业和多功能乡村理论；最后从农业农村功能的角度推演探讨中国乡村发展的多元目标、区域差异化路径及对策。 2 乡村现代化发展范式及其实践问题 现代化范式假定社会演化具有平行线性特征，即所有社会都会沿着同样的基本路径，从非理性、技术落后的传统社会，通过技术革新、生产与消费形态升级、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改进，演化成现代、理性和技术发达的社会[8]。落后国家可以通过沿着发达国家走过的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从空间类型上，城市代表现代，乡村代表落后，因此乡村经济社会现代化通常与城市化过程融合在一起。在实践中，乡村现代化包含4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一是农业现代化，即从生存型农业转变成商品型农业，相应地包括农业的机械化、规模化、专业化和化学化。二是经济现代化，即由单纯依赖农业向依赖更广阔的现代产业转变，如农产品加工业、制造业甚至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三是基础设施和住房现代化，包括农村供水、供电、交通、通讯设施等和住房的现代化。四是社会现代化，指乡村社会的封建迷信、民间文化等被现代的理性、学校教育和社会解放取代[9]，村民积极向有素质、有责任心、有进取精神的现代公民个体转变。 2.1 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基本历程与得失 乡村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早期实践是农业集体化，这在苏联、东欧和中国都曾引发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但中国在计划经济年代通过动员农民出义务工修建了大量水利基础设施，客观上为农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现代化的道路发生了重要转变，在尊重农民自主经营权的基础上，通过良种、化肥、农药、农业科技服务等农业现代化手段，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发展乡镇企业等经济现代化手段，乡村城镇化、民主与法制建设等物质设施和社会现代化手段，迅速促进了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曾经受到学术界和政府的充分肯定。李克强在1991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上的《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一文对此做了深入阐释，认为不发达经济体从城乡二元、工农二元、传统与现代二元的结构直接转换成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元结构比较困难，而乡镇企业的崛起使中国农村工业部门逐步形成，成为介于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之间的新兴部门，即“第三元”。因势利导使乡镇工业和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中，逐步发展中小城市，将使三元经济结构最终演化为一元结构[10]。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生产要素短缺、技术水平落后、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逐渐暴露。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城市经济特别是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和吸引力迅速提高。乡镇企业风光不再，大量农民进城打工(“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以人口外流、工资回流，农民工两栖居住为主要特征的模式成为主导。新农村建设政策推行前，乡村基础设施和住房的现代化主要由村民自筹资金建设，因市场化而急剧升高的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支出也主要由农民个人负担，农业有粗放化苗头，粮食产量一度逐年下降[11]。 新农村建设政策实施后(2005年)，农村面貌有很大改观，农民福利水平快速上升，农业现代化特别是机械化进程加快，但仍有许多问题难以解决。首先，就农业生产而言，农地复种指数下降、耕作粗放化趋势难以扭转，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相较外出务工而言务农收入过低。虽然粮食产量多年增产，但这是以减少非主粮作物如大豆等油料作物的播种面积为代价的①。再有食品安全问题经常见诸媒体[12-13]，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对国内农产品的信心和满意度。第二，虽然乡村工业、旅游、商贸等非农产业发展很快，但此类产业的地域集聚性特征非常明显，主要以东南沿海、大城市周边和少量特色型乡村为主，许多示范村的经验不好复制推广。就总体层面而言，小农经济仍然是中国农村的普遍特征。在普通农村，许多农户的不同家庭成员或者农民个体仍然兼跨城市与乡村、农业与非农业、传统与现代两类生产和生活部门。征地、农民上楼运动、退耕还林还草、旅游区和保护区建设等，经常违背农民意愿、损害农民利益。第三，乡村聚落“小、散、乱”的特征，使得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非常困难。例如，农村中小学学生到撤并后的学校上学非常不便，发生的多起所谓“农村校车”事故令人痛心[14-15]。住房现代化导致的土地资源浪费、乡村景观破坏等乡村建设与规划问题严重。第四，乡村社会机理由于青壮年人口外流而变得日益脆弱，留守儿童、留守女性、留守老人成为难以解决的乡村社会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目前主流的处方是“深化改革”，包括以农地私有化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和规模化，以农村住房、宅基地的交易和城市户籍改革促进人口的城市化。