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观与跨文化交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文化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时间观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分属不同文化的人社会实践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处理和安排时间的方法不同，各自形成的时间观不可能没有差异。也就是说，时间这一客观实在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形式的反映。时间观是文化深层结构的一部分，它影响我们对外界的感知，左右我们的判断，决定我们的行为方式；反过来，一定的行为又反映一定的时间观，传递关于时间观的某种信息，正如美国人类学家E.T.Hall所说，各个文化就像拥有自己的语言一样，拥有自己的“时间语言”（注：E.T.Hall,1990,Guideducomportementdansles affairesinternationales,Paris:Seuil,p.36.）。“时间语言”不是通过有意识的“学习”得来的，而是在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地“习得”的，就像很多非语言符号一样。因而，“时间语言”的运作往往也处于无意识状态中。也正是这个原因，在文化接触中，一个文化的人会本能地用自己的“时间语言”去与另一个文化的人交际，而且会认为自己处理时间的方式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双方都这样做这样想，一旦发现差异，也就只能归咎于对方的荒诞离奇了，文化间的误会与冲突也由此而产生。本文试图围绕交际活动中的时间序列和时间间隔问题，来讨论时间因素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的种种影响。
一、时间序列的文化差异
时间序列可以说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产物。初学外语的人有一天也许会惊讶地发现：很多西方人写日期不是按照年、月、日的顺序，而是先写日，后写月，再写年。写信封也一样，我们是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写的，即国家、省、市、县（或区）、街道、门牌号码、收件人。西方人却完全反过来，收件人摆最前，地址从小到大排列。这两种排列方式其实反映了东西方人不同的思维方式。西方人习惯把信息量最大的成分（如日、收件人）先摆出来，予以强调，因为他们认为开头是最重要的。西方人书写时，每句话的开头字母也是大写的。有学者甚至认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响亮的开头（Ta Ta Ta Taaa）之所以能产生那么强烈的效果，是因为它迎合了西方人重开头的文化传统（注：E.T.Hall,1984,La danse de la vie,Paris,Editions du Seuil,p.219.）。中国人则重过程，认为一切事情都要循序渐进，只有第一阶段通过了，才能进入第二阶段。我们很难想象，假如一封信不先到一个国家，它怎么能到一个省、一个市呢？又怎么能传到收件人手里呢？中国文化同时也重结尾。我们常说：“好戏还在后头。”两种不同的逻辑思维方式反映到跨文化交际中，往往会引起冲突。例如，中国人与西方人聚会，临分手时，外国朋友说“我找一天请你吃饭”，因为这是最后的话，中国人当真了，一直在等对方的邀请。发现对方久久没有动静，于是认为对方不守诺言。其实，这句话并非诺言，因为是在告别时说的，且没有具体的时间，西方人并没有赋予它实质的意义。只是一句客套话。“我很高兴和你在一起，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见到你。”在贸易谈判中，西方人提出问题的方式经常使我们感到唐突，因为他们喜欢一开始就直接了当地提出自己的观点，然后逐渐加以论证；我们则习惯于先一点一点地摆出理由，使听者有思想准备，然后再自然而然地归纳出观点，所以，西方人认为中国人老兜圈子。
