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区青年妇女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双因素理论视角
李春梅 师晓娟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 要] 藏区青年妇女是藏区政治参与的重要力量，研究其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对改进参与行为和维护藏区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对多名藏区青年妇女进行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大多数影响藏区青年妇女政治参政的客观因素是保健因素，而大多数影响藏区青年妇女政治参政的主观因素是激励因素。政府应根据藏区青年妇女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保障因素和激励因素的核心优势，综合施策。
[关键词] 藏区青年妇女；政治参与；双因素理论；影响因素
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扩大有序政治参与，确保人民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表达出党和国家对政治参与的重视。政治参与是民主化进程的重要衡量指标，能有效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藏区地理位置特殊，藏区公民有序参与政治关系国家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藏区青年妇女人数众多、影响重大，其政治参与对藏区政治民主化进程、社会发展与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藏区青年妇女政治参与是藏区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指标，直接体现着其文明程度。本文将从双因素理论出发，通过实地访谈探索藏区青年妇女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提出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以改善青年妇女政治参与的现状，提升政治参与的能力。
二、理论视角
双因素理论作为经典的激励理论之一，是赫茨伯格基于对梅奥的“霍桑实验”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继承和完善所做的创新。20世纪50年代，赫茨伯格以美国匹兹堡地区数百名职工为调研对象，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职工在工作中感到满意/不满意的事项及其具体原因进行了统计。调研发现职工对工作满意度的增加不能减少不满意，不满意的减少也并不会促使满意度的提升，反驳了已有激励理论中“满意的对立面是不满意”的观点，提出“满意”的对立面应该是“没有满意” “不满意”的对立面是“没有不满意”。影响职工“满意”与“不满意”的因素来源于不一样的两种因素，两者分别具有两套作用机制，赫茨伯格将其命名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具体结构如表1所示。其中，保健因素起到维持作用，它并不能直接激发人的积极性，主要是通过满足个体的基本需求，来避免产生负面情绪，从而有效预防和阻止不满意的情况发生。激励因素的作用则是通过满足职工对工作本身和工作内容的相关需求来直接提高其工作满意度，进而激发工作积极性。双因素理论认为，不具备保健因素时可能导致职工的强烈不满意，而不具备激励因素时则无法充分发挥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只有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同时产生作用，保障职工基本需求的同时激发其工作热情，才能实现企业职能的良性运转，从而达成目标。
第三，加强对干预效果和机制的研究，提供有针对性的精准干预。相比对健康儿童干预的研究，目前评估慢性病患儿心理社会干预效果的研究很少，中国此类研究更为缺乏。随机控制试验的研究方法被认为是评估干预项目效果的黄金定律。只有更多地使用此类严谨的方法进行项目效果评估研究，才可以为基于证据的实践提供基础。此外，更多的关于慢性病儿童心理社会干预效果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干预是通过何种机制对患儿及其家庭产生积极的效果，以及哪些因素会影响干预的效果，有助于改善干预的机制，将干预措施与患儿个人及家庭的特征和需求更好地匹配，提供有针对性的精准干预，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表1 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
