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问题探论
王 祯，李包庚
(宁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展示了新时代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促进这一理念的国际认同，既是时代发展的呼唤，也是中国实现大国复兴的要求。当前，西方话语霸权对中国的抹黑、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质疑以及中国自身相对孱弱的国际话语权等因素，严重制约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为此，我们要大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夯实话语基础；完善中国话语体系，扩大“中国声音”；依托“一带一路”建设，促进理念共识。唯有如此，方能切实推动世界各国凝聚“命运共同体”共识，从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国际话语权；对外传播；全球化
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1]。经济全球化如同一把双刃剑，在促进世界大发展、大进步的同时，也将许多矛盾、问题扩展到全球各地，贫困、战乱、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环境污染等诸多全球性问题困扰着世界人民。“时代呼唤站位高、格局大的全球治理方案”[2]。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中国发展实际，从全球大局出发，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人类发展的共同诉求，为世界各国走出全球治理困局提供了普适、可行、合理的“中国智慧”。这一理念自其提出以来就引发了国际社会的热议，也获得了诸多国家的认可。但任何一种理论进入新的环境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必然会经历重新表征的过程。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对外传播、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不仅受到西方“话语霸权”的抹黑、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质疑，还受到中国自身孱弱国际话语权的束缚，这些因素既不断消解着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和认同，又严重影响这一理念走出去。因此，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不断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认同，势在必行。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的时代要求
思想是时代之思，时代是理论之壤。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不是主观臆想，它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现实选择。从外部因素看，全球乱象凸显，且西方“救世”方案失灵，国际社会迫切呼唤“济世良方”；从内部因素看，大国复兴需要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一)外部因素：全球乱象呼唤“济世良方”
在全球化浪潮下，当今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共生性整体。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形象地将全球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492年—1800年是全球化1.0版本，在这一阶段，世界规模从大号“缩水”为中号；从1800年—2000年是全球化2.0版本，世界规模从中号“缩水”为小号；2000年以后我们迈入了全新的阶段，即全球化3.0版本，此时世界从小号进一步“缩小”到微型。他指出：“这些应用软件和全球光纤网络的结合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使我们变成了彼此的邻居。”[3]在全球化3.0时代，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方方面面联系紧密，不可分割，彼此交融。毋庸置疑，全球化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走向大发展、大繁荣。但长期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一直牢牢占据着全球化的主导地位。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实质上就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在“主-客”范式的全球化交往格局中，英美等发达国家为“主体”、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客体”。欧美发达国家凭借其占据的国际地位，按照自身意愿影响和改造着这个世界，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不断为本国谋取私利，由此造成了许多全球性难题。当代世界全球乱象凸显，不仅地域冲突不断、南北发展失衡，而且全球污染严重、全球治理失灵等等。在诸多全球乱象的困扰下，以美国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救世 ”方案、实用主义“药方”并未能给世界人民带来“福音”，却在很多方面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国际社会迫切呼唤新的理论指引。因此，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走出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内部因素：大国复兴需要发出“中国声音”
回顾历史，古代中国曾有“天朝上国”的美誉，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万国来朝、威加海内，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享有崇高地位。然而近代以来“弱国无外交”，中国在国际交往中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美好期愿。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这头沉睡的雄狮已经苏醒。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民在党的带领下勠力同心、齐心奋斗，使得中国在世界舞台大放异彩。在经济领域，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一路稳健增长，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政治领域，中国将“以人为本”和“党的领导”充分结合起来，形成了行动力强、执行力高、为人民所普遍认可的特色政治体制，与西方的“金钱民主”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文化领域，中国借助深厚的文化底蕴，结合时代发展要求，不断生产、创造出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和作品，既满足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需要，也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在生态领域，中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秉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努力为中国人民打造优良的宜居环境，还为积极回应和支持解决世界气候难题。