时间序列在不同的文化中，对人际关系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中国，打电话时，一般是呼唤的一方负责明确双方的身分（因为是他打的电话），如“请问是×××家吗？”“喂，是×××吗？”，“我想找×××”等。如需要报名，也是他自己先报名。假如有人打电话来，我们拿起电话，说“喂”，对方却问：“你是谁？”我们一定会大为恼火。然而，在瑞士、美国、奥地利等国家，却往往是接电话的人先自己报名的。可见，谁先开口，不同文化有自己不言明的规则。R.CARROLL在她的《看不见的明显事》一书中，就讲了这么件事：（注：R.Carroll,1987,Evidences invisibles,Paris:Editions du Seuil,p.117.）一个住在美国的法国母亲，自己带着几个孩子，累得精疲力尽，很想有人能帮她看一下孩子，自己好休息一下。她碰到住在同楼的一个美国好友时，就讲了自己的情况，以为美国人会自己主动提出帮忙，没想到对方却一直没有表达这样的意思，令法国人感到失望。幸好这时一位法国朋友来了电话。对方知道她的处境后，立即说：“你把孩子拉到我这儿吧，我帮你看着。”这边听了，不禁叹道：“还是自己人好，懂得什么叫友谊。美国人真不够朋友，整天只会假惺惺地问‘你好吗？’”其实，这是源于文化差别的一个误会。法国人认为朋友有困难，我必须挺身而出，主动提出帮助。美国人则认为朋友假如需要我帮忙，自己会提出来；他没有提出来，那我就不该闯入他的私人领域里。如果你主动提出帮忙，那可能意味着你认为你的朋友没有能力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你的朋友不但不会欣赏你的提议，反而会感到受了侮辱！
二、时间间隔的文化差别
交际单位可大可小，大的可以是一个交际活动（如一堂课，一个会议，一次谈判），小的可以是一个言语行为（如一个问题，一个请求），这一点各类文化相通。然而，两个交际单位之间间隔多少时间，却因文化不同而异。Winkin举的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注：Y.Winkin,1981,"Présentationgénérale",in:La nouvellecommunication;textesdeG.Batesonetal.recueilliset présentés par Y.Winkin;traductiondeD.Bansardetal.,Paris:Editions du Seuil,p.63.）。二次大战后期，在英国的美国部队驻地，美国兵纷纷议论，说英国女孩个个随便轻佻；另一边，英国女孩也在传言，说美国大兵个个都是流氓。人类学家经过研究，找到了其中的原因。恋爱过程是由一个个阶段组成的。一个阶段跨过了，就给下一个阶段亮了绿灯。然而，阶段与阶段之间的间隔时间多长，各种文化并不一样。在英国，两个情人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能达到“接吻”的阶段，而一旦跨越这一防线，就离“最后的”阶段不远了。在美国，“接吻”属于恋爱初期的亲昵动作，离“最后的”阶段，还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当美国兵吻英国姑娘时，她要不惊慌地逃跑，就等于作出属于“最后的”阶段的反应。可见双方的评论均在情理之中。在贸易谈判中，此类误会也屡见不鲜。如美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美国人常埋怨日本人拖拖拉拉，拿不定主意，日本人则指责美国人像催命鬼一样，不让别人有足够的时间考虑研究。究其原因，在于两个文化阶段间的间隔时间不一致。美国谈判者往往有决策权，所以，从“接触”到“拍板”之间的间隔不长；而日本谈判代表一般是没有最后决定权的，他们必须集体讨论，上报批准。所以，从“接触”到“拍板”需要的时间较长。然而，日本人一旦作出决定，则要求合同立即付之实施。即“签合同”与“实施”之间的间隔短，而美国人则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在合同未签之前，他们的计划中还没有有关“实施”的内容。这一下该日本人催美国人了。
交际的一个基本法则之一，是话轮的交换，即“你一言我一语”，而不能一个人从头讲到尾。然而，话轮与话轮之间的停顿时间各文化可能长短不一。很多交谈的不愉快也因此而来。例如，美国人就常指责法国人缺乏教养，因为法国人与他们谈话时老抢嘴，或打断他们的话。法国人则认为美国式的交谈“令人厌倦”。这是为什么呢？有学者经过研究后发现，原来法国人与美国人讲话时，话与话之间停顿的时间不一样。美国人是0.5秒，法国人只有0.3秒（注：C.Kerbrat-Orecchioni,1994,Les interactions verbales(tome Ⅲ).Paris:A.Colin,p.24.）。也就是说，法国人等对方讲话停顿超过0.3秒就插话，美国人则要等0.5秒。结果，当美国人还在有礼貌地等的时候，法国人又重新讲话了，美国人老插不上嘴；或者，美国人话还没讲完，只是中间停顿，法国人就插话了。所以法国人在交谈中往往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印象。有一个法国人与美国人结婚，住在美国。有一天，她的小女儿问她：“妈妈，为什么法国朋友到我们家时，你老要跟他们吵架，而跟美国朋友就不吵架？”在很多文化里，抢着讲话，打断别人，被认为是很不礼貌的。但法国人似乎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在对方讲话的空隙插插话，只要次数不太多，不但可以加快谈话的节秦，活跃气氛，而且可以表示自己对谈话的积极参与。
