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的忽略：文献生产方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生产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在文献学中，文献生产过程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而生产方式却遭到忽略，致使人们对文献生产只能获得简单的线性认识。从生产方式入手研究文献生产，不但可以对文献生产的质量与数量、内容与形式等众多现象予以揭示及说明，而且有利于建立促进文献生产健康发展的理论原则。
关键词 文献生产 文献学
⒈引言
文献生产是文献学研究主要内容之一，近几年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系统地探讨，倪波、卿家康、张欣毅等颇具代表性。倪波教授把文献生产过程分为“原生文献生产”（即作者创作最初文献的过程）与“再生文献生产”（即出版者出版文献的过程）[1]。卿家康先生把这两个过程定义为“文献生产Ⅰ”与“文献生产Ⅱ”[2]。张欣毅先生称之为“初始记录”与“正式记录”[3]。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从“过程”入手，对文献生产的特点进行详细分析，并得出一些有益认识，不过，文献生产是一个具有复杂性、多样化特征的精神生产现象，单纯从生产过程分析仅能获取粗略的“线性”认识，而如果从生产方式的视野来研究文献生产，就可以观照到文献生产中质量与数量、内容与形式等缤纷表象，进入“面”和“立体”的境界，从而发现文献生产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这对于宏观认识文献生产，把握文献生产的内在机理，以及建立解决存在问题的可操作方法，有着重要理论价值。
⒉文献生产方式
文献生产方式就是人们生产文献的方法或样式。生产者怎样生产文献，用什么生产资料，采用何种劳动方式等，均属文献生产方式研究范畴。下面约略述之。
2.1 从价值含量角度可划分为创造型与平庸型文献生产。
狭义的创造指提供新颖、独特、具有社会意义成果的活动，如科学发现、技术发明、艺术创作和理论突破等。广义的创造是对于本人来说，从事前所未有的活动或提供前所未有的成果。显然，广义的创造是狭义创造的基础[4]。创造型文献生产活动主要特征有两个：第一，能够提出具有科学意义的问题。爱因斯坦认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5]”著名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在1900年巴黎第二次国际数学家代表大会上所作题名为《数学问题》的讲演稿，就是一篇创造型名篇文献。该文共指出和讨论了23个数学问题，阐述了这些问题的特点及解答这些问题的必要性。这些问题在20世纪里长期吸引着数学界的注意，并被后人称为著名的“希尔伯特问题”[6]。第二，能够产生有社会价值的最新成果，也就是俗称的“立说”。这一文献生产类型范围较大，除科学文献生产外，文学艺术、政治经济方面的文献生产亦包括其中。在立说性质的文献生产中，主体往往要经过艰苦卓绝的精神劳动，综合各方面有价值信息，通过独创性的构思，才能产生包含有社会价值、前所未有的文献来。如袁隆平教授的《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一书，总结科研经验（共增产水稻2400亿公斤），推动了农业发展史上的“绿色革命”。《中国土壤》是以著名土壤学家熊毅教授为主的上百位科学家历经30年，对我国土壤性质、特点和改良利用问题作全面考察和研究的结果，代表我国土壤科学应用和发展的最高水平[7]。
与创造型文献生产相反，那些不具有科学意义“问题”及“立说”性质的文献生产活动，就是平庸型文献生产。在这种文献生产活动中，选题质量一般化或著述质量较低等导致缺乏信息、缺乏特色，且对社会进步和文化积累无益的文献大量产生。目前我国年图书出版量已达10万种、60亿册以上，加上8000种以上期刊、2000种以上报纸的发行，文献生产的数量越来越庞大。这其中，平庸之作占据了大多数。粗制滥造的出版物屡见不鲜。近几年来《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经常载有对庸劣图书的评析文章。
2.2 从资料挖掘深度可划分为开发型与加工型文献生产。
