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企业战略联盟知识转移效率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中外论文,战略联盟论文,效率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我国企业与外国企业间建立了大量的联盟合作关系，能否通过联盟合作学习到外国企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已经成为了一个关乎我国企业长期竞争力的重要问题。然而从实践结果上看，中外企业间联盟中的知识转移在整体上并不成功。《21世纪经济报道》通过调研发现，近年来大量中外合资企业都通过中方向外方出让股权的方式转变成为外资独资企业，导致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是：中国企业未能在与外方企业建立的合资企业中有效的学习和吸收先进的管理与技术知识，所获得的仅限于股权收益，这使得中方逐渐失去了进一步合作的兴趣。在这一背景下，分析哪些因素影响并决定了中外企业联盟当中的知识转移效果，给出提高知识转移效率的途径和建议，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对于战略联盟当中的知识转移问题进行了分析，然而许多研究将联盟中的知识转移问题简化为一个组织间的沟通问题。事实上，组织间的知识转移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分析如何实现有效的联盟中的知识转移，需要进一步分析组织间知识转移过程。为此本文首先分析联盟中知识转移的基本特征，进而归纳出在不同层面上影响中—外企业间联盟中知识转移效率的因素，并以假说的形式描述这些因素对于联盟中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通过对我国制造业142个中—外企业联盟的调研所获得的数据，对这些假说进行了检验，最后讨论了本文的管理与实践意义。
1 理论与假说
1.1 战略联盟中知识转移过程的基本维度
知识转移是指一方从另一方获得知识的过程，知识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知识转移过程的基本特征。在认知科学中，数据、信息以及知识的概念是相互递进的。信息是具有一定结构的数据集，而知识则是通过对于所获得信息的解释而形成，并能够赋予主体特定的思考和行为能力的抽象概念[1]。从这一定义出发，知识有两方面的特点：首先，知识是由信息组成的；其次，知识不同于简单的信息集合，信息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其内容和含义与掌握信息的主体无关。知识则是与特定含义相联系的信息集合，这些特定的含义源于主体对所接受的信息的认知和解释。因此，组织间的知识转移由两个基本的过程构成：首先，由于知识由信息组成，因此知识转移是一个实现主体间信息传递的“沟通过程”；其次，仅仅接收到外部的信息，主体还并未获得新的知识。只有基于自身的知识库（knowledge base）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理解和解释，才能将外部信息转化为自身拥有的新知识，最终完成知识的转移。因此，组织间的知识转移首先表现为信息从知识的提供者向知识的接受者传递的过程，即“沟通过程”；其次，知识的接受方必须对所得信息进行解释与认知才能将信息转化为知识，即“认知过程”。
除了作为具有特定含义的信息之外，组织的知识还是一种特殊的资源。由于具备有价值、稀缺以及难于模仿和替代的特征，知识已经成为新的环境中实现组织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2]。按照资源学派的观点，各种类型的联盟以及组织间合作关系的建立，最主要的目标在于更加有效的实现组织间稀缺资源交易从而建立竞争优势[3]。因此，组织间的知识转移还是一个组织间实现资源交易的过程。基于这一认识，影响组织间资源交易效率，包括联盟成员的投机倾向以及交易成本的因素，也将影响联盟中知识转移的实现效果。
综上，联盟中的知识转移是一个具有多个维度的过程：在概念的层次上，知识转移是一个认知过程；在操作层次上，知识转移是一个组织间的沟通过程；而从知识的资源属性出发，联盟中的知识转移还是一个交易资源的过程。针对知识转移过程的不同维度，有不同的因素决定了联盟中知识转移效率。
1.2 影响联盟当中知识转移效率的因素及其作用分析
（1）联盟成员间知识库的差异与知识转移