三、交际与文化期望
在交际活动中，两个交际单位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一个问题可以引出另一个回答，一句话可以引出另一句话，一个行为可以引起另一个行为。但是，前后两个交际单位之间并不是一种随意的关系。语言学家A.Pomerantz在分析会话时就提出一个“偏爱”的概念（注：A.Pomerantz,1984,"Agreeinganddisagreeing with assessment:somefeaturesofpreferred/dispreferredturn shapes",in: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sous la direction deJ.M.Atkinson et J.Héritage,Paris:E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I’homme,pp.57-101.），认为甲讲一句话，不但希望乙作出反应，而且希望乙作出甲“偏爱”的反应“偏爱”的反应有时是“赞同”，有时是“反对”。如我说：“法语比英语难学”，“赞同”的反应应该是“对，我也这样认为”。但如果我说：“我的法语真差劲”，我却不希望对方说：“的确如此”，而希望他说出诸如“别假虚心啦！”，“你差谁还好啊”等“反对”的话。也就是说，第一个交际者的行动已经给第二个交际者的行动作了限定，对他怎么反应寄予某种明确但又不言明的期望。
“偏爱”其实是一种文化现象。同一种行为在不同的文化氛围里，可以期待不同的反应，引出不同的第二个行为。对于礼物的态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国人看到有亲友送礼来，一般来说，第一个反应是“拒绝”，然后把礼物搁置一旁，希望送礼者走时带回去，因为礼貌原则要求我们“拒绝”到最后一分钟，尽管我们心里很明白：礼物既然送来了，就不会再带回去的。法国人接到礼物，虽然也会客套几句，但一般是采取“接受”的态度。为了礼貌，他们还会当着送礼者的面，打开礼物，赞美一番，表示喜欢，表达谢意。不同的文化期待往往是误会的根源。中国人看到法国人迫不及待地打开礼物，心里会想：“是不是急了点啊？”法国人看到中国人把礼物冷落到一边，心中也会隐隐不快，或以为我们不喜欢他的礼物，或认为我们无礼。对待“邀请”也有两种不同的反应。初到法国时，有很多法国朋友请吃饭。有一天，笔者应邀到一个朋友家里作客。快吃饭时，主人手里拿着酒，问我：“Voulez-vous du vin？”（你要不要喝酒？）我心里很想尝一尝法国酒是何味道，但嘴里说出来的却是：“Non,merci！”（不，谢谢！）我想等对方强调一遍后再接受，那样会礼貌些。因为在这种场合，我们中国人一般会敦请一番，如说：“这酒好哇，还是来一点吧！”或“你一定要喝，我知道你会喝的！”或“难得相聚，不喝怎么行！”这时客人才说：“那我就喝一点吧！”然而，令我失望的是，法国朋友并没有再邀，只是给我倒了矿泉水。而且，我喝完矿泉水他又给我加矿泉水，也不问我是否要换成酒。我自己因为说了要矿泉水，也不好意思改口了。于是，我从头至尾，都是佳肴白水了。回家路上，我心里纳闷：法国人怎么那么怪！而且不禁对法国朋友缺乏热情感到有点愤愤然。后来，接触法国人多了，笔者便发现，不单我们觉得法国人怪，法国人也觉得中国人怪。有的甚至还说：“你们中国人有时简直莫名其妙！”当问及为什么时，一位法国朋友举了这么个例子：他经常请中国朋友吃饭。打电话邀请时，有些中国朋友不说“来”，也不说“不来”，而只是说：“Ah,merci beaucoup！”（啊，太谢谢了！），“Vousêtes trésgentil.”（想表达“您太客气了”的意思），令法国人摸不着头脑。有时他急了，便追问：“Vous viendrez,oui,ou non?”（您究竟来不来？），对方却又说：“Dans ce cas,j'essayeraide venir.”（那我争取来吧！）令他觉得中国人怎么讲话这样含含糊糊，不着边际。其实，双方都觉得对方怪，根源在于在发出“邀请”的同时，不同文化的人对反应方式有着不同的期待。法国人重视个人的权利与私人领域，在完成“邀请／接受”这一组活动时，双方采取的是一种流线形的行为模式，即请的人只说一遍，被请的人也当场表示“接受”或“不接受”。通常，接受的人会明确的说：“Qui,avec grand plaisir.”（好，我很高兴接受邀请。）