根据美国情报学界提出的“文献链”概念，我们可以得知科学文献生产是在链状过程中进行的，是建立在前人所留文献的消化与利用基础之上的。美国科学基金会统计，一个科研人员在查找和消化科技资料上的时间，占全部科研时间的51%[8]。其实，岂止科学文献生产如此，人文科学文献的生产也必须充分继承前人的文献资料。开发型与加工型文献生产的划分，就是以对前人资料开发利用程度、方法为依据的。那些从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即第一手材料）出发，经过艰难创作过程而生产出来高质量文献的过程，谓之开发型文献生产，如司马迁《史记》、历代优秀方志、《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凡形成中华文化传统中优秀典籍多为开发型文献生产之成果。清人顾炎武言：“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9]此处古今人铸钱，可谓开发型与加工型文献生糙的形象比喻。加工型文献生产其特征有二：第一，“来样加工”，即文献创作者或出版单位，移植某种畅销或流行的文献样本进行模仿性文献生产。如1995年初广东教育出版社出了一本《新三字经》，因其取得意想不到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一下激发出《品德三字经》、《乡土三字经》等五花八门“三字经”问世。第二，“来料加工”，即先设一个选题，依题目圈定范畴汇集有关文字材料，由一人或几人扣题取舍，改窜而为自作。这类加工型文献生产活动速于成书，躁于求名，构想一出，马上进入实际操作，致使精神劳动出现简单化、体力化倾向，其成果因缺乏“含金量”而往往没有什么价值。
2.3 从生产目的角度可划分为学术型与商业型文献生产。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推崇“立德、立功、立言”，学术创作本身并不排除功利目的，如清代学者强调君子为学不在于利己，而要“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10]。当时轰轰烈烈的古籍整理活动就渗透了这种精神。他们以考据为利器，尽本穷源，从传统的经学领域开始，逐步波及训诂、小学，进而扩展到史学、文学、天文、算术、地理、律吕、金石、考古、书画、草木虫鱼等等，产生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学术著作。当代中国学术界，也有纯为学术而学术的许多代表性作品，如《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专著丛书》，是千名科学家（其中五名为此献出生命）对青藏高原进行数十年科学考察的结果，它完整载录了青藏高原自然地理、农业地理、地质构造及动植物生态状况，填补了人类对青藏高原认识的空白[11]。而商业型文献生产则与之相反，其生产目的主要为了经济利益。如近几年来根据不断转换的社会“热点”而生成的大量气功类、易经类、经商类、考试类文献等，其中多数直接目的是为了畅销赚钱。过份追求经济价值导致精神生产商业化倾向更加严重，“财富高于理性”的口号严重吞噬着一些原本严肃的精神生产者的灵魂，甚至许多科学家、学者和艺术家都被卷入商业交易中，致使社会就像一个精神本能退化、而文化侏儒滋生的工场。大量的商业型文献被生产出来，充斥着书店、地摊、图书馆。连本来属学术型的文献生产活动也烙上了商业型的印记。最近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蓝棣教授状告出版社一事就是实例。蓝教授主编一套女性文学丛书，因为出版社出于商业目的，未经编选者同意，擅自更改了全部书名，如《说有这么一回事》被改为《鬼吻》，另外还在每本书封面加上一幅十分粗陋的半裸女人画像，使这套丁玲、陆星儿、王安忆等名家名篇丛书看起来像地摊上的色情读物。蓝教授不得已坚决要求查禁与销毁由自己主编的这套丛书[12]。
2.4 从法律界定角度可划分为合法型与非法型文献生产。
文献作为精神产品，是精神生产的成果。一般人们在科学、文学、艺术领域里，以特有的思想和情感，通过符号系统生产具有独创性社会价值的文献，都属合法型文献生产，其成果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而非法型文献生产活动则不具备“独创性”这一特征，如剽窃、抄袭性文献生产，如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就以营利为目的复制其作品的侵权性文献生产，都属于非法型文献生产范围。另外，作者发表作品时的一稿多投是一种学术道德不良的表现，是在打法律的“擦边球”，近几年在学术界屡见不爽，且有抬头之势。如某大学一作者撰写的论文不但能堂而皇之地分别刊登在两家纯学术期刊上，而且还能一路闯关，两篇相同的文章竟然能被96年某一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同时转载。难怪效尤者日众。当然，有些文献生产虽属合法型，但其内容过于媚俗或低下，或与社会伦理道德相抵触，这类文献生产属灰色型文献生产。如迎合低级趣味而生产出来的《拍马屁术》、《如何讨好上司》、《芳心掌握术》、《情场明争暗斗技巧》等。台湾不久前曾出版过一本《完全复仇手册》，专教唆人以匿名信、电话恐吓甚至杀人等伤害手段报复他人，内容骇人听闻，以致引起当局的关注。现在出版界有人针对这类内容上既不像“黄色读物”，也不像非法书刊，而打着传播科学、传授知识、表现生活等旗号所反映不健康内容的书籍称为“灰色图书”[13]。非法型文献生产与灰色型文献生产，其产品对社会负面影响极大，如果我们不加以治理，文献生产中的污染问题就会日趋严重，达到毒害整个社会精神机体的地步。
