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毒品犯罪的治理实践研究
郑海, 陈嘉鑫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重庆 401120)
摘要： 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广泛交流的背景下，毒品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目前毒品犯罪发展态势迅猛，治理毒品犯罪面临着意识形态分歧、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协作乏力等现实难题。有效防控毒品犯罪，可试采用强化毒品治理意识、加强毒品治理的协作化水平、优化毒品治理路径等加以应对。
关键词： 毒品犯罪；犯罪防控；治理实践
一、全球化毒品犯罪治理的背景
毒品犯罪是指违反禁毒法规，破坏禁毒管制活动，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毒品问题由来已久，目前已发展成为世界性难题，毒品犯罪已然全球化。毒品犯罪由最初人们看到其“利”逐步转变为清晰地看到其共同的“害”，正是这个因素导致世界各国在对毒品犯罪打防控方面的共识越来越多，从而奠定了毒品犯罪打防控的认知基础。同时，也是这个原因在一定层面上推动了警务全球化，“引起发展变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便是当代的发展态势，这一态势与某些大力宣传并越来越为公众所知的国际警务焦点有关，特别是与跨国贩卖毒品、非法移民、边界管制以及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引起的犯罪等问题有关……这些犯罪和打击犯罪的国际趋势使得人们更加清醒而普遍地认识到，已经迫切需要重新审视一些传统的区域界限问题，如犯罪场所和警察采取管控措施恰当的司法管辖权以及司法程序等。随着犯罪和警务越来越全球化和跨区域化，这些界限不像从前那样固定和清晰了。”[1]
(一)毒品犯罪链条商业化
毒品不是商品，但其具有商品的市场特征。一般认为，商业源于原始社会“以物易物”的交换行为，它的本质是交换而且是基于人们对价值认识的等价交换。但是，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业成为通过货币媒介进行商品交换从而实现商品流通的商业经济活动，它通过一种有组织地提供顾客所需的商品与服务来获得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利益。商业的“逐利”本性，使得它自发地以能够获得高额利益回报的商品来源和市场选择作为追逐目标，甚至在某些特殊领域还通过能够适应自身交换需求的市场培育来实现高额回报。在这个“商品选择”和“市场培育”中，毒品因其超高额利润而不幸中签。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所产生的诸多负面心理积恙成疾，一些人“自觉地”加入到毒品消费者行列，为毒品消费市场终端客户的活跃注入了新的动力。此外，由于毒品从生产到消费之间的链条较长，受到高额利润的充沛市场动力驱使，毒品的流通环节亦更为活跃。在历史进程中，打击毒品犯罪越严厉，毒品消费市场因供给不足而出现毒品“提价”，毒品“价格”提升又让供给方获得了更高“利润”空间。美国曾经的禁酒[注] 美国禁酒令是依据1919年1月16日批准的美国第18宪法修正案和1919年10月28日通过的沃尔斯泰德法(Volstead Act)，在1920年1月16日第18宪法修正案生效日开始执行，由联邦禁酒探员(警察)执法。推行禁酒令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共和党和禁酒党。美国禁酒令的限制只在于酒的制造、贩卖和运输，不包括酒的持有和饮用，因此在第18宪法修正案前就已经购买或制造的酒在整个禁酒令有效期间都可以合法供应。虽然酒的贩卖已是非法，但仍然很容易在地下酒吧(speak easy，轻声说话)和其他地下组织买到。合法和不合法的家庭酿酒在禁酒令有效期间都很流行，大量酒品从加拿大经陆路或五大湖走私进来，还有从法国的圣皮耶与密克隆群岛，还有东岸甜酒经营走私线等。 和各国禁毒实践为此做了注解。这种现象虽然存在多种不同的解读，但商业因素确是其中不能忽视的要因。消费动能牵引下的供给链条节点由商业要素链接并按市场规则进行利益分享、系统单元自成体系、组网和修复能力强等商业模式[注] 商业模式是实体根据自己的资源结合市场状况与合作伙伴的利益要求而设计的一种商业运行组织。这种商业运行组织一般会涉及到供应商、制造商、经销商、终端商以及消费者等综合性利益。商业模式是一种多赢价值体系，不同于单一的渠道策略，商业模式更多地是一种以利润结构为导向的组织结构性设计，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渠道铺货策略。 特征在毒品犯罪中凸显。当今世界，毒品商业化趋势增强，毒品生产、加工、运输、贩卖、消费环环相扣，形成了非法毒品交易特有的地下畸形市场，商业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1.7 菌种保存 从培养基中刮取少量新鲜菌丝转接到MEA斜面上，室温培养至菌丝覆盖整个斜面后，放入4℃冰箱保存，所有操作均在无菌环境中进行。该方法在保存过程中易出现培养基水分丧失、菌体失活，因此每隔半年须重新转接，只适合短期保存。
