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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87(2002)05-0099-08
河北多古称。先秦时期有“九州”说。《禹贡》称九州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冀便为古河北之地，此为传说区划，实际并不存在。春秋时期，河北分属燕、晋、卫、齐诸国；战国时分属燕、赵、中山及魏、齐等国，其中以燕、赵势力最盛，故又有“燕赵”之称。秦置上谷、渔阳、右北平、代、巨鹿、邯郸、广阳、恒山八郡。汉设幽、冀等州，冀、幽始为正式行政区域，故又有“幽冀”之称。隋置幽州总管府。唐属河北道，河北作为正式行政区域由此始。宋分河北为东、西两路。元置大都、永年、兴和、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广平、大名等路，直属中书省，为“腹里”。明洪武年间，置北平等处布政使司；永乐年间改北平为京师，置顺天府，各府、州直隶京师，称北直隶。清置直隶省，民国因之，1928年改直隶省为河北省至今。
我国的区域文化大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河北区域文化在战国后期形成，是时，河北大地活跃着燕国与赵国，故“燕赵”之称最具区域文化意义。河北地域文化亦称燕赵文化。
一、燕赵的物质环境与社会结构
文化的地域性是区域的物质环境与社会结构交互作用的结果。
燕赵的物质环境。从地貌看，山地、高原、丘陵、平原、盆地五种基本地貌类型齐全。五种基本地貌又含多种成因类型。如平原包括冲积平原、冲积——洪积平原、河——海堆积平原、海成平原、剥蚀侵蚀平原；山地丘陵中包括侵蚀剥蚀中山、侵蚀剥蚀低山丘陵、岩熔化的侵蚀剥蚀低山丘陵；盆地有构造盆地和风蚀盆地；高原是构造条件与干燥剥蚀作用的结合，火山地貌在河北亦有分布，如张北熔岩台地。
河北地貌虽复杂多样，细分析却有规律可循。分布井然有序的大地单元同大构造单元在规模范围上基本吻合。约略划分，河北西北部有一带高原；高原的东南方群山众丘叠起，它们自东北向西南呈半环状峙立；群山的东南部为坦荡的平原。高原、群山众丘、平原自西北向东南成级级下降的形势，由高而低排列整齐。他们的构造基础分别为：阴山——天山构造带东延部分是高原的构造基础；阴山——天山构造带南部、新华夏系构造第三隆起带和祁吕山字型构造东翼反射弧是山地丘陵的构造基础；新华夏系第二沉陷带是河北平原的构造基础。其高原称坝上高原区，包括张北高原和围场高原，是内蒙古高原的南缘。山地主要有太行山、燕山两大山脉组成，燕山南侧和太行山东侧多丘陵，北部低山中有宽阔平坦的洋河盆地和桑干河盆地。河北平原是华北平原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山麓平原和冲积平原、滨海平原组成。这样的地形地貌对河北境内的气候、水文、生物、土壤等都有一定的影响，自然也影响着这里的人群的生活方式。一般地说，北部高原部分海拔、纬度高，适于游牧或半游牧，仔部山地、丘陵则适合农耕、狩猎及多种经营，南部的河北平原则适合农耕，河北大地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共存和交叉准备了条件。
河北平原适于农耕，土质却与黄土高原不同。黄土高原的土质为经典性黄土。19世纪后半叶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西北考察，发现黄土的柱形纹理和高孔隙性有很强的毛细管作用，能使蕴藏在深层的无机质上升到顶层，为作物根部吸收，此谓“自行肥效”。河北平原的土质是冲积而成的“次生黄土”，缺乏经典黄土的“自行肥效”能力。虽气候温润、降水量多，却不能使作物长得更好，加之河北平原土地较硬，植被茂密，不利于耕作，其农耕业落后于秦陕。影响所及，河北不能创造出与中华文明中心地带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化，在同一文化圈内，又显得落后了些。
从气候看，河北属北温带大陆季风性气候，春天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天晴气爽，冬季干冷多风。然而，古河北(至少在唐代以前)较现在湿润多雨。其生存环境为，山高水深，森林茂密，禽兽繁多，时来急雨。虎狼之多，有曹操《苦寒行》为证：“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战国初赵简子喜畋猎，而赵国境内多狼，后演化成《中山狼传》；两汉飞将军李广射虎中石没羽的故事，唐裴旻日射虎31只的故事，燕赵多以虎豹、牛等动物形象作装饰的出土器物等，都在述说着古燕赵的景观特征。