如前所述，在概念的层次上，知识转移是一个对于外部信息认知和解释的过程。能否有效的理解组织间所传递信息的含义，并判断其价值，将决定联盟中知识传递效率。吸收能力理论表明，当主体拥有的知识与外部信息承载新知识的联系越多时，主体对外部知识的吸收效率越高；相反，主体对外部知识的吸收效率就越低[4]。Lane等学者将这一理论运用到了联盟学习的研究当中，指出当联盟中知识的接受方和发送方的知识库之间具有较大差异时，联盟成员将拥有较低的相对吸收能力，这时联盟当中知识转移的效率就会比较低[5]。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外联盟成员在知识基础上的差异将降低知识转移的效率。由于获得外国企业在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先进知识，往往构成了本国企业建立联盟的主要目标，因此在这类联盟当中，联盟成员间在管理和技术方面的差异往往是构成双方知识库差异最主要的两个方面[6]。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中外企业的联盟当中，管理差异和技术差异将阻碍联盟当中有效知识转移的实现，表述为如下两个假说：
假说1：中外联盟中成员的管理风格差异越大，则联盟当中的知识转移效果越差。
假说2：中外联盟中成员在技术上的差异越大，则联盟当中的知识转移效果越差。
（2）联盟中组织间信息沟通与知识转移
在操作层次上，联盟中的知识转移是一个信息交流的过程。可以从四个维度来衡量联盟中成员信息交流的有效性，即沟通的频率、沟通中的反馈情况、通过沟通对联盟伙伴的影响程度、正式沟通渠道的完备程度[7]。在战略联盟当中，双方通过沟通所获得的信息往往是所传递的知识的载体，因此有效的联盟成员间信息沟通是完成组织间知识转移任务的主要手段。联盟成员间的有效沟通将导致更加有效的知识转移。
假说3：中外联盟中成员间沟通效率越高，则联盟当中的知识转移效果越好。
（3）联盟控制机制与知识转移
从知识的资源属性出发，联盟成员间的知识转移是一个特殊的组织间交易过程，因此与联盟中知识转移相联系的投机风险和交易成本将影响知识转移的效率。战略联盟的控制机制作为联盟中约束成员行为，抑制潜在投机风险，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措施和规则，将影响联盟中知识转移的效率。
Dyer指出基于正式契约的正式控制，以及基于社会关系的社会控制是战略联盟中两类主要的控制方式[8]。两类控制方式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区别：
①在控制方式的基础方面，正式控制是以法律契约为基础的，而社会控制则建立在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信任关系的基础上。
②在信息交流方面，与正式控制方式相比，社会控制将促进合作方之间更充分和完整的信息交流。
③共同协作解决问题方面，强调正式控制的联盟中双方只是按照合同规定的条款完成相关责任就可以了；而强调社会控制的合作中，双方更多的是将对方看成是一个团队的成员，共同解决合作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从两类控制方式的性质出发，社会控制能够比正式控制更加有效实现联盟当中的知识转移，原因在于：
首先，联盟成员依赖社会控制将提高他们之间的信任，从而提高企业在联盟中转移知识的意愿。
其次，与正式控制机制相比，社会控制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知识转移途径；
由于组织间的知识转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在知识转移的过程中，联盟需要具备足够的信息处理能力[9]。如果控制方式不能保证联盟成员之间充分的信息沟通以及联盟所应具备的信息处理能力，则联盟很难实现有效的能力学习。与正式控制相比，社会控制方式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协调与沟通机制，来提高知识转移的效率。
尽管企业能够通过正式契约中的正式的条款实现某些显性的、可编码的技术或专利等的转移，但对更有价值的隐性知识的转移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因此有如下假说：
假说4：社会控制在战略联盟中的重要性越高，则中外联盟中的知识转移效果越好。
假说5：正式控制在战略联盟中的重要性越高，则中外联盟中的知识转移效果越差。
图1表达了影响战略联盟中知识转移效率的主要因素。
附图
图1 战略联盟中知识转移效率的影响因素
2 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对全国7省市（陕西，河南，四川，广东，山东，山西和辽宁）。通过广泛的搜集各地企业的数据，使得尽可能的缩小由于特定地区特点所导致的偏差。由于制造业往往是中外企业间的联盟比较集中的行业，因此我们从制造业中选择调研样本。我们首先从各地经贸委取得相关的企业名单，排除了经营时间在两年以下的企业，以及纯粹的国有大型企业，从而产生了本次调研对象的基本名单。在第二轮中，我们通过电话和其他方式与他们联系，联系的内容包括：（1）确认他们已经和外国公司建立了重要的合作关系；（2）向他们介绍本次调研的目的；（3）询问他们是否有兴趣参加本次调研。最终有202家具有与外国企业合作的公司愿意参加我们的调研。在正式调研之前，我们在每个调研地区培训了两至五位调研员，通过他们与愿意参加本次调研的企业领导进行面谈来填写问卷。通常完成填写问卷需要一到一个半小时。最终我们获得了158个有效的样本。