上述处方仍然没有脱离西方传统的现代化发展范式，这在中国很难走通[16]。截至2012年底，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仍有2.58亿人，按照18亿亩耕地计算，劳均耕地不到7亩，离现代化农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仍有很远的距离，也很难取得对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的竞争优势。温铁军指出：“世界上仅有不超过10个大农场国家，能够有条件实现土地规模经济、产生农业规模收益，它们几乎全部是在殖民化进程中大规模杀戮当地土著、开疆拓土的产物。除此之外，老欧洲那些发达国家虽然市场化了几百年，却都没有实现教科书中才有的‘规模经济’，至今还是以小农场为主”[17]。更重要的是，单纯强调乡村现代化特别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即使走通了，仍将面临西方乡村现代化后所出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 2.2 西方发达国家乡村现代化产生的问题 (1)现代农业破坏环境且难赖以为生。克服农业比较收益低的现代技术手段是机械化，以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经济手段是雇用、剥削外籍劳工，包括早期的奴隶种植园和目前以外籍短期契约劳工和非法劳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果蔬业和畜禽业[18]。与农业机械化相伴生的是农业规模化和专业化，以规模化分摊机械投入成本，同时配合专业化(单一化)以减少所需机械的种类以降低生产成本，也方便销售。农业机械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发展，虽极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但割裂了农业生态系统人、生物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和能量循环，所以要依靠不可再生能源、化肥、农药、生长激素甚至转基因来维持，由此导致土壤流失、退化和重金属污染，水资源污染和地下水耗竭，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这些环境负效应直接影响到农产品的质量和未来的农业生产潜力[19]。禽流感、口蹄疫、疯牛病等突发疫情说明规模化养殖和现代化食物网链有其自身难以控制的系统性风险，乡村旅游等非农产业也容易因此受到巨大冲击。食物的有益微量元素含量降低、有毒物质残留等食品质量问题也令消费者担忧。因技术和经济手段无法完全克服农业的弱质性，国家补贴不可避免。即使是在大农场国家，虽然许多农场规模都在百公顷以上，但农业的主要收入仍来自各种农业补贴，并且许多农户都需要非农收入才能维持与社会平均水平相近的生活质量，如1997年美国农场家庭88%的收入来源是非农活动，其中超过50%的收入来自于非农就业(相当于每个农场平均25000美元)[20]。 (2)农村就业机会减少。农业就业机会因机械化而逐步减少。制造业分支工厂的区位转移曾经使都市区周边乡村的就业机会有所上升，但很快便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之下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对规模偏小的乡村就业市场造成灾难性影响，产生了讽刺性的“设施好，工人好，但没工作”[21]的现象。目前发达国家乡村就业以服务业为主，但很多乡村其实是依赖教育、医疗、政府机构等公共服务部门就业(例如美国农业部2004年将美国222个非都市区县(nonmetropolitan counties)划分为依赖政府就业的类型，占全美非都市区县总数的10.8%[22])。零售、旅游等新兴部门的就业稳定性差、收入低，在多数乡村它们难挑大梁，更适合为繁荣的经济“锦上添花”而非扮演衰退经济的“救命稻草”。 (3)农村服务水平恶化。由于就业机会减少，大量乡村人口外流到城市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就业机会，铁路、公路、通讯等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教育的进步加速了这种趋势。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71-2006年发达国家的乡村人口年均下降了0.18%[23]。由于人口减少，许多农村都面临公交线路和频次减少，邮局、商店和学校关闭，就医困难等困扰。越是偏远的地区，人口外流越严重，服务设施恶化越严重。并且由于不是每个人都拥有或能够驾驶汽车，农村的青少年、老人、女性、贫困人口面临服务剥夺的问题。由于娱乐活动有限，乡村人口酗酒、吸食大麻的比例更高[24]。因此，单一现代化发展范式给发达国家乡村带来的也远非理想的“诗意田园”(rural idyll)。 综上所述，乡村现代化范式相对忽略了乡村地域特性。①农业生产具有自然和经济再生产双重性、时空不可分割性和分散性，农业污染直接影响农产品质量。②乡村村民之间具有相似的习俗观念和地域共同利益，非完全私有化的产权安排、非市场化的互助合作、基于信任的口头约定是乡村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重要力量。③乡村人口密度低，提供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成本高，商业服务水平低，农业农村越现代化，交通越便利，这个问题可能越严重。④乡村自然生态系统和文化传统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这在全球化时代越发具有辨识度、市场价值和粘黏性，而不仅是影响发展的残余变量。 