概言之，当代中国正在崛起，正朝着世界舞台中心位移。在中国快速崛起的重要时期，一些不利因素也制约着“中国梦”的实现。一方面，我们面临着“大国弱语”的窘境；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被人误解或是被恶意污蔑、抹黑。这不仅有损我国的“大国形象”和国家利益，还严重影响着其他国家人民对中国的认同。要消除“他国误解”，中华民族要在世界民族之林屹立不倒，就必须在世界舞台取得自己的话语权，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乃是中国新时代对外交往的重要话语，切实加强国际话语平台建设，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世界认同，对于提升中国际国际话语权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具有重要意义。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的现实困境
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到如今，已经由萌芽、发展逐步走向成熟，但要使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逐步上升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接受、认可的理论，还面临着重重困境。西方话语霸权的抹黑与歪曲、发展中国家的猜忌与不信任、中国自身孱弱的国际话语权等因素严重制约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
(一)西方话语霸权的抹黑
所谓“话语权”，不仅是说话的权利，实质上乃是引导控制舆论的权力。20世纪70年代，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批判继承现代主义思想、结构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将权力引入了话语分析，提出了著名的“话语即权力”的论断。他指出，“话语并不是转化成语言的斗争或政治系统，它就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人们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4]福柯认为，“权力”始终控制着“话语”的生产和运行，且话语具有功利性，为巩固权力而服务，在一定条件下话语也会转化为一种权力。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力量角逐，已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关于话语权的较量也日趋激烈。话语权反映在国际关系上，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思想、意志表达，还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
其一，话语主体不够丰富。话语主体既可以是主权国家的官方机构，还可以是非官方组织或群体。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互联网技术使得世界联系更加紧密，每个网民个体、政府间或者非政府间组织群体都可以利用网络或媒体等平台发出声音、表达观点，他们日益成为新兴话语主体。相较于官方话语主体，这些新兴话语主体的言论更具亲和力和说服力。但我国一直以来在国际话语权的竞争中都是以官方话语主体为主，未能充分发挥这些新兴话语主体的优势和力量。官方性质的话语主体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固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以官方口吻传播的言语往往不够贴近群众生活，难以深入人们内心，甚至引起国际社会关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担忧，从而影响话语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提出到向外传播，主要是以党刊、党报等官方话语主体为主，而民间组织、个体对于这一思想、理念的宣传却不多，仅凭单一的话语主体，显然制约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效对外传播。
(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猜忌
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国际社会的权力关系发生了新变化，话语权在国际关系里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语霸权地位，虽说中国当下具备了强劲的经济实力，但中国现如今的国际话语权明显不足和孱弱，这是制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最大内部因素。“国际话语权”作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的是主权国家的话语输出，是“一国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在国家事务和相关国际事务中宣传本国立场、彰显本国态度、发表意见、发出声音，在国际舞台上设置国际议题、维护本国利益，并得到他国认同从而构建国际共识、影响和控制国际舆论的能力”[7]。国际话语权的强弱不仅与经济实力相挂钩，还受到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平台、话语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审视中国当下国际话语权，还存在以下缺陷。
首先，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质疑。中华民族对于和平的热爱与追求，由来已久。早在古代，中国就有了与周边其他国家的和平往来，比如“郑和下西洋”“玄奘东渡”“海陆丝绸之路”等。通过几千年来的友好往来，古代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共同推动了亚洲文明的发展繁荣，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新中国自建立以来就一直秉持着“和平发展”的理念，但随着中国近些年来的迅速发展和崛起，中国的综合实力与日俱增，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周边邻国，开始担忧中国的发展，疑虑中国会走上“国强必霸”道路。一方面，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用武力打破了东方世界的安定，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而日本、前苏联等国“国强称霸”的历史阴霾也还未完全散去。另一方面，西方主流舆论、媒体长期以来不断污化中国的发展，宣称中国“侵犯人权”“缺乏民主和自由”“中国的发展将耗尽世界资源”“中国已是发达国家”等，使得中国形象受损。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取私利，与西方国家“站队”，不断附和“中国威胁论”。在这样复杂的形势下，部分发展中国家、周边邻国对中国的猜忌、不信任不断加深。其次，对中国长期稳定发展的质疑。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GDP年均增长9.8%，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坏已经关乎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走向。尤其是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沿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已与中国的经济利益“捆绑”在一起。