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声”在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历史作用及其现实意义_儒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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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和”的思想是一个非常独到而又高明的哲学思想,后来,经过儒家对它的发展,使之成为具有超时空的指导思想。本文试从“和”的内涵进行探讨,阐明其在中国社会不同发展时期的作用。

一、“和”的提出

从史书记载来看,最早提出“和”的概念是在《国语》中史伯论和同以及《左传》中晏婴论和同。

当时,伯阳甫为周幽王太史,又称史伯。郑桓公为王卿士,问史伯王室命运如何、史伯认为,周王室将要灭亡。在《国语》中是这样记载的:

(郑桓公问于史伯)曰,“周其弊乎?”对曰:“殆于必弊者也。……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馋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

在这里,史伯第一次提出“和”的概念,并且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严格地区别了“和”与“同”这对范畴的涵义,反对“去和而取同”。那么什么是“和”呢?“和”就是“以他平他”,就是一种事物与另一种事物相和合。伯阳甫认为:事情是由“土与金木水火杂”而生的事物,只有相杂、协调配合,取长补短,才能产生最好的效果。如美妙动听的乐曲是“和六律”的结果,香甜可口的美味是“和五味”的结果。因此,聪明的君主,要善于“以他平他”,致力于矛盾的均衡与统一。以此指导生产,就能“丰长而物归之”,以此治理国家,就能“择臣取谏工”,善于采纳不同意见,对事物进行比较,这样才能巩固统治,从而使其统治达到“和乐如一”的局面。可是周幽王却与此相反,他拒谏饰非,拒“明德”之臣,听阿谀奉承之词,重奸邪之小人,这就是“去和而取同”,害怕对立面的存在。以此治理国家,就是“以同裨同”,就是排斥异己,独断专行,这样,要想使其统治稳固,是不可能的。于是史伯断言,周幽王不会长久。

在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的基础上,晏婴又严格地强调了和与同是完全相异的两回事。他的这个观点是在他与齐景公的一次对话中提出来的,当齐景公认为他与臣子梁丘据的关系是“和”时,晏婴不同意。他说:

“和如羹焉,水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尚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左传·昭公二十年》)

这里,晏婴是从调羹讲起,认为只有把各种佐料相杂、再与恰当的火侯相配合,才能做出美味的汤来。同样,在政治上,君臣所说的话也都是有对有错,作为君主,只有采取宽容的态度,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才能政治清平而民无争心。反之,如果把水和水加在一起,谁愿意饮用它?如果琴瑟只能奏出一种声音,谁愿意听它?象据那样,国君说对的,他也说对,国君说错的,他也说错,完全以国君的是非观来判别是非,这不叫“和”而叫“同”。

由此看来,无论是史伯对郑桓公的回答,还是晏婴对齐景公的告诫、其目的都是力求“明于治乱之道”(《管子·正世》)“审于是非之实”,(《韩非子·奸劫弑臣》)都是在对复杂的社会矛盾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这是因为:在西周末年,在奴隶制的母体中,已经开始孕育着封建因素的萌芽,史伯要求把这个萌芽作为对立面的一方存在下去,从而来调整矛盾的统一体。所以他提出了“和实生物”的矛盾统一观,反对“去和而取同”,主张“以他平他”,反对等同的形而上学。在此基础上,晏婴提出了“和与同异”,又严格地区分了“和”与“同”这对范畴的差异,同时,他又指出:杂多和对立的事物是“相济”、“相成”的,所以,在政治上,君臣听说的话也是有否有可,互有商讨,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政平民和。因此,可以看出,史伯和晏婴的思想正是西周之际封建经济萌芽时期,新兴势力的思想反映。虽然他们所谓的“和”是想平衡新旧矛盾,但是在当时奴隶主贵族专制统治中,却闪出了叛逆的光芒,这就是要打破绝对等同的奴隶制一方的形而上学,反对统治者“制同”的矛盾统一思想,在当时是有进步作用的。

二、孔子提出的“和”的思想在当时社会究竟起不起作用

到了春秋时期,孔子又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观点,(《论语·子路》)再一次提出了“和”这个概念。对于孔子所提出的“和”的作用,过去中国哲学史的教课书中多认为,孔子所提出的“和”有折中、调和之意,是中庸思想的表现,只能起到守旧作用。其原因是:孔子是处在新兴势力发展到要冲破旧统一体的时候,而他却要缓和这种矛盾防止统一体的瓦解。