2.5 从组织形式角度可划分为单元型与系列型文献生产。
单元型文献生产是指一个内容完整的单独作品的生产，而系列型文献生产则指的是多卷本著作以及丛书的生产。近年来文献生产者对系列型文献情有独钟，动辄一套百种、数百种，以为推出大部头系统丛书才具有“双效益”。有些系列型出版物，如商务印书馆从1982年开始编译出版、1995年已出至六辑260种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知识界、学术界、出版界的确享有很高声誉，被称为对我国学术文化“有基本建设意议的重大工程”。1996年初，第二届国家图书奖获奖名单里，系列型出版物数量占据了绝对优势，如《中国古建筑大系》10卷本、《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52卷本、《中国婴幼儿百科》100册等。但我们还应看到，在系统列型文献生产过程中，因凑齐数目，其中不乏滥竽充数现象。还有的文献生产者贪大求全，把某某大全、大系、大观、博览、大典、总览、书库、全书等当作唯一的拳头产品，不大不全不出书。结果开发出了大量速朽短命之印刷垃圾。其实单元型文献生产得以高水平把握，也常能挖掘出精品。如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一本闪耀着卓越思想光辉的学术著作”——《顾准文集》，一面世就震撼了中国当今社会的知识界。在文献交流中的“无形集体”（米哈依洛夫所称）里，人们奔走相告，成为一时思想交流的主题。连续数月由新闻媒介公布的每月新书销售排名榜上，单元型文献总居鳌头不让，也可说明单元型文献生产在实现“双效益”中所处的真实地位。
以上从五方面对文献生产方式进行了简述，如果变换角度，我们还能进一步认识文献生产方式的其他特征，如从劳动方式角度，还可以把文献生产划分为个体型与集体型文献生产，这其中的区别与联系，经验与问题，都含有非常大的探讨价值。
⒊结论
3.1 通过文献生产方式的研究，能够全方位地揭示文献生产的质量问题，有利于在文献生产过程中把好质量关。最近关于文献生产中“精品”、“名著”（包括优秀著作）等问题的探讨，屡见报端。同时“平庸书”、“畅销书”、“常销书”等专门研究论文也频频发表，这里都涉及了一个质量的问题。文献质量可分解为内容质量、形式质量、内容质量是灵魂，形式质量是肉体。文献产品质量的形成贯穿于生产过程中，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不同的生产方式会生产出不同质量的文献。我国是文献生产大国之一，但优质文献的年生产量却很少，大多数文献是“不好不坏，又多又快”的产品。因此我们只有深入研究文献的生产方式（包括生产者的生产方法、过程等），才能以文献生产中质量问题有一整体调控。
3.2 通过文献生产方式的研究，可透视文献生产表象后面的深层社会实质问题，以便在正本清源中采取有效对策。如对目前商业型文献生产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第一，它既然以市场为导向、营利为目的，就会放弃精神价值的目标；第二，迎合消费者以及不断以新口味影响消费者，就会造成一代代新的文献产品的消费群体，致使炒作（炒新潮、炒明星）文献轮番上市；第三，文献产品市场竞争取决于占有市场份额，故市场价值将取代精神价值成为主要价值尺度，文献命运就会交由市场定夺；第四，导致文献生产者劳动渐由个别精神创造而演化成由销售牵头的企业性生产，使快餐文献充斥市场，文献更新更快，而具有长久生命力的精品锐减[14]。以上这些深层社会问题如不有效控制解决，任其自流，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危害就会越来越大，恶性循环。
3.3 在社会文献交流过程中，对起中介作用的图书情报单位来说，研究文献生产方式，首先可以对文献源进行认真甄别。在采集文献时分清优劣，用有限的经费购进最大价值的文献，充分为读者用户提供优质服务。其次，通过对文献生产的研究，建立更高、更新层面上的“大文献资源观”。现在的“文献资源”概念，是在“藏书”基础上衍变而成的，尽管表述更为科学，但其定义范畴依然局限于馆藏界限之内，这对于快速发展的现代图书情报事业已显陈旧。我们应该认识到。“文献资源”应当包含一切社会文献源、情报源，必须对文献与情报如何生产与形成有所涵盖，否则就是一个残缺的概念。社会文献资源它是有层次、分类型、具有分布特点的，只有建立起“大文献资源观”，才能对文献资源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对其进行更有效的开发与利用。
总之，开展文献生产方式的研究，是文献学不容忽视的重要任务之一，在理论上能拓宽新的视野，同时于新闻出版、图书情报事业的实践产生积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