(二)毒品犯罪形态全球化
毒品的危害已经让全世界认识到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毒品犯罪的治理，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做到完全置身事外。形成这种“毒品犯罪无国界”现象的原因，在于毒品的商业品性——唯利是图。
1.毒品源头全球化。传统毒品犯罪形态由于科技条件的限制，比较单一，主要以毒品产地为中心向周边蔓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经济交流不断加强，毒品犯罪随之向全球化发展。经济全球化是资本求利性的必然结果，毒品犯罪蕴含的极端暴利使毒品犯罪集团在全球不断开辟新的市场，市场的开拓必然会遇到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原生毒品犯罪集团的重重阻力，最终促成毒品犯罪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兼并与合作，毒品地下贸易全球化随之形成。传统上以世界四大毒品产地为中心向各地分散毒品，在毒品全球化的影响下，当前四大毒品产地的毒品已蔓延至世界各地。除此之外，世界各地都出现了零零散散的小型毒品加工制作厂，其中以新型合成类毒品工厂居多，这些新型毒品制成后通过信息网络，走私销往世界各地，数量上已初具规模。
张新文强调，全省发展改革系统要继续发扬顾大局、善担当的优良传统，与时俱进、加压奋进，展现新面貌，实现新作为，按照“五个一流”的要求，全力打造政治型、学习型、创新型、廉洁型机关，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2016年世界毒品报告》，在世界范围内缉获的海洛因数量在2016年创下了新高。从海洛因的主要贩运流向可见，欧洲地区的海洛因使用数量趋于稳定，但海洛因仍作为欧洲毒品执法以及公共卫生部门关注阿片类制剂的重点；在美洲，墨西哥成为了海洛因的重要原产国与过境国，消费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亚洲是海洛因生产和贩运的大本营，以“金三角”、“金新月”地区为生产基地，其贩运网络呈现放射状形态分布。亚洲、欧洲、非洲甚至美洲都成为其销售的市场。毒品贩运网络对全球形成的包剿难有空隙。虽然巴尔干路线、北方路线、南方路线非常抢眼，但毒品的不同种类又有着不同的消费市场。可卡因是从古柯叶中提取的高纯度物质，其生产地区主要集中在“银三角”地区，贩运路线的起点主要集中在南美洲哥伦比亚、巴西、秘鲁、玻利维亚等国。北美作为可卡因的重要消费地，其使用量在近年来有所提升。可卡因使用量在西欧与南欧也呈现蔓延趋势，可卡因的欧洲流入地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所处的伊比利亚半岛变为了欧洲港口；非洲成为了可卡因重要的贩运过境地区，尤其是几内亚海湾，同时非洲也成为可卡因的新兴市场，非洲内部的可卡因缉获重点呈现着从西非、中非向北非转移的趋势；可卡因向西亚、东亚、南亚、东南亚等亚洲地区的贩运数量持续增长；可卡因向大洋洲的贩运数量总体保持稳定。因而，全球形成了各种毒品交织覆盖的庞大毒品网络。
2.毒品流通全球化。毒品与其他商品一样，有着寻求消费市场的原动力，哪里有需求就到哪里去。以美国为例，“大多数在美国滥用的毒品都来源于境外，所以毒品侦查也自然而然地具有国际性广度。国内毒品的运营，通常只是更大的国际共谋集团的‘冰山一角’，是共谋者在这个集团里一致违反美国毒品法的行为。毒品犯罪的国际性一面，将毒品案件侦查与许多其他刑事侦查区别开来”[2]。当前世界毒品运输以四大毒源地为中心，毒品犯罪集团开辟了多个秘密运输线路和转运地。如“金新月”地区的阿富汗，作为当前世界第一毒品输出国，以本国为中心开辟了经伊朗到西欧、中欧，经东南欧到土耳其的“巴尔干线”，以及以巴基斯坦或伊朗为转运中心的“南线”和以阿富汗为中心向外运输的“北线”。毒品犯罪集团运输方式也突破了传统的陆路贩运，开辟了海上运输路线和空运路线。甚至为了确保毒品稳定供给和开辟贩毒新渠道，毒品犯罪人利用网络进行贩毒。从2016年10省份公安机关联手破获的特大网络贩毒案(公安部将此案列为部级毒品目标案件)情况来看，犯罪人将快递和微信、QQ等互联网平台的新兴业态融入贩毒链之中，增加了毒品新的流通方式。[3]据韩联社2016年3月7日报道，韩国毒犯5年间猛增3成，检方称将24小时监控网络贩毒。
由于近年来网络技术迅猛发展，大量传统的生活方式都因为网络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毒品交易也与网络产生了全方位的契合点。根据全球毒品监测网Global Drug Survey(GDS)连续三次对欧洲的监测发现，毒品“暗网”(Dark Net)交易发展势头如潮，越来越多的吸毒者通过暗网的地下市场进行毒品交易。毒品暗网交易使用比率与国家的网络信息技术发展水平以及政府对于网络的管控力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毒品暗网交易数量以及销售额呈现双递增的趋势，其中奥地利、法国、德国毒品暗网交易数量在全部毒品交易方式的比重在欧洲位列前三位。[4]