目前哲学界也有人提出:“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时代,孔子为解决当时社会冲突,提出了两个理论原则,一是仁,二是和。仁的功能和价值,不仅是调整生产方式的变革,礼乐典章的改革,观念转变的外在方法,工具和钥匙,而且是和谐此三者的内在原则,原理和规范。和既是具体解决冲突的方法,亦是促使对象世界、人类社会继续产生,发展、运动、变化的动力。”(《孔学精髓与现代文明》张立文《炎黄文化研究》一九九五年二月)

但是,我认为,要了解一种思想或一种文化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就必须把它放到当时的现实社会中去考查。

春秋初期,虽然名义上存在着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周王朝,但是,周平王东迁后,周天子侷处于今河南西部的一隅之地,随着他地盘一天天缩小,地位一天天下降,渐渐地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这时的社会也由过去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下有道”的社会,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是“陪臣执国命”的“无道”社会了。宗法系统被打乱,周天子对诸侯失去了控制,社会上出现了“五霸”争雄的局面。而此时的周天子甚至成为诸侯的附庸了。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各个诸侯国势力的发展,周王朝与各诸侯国之间,各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以及各诸侯国内部,都存在着深刻的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问题,当时,以下克上的事件层出不穷,“私门”对“公室”明争暗斗,卿大夫之间的势力也互有消长,斗争的结果,作为新势力代表的一些卿大夫,开始掌握了政权。如“田氏代齐”、“三家分晋”、“鲁三桓执政”等等。

从经济上看,在公社土地所有制下,传统的观念应该是:“礼、天子在上,诸侯不得以地相与也”(《谷梁传·桓公元年》)可是,到春秋时期,由于宗法系统被打乱、诸侯贵族和周天子争夺“公田”的斗争屡屡发生,还出现了把“公田”变为“私田”的事、甚至这种争田斗争往往酿成战争和杀戮。

由此,不难看出,春秋时代的政治,经济正处在大崩解,大破坏之中。随之而来的,人们的道德观念、思想行为准则也开始摆脱宗法制的束缚,整个社会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现象。这种社会现实使得原有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观念,思维方法、行为方式已经不适应当时现实的需要,并影响和阻碍着社会的继续发展和进步。所以,当时社会上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破旧秩序,然后建立新秩序。同样,孔子也正是怀着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提出了他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仁”的学说。这种学说归根到底是讲究仁爱,重视伦常、提倡和谐、强调秩序、追求安定。当然不能否认,如果孔子的“仁”的学说见用于当时,那么,孔子提出的“和”的思想无疑是解决春秋时代社会冲突课题中,所采取的有效的、最佳的方法,也必然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但问题是:在天下大乱的动荡时期,社会问题往往是需要用实力即武力去解决的,用孔子所提出的文的办法是解决不了社会问题的。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的历史虽不是绝对如此,但大体也是相差无几的。而孔子本人正好是处在春秋末期的乱世,他的学说理所当然的不受重视,尽管他不辞劳苦,栖栖遑遑周游列国,但最终结果也只能是到处碰壁,不了了之终其一生。到此,问题就很清楚了,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春秋时期,孔子的学说根本就没有扎根的土壤,孔子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在当时只不过是他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美好的理想而已,根本解决不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所以,这种理想与当时的现实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样看来,尽管孔子提出的“和”是解决当时社会矛盾的一种方法,但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却只是一种无人理睬的空想。这样“和”在当时就谈不上起“守旧”或“动力”作用了。至于它在以后的社会中发生的巨大作用,是经过社会的发展和长期的文化积淀形成的。正如刘述先先生说的那样:“文化理想的落实需要一段很长时间的酝酿,不象政治,经济的政策那样会产生当下的急效。”(《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第219页)。