河北的土质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弱化着该区域的农耕性，强化着其游牧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性也更加明显。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述，战国至西汉时期中国北部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在碣石到龙门一线。从东部起由滨海的碣石(今河北昌黎)向西偏北，沿着今燕山南麓西行，再折向西南，经过恒山(今河北唐县西北)和汾水上游，循吕梁山而至龙门(在今山西河津、陕西韩城之间)。河北地区的渔阳、上谷和代郡都处在这条农牧分界线的边缘。代郡最初在今河北蔚县，西汉以后才逐渐移向西北，东汉时移至今山西阳高，北魏时移至今山西大同，隋唐为代州，在今山西代县。代郡附近还有种和石，种在唐为蔚州，即今山西灵丘，石即石邑，在今石家庄西南。北方多雄关，在燕山、恒山和太行山北端排列着许多关隘和塞道，从东向西有渝关(隋筑，即山海关)、卢龙关(今河北喜峰口)、居庸关(又名蓟门关、军都关)、紫荆关(又名五阮关，金陂关)、常山关(又名鸿上关，今倒马关；上有飞狐口、飞狐道)、井陉关(又名土门关)等。这些边邑关隘和塞道都是联系汉地农耕地区和北方游牧地区的门户。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共存与交融，使古老的燕赵之地既有游牧文化的粗犷，又有农耕文化的安逸、平和，具刚柔相济的复调特征。
燕赵地区的社会结构。古燕赵的社会结构，简言之则是农耕族和游牧族的对峙和交融。最早的对峙交融是炎帝族与黄帝族的争斗与融合。同是发祥于陕西地区的炎帝和黄帝，却争斗于河北地区。炎帝族为姜姓，姜即羌，羌本羊。《说文》：“羌，西戎牧羊人，从人从羊。”可见炎帝族最初也是游牧族，自神农氏起开始耕稼，进入中原后，即以农耕为主，素有擅长农业的传统。黄帝族因居姬水而为姬姓，进入中原与炎帝接触时，仍以游牧为主，擅长狩猎征战。《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族“以师兵为营卫，迁徙往来无常处”。游牧的黄帝族与农耕的炎帝族发生冲突，在河北地区举行了著名的“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阪泉之战”是黄帝与炎帝族末帝榆罔展开的战争，阪泉在今怀来一带，榆罔战败为黄帝收降。之后同族的强项者蚩尤起而与黄帝族相抗，战于涿鹿之野(今河北涿鹿县附近)，三年九战，被黄帝擒杀，此谓“涿鹿之战”。战后，炎黄南下至黄河流域，成为我国中原地区的远古居民。
由于炎帝族在农业和社会文化许多方面都较黄帝族先进，炎黄二族的融合方式，不是由黄帝族消灭炎帝族，而是炎黄二族文化叠在一起。开始是游牧的黄帝族通过战争征服农耕的炎帝族，其后是黄帝族放弃落后的游牧方式，接受炎帝族先进的农耕方式，但在名分上要推崇黄帝族。简言之为以黄帝族之名，行炎帝族之实，或者说是炎帝族的政治统治与炎帝族的农业经济二者的结合。最终泯灭了氏族界限，惟有并称炎黄。炎黄融合方式颇具典型性意义，后世多因之。周人征服了先进的殷商，秦人征服了先进的山东六国，直至元人灭宋，清灭明。之后，战争的征服者与政治的胜利者却成为经济和文化的被征服者。这是由游牧人与农耕人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决定的。
农耕人“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成书于东汉魏晋之际的《四民月令》描绘了中原农村那种耕织并重、耕读传家的田园牧歌般的生活方式，给人以恬淡、平和的美的陶冶，实际上，首先受到这种陶冶的是当时农耕人；加之以素食为主的饮食结构的影响，农耕人身体灵活，性情也较温顺平和。古谣《击壤之歌》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是对古代农耕人生产、生活和心理的写照。游牧人则逐水草而居，迁徙无定，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性格强劲、彪悍。“呜镝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正干。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刘开《塞上》)活画出游牧人的威武英姿。游牧族与农耕族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性格也形成不同的社会结构。酷烈气候，流动畜牧、四海为家的生活方式，使“骑马民族”自幼成为善战的骑士，他们只需掌握铁兵器的制作，便可以变成令农耕人战栗的战士。游牧民族实行军事组织与生产组织合一，游牧与狩猎则是军事演习，战争和掠夺是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一个游牧部落只要稍加编组，便可成为所向披靡的武装。