单纯的国内治理会直接导致毒品价格飙升，而毒品价格飙升又导致外部毒品市场活跃，最后毒品大量涌入形成强烈的治理反差。对于毒品“分散治理”产生的效果相悖于治理初衷的事例，时至今日仍不断呈现。2007年6月，美国国会投票决定是否继续对美国政府打击哥伦比亚的可卡因交易计划进行财政支持。“哥伦比亚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饱受争议，其行动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向哥伦比亚国境内的古柯种植园喷洒药剂以破坏其生长，另一方面是培养、训练、装备哥伦比亚的军事以及警察力量。该计划主要目的是打击哥伦比亚境内的毒品种植，减少可卡因从该国流入美国境内。为推动该计划的实施，美国从1999年至2007年虽然消耗了大约50亿美元的资金，但却收效甚微。尽管如此，美国国会最终还是考虑在原先每年7亿美元的基础上追加投入，用以推动哥伦比亚的禁毒工作。有专家认为“哥伦比亚计划”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2004年至2006年，该国可卡因产量连续3年持续攀升，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当下的毒品产量小于计划开始之初的1999年。另一个较为明显的证据是自1999年以来，美国街头的可卡因价格持续下跌，其从2003年的每克200多美元下跌至2006年的每克不到140美元。[9]换句话说，耗费了50亿美元后，美国毒品市场的可卡因数量不降反升，供给更为充足。由于哥伦比亚农民必须依赖种植毒品维持生计，加之美国社会活跃的毒品市场旺盛的毒品需求，更重要的是美国外部源源不断的“毒品输入”，美国禁毒工作犹如“竹篮打水一场空”。这就形成了分散治理的效果与治理期望相悖的毒情态势。综上，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想要赢得“禁毒战争”的胜利，都需要在毒品治理方面与其他国家开展广泛而务实的合作。尝试通过召开国际禁毒会议、制定国际禁毒共同纲领、签署国际禁毒条约等方式提升毒品治理的协作化水平，应是更为可行的选择。
发酵40天时，pH 6.5的发酵液谷氨酰胺酶活力约为4.5 U/g，逐渐降低至50天的酶活力约为3.8 U/g，经过一段平台期(50～55天)后，谷氨酰胺酶活力迅速下降至70天的约1.0 U/g。pH 5.4的发酵液则由40天的酶活力约3.2 U/g逐步降至70天的酶活力约0.5 U/g。
(三)毒品犯罪利益多元化
毒品利益是一块巨大的蛋糕，在利益的驱动下，人们无视蛋糕里面隐藏着的尖刀，疯狂地啃食，前仆后继。随着世界毒品犯罪的常态化，毒品犯罪利益分割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等各方面存在显著的不同，各国政府与公民对毒品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总体上分为严禁派与弛禁派两大阵营。严禁派往往注意到毒品对国家、社会和人类不可逆转的危害性；而弛禁派强调毒品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推动作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民众对于毒品的“暧昧”观念、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民众的吸毒传统、吸毒者各种权利的保障。这两大阵营也代表了国际社会对毒品的不同立场，一种主张认为应将毒品非法化，任何人从事与毒品相关的吸食、贩卖、运输等行为都是违反《刑法》、《禁毒法》等法律法规的非法行为，将会受到法律的惩处；另一种观点坚定地支持毒品合法化，认为公民吸食毒品等行为属于天赋人权的范畴，不能被法律过多干涉，随意地剥夺。两大阵营观念的冲突，势必导致国际社会禁毒行动难以步调一致，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禁毒力量难以整合。因此，国际社会需要强化对毒品的认识，力争形成毒品有害性的共识，进而整合禁毒力量，深入推进毒品治理工作。
2.主体利益多样化。多元的主体产生多样的需求，多样需求的存在必将导致主体利益多样化。传统上毒品利益仅指利润，随着毒品市场全球化，毒品利益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从目前来看，多元主体所追求的毒品利益包括世界政治、国家外交、资本流动、经济发展、社会控制、疾病防治等。如阿富汗毒品问题就反映了上述集团利益的多个方面：早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就开始卷入阿富汗毒品问题。[5]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毒品洗钱的方式为阿富汗费都因人反抗苏联的秘密行动提供资助，甚至支持和保护当地的毒品交易；美国中央情报局还直接控制着阿富汗贩运毒品的通道，美国官员接受贩毒集团的贿赂，保护罂粟生产者的利益；欧美地区是阿富汗毒品提炼所需要化学物品的主要来源地与提供者；西方的银行体系在规范等方面也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漏洞，为毒品洗黑钱行为提供了便利，从而使毒品交易所获资金流入西方国家的银行。30多年的国内战乱，摧毁了阿富汗脆弱而粗糙的灌溉系统，传统农作物无法正常生长，农民被迫寻找其他谋生手段，而罂粟的高成活率和高价值也就成了他们的不二选择。[6]