双因素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左右引入国内，学者们将其应用到了众多领域以此来探索影响目标效果的因素。缪国书、许慧慧基于双因素理论探究了影响公务员职业倦怠的诸多因素，将激励因素6个维度引入工作特征模型并提出了相关的激励机制[1]。王建明提出“情感——行为”的双因素理论假说用以验证环境情感的结构维度对低碳消费行为的影响[2]。也有学者从该理论视角分析职工工资绩效的相关问题[3][4]。此外，还有学者运用这一理论探究了高校学生媒体管理[5]、企业知识共享动机[6]等，研究成果颇为丰富。而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重要时期，政治参与既是重点问题也是热点问题，从双因素理论的视角出发，分析藏区青年妇女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对激发藏区青年妇女有序参与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双因素理论可行性分析
双因素理论的科学价值在于对激发人的积极性提供有益启示，对做好人的思想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不符合保健因素的需要，员工将感到不满意，消极工作，甚至引发对抗行为。激励因素则可以给人们带来满足感，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将双因素理论运用到藏区青年妇女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旨在准确地把握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清晰地判定哪些因素可以激发藏区青年妇女产生有序政治参与行为，从而针对性地进行引导。
本研究基于双因素理论的研究视角，在质性研究方法指导下，对若干对象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根据“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方法，确保所需调研信息总量和信息内容的丰富。一方面，考虑收入、文化程度、职业、政治面貌、居住地类型、健康状况等个人基本属性因素，确保调研结果的普适性。另一方面，通过与调查对象进行深入访谈，挖掘影响藏区青年妇女政治参与的因素，归纳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使政策建议具有现实针对性。
（二）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归类
藏区青年妇女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包括感到不满意的保健因素，也包括感到满意的激励因素。从现有研究来看，影响藏区青年妇女进行政治参与的因素中，客观因素大多是保健因素，主观因素基本是激励因素。
文化因素包括宗教文化、传统政治文化和民族习俗。通过整理，受访者们在访谈中提及宗教文化、传统政治文化、民族习俗的频率分别为43%、32%、25%。良好的参与文化氛围、有效的组织引导，能够有效消除藏区青年妇女在政治参与活动时的负面情绪，起到吸引和汇聚人流的作用。其中所在地区积极的政治文化能熏陶他们的政治参与心理，大部分藏区青年妇女表示受从众心理的影响，在参与基层的政治活动前他们都会相互讯问一下周边亲近的人会不会去，“看大环境吧，比如说快要选举了，如果大家都很想去，我会受影响也会想去试试，只要有空，我就很可能会跟着一起去，如果大家都比较冷漠的话那我也不太想去凑那个热闹”（对西藏山南市贡嘎县MM的访谈，2018年3月）。藏区的宗教文化也会影响青年妇女的政治人格和行为模式。部分信仰藏传佛教的青年妇女说，“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参加，其实就算去了，投票时也不知道选谁，好多次犹豫不决的时候我就会自己默默在心里问问菩萨，求个心理安慰”（对拉萨市曲水县ZX的访谈，2018年2月）；极少部分青年妇女表示，“就算大家都去参加政治活动，我也不太愿意去，我觉得参不参加没有差别”（对拉萨市城关区FXX的访谈，2018年2月）。综上所述，文化因素旨在为藏区青年妇女营造良好的政治参与氛围，以集体参与为主，进一步带动个人主动参与，增强政治活动的趣味性和多样性，消除青年妇女在政治参与时的犹豫、不满、被动等消极心理。
客观因素大致分为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和组织因素。有学者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藏区青年妇女政治参与具有相关关系[7]；以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为主的政治因素是藏区青年妇女进行政治参与的制度依据[8]；宗教信仰、传统政治文化、民族习俗等文化因素为藏区青年妇女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提供了正确方向和行动指南[9]；妇女组织和村社组织等正式组织是藏区青年妇女进行政治参与的组织保障，可以充分发挥组织效力解决参与过程中的难题[10]；宗教组织、民族组织、宗族组织等非正式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青年妇女的政治参与程度[11]。
1.2.2 消化系统感染 ①恶心呕吐或腹痛腹泻症状加重；②有下列任意两项：a.发热；b.周围血白细胞升高；c.大便中可见红细胞、白细胞或脓细胞；d.大便连续两次培养出相同的病原菌。