其给养可以随处获得，无需“输将之费”。农耕民族基本是兵民相分，这就需要“养兵”，战端一开，更需投入巨大财力。即使实行“屯田养兵制”，屯田日久，也会形成兵不习战。于是，无限的军事开支与有限的农业生产积累形成巨大矛盾，以至“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注：《史记·平准书》。)。再者，农耕人由定居生活培养出来的饮食起居习惯，也无法与“风雨罢(疲)劳，饥渴不困”的游牧人一较短长。“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耕人要成为勇悍无畏、驰骋八方的骑士，必须经过从生活方式到内在心态的重大调整。晁错云：“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注：《汉书·晁错传》。)战争对游牧人是极自然、极平常的“生业”，对农耕人是极被动、极痛苦的“离南亩”，这就决定了古代中国的军事格局：经济文化先进的农耕人处守势，经济文化落后而武功强劲的游牧人取攻势。我国历代修筑的“长城”是这种格局的物化。这格局正是黄帝胜炎帝、五胡乱华、金辽胜宋、元灭宋以及清灭明的文化原因。
然而，游牧文化毕竟是低势能的文化，游牧人一旦以征服者的身分进入农耕区，便处在高势能的农耕文化包围中，高势能文化的巨大诱惑往往使征服者“为被征服者所同化”。黄帝战胜炎帝而成为农耕部族；后世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在与先进的汉族农业文明接触的过程中，几乎都发生了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飞跃。
炎黄以降，古燕赵之地一直是农耕人与游牧人争斗的前哨。战国“拒胡”的长城，燕赵最为著名，如赵武灵王所筑云中、雁门、代郡长城，燕昭王筑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长城。除秦昭王所筑陇西、北地、上郡长城外，无与之相匹者。除胡汉之争外，燕赵之地还有农耕族内的争霸战争，如春秋战国时燕筑南长城以防齐，赵修南长城以防魏，可见当时斗争之严峻。炎黄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征战不断，而燕赵尤激烈。约略说来，尧舜时，有帝舜与共工的战争，共工战败，帝舜将其流放到北裔幽陵，即幽州；夏代，有太康失国，少康依靠母家有仍氏(在今河北任县)攻灭寒浞，恢复帝位的战争；商代，有商先祖王亥为有易氏(在今河北易县)绵臣所杀，王亥之弟王恒及子上甲徽为之报仇，杀死绵臣的战争；商末又有武王伐纣的战争；周初，有周公旦讨伐武庚以及邶、卫、鄘三监叛乱的战争，周公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三年而定；春秋时 期北方戎狄猖獗，屡犯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腹地，燕赵地区多次进行与戎狄的争 战，如燕国于公元前706年、公元前679年、公元前664年三次伐山戎，还有邢、卫与赤狄 之战；战国时期，有赵武灵王北伐林胡、楼烦，燕国秦开破东胡。春秋战国时的诸侯争 霸也异常激烈，《春秋》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春秋初年有国一百余，到战国 仅留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河北平原便有齐灭令支，卫灭邢，晋灭肥，晋灭鼓，赵 襄子灭代，赵襄子灭中山，中山复国，魏灭中山，中山复国，赵灭中山，秦灭卫、灭赵 、灭燕。史载，燕赵灭亡前，燕齐、秦赵、燕赵间便有七次大规模的战争：燕惠公亡齐 归国之战，燕国子之之乱，燕将乐毅伐齐之战，齐田单伐燕，秦将白起破赵，信陵君救 赵破秦，燕王喜伐赵……这强化着燕赵人的尚武精神。
二、燕赵风骨的形成
燕赵文化性格形成于战国末期。
在邦国林立、大师并起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相继变法图强，以期经济发达、政治开明、文化繁荣。实际是寻找自己的优势，培养自己的文化个性。跻身“战国七雄”的燕和赵，其业绩亦相当可观。在赵国，赵武灵王改革军事，胡