3.毒品消费全球化。毒品全球化的动力来自于毒品消费市场与消费群体的活跃。随着毒品犯罪的全球化，传统毒品消费市场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毒品经毒品犯罪组织之手运送至世界各地，毒品消费市场实现了世界性的交流互动。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2016年世界毒品报告》显示，2014年注射吸毒流行率占15-64岁人口的百分比超过1%的主要为北美以及东欧地区，占15-64岁人口的百分比为0.51%-1%的主要为北美以及中亚地区，而南亚、大洋洲、南美、西欧等地占15-64岁人口的比率也达到了0.26%—0.50%。由此可见，注射吸毒流行率的较高地区与海洛因、可卡因等毒品的主要贩运目的地、毒品的消费市场与消费群体活跃程度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二、全球视野下毒品犯罪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国际禁毒政策分歧加剧
在各村设置一名核桃辅导员，专门负责本责任区域内泡核桃的栽植、病虫害、施肥、修剪等技术的日常指导。在全镇设立8个示范区，面积1410.4亩，对全体辅导员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签订了管护合同。层层落实抓示范样榜，建立示范样榜8块，其中镇级 1块，连片面积达到100亩以上；村级7块，连片面积达到20亩以上；每个核桃辅导员设立示范树，做到目标明确、责任到人。
(二)经济发展不均衡
毒品犯罪与经济密切相关，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是毒品得以生根发芽的基础。毒品问题在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较为落后地区造成的影响可能各异，但总会以各种方式影响着所有人。经济与毒品之间的关系在毒品原植物种植方面的联系尤为明显，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四大毒品产地都为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原因。一方面，由于经济不发达，政府的控制力量在该地区就显得相对薄弱，其结果是导致地区疏于监管，当地社会较为混乱，给了毒品生根发芽的生存间隙；另一方面，经济的欠发达致使当地居民不得不另寻途径以谋求生路。经济与吸毒问题也密切相关，往往社会中较为贫穷的人受到吸毒的影响最大，这点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吸毒人群中可以显示出来。
(三)国际协作乏力
在全球禁毒战线的指引下，大多数国家虽一致倡导打击毒品犯罪，但在具体政策实施过程中，各国基于本国利益都有着不同的考量。各国签署毒品管制公约中规定的国际合作与共同责任原则有着密切联系，但援助方的增加与实际对于毒品相关部门援助额度的减少形成鲜明对比。在针对毒品源头的打击中，世界毒品产地多处于多个国家的交汇处，交界国政府往往会因此产生管辖权争议，一国政府力量在具体执行打击措施时，犯罪分子往往利用国家分界线逃避追捕，缉毒人员稍有不慎就可能侵犯他国主权，造成诸多困扰。在国际禁毒协作行动中，面临的主导与协调问题往往使毒品犯罪打击力度大打折扣。
(四)执法能力落后于毒品更新
各国执法机构对于毒品类型的掌握往往落后于跨国贩毒组织。对于新型毒品的出现，各国执法机构只能被动应对，亡羊补牢式的信息收集致使各国对于遏制新型毒品的传播扩散收效甚微。瞬变性和多样性解释了为什么许多新的精神活性物质吸食率的现有数据仍然非常有限。这些现实困难也解释了为什么执法机构在新型毒品的更新上表现出滞后和无力，新的精神活性物质的监管以及加强与新的精神活性物质有关的健康问题的能力建设，仍然具有挑战性。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在《2015年世界毒品执行报告》中指出，新的精神活性物质将继续在市场上扩散，在数量与多样性方面都是如此。
(五)毒品犯罪关联复杂化
各种社会矛盾、观念冲突、利益争夺等社会问题与毒品问题不断交织，使得毒品犯罪治理的羁绊越来越复杂，治理难度越来越大。有学者指出，“墨西哥非法毒品交易之所以盛行不衰，是因为墨西哥精英人士能够从中获得利益”[7]。社会中的精英阶层决定着社会治理措施的价值导向，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导致了当下毒品犯罪的治理困境。