3 多功能农业与多功能乡村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生产主义的、线性的、数量的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理性霸权日益受到挑战，生态可持续、食品质量和再地化等成为农业发展趋势。城市空间和城市生活方式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甚至被看成是“堕落的”，不再是人们的普遍向往和追求，而乡村、乡村生活和乡村占据(rural occupance)则代表健康和快乐，许多人选择由城市逃往乡村(escaping to countryside)度假、居住[25]，特别是上层社会和中产阶层。在此背景下，多功能农业和多功能乡村理论逐渐兴起。 3.1 多功能农业理论 20世纪80年代末多功能农业的思想开始出现在一些文献和政策文件中，1988年欧共体委员会(CEC)在其出版物《乡村社会的未来》(The Future of Rural Society)中强调农业可以在地域经济发展、环境管理和乡村社会生存等方面做出多元贡献[26]。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发布的21世纪议程(第14条)首次提出农业政策应该考虑农业的“多功能”特征。1993年欧洲理事会关于农业法律的文件首次官方使用了“多功能农业”(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这个概念[27]。 农业多功能性(multifunctionality)是指农业能产生多元的、相互联系的结果和效应，这些结果和效应可以是正向的或负向的、有意的或无意的、协调的或冲突的、可以市场化的或无法市场化的[28-29]。多功能农业理论认为，农业除了生产食物和纤维，还有可再生资源管理、提供生态服务和美丽宜人的环境、保护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等多元功能。不同的理论范式，强调多功能农业的不同侧面[30]。农业产业化范式(agro-industrial paradigm)强调农民或其家庭成员的收入多元化(pluriactivity)，即混合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认为农民或其家庭成员谋取非农收入是响应他们在农业现代化竞争中丧失优势的生存策略。农业产业化范式的多功能农业包含农场经营多元化(farm pluriactivity)，包括新形态的农业生产和农场非农经营，前者如能源作物、医药作物等非食品类作物的生产，后者如康乐农场。后生产主义范式(post-productivist paradigm)重视农业用地的非农业生产功能，认为农业生产已经失去在社会中的中心性地位，通过农地发展权转让、农业—环境项目、农业旅游等可以增加农场收入。可持续发展范式强调农业生态，同时认为农业是延续保存乡村经济与文化的一个主体。 地理学家认识到，多功能农业提供的许多功能具有集合性和地域性[3]，如地域形象、地理标识产品、乡村景观、农业旅游等，需要某种集体尺度上的价值观、规则和行动，即农户之间和相关主体之间的协同与合作，以充分显化、市场化农业潜在功能，克服搭便车(free-ride)行为，共享范围经济。农业具有天然的多功能性，但有强弱之分，现代农业、种植园农业具有“弱多功能性”，发展中国家正在现代化的农业具有“中多功能性”，而传统农业和发达国家正在兴起的有机农业、兴趣农场等具有“强多功能性”。同时某种农业形式、某一农场或农户可能混合不同强度的多功能农业活动，强多功能性农业区(进口粮食)可能与弱多功能性农业区(出口粮食)相互依存，即两者具有“零和效应”，因此所有农场、农户、国家和区域无法同时都追求“强多功能性”农业。 3.2 多功能乡村理论 多功能乡村(multifunctional rural)是多功能农业理论的进一步深化，认为乡村是由经济、社会和环境组成的复杂系统，是人类重要的工作、居住地点和环境空间，人类对乡村空间的占据和利用是与工业化城市不同而又相得益彰的另一种形态。从区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角度看，乡村地域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通过农业生产空间，永续地提供充足的资源品；二是通过生态空间为非自律的城市生态系统提供环境负熵流，容纳消解污染物；三是通过聚落空间(体系)响应和引导区域城乡人口变化趋势，提供理想栖居空间。乡村空间的多功能和农业的多功能一样多数不是纯公共物品，而是公共池塘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同时具有低排它性(excludability)和高竞有性(rivalry)两种特征，即一个资源使用者很难阻止或排除其他使用者，同时一个人的使用会减少其他人使用的可能性。 2006年John Holmes较系统地提出了多功能乡村转型理论，指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对乡村地域生产、消费和生态等多元功能的需求变化驱动乡村不断演变[6]。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与乡村发展的紧密联系，在越来越多的地区被历史性地打破，乡村地区农业产值和就业的重要性逐渐降低[31]。同时乡村发展越发嵌入到多尺度的(全球、国家、区域和地方)经济、政治和社会过程当中，不同社会群体对乡村的利益诉求日益多样化，乡村的美学和消费功能正在变得与乡村的实用和生产功能一样重要，保护乡村正成为和发展乡村一样重要的目标[25]。 目前，在欧盟、日本、韩国等人口密集的地区和国家，多功能农业与乡村得到快速发展[4]。农业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巴西，为应对贫困和不平等问题，也通过土地改革使贫民再次获得土地[32]，发展家庭农场、直销农业和低投入农业。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大农场国家，虽然宣扬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但有机农业非常发达，而且通过各种法案、政策和项目保障农业和乡村可持续发展[33-34]。 