骑射，开放边地，巩固国防；赵惠文王继续富国强兵政策，攻取齐、魏土地，赵奢、廉颇等名将守土破秦，称雄一时。在燕国，乐毅曾联合秦、韩、赵、魏、楚五国伐齐，攻下70余城；燕将秦开大破东胡，向东北发展，设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等郡，一时雄踞北方。在变革图强、激烈竞争的过程中，燕赵地域条件所决定的胡汉交融的潜在基因以及远古祖先遗传的潜意识积淀日益以显性的形式表示出来，并在现实斗争中得到丰富和补充。燕赵文化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雄浑，燕赵人追求进步、不屈不挠的勇气、智慧和毅力，逐渐完善为燕赵文化的深层精神，即文化性格。并物化为燕赵的学术经典《荀子》。《荀子》虽是对先秦唯物主义学术思想的总结，却明显带有燕赵文化气韵。在自然观上，荀子认为“天行有常”，社会治乱与自然现象无关，否定鬼神之说；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这与楚老庄子宣扬的“道”的神秘、相对主义的形神莫辨、是非莫辨的超逸，划出鲜明的界限。在认识论上，他反对天赋道德观念，认为人天赋“性恶”，道德品质由后天人为，这又不同于齐人孟子的“性善”论。他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提出“隆礼”、“重法”主张，从而形成他的学说的独特性。表现在语言形式上，长于说理辩驳，善用对偶铺列论据，连续用排比增强语势，比喻套比喻，比喻证比喻，笔墨恣肆，气势雄浑。
如果说，战国前期各国变法图强之际，燕赵文化性格得以孕育和培养，又以《荀子》进行了初步阐发和揭示，那么，到战国末期，燕赵儿女面对强秦压境，国破家亡的局面所表现出的英雄壮举，则最终使燕赵文化性格发展成熟。荆轲受燕太子丹之托，提剑入秦刺秦王，临别在易水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以示必死的决心；刺杀失败，壮死秦庭。燕人高渐离隐姓埋名，以击筑为掩护进入秦庭，捕杀秦始皇，亦未中遇害。此外，樊於期、田光、燕太子丹均为视死如归之士。燕赵虽被灭，燕赵儿女的精神却流传千古。
对于河北地区的区域文化性格，司马迁曾有阐释。他指出，种地(今山西灵丘一带)和代地(今河北蔚县一带)靠近胡人，经常受到侵扰，师旅屡兴，所以那里的人民矜持、慷慨、嫉妒、好气，任侠为奸。晋国时就已忧患其骠悍难制，中间又经赵武灵王的胡化改革，胡风更烈。中山土地狭小，人口众多，人民性情下急，拦路锤杀剽掠，或者盗掘坟墓，男子在一起悲歌，慷慨激昂。燕地距内地遥远，人口稀少，经常受胡人侵扰，风俗也和代、中山相类似。唐代韩愈精当地概括为“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志士”(《送董邵南序》)。
详研之，燕、赵文化在大同中各有特色。赵文化中有两个显著特色，一是勇武任侠。赵文化源出三晋，而晋国正是中国古代法家智谋与豪侠勇武的发源地，加之赵地又有尚勇武之胡风，侠士代有人出。赵朔时，赵氏被灭族，门客公孙杵臼与程婴为保护赵氏遗孤，先后壮死。赵鞅吞邯郸，引起范氏和中行氏的干预，董安于代鞅承担罪责，说：“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还活着干什么?”遂自缢而死。赵襄子与韩、魏合灭了荀瑶而三分其地，荀瑶家臣豫让吞炭漆身先后两次刺杀赵襄子，为荀瑶复仇，连赵襄子都感动得喟然叹息而泣，豫让未能杀死赵襄子，示意性剑击赵襄子衣服，而后伏剑自杀。豫让之死感动赵国志士，争仿效之，于是，侠义之风在赵地形成传统。《庄子·说剑》云赵惠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者3000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有余人而好之不厌。剑士“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 领，下决肝肺”。后世李白有《侠客行》诗句：“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十步 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二是放荡冶游。战国至秦汉，邯郸是最繁华富庶的城市之一， 燕赵人“家殷而富，志高气扬”，具有大都邑之自信和高姿。同匈奴文化与血统的交融 以及任侠勇武传统的影响，使赵地人少约束，多狂放。邯郸男子冶游之举系弹琴悲歌、 斗鸡、走犬、六博、饮酒、蹴鞠、狎妓。其中六博和狎妓最为突出。邯郸女子(邯郸多美 女)“则鼓鸣琴，踮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高适《邯郸少年行》云：“邯郸 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度报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纷纷， 门外车马常如云。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便描绘此说。赵人的两种文化 性格：任侠勇武与放荡冶游，常以“世平位下，世乱节高”的形式相统一。太平时节“ 世事惟堪击唾壶”，自然只有放荡冶游；危难时节则显出豪侠大义。高适幼时性情落拓 ，自称“高阳一酒徒”，安史之乱中则以天下危安为己任，献策平乱，功高位显，终封 渤海侯。便体现着这种统一。