但当今世界发展却呈现“低迷”状态，金融危机、环境污染、地域冲突等多种因素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发展。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希望搭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便车的同时，又质疑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会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速，还担心中国会“吃掉”属于他们的机遇和利益。最后，担心被中国忽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飞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中国与世界诸多国家建立了全方位的外交关系。西方发达国家有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吸引着中国与他们交往、合作。部分发展中国家担忧中国会被西方国家所拉拢，从而忽视与他们的合作，影响他们的发展。
(三)中国孱弱的国际话语权
国际社会上，中国的发展在受到西方国家打压、排挤的同时，还面临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周边国家的质疑与不信任，这也严重影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将西方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覆盖全世界的‘西方话语霸权’”[5]。在西方的话语霸权下，西方政治家、理论家不断对西方的价值理念、制度模式进行话语包装，宣扬“西方文明”的“普世性”和“优越性”。他们主张“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制高点，并将西方的制度文明推崇为全球应当遵守的规则、标准。因此，在西方的叙事话语中，西方具有唯一的合法性，西方国家是“主要部分”，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主要推动者；而其他国家则是“其余部分”，代表着蒙昧、野蛮与专制。事实上，西方的话语霸权已造成了这样一种“元叙事”，即西方是先进的、合法的、权威的，西方是世界的主导者。而且这种思维已经成为了西方发达国家、甚至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惯性思维。但近些年来，全球发展面临的普遍困境凸显了西方制度文明的缺陷与弊病，且欧美治理方案失灵，世界民众开始对欧美的制度理念产生不信任感。在国际“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形势下，习近平立足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2013年首次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自“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后，就不断受到西方国家的质疑、曲解，他们利用其话语霸权，不断“抹黑、诋毁、丑化、妖魔化”中国的发展理念。西方国家将“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奉为处理国际关系的铁律，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将中国描绘成西方神话中的墨菲托斯。他们宣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等理念、倡议，都是中国在新时期趋于国际称霸的方式和手段，是“新殖民主义”。在西方国家看来：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将推动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不断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加速中国的崛起和复兴，并最终导致与西方的争霸；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出场是对西方“合法性”的挑战、是对西方权威的否定，如若放任这一理念自由传播，将逐渐动摇、推翻西方的话语霸权，从而威胁他们的全球统治霸权，破坏他们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利益格局。为了防止中国“会撞到自己、会堵了自己的路、会占了自己的地盘”[6]，西方国家不断抹黑“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力图消解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对中国复兴的认同。
其二，话语内容深度不够。“话语内容是反映一个主权国家所关注的与自身利益相关或与承担的国际责任、义务相关的观点和立场。”[8]首先，中国国际学术话语缺位与乏力。一是我国国际议题设置能力较弱。“国际议题的设置，既是国际话语权强弱的直观表现，也是国际话语权竞争的重要途径。”[9]冷战后，全球化浪潮大力推进了世界发展进程，各国联系紧密，国际议题频现。但多年来国际社会存在的诸多议题，从“文明冲突论”“恐怖主义”“普世价值”到“全球治理”“消除贫困”等，大多都是由西方等发达国家设置主导的，大大加固了西方的话语权优势。相较而言，我们长期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原则，在给中国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的同时，也使得中国低调处理国际事务，在议题设置等方面缺乏主动性，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失声”“失语”。二是存在“话语洼地”，遭遇“话语逆差”。近代以来，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中国一直停留在“被输出”的状态。改革开放后，西方的范式理念、学术话语在中国广泛传播，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诸多方面造成了以西方为尊的评价标准。反观自身，中国的学术话语、价值理念却在走向国际的过程中举步维艰，中国一些学者甚至成为西方国家的盲目追随者、辩护者。其次，中国话语的逻辑论证力偏弱。话语要使人信服、使人认可，就必须具备严谨有力的逻辑性。然而中国长期以来国际学术话语的“断层”和“失语”，使得我国话语内容的逻辑缺乏论证，而且中国话语大多表现为政策性的宣示，缺乏广泛深刻的论证阐发。这也是西方“普世假象”迷惑众多人群，而符合全人类根本利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却在西方的污化下受人质疑、传播受困的一个原因。
俗话说“人微言轻”“财大气粗”，综合实力的强弱决定着一国在国际社会的“发声”资格与影响力。国家综合实力是建设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基础，它不仅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方面的硬实力，还包括文化软实力。只有不断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夯实话语基础，才能不断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提供良好的话语条件。
对于黏性情形, 计算域及网格点不变, 取Re=400, 800, 1 600, 3 000, 这是一组低分辨率数值模拟. 将原始WENO-CU6-M2格式的改进B的结果与已有LES模型对比, 如动态Smagorinsky模型和Hickel等[21]的自适应局部反卷积模型(adaptive local deconvolution model, ALDM), 且Brachet等[22]的直接数值模拟(direct numerical simulation, DNS)数据用作参照解.