三、全球化背景下毒品犯罪治理对策
在全球化视野下，如何才能有效地开展毒品治理工作，营造禁毒氛围，整合禁毒力量，发挥禁毒工作者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笔者结合现有文献资料以及自身在禁毒实务部门的调研，总结出以下防控毒品犯罪的对策。
全球禁毒共识是世界禁毒统一战线的基础。禁毒统一战线形成以来，一直有着毒品合法化之辩。强硬禁毒政策的反对者认为，毒品“零容忍”态度致使毒品成瘾者被边缘化，侵犯了人与生俱来的自由与平等权利，同时禁毒政策导致毒品资源稀缺化，还增加了吸毒人群的死亡率。当前，关于全面禁毒政策的分歧致使世界禁毒统一战线出现了裂痕，2016年新一届世界毒品问题特别联大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期间，美国鉴于国内有的州已经实行大麻合法化而软化了毒品犯罪的鹰派立场，还有一批毒品产出国和交易国倡导毒品合法化或部分合法化。之前已经有了玻利维亚的古柯合法化、沙特阿拉伯种植和贩卖毒品行为刑罚缺位的先例。2018年10月17日，加拿大法律规定18岁成人持有30克以下的大麻皆属合法。
(一)强化毒品治理意识，弥合“禁毒”认知差异
1.利益主体多元化。从毒品源头看，传统毒品产地多为政治控制薄弱、经济落后的地区。但是如今新型毒品的制造渗入到世界各地，甚至有些国家的化工企业也私下从事毒品制造，毒品源头已不限于原有的世界四大产区。从毒品犯罪集团组成看，现今毒品犯罪的利益集团已不再像传统上纯粹由黑恶势力组成，官员、恐怖组织、商业大亨等群体也与毒品犯罪集团有所牵连。从犯罪分子性别年龄上看，传统毒品犯罪分子多是男性青壮年，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和未成年人参与毒品犯罪，成为毒品利益瓜分主体。
(二)降低外部因素对毒品治理工作的影响
两次鸦片战争折射出一国毒品治理存在的众多外部牵绊。以旧中国的禁毒为例，清政府早在鸦片尚未泛滥之时，为维护自身的统治，禁烟的问题多次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基本流于空言，未见实效。[8]在鸦片战争前夕，清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严禁派”与“弛禁派”发生激烈争议，在维护民众身心健康与发展经济的博弈中，腐朽落后的旧中国没能如愿禁毒。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相继爆发，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国门，疯狂进行资源掠夺，丧失部分主权的中国更没有禁止鸦片的勇气和权力。因此，世界各国需要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维护自身的主权，积极行使毒品治理的权力，充分调动毒品治理的有利因素，最大程度消解不利要素，保证毒品治理行动免遭外部因素的干涉，确保禁毒工作的深入推进。
(三)加强毒品治理协作水平
面对来势汹涌的毒品暗网交易，“很多国家的执法部门以及刑事司法系统仍未能有效地处理涉及‘暗网’的匿名网络市场交易”。暗网的使用者——买卖双方通常都会通过TOR网络掩饰其真实的理位置，使得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虽然TOR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匿名解决方案，但是这对于许多尚未做好准备的执法机构而言，确实阻止了他们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欧洲刑警组织(European Police Office，Europol)在2014年也曾作出同样的呼吁，他们在2014年度报告中曾表示，他们在处理网络毒品交易上还存在不足。报告指出，“执法部门应当依照相关法律，建立技术团队以支持针对暗网的技术调查。”因此，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发布的2016年年度报告特别强调，要对“暗网”上的非法交易进行管制。
传统的教学模式陈旧、单一，长此以往，学生丧失了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如何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朱熹说：“学者观书，务须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读一字，不可少读一字，不可多读一字，不可倒读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多读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这句话强调了诵读的重要性。笔者认为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也可以以诵读为突破口，诵读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教师范读、分角色朗读、通读等。例如，在讲《鸿门宴》这篇文言文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开展多样化的诵读，学生在读的过程中初步感知文本，了解文章的大意和中心思想，这样会达到更好的效果。至于教学内容不要局限于课内，还要延伸到课外。