主观因素大多从个人和家庭两个维度进行深入研究。一方面，个人维度中收入[12]、文化程度[13]、职业[14]、政治面貌[15]、居住地类型[16]和健康状况[17]等因素会对青年妇女政治参与的频度和深度产生不同影响；另一方面，家庭维度中传统观念[18]、分工模式[19]和家庭冲突[20]等因素会对青年妇女进行政治参与产生阻碍作用。
总之，厘清藏区青年妇女政治参与的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为进一步综合分析客观因素、整体研讨主观因素提供了基础，也为把握核心因素和关键因素提供了指南。
1.经济条件是藏区青年妇女进行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
金融支持水平（fint）：陈志伟用期末存贷款余额与GDP之比来衡量金融支持水平[9]11。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并考虑到城镇化推进或城镇发展过程中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以及交通、通信、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方面的资金需求，以及产业发展所需设备更新资金，本文采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年末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之比来衡量金融支持水平。
三、研究方法
笔者自2017年12月起在西藏各地做实证调研，通过参与式观察和个案访谈的方法对藏区青年妇女的政治参与现状进行深入了解。本次调研成功访谈156名西藏青年妇女，年龄跨度在18—35岁之间，其中，已婚102人，未婚54人；汉族49人，藏族88人，其他民族19人；来自拉萨市41人，昌都市26人，日喀则市19人，山南市22人，林芝市25人，那曲市23人；文化程度为小学以下28人，小学40人，初中37人，高中32人，本科及以上19人；居住在城市的有43人，乡镇48人，农村39人，牧区26人。
在实地访谈过程中，课题组成员承诺遵守保密协议，相关视频、音频记录和访谈资料仅用于课题研究，并在论文中对其真实身份和个人信息进行匿名处理。
四、结果分析
通过对藏区青年妇女进行的实地访谈发现，影响其政治参与的因素主要包括四大类保健因素及两大类激励因素。
（一）保健因素：客观因素的综合素描
保健因素是让人们感到不满的因素，缺少保健因素，会使藏区青年妇女产生不满情绪。但拥有这些因素是作为藏区青年妇女政治参与的基础。根据156名西藏青年妇女对政治参与产生不满情绪的因素的回答，超过80%的妇女认为政治制度会影响到其参与积极性；几乎一半的妇女都觉得政治参与没有赚钱重要，只有提高整体的经济水平才能保障最基本的生存；也有将近1/3的妇女十分看重文化和组织对他们的影响作用，认为藏区的文化氛围和所在的组织环境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其政治参与的认知、情感和行为。
变电站改造期间，最重要的是要保证不影响人们日常生产和生活的用电需求，因此，本文根据近几年对变电站改造临时供电模式可靠性的研究和分析，提出几种临时供电模式的创新做法，希望能在实践中为变电站改造期间的供电可靠性提供帮助。
工程大部分为地下三层，局部地下四层，采用地下连续墙“二墙合一”+ 三道钢筋混凝土支撑的围护体系，地下四层与地下三层分隔处打设 7.25 m长的钻孔灌注桩，局部增设第四道支撑，形成多种类围护支护体系，由于地块位于原上海船厂浦东厂区，地下障碍物包括原有建筑物基础、混凝土块、块石、木桩等，其分布范围广泛。施工时对于冲突处的旧桩进行拔除。且拔桩形成的空洞是地下承压水上涌的通道，对基坑开挖到第三道支撑下以后坑底土的稳定性威胁很大。
经济因素主要指藏区青年妇女所在区域的经济水平及个人收入情况，这作为物质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政治参与行为。在调研过程中，经济因素对藏区青年妇女政治参与的影响呈明显的两极化趋势：经济越好的地区，藏区青年妇女政治参与程度越高；经济越困难的地区参与程度相对越低。调研资料集中展现了不同地区青年妇女的观点，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地区的青年妇女普遍表示，“我们社区总体情况还不错，我们基本都有稳定的工作收入，生活都有保障，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参与政治活动”（对拉萨市城关区LM的访谈，2018年3月）；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和牧区青年妇女则表示，“我们村经济条件差，大家收入都不高，解决养家糊口是大问题，其他问题暂时都没考虑过”（对日喀则市拉孜县BMX的访谈，2018年3月）。这种言论在数位来自贫困地区的受访者表述中较为常见，其中一个个案的态度最为极端，“我觉得这些政治什么的都是虚架子，整天搞这些有什么用，我们连吃饱饭都困难，与其搞这些还不如实实在在给我们多分点补助救人命”（对阿里市扎达县LBDZ的访谈，2018年4月）。藏区的大多数家庭主要依靠男性工作收入来维持日常生活，女性长期处于经济依附状态，缺乏参与政治的自我认知和自信心理。很多收入较低的受访女性都表明她们致力于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对自我评价过低，认为自己不适合或者没有能力参与政治，从而丧失了参与政治的机会。总之，青年妇女政治参与受经济因素的影响，经济条件好的青年妇女更愿意主动参与政治，实现合法权益最大化；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青年妇女对政治的参与热情较低，她们更愿意先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而较少追求更高次的政治追求和政治满足感。