燕国在西周前，已有千余年商代子姓燕国的辉煌 历史。召公奭于此建姬姓燕国 之后，一是由于未能同原有殷商旧族进行紧密的 血缘融合与政治合作，二是由于全国的 政治中心由中原的殷墟、朝歌迁至关中的丰镐， 燕国由畿服内之国沦为边僻之地，一直 一蹶不振。这与赵国很是不同，赵国文化源出三 晋，有晋文公长期争霸中原的辉煌奠基 ，有繁荣的农工商业的支持，是社会经济繁荣基 础上产生的文化。燕地则相反，山高水 寒，承商代亡国之乱、西周初兴之弊，猥琐而局 促，卞急而猖介。后虽有发展，甚至有 乐毅大举伐齐之举，终不及赵国殷盛。至太子丹 派荆轲刺秦王，荆轲、田光、樊於期、 夏扶、高渐离等众多死节之士纷纷登场，演出一 部豪壮的悲剧。《枫窗小牍》云：“秦 威太赫，燕怨太急，威怨相轧，所谓白虹贯日， 和歌变徵。”可见燕地的侠士悲歌并非 由社会繁荣而形成的泱泱大国的趾高气扬之风， 而是以一剑当百万之师的侠士奇志，是 由经济政治文化的落后与低下导致的一个情结， 此情结同现实惨烈的撞击，化育出燕人 的文化性格。
燕、赵文化性格虽有异，却在勇武任侠上统一起来。燕赵多侠士，豫让和荆轲便是其代表，且是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五大侠客之二。侠士最主要的特点是既不遵从国君之命，又不遵从世俗之情，而只遵从自己独有的价值标准。侠士重信义，言必信，行必果，一诺千金；侠士重德操，“绝交不出恶声，去国不洁其名”；侠士“立意皎然，不欺其志”，为此，不惜生死。死不苟且，生不苟且，生法与死法同样重要。在他们看来，重要的不是去拼死，而是敢于在必要的时候去自死。如荆轲云：“今轲常侍君子之侧，闻烈士之节。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但问用之所在耳。”侠士用行动书写自己的人生追求，演出着悲壮的人生活剧。所表现的个性也必是“慷慨悲歌”。国中多侠士，民风必然多侠气。《颜氏家训》说到别离同为南、北方人所重，南人在饯别时总要执手哭泣，双目湿润；北人则不然，临行送别，即使心中感慨，也要欢笑分手，双目明亮无泪。事情虽小，却可见民风之一斑。
“慷慨悲歌”并非仅是刚烈、勇悍，还含有深深的情。“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有着多么复杂的情感和难以言表的人生况味?慷慨悲歌，可阐释为：不惜牺牲的反抗精神，不欺其志的侠义性格，不媚流俗的豪爽情怀。
三、燕赵风骨的发展
战国之后，燕赵文化精神不断发展。促进燕赵文化精神发展的有两个因素：战争与移民。
从战争因素看，一是农耕的汉族同北方游牧族的争斗，二是汉族内部争夺天下的战争，有时二者交融在一起。西汉时期，匈奴屡扰燕赵北疆，汉朝派李广为右北平太守，以“飞将军”威震匈奴。后又令霍去病、李广、李息、张骞自代郡、右北平一路分兵合击，大举进攻匈奴。争霸战争有楚汉之际的秦楚巨鹿之战，此战项羽斩宋义，破釜沉舟，重创秦军主力；还有韩信破赵之役，此役韩信背水为阵，又出奇兵劫赵营，擒赵王歇，大获全胜。东汉时期，燕赵北疆有乌桓、鲜卑、南匈奴侵扰，光武帝于代郡、上古、渔阳、右北平及辽西五郡修筑堡塞，又置乌桓校卫、护匈奴中郎将，常年防守。为防西羌入侵，汉安帝诏令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堡616所避羌。东汉的著名战役有汉光武帝刘秀徇河北之战。更始帝刘玄以刘秀行大司马事，持节收回河北，邯郸卜者王郎诈称汉武帝之子自立天子，联合河北豪杰追击刘秀，有了“王郎(俗传王莽)赶刘秀”的诸多故事。幸有耿弇等率“突骑”数千投奔，刘秀方转败为胜。“突骑”又称“枭骑”，“言其骁锐，可用冲突敌人也”(颜师古语)。西汉初有“燕人枭骑”助汉击楚，此处又有“突骑”助光武帝。两汉后，燕赵以精良骑兵著称，并成为燕赵文化的一大特色。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先有巨鹿人张角的太平道起义，与此同时，还有博陵张牛角、常山褚飞燕以及黄龙、左校、白雀、五鹿等农民武装，褚飞燕兵至百万，号“黑山军”。至汉献帝初平年间，幽州将公孙赞、冀州牧韩馥、东郡太守桥瑁等路义军，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组成讨伐董卓的义军联军，征战不止。后曹操于官渡败袁绍，收降河北黑山军张燕部，北出卢龙塞，打败辽西乌桓蹋顿单于，据青、冀、幽、并之地，领冀州牧，官至丞相、魏国公。东晋时北方的五胡十六国，控制河北的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北燕六国，自刘渊建汉至北魏灭北燕，河北130多年无年不战。北魏末，六镇降卒(六镇系北魏重兵所在，北魏末，六镇发生变乱，平定战乱后，降者与20多万人，被分徙冀、定、瀛等州就食。)与河北流民(河北自东晋以来、就有众多流民聚集，称乞活)、营户(各国征战中所得柔然、高车、丁零、氐、羌族人也多安置在冀、定、相一代为奴，称营户)会在一起后，兵乱再起，北魏分为东魏西魏。不久，六镇中柔玄镇一支以高欢为首取代东魏建立北齐。