2.2 因素的度量
在设计因素度量指标时，我们主要遵循了以下几方面的原则：（1）尽可能选择并适当修改已经在相关文献中使用过的度量指标作为问卷中的问题；（2）如果在相关文献当找不到适当的指标，我们通过归纳文献当中对这一因素的理论分析后设计相关的指标。本研究所设计的所有因素都通过李克特7点计分法来加以度量。在正式调研之前，我们在西安选择了15个中外联盟进行了预调研以验证问卷设计的合理性并进行了适当的修改。以下简要地介绍相关因素的度量以及度量的一致性检验：
管理差异（cronbach’s alpha=0.7109）：用三个变量来度量联盟双方在管理知识方面的差异，首先是双方在内部管理方面的差异，其次是双方在业务流程方面的差异，最后是双方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差异。
技术差异（cronbach’s alpha=0.7239）：同样采用三个变量来衡量双方在技术方面的差异，即双方在技术能力方面的差异；双方在核心技术专长方面的差异；双方熟悉的技术领域方面的差异。
联盟中的沟通（cronbach’s alpha=0.6728）：根据Mohr等学者对于联盟中有效沟通定义以及他们所采用的问卷，本文采用四个指标来衡量联盟成员间的沟通情况，即双方沟通的频率，沟通中的反馈情况，通过沟通对联盟伙伴产生影响的程度以及正式沟通渠道的完备性。
社会控制（cronbach’s alpha=0.7445）：采用4个变量度量了社会控制在联盟当中的重要性，包括双方的信任程度；企业在合作中的开放程度；双方的互动程度；以及双方之间的互利行为。这些指标主要从Zaheer等[10]，Dyer和Singh[8]以及Fryxell[11]的文章中选择的。
正式控制（cronbach’s alpha=0.7417）：采用了三个变量度量正式控制在联盟当中的重要性，度量的重点在于合作中正式契约和监督的重要性以及双方合作的运作模式是否体现了正式控制的特点，度量变量主要来自Jap等所采用的指标[12]。
联盟当中知识转移的效率（cronbach’s alpha=0.7496）：基于Gupta和Govindarajan所采用的指标[13]，我们采用了三个变量来衡量联盟中知识转移的程度，即询问中国企业通过联盟获得管理，技术以及市场营销方面知识的程度。
控制变量：根据以往的相关研究，将联盟持续的时间、联盟成员间的规模差异以及联盟当中的冲突解决机制的建立情况[10]，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到回归方程当中去。其中联盟持续时间用从联盟建立至本次调研的持续期加以度量，持续时间越长，则知识转移效果应越好；同时联盟成员间在规模上的差异越大，那么它们产生直接竞争的可能性就越小，从而提高了联盟成员推进组织间知识转移的动力。而冲突解决机制的建立能够消除双方的争端，改进合作关系的质量，进而改善知识转移的效果。
可以看出，本文当中各个因素的一致性指标cronbach’s alpha大多在0.7以上，其中联盟当中的沟通略低，为0.6728。根据Hair的建议[14]，cronbach’s alpha最低不能低于0.6，大于0.7最好。因此本文对各因素的度量是有效的。
2.3 回归分析结果
根据问题的性质，本论文选择多元回归分析作为实证分析方法，其中因变量为联盟当中知识转移的效率，自变量为联盟中的控制方式，双方在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差异，以及联盟成员间的沟通。通过SPSS软件获得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
表1 回归分析结果
序号 变量
非标准回归系数
Std.Error
标准化回归系数
T 显著度
1
Constant2.628
.702 3.741
.000
2
管理差异-.305
.101 -.278
-3.019
.003[**]
3
技术差异-2.006E-04.092 .000
-.002
.998
4
沟通情况.300
.121 .242
2.485
.014[*]
5
社会控制.220
.111 .190
1.980
.050+
6
正式控制-.254
.082 -.236
-3.083
.002[**]
7
冲突解决机制的建立情况 .116
.039 .231
2.997
.003[**]
8
双方经营规模差异.170
.067 .215
2.527
.013[*]
9
联盟持续时间
2.511E-02 .018 .104
1.373
.172[*]
注：①R[2]=0.291；Adjusted R[2]=0.249；F=6.883[***]；②[***]，p＜0.001；**p＜0.005；*，p＜0.01；+，p＜0.05
根据所获得的标准化的回归系数，本文提出的5个假说中的4个获得了通过：正如所预测的那样，联盟成员对社会控制的依赖程度，以及组织间良好的沟通都将提高中外联盟当中知识转移的效率。而中外联盟成员在管理方式上的差异，联盟成员对正式控制的依赖将降低知识转移的效率。唯一未能通过的假说是中外联盟当中成员间在技术上的差异并未降低联盟中知识转移的效率。F值显著表明回归模型本身是有效的，调整后的R[2]约为25％，说明回归模型的解释力也是比较好的。