三、“和”的现实意义

经过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动荡,大变革和秦的短命而亡后,历史进入到了相对稳定的西汉时期。秦迅速灭亡的事实,使人认识到:法家的那一套只可以在短期内奏效,却不能维持长期的安定、和平。在治世、在国家统一、进行和平建设的时候,孔子的学说就受到重视、受到表扬。这是因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它的确切含义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所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孔子把这条原则表述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实际上,这是一种推己及人的道德自律的方法。孔子的理想就是把当时外在的战争与杀戮的手段转化为主体人自身内在的道德意识的提升,而贯彻这条原则的前提就是“和”。如果把它适用到人际关系之中,就表现为各种原则。如在家庭中,表现为父慈子孝、夫正妻贤,兄友弟恭。儒家认为:如果在一个家庭中,各个成员都遵守各自的伦理原则,那么,这个家庭就是和谐的。推而广之,如果把这个伦理原则运用到国家中去,就可以建立一个和谐的国家。在儒家看来,“君”好比家庭中的“父”,“臣”好比家庭中的“妇”,“民”好比家庭中的“子”,君、臣、民所分别应该遵守的原则是“仁”、“忠”、“顺”。君仁、臣忠,民顺这三条国家事物中的伦理原则正好跟父慈,妻贤,子孝这三条家庭事物中的伦理原则相互对应。

所以说,儒家倡导的“和”的思想,是一种有上下尊卑的秩序,而这种思想对于以后封建统治者巩固和加强其统治地位极为有利,因此,各代统治者才大力提倡,这样,在政治力量的帮助下,儒家的“和”的思想,才成为中国的一个大传统,对中国封建王朝的巩固和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儒家的“和”的思想,经过长期的积淀和发展,早已渗透到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之中,时至今日“和为贵”、“和衷共济”、“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等说法在百姓之中广为流传。同时在衡量一个国家治理的好坏时,也要看是否能做到“政通人和”。当然,由于过于强调和谐,稳定而缺乏创新精神,也曾孕育了中国近三百年的落后与艰辛,但这只是强调“和”的消极方面,我想,在今天应当是“和”的思想大放异彩的时候。

首先,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和”。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和”,实际上讲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和谐而有序的社会,要人们明确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应尽的职责,做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如果真正地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够正确地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就能够克服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等错误。同时“和而不同”的思想,同党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和《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重要问题》决议中所倡导的“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也是相吻合的。所以说“和”是人民向往安定富裕的强烈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必须的。

其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在自主、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等价交换,实行合理的有偿服务和公平的商业竞争,而不应该依靠尔虞我诈、欺行霸市等非道德的手段来增加财富、应该建立一个健康、理性、和谐、有序的经济秩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并使之日臻完善。良好的经济秩序的建立,就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风尚作保障,需要以全民道德素质的普遍提高为基础,而儒家传统思想中“和”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自我道德意识提升的指导思想,它是提高社会公德和全民道德素质所必须的。可以说,社会公德和全民道德素质又是高水平市场经济的内在要素。所以,儒家传统思想中“和”的思想,也是保证市场经济健康、理性,和谐、有序发展的精神基础。因此,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和”,对于我国目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是大有好处的。

再次,实现中国和平统一需要“和”。李鹏同志曾经讲过:“在实施第九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政府将先后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解决台湾问题,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将突出地摆在全体中国人面前,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而共同奋斗,一个统一和富强的中国将对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完成统一祖国大业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人民日报》1996年3月31日)和平统一、共同繁荣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所在,这不仅是现实的需要,文化发展的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为此,自1979年以来,我国党和政府为推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江泽民主席发表了促进祖国统一的八项主张,都充分反映了台湾同胞的心愿,是完全符合台湾同胞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现在,海峡两岸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都以振兴中华、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说明两岸人民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文化传统上都有不少共识。“和”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举动的深厚文化基础,因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任何企图分裂中国而搞“独立”、“自治”的行为,都是违反历史发展潮流的,都是违背两岸人民意志的。亲莫大于骨肉,痛莫大于分离,多少年来,两岸人民已经饱受了分离之苦,在内心强烈呼唤着和平统一,并且已经具备了和平统一的心理和文化素质。如果两岸能够早日实现统一,台湾人民将和全国人民一道,共享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尊严与荣誉,中华民族就会实现全面振兴。

总之,虽然孔子在现实世界是一个失败者,但由他所创立的儒家的文化思想到他死后却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儒家传统的“和”的思想对他以后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成为一种具有超时空的指导思想。当然,儒家的“和”的思想,并不就是巧媚阴柔、随时俯仰,人云亦云、毫无原则的“和”,而是一种中正而无乖戾的和,其态度总是公平合理、有正直之气,以求得人与人相成相济、共存共荣的和,是社会公德和全民道德素质提高的内在的精神素质,这种素质也正是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必须的。所以“和”这一儒家传统思想在今天应该重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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