隋末豪杰义军并起，声势最大者为窦建德、刘黑闼部，一度占河北大部。窦、刘等史称“山东豪杰”。“山东豪杰”系北魏六镇戍卒、营户的后裔，工骑射、善战斗。窦、刘均出自胡族。“山东豪杰”这一支农民武装集团虽源自六镇，在河北亦颇有根基。它与东汉初期铜马军以及东汉末黄龙、左校、白雀、五鹿、黑山军有着脉承关系；其渊源甚至可追溯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燕昭王与太子丹的养士之风。隋唐之后，山东豪杰亦有长期影响。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当时(唐中叶——引者)大唐帝国版图以内实有截然不同之二分域，长安天子与河北镇将对立不同之二集团首领，安禄山之霸业虽不成，然其部将始终割据河朔，与中央政府抗衡。”河朔已成为与长安对立的又一重心。五代十国时期，十国大都居南方，各国割据一方平行发展，经济日益繁荣；五代的梁、唐、晋、汉、周却是前后承接更替，征战激烈，经济破坏严重，每一更替几乎都是从太原起兵，自然延及河北。两宋时期处三足鼎立状，先是北宋与辽、西夏，后是南宋与金、蒙古。两宋战争不断，河北首当其冲。元灭宋，清灭明，河北始终沉陷在战火之中。北宋与辽、西夏的战争，南宋与金、蒙古的战争，元灭南宋、明灭元、清灭明的战争，以及各朝的农民起义，如北宋王则领导的河北士兵起义，明代的刘六、刘七起义，李自成进北京，太平天国的北伐军的斗争，义和团运动等，烧灼着河北大地。
河北地区频繁的战争留下丰富的地名文化遗产。在滹沱河、滏阳河流域与“王郎赶刘秀”的故事有关的地名，如辛集的倾井、赵马，深泽的大直腰、小直腰、北马、水冻、南濯头、苦水、南旺，晋州的马坊头、西张口、魏家口，鹿泉市的南龙贵，平山的星宿沟，沧县的黄递铺，河间的赤塔，献县的山秋等。曹魏时期曾在河北屯田，与此有关的如安平、深县一带的刘官屯、柴屯、丁屯、东里屯等，号称“一溜十八屯”；邯郸县有观台、讲武城等。与宋辽战争有关的如邯郸平乡县的节固(接骨的音转，为交接杨继业尸骨处)，临西的老官寨，馆陶县的肖庄(肖银宗的驻军处)，临漳县肖城寨，曲周县军营，广平县东张孟，廊坊的东营、西营、留寨、界卫、演马、马策、广安、西空城，元氏县的南国等。显示宋元战争惨状的如临西的秦白地等(喻“赤地千里，荒无人烟”)。与明代“燕王扫北”有关的如沧州东障壁、中留舍，邢台平乡艾村等。
战争对河北文化性格影响的因素有二：一是强化着河北儿女的尚武精神；二是游牧族与汉族的战争加强着二者的融合。其情形往往是，每一次战争冲突，都有更多的北方民族血缘融合进来，不出数十百年，便难有汉胡之分。
从移民因素看，河北一代的人口流动也颇为剧烈。迁移的大体走向是，河北人口南迁，北方民族人口入河北，尤其是后者，增强着河北地区的“胡风”。如，汉武帝时，徙乌桓于上古、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设乌桓校尉、职同太守。东汉初，匈奴侵袭上古、中山，“边陲萧条，无复宁迹”。两晋南北朝的人口迁移为历史之最。河北地区的汉族人口，多先迁到山东、淮河一线，辗转入江南地区。与此同时，北方民族人口大量流入河北：羯人石勒灭匈奴建立前赵后，迁其文武百官、关东流民、秦雍大族近万口于襄国；西燕慕容恒自长安东迁时，随从的鲜卑男女又有40万之多，行至闻喜，为后燕慕容垂所败，尔后流入河北；公元316年河东大蝗，流民从河东迁到冀州的便有20万户等等。唐安史之乱时，“天子去蜀，多士奔南”，河北亦多人士南迁。宋元明清时期，契丹强迫黄河以上汉人迁往契丹故地者100万人，有金一代强迫迁徙出关的亦有数十万人。内迁方面，女真人进入中原后，仅在河北、山东、关西安置的屯田军户便有130余千户(每千户300人)，总计迁入的屯田军户达100多万人。元代，蒙古族内迁后，众多的色目人(对蒙古族以外的西北各族、西域及欧洲各族人的统称)也相随居留内地。明人丘濬《区处畿甸降夷》云，明代初期，“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多以更姓 易名、杂处民间，久之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清初满族入关时，人口约 百万，延之近现代，已与汉人相融，无复踪迹矣!