第五，健康状况层面，身体健康状况也会影响青年妇女的政治参与。少数农村受访妇女表示“由于身体状况不是太好，平时村里通知开会根本不愿意跑，都是让家人代表参加”（对西藏山南市贡嘎县ZXM的访谈，2018年4月）。部分牧区、乡镇、城市受访妇女也持同样的观点。此外，鉴于独特的生理特性，很多女性在访谈中都表示她们会主动放弃参与基层事务管理的机会，更不会主动关注更高层次的政治参与活动。
师：同学们，请小组合作，在最短的时间里，根据物料清单，在器件盒中把维修组需要的各种电阻配备齐全，要保证正确率哟。完成后，小组交换检查，请检查小组组长打分，一共40分，一个2分。
政治参与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政治制度对政治参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受访者表示复杂的程序（26%）、制度存在漏洞（11.2%）、制度宣讲不透彻导致对认知不足（55.3%）等都是导致其不满情绪和不愿意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原因。通过访谈发现，当下藏区政治参与制度与各个层级的参与程序已基本健全，更多的问题是政治制度宣传过程中“输出—输入”之间的误差。访谈结果显示，藏区青年妇女对政治制度的认知主要依赖相关部门的宣传教育，其了解程度不同，政治参与程度各异。少数对政治制度非常了解的藏区青年妇女参与意愿更高；而完全不了解政治制度的藏区青年妇女，则表现出极低的参与意愿。绝大部分受访对象则是对基本的政治制度缺乏必要的认知和充分的了解，她们认为，“政治制度说起来太遥远，平时生活根本感受不到，具体有哪些制度、制度是用来干啥的都不太清楚”“我们主要就是平时看新闻，村干部喊我们开会的时候给我们说，但是我都对这些不感兴趣，听过就忘了，记得少，让我说也说不出来”（对西藏山南市贡嘎县LZDZ、GZME的访谈，2018年3月）。还有部分青年妇女表示，“最后都是走走过场而已，反正我们对那些东西又不懂，去了也白去，一家只要有个人去就好了，我行不行使投票权都一样，结果没有什么变化”（对拉萨市城关区DZ的访谈，2018年2月）。总体观之，藏区青年妇女对政治制度的认知较薄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政治参与态度。对于政治制度和相关法律规定的认知是藏区青年妇女进行政治参与的基础条件，为其进行个人和集体意愿的政治表达提供前提，是有序政治参与的保障。
组织因素是藏区青年妇女参与政治的关键性因素，也是区分藏区与我国其他地区公民政治参与特点的切入点，主要以妇女组织和村社组织为主的正式组织，以及以宗教组织、民族组织和宗族组织为主的非正式组织。在访谈过程中，认为个人的政治参与受到正式组织影响和受到非正式组织影响的观点各执一词。一方面，在基层社区、村落、牧区，妇女组织、工会、村委会、居委会等组织为青年妇女们提供了政治参与场所，这些组织功能完备时，不少妇女纷纷表示愿意参与政治活动。“感觉就还是有个组织比较好，会让我知道不是只有一个人，就不容易因为孤立无援不愿意去参加活动”（对拉萨市城关区PBWZ的访谈，2018年4月）。另一方面，在藏区青年妇女这一特定调研对象中，少数民族占绝大多数，且多信仰藏传佛教，宗教、民族的色彩浓郁，对青年妇女的政治行为产生独特的影响作用。部分高学历女性在受访中认为，“西藏这个地区和其他地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民族、宗教这些非正式组织的存在，而且这些组织对普通老百姓的影响甚至会比正式组织更大”（对拉萨市城关区WXZ的访谈，2018年4月）。此外，少数青年妇女表示平时会更多地参与宗教、民族活动，参与政治活动相对较少。“说实话，我平时在空闲时间去寺庙拜拜，或者参加一些民族活动，自己就是对那些政治活动不感兴趣，平时如果不是真的有事，哪里会愿意经常往政府跑”（对昌都市察雅县ZMDZ的访谈，2018年4月）。综上所述，当组织因素发挥积极的正向影响作用时，能够促进藏区青年妇女政治参与的参与热情，反之则会极大地降低满意度，阻碍其政治参与行为。因此，有必要加强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的建设，充分发挥两者的引导作用。
高中物理知识与生活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教师可以结合生活中的现象给学生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兴趣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与责任.比如在学习摩擦力的时候，学生第一反映就是摩擦力阻碍物体的运动，与物体运动方向相反，教师可以给学生展示一下，物流为了上货方便，运用传送带传送货物的情境，并提问：生活中的哪些方面还利用了摩擦力有利的一面？这样既能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摩擦力，也能让学生辩证的看待问题，积极的利用物理有利的一面为人类造福，减少或杜绝物理有害的一面，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与责任.让学生能够从物理本质规律出发，遵循自然规律，更好的理解科学、技术、社会和环境的关系，培养学生热爱环境、节约资源的意识.