其四，话语表达方式僵硬、固化。话语表达方式的合适与否关乎着受众对象对所传话语的理解和认知。事实证明，话语表达方式的不恰当，往往造成“有理说不出，说了也传不开”的尴尬局面。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大国，具有特色的话语表达范式，这值得我们将其发扬光大。然而在国际交往中，我们往往过度拘泥于传统的话语表达方式和国内话语体系，常常无法准确地表达我们的话语原意。处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的国际受众对于中国话语的表达范式并不能完全理解、接受，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和障碍严重阻碍着中国话语的传播。“例如我们常说的‘两个一百年’‘小康社会’‘战略机遇期’等话语，外国人就很难明白其真正的内涵，这就需要在中外话语体系之间实施话语转换。”[11]
三、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的路径选择
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是国际舆论热议的话题，但是国际社会关于这一思想、理念的解读和理解还不够深入、合理。为此，我们要从全局视野出发，多措并举，积极创造有利条件，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效对外传播。
(一)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夯实话语基础
其三，话语传播平台有短板。话语传播的有效与否决定着话语的影响力，“调查显示，当代国际受众对于中国的了解主要借助于西方媒体，信息获取率高达68%，仅有22%的受众从中国媒体了解中国。”[10]一方面，我国主流传播平台、媒体资源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相差甚远。据统计，在全球最大的300家传媒企业中，美、欧企业就占了220多家，日本企业也占了49家。可以说，全球90%以上的媒体是由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传播媒体的巨大优势，把持着世界舆论走向和信息流动，牢牢掌握着话语霸权，筑起了西方“国际化话语”的围墙，挤压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几十年来，虽然我国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建设、发展迅速，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发声”能力，但与西方四大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相比，诸多方面仍有较大差距，中国媒体对国际舆论的引导还很有限。另一方面，我国新旧传播媒体未能形成有效合力。报纸、广播、电视、书籍作为传统媒体，在信息的日常传播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互联网、手机新闻、网络电视等新兴媒体的发展运用，日益吸引着更多的受众。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作为当今社会最为日常化、功能最强大的信息集散地，既可成为正能量的“扩音器”，也能成为负舆论的“发酵池”。由于我国缺乏对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有效引导和监管不够，不仅未能充分发挥其“扩音器”的效用，还使得一些不良的网络舆论盛行。
从硬实力看，硬实力是无声的话语权，是话语权建设的物质基础。近代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疏于与世界的沟通、交流，导致总体硬实力落后于西方诸国。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迫打开，由于封建专制统治加上“技不如人”，处处被动挨打，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国时期，硬实力的差距致使中国作为“一战”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却毫无话语权，不仅未能守住本国正当利益，还反遭列强肆意凌辱。新中国建立近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奋斗，取得了改革开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辉煌成就，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实力的飞速发展，当前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享有了一定的国际话语权。但我们也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硬实力发展的诸多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短板，现实情况仍然不容掉以轻心。比如，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还有待优化，政府和党内的腐败问题还亟需解决，科技创新能力也有待提高，国防军事实力仍需提升等。党的十九大也明确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2]，这是我国最大的现实国情。“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要以最大的信心和决心继续干实事、办大事，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坚持科技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坚持改革强军、科技兴军，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从软实力看，软实力是无形的力量，具有吸引、感召、同化等潜移默化影响人心的作用。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软实力具有推动国家社会实践的强大精神作用。在21世纪，一个真正的强国不是“一手硬，一手软”，而要“软”“硬”兼备，唯有如此，才能在全球多元竞争的激流中站稳脚跟。十八大以来，我国更加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文化生产力不够发达、文化创新能力不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合凝聚力不强等问题也困扰着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新时代我们要继续加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第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高文化生产力。中国拥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但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未能有效利用这些文化资源。我们既要完善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开发、利用好我国文化资源，又要建立有效的文化市场监管体系，生产高质量的文化产品。