4 中国农业农村多元化发展的目标、路径及对策 4.1 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多元目标 粮食与食品安全，是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基本目标。历经战火洗礼的国家都懂得过度依靠国际贸易和市场经济保障粮食安全是不可靠的，因为战时即使有国家愿意卖，但粮食能否到岸都很难保证。尤其是作为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在人口增长、需求升级、气候变化、城镇化和工业化大量侵占优质耕地等背景下，粮食安全始终是事关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在粮食数量与结构安全前提下，食品质量安全是更难实现但呼声日益增高的目标。发达国家的食品质量监控经验比较适合大规模、专业化和信息化水平比较高的农业生产。面对海量的小农生产，中国要想建立类似发达国家的食品质量追溯体系面临极高的监管成本，因此如何生产出让消费者放心的食物是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要解决的难题。 保护生态环境，是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不可缺失的目标。农业是人类与自然交互的主要界面，也是占地比重最高的土地利用部门，农业活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30%[35]。中国化肥使用量占世界总用量的1/3，明显超过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19%，更超过中国耕地面积占全球耕地面积的比重8%[36]。加上农药过量使用、水土流失、沙漠化、盐碱化、洪涝灾害等问题，使得农业可再生资源管理与农业生态系统保护非常重要。另外，社会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某些关切，只有在乡村这种自然/半自然空间，特别是流域上游和生态脆弱区才能有效实现，包括提供生态服务、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乡村景观等目标。 保障社会公平，是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特色目标。社会公平(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经济系统正常运转并实现经济效率的基本前提，也是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和扩大内需的基础。就“三农”问题而言，首先让在市场上获利很少的农民承担农产品质量的重责，既不现实也有失公正；其次应当消除贫困，保障农村人口获得公平合理的生活水平；最后国家对农业农村的政策倾斜应缩小而不是加剧城乡之间、农村社区之间和农村社区内部的贫富差距。当然，社会公平必须正视人的先天和后天差异，即社会群体的自然分层和空间分隔，以保障起点与机会公平、程序公平和结果基本公平为主。在农民工就业不稳定且缺乏城市自有住房、农民社会保障不健全且水平低的条件下，耕地和宅基地是保障农民公平的重要生产和生活资料。长远来看，实现教育、医疗、文化、环保等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的均等化，是保障农民公平的重要内容。 提供发展空间，是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目标。空间是发展过程的核心资源和调控社会经济转型的手段。在城市化成熟阶段和后工业社会，发展空间的提供主要依靠旧城更新；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发展空间的提供主要依靠占用乡村空间实现。发展空间的具体区位受到市场和政府力量的双重影响，且具有明显的地理依赖性。应当在有发展潜力的城市周边区域、道路沿线、自然和人文资源丰富的点状地区，积极发展乡村工业、房地产、旅游、商贸等非农产业，创新产业空间和生活空间组织形式，促进人口、企业和产业的合理集聚与扩散，稳步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承载空间。 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商品和非商品联合生产(jointly produced)的特点，农村自然-社会系统演化具有耦合性，所以上述目标在实际区域中无法完全分隔。如农业生产在提供商品、产生利润的同时，也可能产生面源污染②，导致小农破产或兼业化，减少就业机会。如果发展多功能农业，农业生产在为消费者提供优质商品的同时，还可以保护景观、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提高农户福利水平，增加区域就业机会，维持聚落人口规模。生态环境保护在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同时，可能剥夺当地社区的发展权益，造成当地人与外部强势群体的社会冲突。如果采取尊重当地社区利益和习俗与传统的生态环境保护策略与手段，则有可能在实现环境目标的同时，发展地方经济，实现社会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一味追求经济发展，会损害社会公平(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在先富带动后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上需要加大力度。提供发展空间根本的是土地，由于土地及附着于其上的物质财富不可流动，其相对固化的结构难免与主体的动态和多样化需求(功能)发生矛盾。在改变土地利用方式，挖掘土地利用潜力的时候，如果不考虑产业支撑和社会基础而采取过于激进的行为(如农民上楼运动)，忽视主体需求的差异性，会浪费大量物质财富，引发不必要的社会冲突；相反如果采取渐进的方式，保留一定的空间弹性，将增加乡村物质财富的存量，增强乡村系统应对内外部扰动的适应性和回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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