3 讨论
本文通过将战略联盟当中的知识转移过程归纳为认知维度、沟通维度和交易维度，进一步探讨了影响中外联盟当中知识转移效果的因素。首先，从知识转移的认知维度出发，我们认为中外联盟成员间在知识基础上的差异，包括在管理和技术上的差异将降低知识转移的效率。实证分析结果部分的证实了这一点：管理差异将显著的降低知识转移的效率，然而技术差异并没有对知识转移效率的产生显著的影响。导致这一现象可能的原因是：（1）我国与西方国家在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使得我国企业的员工有独特的工作动机和劳动伦理，因此外国企业和我国企业各自奉行的管理模式在基础上就存在很大差异。（2）外方企业所带来的管理技能并不一定适应中国目前所处的转型经济的特点，中国企业可能并不一定完全赞同对外方的管理经验，因此双方在管理方面的差异往往是引起双方矛盾和冲突的来源之一[15～17]。中外联盟中的技术差异与管理差异则在性质和规模上有不同特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非常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当中的作用，重视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引进和吸收，因此在我国企业在技术体系上和西方企业的差异并不大[17]，同时外方伙伴在技术方面的专长对中国企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5]，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外企业间联盟在管理方面的差异将显著阻碍联盟当中有效知识转移的实现；而技术方面的差异则并不一定会对知识转移的效率产生显著的阻碍作用。
Lane和Lubatkin曾通过实证分析指出，联盟成员在知识库方面的差异将阻碍组织间有效知识转移的实现[5]。本文的结论拓展了他们的观点，指出双方知识库在不同维度上的差异，对于知识转移效率有不同影响。这一发现与Parkhe所指出的联盟成员在不同方面的差异将对知识转移效率产生不同影响的结论是一致的，也印证了组织之间的知识转移会受到所处的制度环境影响的观点[18]。
从知识转移的沟通维度出发，本文指出中外联盟成员间良好的沟通将提高知识转移的效率和效果，这一假说得到了实证结果的支持。这一发现与Gupta和Govindarajan[13]以及Husman[18]的观点是一致的，共同说明了组织之间的有效沟通对于实现知识转移有重要作用。
从知识转移的交易维度出发，联盟控制方式对于联盟中的知识转移的效率有重要影响。本文的结论证实了这一点。其中中外联盟成员对基于信任的社会控制的依赖将提高联盟成员间知识转移的效率；相反，对基于正式契约的依赖将降低知识转移的效率。这一结果证实了Teece等学者的观点，即由于知识资产难于定价，并且有价值的缄默性知识的内容难于表达，因此知识转移很难通过由契约治理的市场交易来实现[19]。本文的分析结果为这一结论提供了实证支持，证实了在实现联盟成员间的学习与知识转移方面，社会控制具有更高的效率。这一结果与Larson、Uzzi等学者观点[20][21]是一致的。
4 本文的管理意义
通过对中外企业间联盟中的知识转移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为我国企业如何在中—外联盟当中实现有效的知识转移提供了如下建议：
（1）选择恰当的合作伙伴。合作双方知识库的差异对与知识转移的实现具有双重作用：首先，这种差异是发生知识转移的前提，另一方面，这种差异可能降低知识转移的效率。本文的分析指出中外企业在不同方面的差异对知识转移的效率有不同的影响：相比于技术差异，中外企业在管理方面的差异是影响联盟中知识转移效率更主要的因素。因此，我国企业在选择外国合作伙伴时，应该对双方在不同维度上的差异做出仔细的评估，并权衡双方在某一方面的差异可能带来的学习潜力，和对双方之间知识转移效率产生阻碍作用的矛盾关系。
（2）加强联盟成员间的沟通。分析结果表明，联盟成员间的有效沟通将提高联盟中的知识转移效率，因此中国企业在与外方的合作当中，应特别注意提高双方沟通的效率。加强沟通频率，建立正式的沟通渠道都是有效途径。
（3）选择和形成恰当的联盟控制方式。本文的分析结果指出：基于信任的社会控制能够比正式控制更有效的实现联盟中的知识转移，联盟管理者能够通过建立个人层次的关系，投入足够的联盟专用性资产等手段，提高联盟成员间的信任水平，从而改善联盟中的知识转移效率。试图仅仅以正式契约的形式来确保中外联盟中的有效知识转移可能并不能实现有效的知识转移。
本文从联盟知识转移过程的不同维度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提高知识转移效率的途径。然而，实现战略联盟中有效的知识转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还需要从更深入的层次进一步分析。
修回日期：2005-0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