河北的许多地名也记录着移民的历史。明初的移民政策是“狭乡之民迁往宽乡”。北京一带以其战略地位和战后的人口锐减、田地荒芜被作为重点“宽乡”；山西当年是蒙占贵族名将察汗特木耳及其子扩特木尔(王保保)经营之地，经济富庶，人口稠密，为重点“狭乡”。北京一带多山西移民。河北移民村多以新居民的姓氏命名，也有以原居地名之。如宣化县崞村系山西崞村迁来，肥乡县大西高来自山西洪洞县大西高村，交海县压枝陈来自洪洞县新二里第二甲压枝陈庄，沽源县大营盘来自山西天镇县大营盘村等。也有的地名包含移民艰辛，如，交河县冯三番记载山西冯氏三番五次由山西来此定居过程，千里屯则为洪洞县王、李、季、郭四姓千里迢迢来此立村的纪念……还有显示移入顺序的村名，如南皮的叶三拨、张三拨、马四拨、段六拨、大七拨、朱八拨、肖九拨、邢九拨、于十拨等(无一拨、二拨，记下当局对百姓的欺骗：前两拨己走，你们已是第三拨)。明代，河北多军屯处，迁来居民住处多称“屯”，如临西单屯，南宫郝家屯、尹家屯、大屯，沟头后军屯、王官屯、张旺屯、任英屯、宋八屯、赵官屯、刘官屯、鲁官屯、司官屯、千民屯等。清初移民村仿军制，以“营”、“营子”命名者居多，丰宁县此类地名占全县20%左右，还有以旗命名者：如塔黄旗、黄旗、镶黄旗，崇礼县的西红旗营、白旗等。还有反映逃荒难民艰难境遇的，如万全县代家房，怀安县贺家房、阎家房、谈家房，崇礼县二间房，赤城县五间房、古(原为孤)房子，平泉县高杖子、范杖子、大富铺、李家富铺、陈栅子、大栅子等。清末数次开边围荒，将移民村编号，围场县此名尤多，如前号、头号、四号、七号、九号、十号、十五号、十六号、十八号、二十一号、三十一号河南、下四十号、四十二号、四十五号、五十三号等。
代代不绝的移民，促使燕赵地区的胡汉交融，也促使燕赵风骨不断发展和深化。
燕赵文化性格的发展，还与我国大一统的政治文化有关。如前所述，由于河北一带的“次生黄土”缺乏秦陕一带黄土的“自行肥效”，自秦汉到隋唐一千年间，农业基本经济的中心始终在关中、中原一线；盛唐时期，随着农业的发展，全国经济中心一度向河北倾斜，但又很快向南转移；自唐末叶以后，全国经济中心始终在长江流域。可见，自古至今，河北在经济上始终处于附从地位。在统一的中国，中央政权常常要在各地区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上权衡轻重。燕赵作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点，也是两种文化在冲突和对抗中的战场。为了保证中心地区农耕文化的顺利发展，为了满足更大背景下的不同文化不同民族间的融合的需要，河北地区常常做出牺牲。它虽属于农耕文化的一部分，却得不到中央政权的保护，所承担的压力尤为沉重。由于不同文化不同民族间的融合是历史常态，自炎黄二族的上古传说至清代始终如此，河北地区的牺牲也是历史常态。换句话说，河北地区以自己的牺牲保证着农耕文化的发展。如，南北朝时，北周北齐向突厥称臣，北周岁贡缯絮锦彩十万段，北齐亦倾府藏以给之。唐文宗太和五年(公元831年)正月，幽州军乱，文宗召集群臣问计，牛僧如曰：“此不足烦圣虑。且范阳得失，不系国家休戚。”“自安史之后，范阳非国家所有，前时刘总向化，以土地归阙，朝廷约用钱八十万贯，而未尝得范阳尺帛斗粟。且范阳国家所赖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若假志诚节钺，惜其土地，必自为力，则爪才之用，固不计于顺逆，臣因曰不足烦圣虑。”(《旧唐书·杨志诚传》)在政治势力控制着北方时，政治上虽然代表燕赵，经济上却仍要依赖于南方，因而并不注意北方经济的发展；在政治势力控制南方时，燕赵是阻止北方游牧势力南下的一道屏障，其经济发展照样得不到重视。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带给河北地区的沉重压力是其慷慨悲歌的文化性格得以发展的又一因素。
四、燕赵风骨的变异
一切事物和现象在历史的发展中都表现出双向性。全国政治中心的北移强化着燕赵地区的矛盾和征战，加速着民族(农耕族与游牧族)的融合，这都有利于燕赵文化性格的发展；然而，北方政治中心终于聚焦北京，凝聚全国文化的京都文化又以其强大的“文化场”辐射燕赵区域，在升华着燕赵文化的同时，也削弱着其地域个性。
北京原为远离京城的燕赵重镇，古称蓟、幽，春秋、战国时为燕国都，秦、汉为右北平郡治地，晋、隋为北平郡地，唐属河北道。辽金以来，逐渐发展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燕赵相应成为直属中央的“腹地”。辽以幽州(北京)为陪都，称南京，亦称燕京，以檀、顺、涿、易等六州十一县为析津府；金初以幽州为南京，海陵王时建都于此，称中都，以辽析津府为大兴府，以雄、霸、保、遂等为燕京路，后改为中都路。元初仍设大兴府、燕京路，并于河北东、西路设行尚书省，于河北、山东、山西地区设中书省。后定都燕京，称为大都，“腹里”地区直接属中央中书省管辖。明初改大都为北平府、顺天府，后定都北京，称京师，永平、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广平、大名诸府仍直接属中央管辖。清仍定都北京，以保定、河间、大名、真定等八府为直隶省。