第二，注重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一方面，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合理因子，汲取其中有益养分；另一方面，创新是文化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要注重文化创新，创造符合人民需要和时代要求的文化作品，不断推进大众文化的发展、繁荣。第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整合作用。核心价值观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人口的大国，唯有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才能凝聚人心，形成强大的民族向心力。第四，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长期艰辛曲折实践探索出来的正确道路，它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不仅要道路自信，还要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要自强首先就得自信，国人唯有坚定的自信心，充分肯定本国的价值观念和理论制度，形成对本国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才能不断推动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和发展。
该技术主要分为泥粉煤灰碎石桩和夯实水泥土桩两种类型。前者是采用水泥、碎石、粉煤灰等混合而成，合成高粘度桩与土层、桩基础等组成复合地基，具有强度高、承载力强等特征，应用范围较为广泛。夯实水泥土桩是由单一材料按规定比例科学配比而成，通过机械打孔后，在土桩外侧按照相应的步骤进行回填，形成均匀的水泥土桩。此种类型水泥土具有较强的承载力，能够有效缩短施工工期，具有显著的经济优势。
(二)完善中国话语体系，扩大“中国声音”
中国话语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仅仅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国力，还与我们的对外话语能力相关。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效对外传播，就必须完善中国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对外话语能力，扩大“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在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副理事长张永顺看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是要与城镇化发展相对立。他说，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乡村振兴使农民收入不断增长、农村消费市场和消费潜力不断扩大，对城镇相关产业发展产生巨大拉动作用。而新型城镇化带来的产业和技术进步将惠及农业农村发展，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和三产融合发展，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
本课程使用对分课堂的教学目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学生主动学习与合作学习；以提出的问题为主线，通过学生们有效的讨论，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人机工程学》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重点以讨论和实践为平台，促使学生们提高学习能力、思考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本课程共32学时，每周8个学时，共四周。
首先，注重话语内容创新。在中国话语的对外传播中，我们既要突出中国特色，又要注重互通共享。中国话语传播的目的不是价值观输出，也不是自我宣扬，而是在维护本国利益和形象的基础上寻求各国之间的共通点，求同存异，促进沟通与理解，推动各国的发展繁荣。因此，在对外话语内容上，不仅要改变过去那种以塑造国家形象为主的话语传播，还要发掘一些符合世界人民利益、为世界共享的话语理念。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话语内容最好的滋养，要充分挖掘、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赋予其时代内涵，创新中国话语内容；另一方面，在吸收、借鉴世界其他文明的先进因素的基础上，提炼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共同价值，并对其与中国文化进行结合创造，丰富中国话语内容。同时，我们还要注重时机和场合，积极主动地设置国际议题，全面增强中国话语的引导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新时代的话语内容之一，它不仅是对中华优秀“和”文化的传承，还是对全球治理难题的积极回应，我们要积极设置有关“全球治理”“命运共同体”等国际议题，充分发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感召力，加深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度理解。
其次，加强话语传播方式创新。“灵药深山人不知，酒香也怕巷子深”，中国话语要产生实际影响力离不开有效的话语传播方式。改善中国话语传播方式，可以从话语主体、话语传播平台、话语表达方式等方面入手。第一，丰富中国话语主体。话语传播是一项复杂性高、综合性强的任务和工程，需要借助各方的资源和力量，不能仅仅依靠官方的政治话语主体。要在发挥官方话语主体主导作用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民间力量，既可依托社会组织、民间企业、科研机构等平台，开展多元化、多方面的人文交流活动，又要发挥一切有机会参与对外交流的个人、华人华侨等在话语传播中的独特作用。第二，传统媒体与现代媒介并举。话语传播平台建设，一方面要注重对新兴媒体、新兴技术的运用，将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介充分结合起来，不断拓展传播媒介，突破单一化媒介传播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传播媒体的监管和引导，将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介各自的传播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增强中国话语的传播效果。第三，优化话语表达方式。中国传统的话语表达方式易于造成灌输式的传播，往往引发受众的抵触情绪，而隐性浸润的传播模式更具亲和力。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话语传播不能靠硬性灌输、自说自话，应当合理设计对外话语方式，探索具有针对性、融通性的话语表达范式，使得我们的表达方式符合受众的语境、贴近受众的生活，如此才能使得我们传播的话语理念更易于被人接受，进而达到外宣真正目的。此外，还要注重与受众群体的心灵沟通和感情交流，“有心灵的沟通、感情的交流，才有距离的缩小、信任的增进。”[13]