第四，政治面貌层面，中共党员（17.3%）和共青团员（20%）的政治参与度更高，民主党派（9%）次之，无党派人士（14%）和群众（39.7%）的政治参与度有待提高。研究结果显示，党员和团员经常接受组织的指导和教育，政治觉悟更高，主体意识更强。党组织和团组织会定期举办政治活动，藏区青年妇女积极参加组织活动，能够增加政治知识储备，积累参与政治的相关经验。通过访谈还了解到，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青年妇女来说“政治参与没有用，出去赚钱更实际”（对拉萨市曲水县茶巴拉乡TZB的访谈，2018年4月）。
4.组织因素是藏区青年妇女进行政治参与的关键引导
3.文化因素是藏区青年妇女进行政治参与的良性熏陶
（二）激励因素：主观因素的整体研讨
激励因素是使人们感到满足的因素，它相当于藏区妇女政治参与行为的启动键，当这些因素得到满足时，政治参与行为就会被激发。影响藏区青年妇女政治参与的激励因素总体可以划分为个人和家庭两个维度。几乎每一位受访妇女都认为，提高个人与家庭的相关条件能够极大地提高他们的满意度，增强政治参与的主动性。
1. 个人维度是藏区青年妇女政治参与的内生激励因素
调查发现，影响青年妇女政治参与的个人维度共计5个层面，包括文化程度、职业、政治面貌、居住地类型和健康状况。
第一，文化程度越高，青年妇女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也越高。研究发现，藏区青年妇女受到教育水平等因素的限制，普遍缺少政治知识储备，政治参与水平和参与热情都相对较低。根据访谈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最终学历为小学以下的受访妇女（18%）几乎毫不关心时事，而最终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妇女（12.2%）则对政治参与有一定的了解且能够自主对政治生活进行感知、理解和判断，进一步归纳总结出文化程度对青年妇女的制约作用：一方面，受文化水平限制，青年妇女接受的政治知识有限，她们对于政治的感知能力较低，严重降低了参与的热情；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影响青年妇女对政策法规、制度流程等信息的理解，使其政治参与的实践操作能力不足，大大挫伤了她们参与政治的积极性。
第二，职业类型层面，公务员、军人、教师的政治参与度最高；商业、服务业、学生次之；其余职业相对更低。通过访谈结果，发现职业为公务员、教师、军人的藏区青年妇女（19.2%）政治参与度最高，这些行业对政治参与信息的了解程度相较其他行业更高，其职业内容与政治、公共事务的关联度更高。职业为商业、服务业和学生的藏区青年妇女（28.8%）政治参与度也较高，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大多分布在城市、乡镇，与工商局、城管、消防等政府部门接触频繁，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较多，参与经验丰富。学生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积极主动性较高。而处于待业或无业状态的青年妇女（14.1%）的政治参与程度相对其他职业而言最弱。
第三，居住地类型层面，生活在城市、乡镇、农村、牧区四个不同地区的青年妇女，政治参与各不相同，其中城市青年妇女（27.6%）最高，牧区（16.7%）最低，乡镇、农村、牧区差异相对较小。通过访谈发现，不同居住地在经济发展水平、政策法规、基础设施完备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城市生活条件相对较好，交通、通讯、网络等设施完备，青年妇女能够接收丰富的政治资讯，有利于其进行政治参与。农村、牧区由于地处偏远，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青年妇女的政治活动局限于基层自治的小范围，其政治参与相对较低。
The Qinghai Chinese Dialect and Mongolian Language in the Multi-Language Context
（3）预算评价和监督缺失。多数高校都在自己制定的预算管理办法中明确有预算评价和监督细则。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少得到有效执行，加之学校内部审计部门也忽视对预算评价管理的监督审计，这也造成考核评价项目负责人时，只是简单地以有无超预算或无预算情况，缺乏细节方面考核评价。
2.政治制度是藏区青年妇女进行政治参与的政治保障
2. 家庭维度是藏区青年妇女的外在激励因素
家庭维度是激励因素的第二个维度，主要包括传统观念、分工模式和家庭冲突3个层面。