古代的北京，生活着燕国远古居民，北京的初始文化基质自然是燕赵文化，这种文化影响至今。据统计，北京的各类庙宇中最多的是关帝庙，专供关公的和兼供关公的庙宇110余座。关公的显赫自然与宋以来帝王的倡导有关，然而，民间对关公的敬爱在于他的义和勇。他见义勇为、除暴安良、忠贞不二的故事广为流传。这是与燕赵文化性格的共鸣。自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有大运河沟通祖国南北。北京的“地方性”逐渐变为“全国性”：入主京都的是异地的帝王家族、皇亲国戚，庞大的国家机器中集结着各地官员，文化活动中奔走着各地的文人墨客，更有各地的显商巨贾云集京都，活跃着商业市场……如前门一代的老字号店铺，大都不是老北京人。一条龙羊肉馆系山东禹城韩氏回民所创，全聚德烤鸭店系河北冀县杨寿山创办，便宜坊烤鸭店最早是南方人开设(清咸丰五年)，都一处烧麦馆系山西李姓创办，正阳楼饭馆由山东掖县孙学仁开设，正明斋饽饽铺由山东掖县孙姓创办，通三益干果海味店系山西太谷李姓创办，六必居酱园系山西临汾赵姓创办，张一元茶庄系安徽歙县张文卿创办，天惠斋鼻烟铺由满族人杨姓创办，内连升鞋店由河北武清赵廷创办，天成斋鞋店由武清刘姓创办，马聚源帽店由直隶马桥人马聚源创办，“黑猴儿”帽店由山西杨小泉创办，盛锡福帽店由山东掖县刘锡三创办，瑞蚨祥绸布店由山东章丘孟乐川创办，大北照相馆由通县赵雁臣创办，亨得利钟表眼镜股份有限公司由浙江定海王祖光创办，同仁堂药店由浙江宁乐姓创办，长春堂由山东孙振兰创办，顺兴刻刀张由河北冀县张正新创办。由北京人创办的店铺有：月盛斋马家老铺(创办者马庆瑞)，炒肝老店会仙居(刘永奎)，天兴居(刘娃厨师)和精明眼镜行(杜杰臣)。由此可见，北京已由燕赵文化发展为“五方杂居”的文化。由于北京是国都，是政治中心，是统治阶级文化思想的发射源，而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统治阶级利用文化的合法性，巧妙地造成一种文化环境，通过个人参与社会文化意识的过程，培养成千上万符合自己意志的人格力量。故而，“五方杂居”文化并非杂乱无序，而是在帝王文化思想的控制和笼罩之下。如此，京都文化便表现出如下特征：(1)庙堂性。即强烈的政治性。它强调政治的大一统，强调忠君爱国，强调统治者的尊严和权威。与之相应的各种学术思想受到重视，如前述北京城的关帝庙为众庙之最，本是民间崇尚关公的义和勇所致，宋以降，历史上不过是一位战将的关羽，却不断受到历代帝王的敕封，到清顺治帝，加给他的封号长达26个字，褒扬之词无以复加。其用意不过是将他打扮成集忠孝节义于一身的“模特儿”，以教化其臣民，从而“培养成千上万符合自己意志的人格力量”。(2)全国性，即丰富的包容性。北京以开阔的胸襟集结着全国各地的优秀文化，吸纳着四面八方的文化精英，并在集结和吸纳中创造着具有国家级水准的京都文化。冠绝梨园的京剧，其前身不过是地方戏：徽剧。乾隆80寿辰，四大徽班(三庆、四喜、和春、春台)相继进京演出，在与秦腔的竞技中形成徽秦合流；道光年间，楚剧(汉剧)来京，后又徽汉(楚)合流。咸丰年间，在徽汉合流的基础上，吸收了河北梆子及其他地方剧种的精华，并进行改革创新，京剧得以形成。集各种戏曲之大成、标志着国家级水准的京剧只能在北京形成，也只有在北京才能形成京剧。(3)典雅性。作为文化中心的京都，荟萃的是全国各地文化的精华，各地的文化种类也只有达到出类拔萃的水平才能进入京都。再经过京都文化的改造，便由粗而精，由野而文，由俗而雅，整个京都文化显示出典雅性。京剧的形成便是一例。
河北作为直属中央的京畿腹地，自然要受到京都文化场的强辐射。京都文化的庙堂性、包容性和典雅性如同铺天而来的细雨和热风，浸润着河北的文化肌体。燕赵文化身不由己地向京都文化皈依。燕赵突出的文化性格是勇武任侠，古代的侠士既不遵从国君之命又不遵从世俗之情，只遵从自己独有的价值标准。京都文化的影响使其勇武任侠逐渐与忠君报国、与维护国家政治的大统一联系起来。京都文化的影响，也使河北文化有了更为开阔的胸襟。河北最古老的剧种，却是来自南方的昆剧和高腔，而今，活跃在河北大地上的戏剧除河北梆子、评剧、老调、丝弦等土特产之外，还有京剧、晋剧、豫剧等引进剧种。河北梆子高亢激越，善表现慷慨悲壮的情绪，最能体现燕赵风骨，却是从秦腔和山西梆子脱胎而来。评剧在民间说唱“莲花落”和民间歌舞“蹦蹦”基础上形成，而“蹦蹦”却来源于东北。京都文化的影响还促进了河北文化的典雅化。以秦腔为源头的山西梆子、河南梆子与河北梆子都是能代表一方特色的地方剧种，秦、晋、豫三种梆子均为土腔土调，惟河北梆子京腔京调，角色行当与表演程式，也与京剧大同，故有“京梆子”之称。这使河北梆子变得更加斯文与典雅。京都文化的辐射，使古老的燕赵文化得以发展和升华。它的视野逐渐开阔，内容逐渐丰富，质地逐渐雅化。然而，向庙堂性、全国性、典雅性的一步步靠拢，也在一步步消蚀着古老的燕赵风骨，庙堂性消解着独立性，全国性消解着地方性，典雅性消解着古朴性。自宋元以来，燕赵文化精神发生了大量损蚀。只要同三秦、三晋、楚湘、吴越稍作比较，就更感到河北的地域文化色彩的浓度逊色了不少，河北的一些文化现象甚至难以用燕赵风骨做出阐释。这正是一种变异了的河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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