本文结合生产实践，将渣中Fe/Si控制在2.1～2.7，Ca/Si控制在0.4～0.85，最终硅酸度K值控制在1.0～1.3。生产实践结果表明：随着顶吹炉操作工专业技术知识不断积累及操作技能不断提升，铅顶吹炉渣型的有效调整和控制达标有利于抛渣含铅的降低。
最后，注重话语体系的逻辑性。“一种真正有学术价值、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理论，根本上在于它的思维触角伸展的深度与广度，外在的东西并不能决定它的学术品位的高低。”[14]中国话语是否有深度、有解释力，在于其是否具有逻辑性，有逻辑才有道理，有道理才能使人信服。我们要不断增强话语体系的逻辑性，提高中国话语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在中国加大开放力度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今天，发展金融业既是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三)依托“一带一路”建设，促进理念共识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高举和平发展旗帜，全面深化对外开放的合作倡议和重要发展战略，它主张平等互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旨在借助“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符号，通过区域合作平台和多边合作机制，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促进各国之间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等，力求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目标就是实现世界各国的共赢和发展，而“一带一路”倡议“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15]。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就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的贯彻和落实。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利于中国树立可信赖、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还能有效化解丝路沿线国家乃至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质疑和担忧，从而促进世界各国凝聚“命运共同体”共识。为此，要注重以下几点。
接着进行实际抓取工件的测试,设置传送带在不同速度下,本文提出的动态抓取算法的精准性和稳定性,综合考虑到机器人视觉检测、图像处理及工件尺寸的测量等环节存在的误差,选取时间容差ε1=50 ms,x方向位置容差ε2=4 mm,迭代误差ε3=1 ms,测试结果如表2所示。测试中Delta机器人最快抓取速率为110次/min,测试时间超过100 min,漏抓率小于2%,误抓率为0,表明本文提出的动态抓取算法具有极高的准确性与稳定性。
其一，深化经济合作，打造利益共同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达20多个，它是连接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的重要经济走廊。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利益日益高度融合。在“一带一路”这个“火车头”的带动作用下，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据统计，“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为73745亿元，比上年增长17.8%；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9个国家新增投资143.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金额374亿元，对华直接投资新设立企业3857 家，增长32.8%。”[16]在深化经济合作的过程中，我们要积极地把握战略的主动权，充分发挥好我国自身优势，努力构建高水平、深层次、大范围的沿线合作平台；要不断提高对外投资水平，扩大投资规模；要加强对外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互联互通的网络体系；要注重能源资源开发，推动跨国产业链的建设；要深化多边金融合作，加强金融风险监管合作；要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区、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等等。其二，深化政治互信，打造责任共同体。我们看到，在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一些对中国不利的言论严重影响着我国同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例如“中吉乌”国际铁路、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等建设项目的流产等。因此，必须积极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既要对外宣传好“一带一路”战略的目的和意义，消除沿线国家对中国的误解，又要发挥大国风范，更多地为沿线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支援和帮助，还应当充分发挥“上合组织”“中阿合作论坛”“亚信会议”“欧亚经济论坛”等合作组织及机制的作用。其三，深化文化交流，打造文化共同体。“一带一路”不仅仅是经济、政治的互通之路，还是各国人民的民心相通之路。习近平指出，“人文合作投入小、影响大、管长远，关键是要重视起来，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去做，推进民心相通，发挥文化影响力。”[17]在“丝绸精神之路”的建设中，要“注重在人文领域精耕细作，尊重各国人民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加强同沿线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为‘一带一路’建设打下广泛社会基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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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01.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7408( 2019) 06-0054-07
作者简介： 王祯(1995-)，男，湖北黄石人，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李包庚(1970-)，男，江西宜春人，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院长，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责任编辑：黎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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