不能来的也会说：“Non,c’est vraiment dommage.”（真遗憾，我来不了。）然后说明一下原因，并感谢一番主人的好意。邀请者不再三强调，因为这样做会被认为是对对方自主能力的怀疑。所以，当听到你说“不喝酒”时，他认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他应该尊重，而不能强迫你改变自己的意愿，不然就有侵犯人权之嫌了。中国人是一个注重礼仪、重面子的民族。这样的一种文化价值取向决定了我们在完成“邀请／接受”这一组活动时，采取的是一种循环式的行为模式，即甲邀请，乙先拒绝，甲再邀请，乙才半推半就地接受。这种循环于双方的面子都有好处：第一轮拒绝，便于邀请的人充分表现诚恳与热忱，也便于被邀请的人探测对方的真实心意，同时避免被人认为贪吃。“第一轮接受”与“第二轮接受”的社会意义是很不一样的。前者接受的只是邀请，后者接受的除了邀请外，还有对方的敦敦之情，而且被请的人是在“恭敬不如从命”的情况下才接受的。这样一来一往，双方脸上都有光。
由上述可见，在两种文化里，由于心理期待的不同，同一个“第一行为”，可以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的“第二行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有时两种文化期待一致，反应却不一样。例如，当甲发表一个观点时，他希望别人能赞同，中国人与美国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期待相同。中国人听别人发表意见时，喜欢静静地听，不置可否。是“赞同”，还是“反对”，由细微的头部动作或面部表情来传达，靠讲话者自己去观颜察色。我们的“沉默”，有时不仅可以表示“赞同”，而且可以表示“尊敬”；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却往往把“沉默”只当作“不同意”、“不感兴趣”的一种表示，他们需要用明确的言语行为来表示“赞同”。
上面谈到的“偏爱”的概念，只涉及到交际者对某一个“第一行为”的反应。其实，文化期待也是一种预测系统。属于同一文化的人，不仅能轻而易举地预测对方的反应，而且能毫不费劲地预测对方的行为序列，即对方做完一件事后，接着会做什么事。正是因为有这种预测能力，才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减少压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至于使我们的神经终日处于紧张状态中。然而，一种文化的人与另一种文化的人碰到一起时，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双方的期待可能不一致，发出的先兆也可能不一样；本来在无意识状态下就能运作自如的预测系统于是变得不灵了。举个简单的例子，西方人打完喷嚏后，如有人在场，一般会赶忙说“对不起”，中国人却没有这种习惯；西方人看到中国人打喷嚏而没说“对不起”，就会觉得不礼貌。有位香港老人来到住在法国的儿子家里。有一天吃饭时，老人打了一个喷嚏，之后没说什么。旁边在法国长大的孙子竟生气地用法语说：“Mais dis'Pardon!'”（说“对不起”呀），老人气得直骂儿子没管教好孙子，让他这样没大没小。另一个例子涉及到言语交际。当大家同属一种文化时，对方讲一句话，我们往往容易预测到他接下去再讲一句什么样的话。但碰到别的文化的人，就没那么容易了。这里举一个法国人给笔者讲的例子：前几年，应中国国务院某部邀请，法国某大分司派了一个专家小组来中国进行一项合作项目的可行性调查研究。他们的工作进行了两年。有一天，部里召集法国专家开会。会上，负责人首先讲话，他说：“你们两年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我衷心祝贺你们工作取得的成绩，我同时代表中国政府感谢你们。”听到这里，法国专家们相互会心地看了看，大家心想：“两年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没想到，负责人话锋一转，又说：“但是，很遗憾，由于暂时不能解决资金问题，我们这一项目不得不推后。”法国人听了目蹬口呆。令他们感到惊讶的倒不是项目的推后，而是负责人讲话的方式。他们以为，讲完“祝贺”、“感谢”之类的话，接下来就应该是“我们准备在项目合同上签字”之类的话了。我们中国人对负责人的话就不会感到那么突然。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习惯于在说不好听的话之前，先说好听的话，后者起缓冲的作用。所以，当对方一开始就说好话时，我们就会预感到前景不妙。
收稿日期：1999-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