第一，传统的家庭观念将女性的价值取向几乎全部定义在家庭中，社会性事务则是男性的范畴。当询问是否参加村居两委会会议时，近1/4的青年妇女表示，“我最重要的肯定是家里的事，要带小孩，要种地，也只有闲着无聊时，才去随便听听”（对日喀则市拉孜县SJX的访谈，2018年3月）；还有部分人表示，“丈夫有事要忙没空参加会议，但是上头又要求必须到场，所以只有我代替他去听，回来再告诉他都讲了啥”（对拉萨市曲水县PJ的访谈，2018年2月）。只有少数青年妇女明确表示对政治参与感兴趣，会主动参与基层事务管理。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不断深化改革，但是传统思想中男女不平等的观念并未得到完全的扭转。大多数藏区青年妇女在不知不觉中恪守传统观念的规则，将自己封锁在传统思想文化的枷锁之中，限制了她们政治参与的意愿。
第二，“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在藏区社会占据主要地位，这一现象在农村、牧区尤为显著。相较于男性，女性承担着绝大部分家务劳动，生活区域狭窄，与外界接触少，对政治生活漠不关心成为常态。访谈问及对“男人应该以事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的看法时，79%的受访青年妇女表示赞同，“我还是觉得家庭和孩子最重要，外面的事情让他们男人去做就好了，我的责任就是要把家里照顾好，不能让男人在辛辛苦苦赚钱的同时还要担心家里的事” （对日喀则市拉孜县DX的访谈，2018年3月15日）。尤其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男性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妇女则留守家中，负责处理家庭外部和内部的各项事务，繁重的劳动和家庭压力使其缺乏参与和管理政治生活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会制约藏区青年妇女政治参与意识的形成，她们中的很多人都没有认识到自己应该并且可以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员，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改善这种分工模式能够刺激其公民意识，提高满意度，进而促进政治参与。
第三，家庭冲突。当一个人已经存在多种社会地位和角色时，往往就容易导致其难以承担社会对于他提出的其他角色要求，从而产生角色冲突。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藏区青年妇女很难有时间和精力进行自我提高和自我完善，通常会选择把精力放在自己认为最重要的角色上。80%的已婚受访女性都毫不犹豫选择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大部分未婚女性受访时都说，“当参与政治活动与家庭生活、工作相冲突时，如果真的必须二选一的话，我觉得我会选择放弃自己的参与机会，将重心放在家庭生活和工作上”“投个票而已，我不参加还有其他人参加，但是我的老公就只有我一个妻子，孩子只有一个妈妈，我怎么可能不选他们”（对拉萨市城关区DXXW、YCMN访谈，2018年4月）。综上所述，如果不能打破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青年妇女既要承担家庭责任，又要将大量精力投入事业中，必然要背负多重角色的压力。一旦不能有效平衡各个方面，就会面临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既影响家庭内部的团结，又削弱她们参与政治生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五、政策建议
（一）经济条件不同，着力提升的影响因素重点不同
经济因素已成为政治参与频率和政治参与深度的关键性要素，对于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和个人收入高的人群，政府要加大激励因素的投入；对于经济条件差的地区和个人收入低的人群，政府要加大保健因素的投入。
经济条件好的藏区青年妇女已具备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他们参与动机强，应着力提升他们的政治认知水平、参与能力和扩宽参与路径，让他们有条件有能力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经济条件差的藏区青年妇女，因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生存需求的满足，无暇顾及本村事务。基于此，提升个人经济水平，完善相关政策，加大扶持力度，解决创业难题，增强就业能力，提高妇女致富能力，可以有效保障藏区青年妇女提升政治参与意愿。
（二）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引导青年妇女解放思想
因为家庭维度对藏区青年妇女的政治参与影响很大，传统观念使得藏区青年妇女缺乏政治主体意识，缺少政治个体性认识和个人理性精神培养，常表现为被动参与政治活动，个人政治弱势心理明显，不具备主体参政意识，对政治参与有所顾虑。基于此，一方面要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加大藏区基础教育投入力度，降低藏区家庭教育投入资本，运用科学有效的方式方法，使教育体系科学化、合理化，提升藏区青年妇女受教育程度，引导青年妇女积极投身解放思想。另一方面要构建正确的社会性别意识，在选举中对候选的藏区青年妇女加大宣传，对工作能力强、赢得百姓爱戴的藏区青年妇女进行典型性宣传，为藏区青年妇女参与政治活动创造社会文化环境。
作品的遴选原则有两个：一是技术的难度，二是思想的深度。所有的努力奔向一个目标：挖掘自我潜能、树立人文精神。因此，本次展览不一定以完善、完美为标准，希望选择具有“自我潜能挑战”的作品；推出近期对“物的深层表达、物的新认知”方面具有探索精神的新作。
（三）发挥非正式组织的积极作用，提升有序政治参与水平
藏区非正式组织在政治参与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既要重视妇女组织和村社组织等正式组织的作用，更不可忽视宗教组织、民族组织和宗族组织的等非正式组织的特殊作用。充分引导藏区非正式组织，使其与正式组织目标一致。充分发挥藏区非正式组织的情感依赖和同伴鼓励作用，让藏区青年妇女在集体参与中获得更多的参与经验，更积极主动地有序进行政治参与。同时鼓励藏区青年妇女自发组织妇女联合会，在实践过程中提高政治参与水平和参与能力，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相关机构共同解决难点问题和重点问题，为更好地进行政治参与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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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Young Women in Tibetan Areas: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wo-factor Theory
Li Chunmei Shi Xiaojuan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ibet University)
Abstract: Young women in Tibetan area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ibeta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hich means that study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participation behavior and Tibetan stability. Based on Herzberg’s two-factor theory, this article conduct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of many young women in Tibetan areas. It is found that most of the objective factors are health care factors which will not stimulate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ehavior. Correspondingly, most of the subjective factors are incentives, which become the starting button of thei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ehavior and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Therefore, starting from the incentive factors, it is more feasible and scientific to propose that the young women in Tibetan area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Key words: Young Women in Tibetan Area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wo-factor Theory; Influencing Factors
[中图分类号] D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789（2019）05-0011-07
[收稿日期] 2019-06-24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藏区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能力提升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BZZ021。
[作者简介] 李春梅，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师晓娟，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思潮、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曾燕波
标签：藏区青年妇女论文; 政治参与论文; 双因素理论论文; 影响因素论文;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