(四)优化毒品犯罪治理的共同行为方式
毒品犯罪治理的共同行为方式主要包括禁毒策略一体化、司法协作、典型禁毒措施等。以“控制下交付”为例，它作为打击毒品犯罪尤其是跨国有组织毒品犯罪的重要手段和措施，在1982年联合国麻委会第七次特别会议上被首次列为讨论议题。此后，世界各国在禁毒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总结经验。1988年联合国维也纳大会上通过的《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首次以国际公约的形式确立了控制下交付的做法。1990年联合国第十七届特别会议上通过的《全球行动纲领》和1998年联合国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加强国际合作以处理世界性毒品的措施》中，控制下交付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和完善。[10]
(五)实现毒品问题由“碎片化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型
毒品犯罪发展态势猛烈，不仅有毒品经济的“高回报”吸引，更有洗钱、腐败等因素的“风助火势”。毒品犯罪问题的“综合治理”主要有反洗钱、替代种植等措施。首先，反洗钱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最早出现在1988年12月19日《联合国反对非法交易麻醉药品和精神病药物公约》中，该公约将洗钱界定为：为隐瞒或者掩饰因制造、贩卖、运输任何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物所得之非法财产的来源，而将该财产转换或者转移。2000年10月，加拿大皇家骑警和美国海关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共同主办了“太平洋周边地区打击洗钱及金融犯罪会议”，该会议将反洗钱犯罪涉及的非法所得来源不断扩大，并且把犯罪收益洗为合法收入这一模式扩大到三种情形：把合法资金洗成黑钱以用于非法用途，比如把银行贷款通过洗钱变为某人在赌场的资金，这即所谓的白钱洗黑；把一种合法的资金洗成另一种表面合法的资金，譬如把国有资产通过洗钱转移到个人账户以达到侵占的目的，该洗钱本身就成为一个犯罪过程；将非法收入通过洗钱合法化，如企业将偷漏的税款通过洗钱转移到境外，即所谓的黑钱洗白。尽管对反洗钱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各国和国际组织在对洗钱活动本质的理解上基本达成了共识，即洗钱是将非法收入合法化的过程。其次，替代种植是从鸦片等毒品的最初原料生产入手进行治理，从而减轻毒品问题压力。[11]譬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际禁毒组织与中国政府不断给缅甸军政府以及地方民族武装施加压力，并给予大量经济援助，要求他们铲除罂粟，禁止毒品生产。缅甸军政府利用国际舆论和压力，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不断蚕食侵吞地方民族武装的地盘，以达到消灭地方武装统一国家的目的。地方武装迫于国际国内压力，迫不得已只好采取阳奉阴违的方式，在它外围地区做些铲除罂粟的表面工作。为了让种植罂粟的缅甸山民能够生存下去，中国方面提出替代种植的主张，并提供资金和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国内企业到缅甸去搞替代种植。
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应该熟练掌握解题方法。考验学生的综合能力，需要学生在数学课堂中能够有效率地掌握数学知识，并且在课后仍能够认真学习数学，在学习中不断回顾总结和分类整理，便于学生识记和运用数学知识，掌握之后要及时整理，通过分类归纳的方式来总结和实践，帮助学生在解题时能够迅速判断出出题人要考查的要点内容，使解题的效率大大提升。因此，教学工作者在教学过程中还需要引导学生总结经验和方法，让学生在数学学习中学会交流，学会总结，学会谦逊和进步。
(六)充分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助力禁毒[12]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方兴未艾，全球的毒品犯罪借助于科技的力量，愈发科技化、隐蔽化、智能化。为有效治理毒品犯罪，毒品犯罪的全球性治理也必须全面借力现代科学技术。在机场、边境口岸等毒品过境场所，各国可以尝试运用无线射频技术，对过境人的身体以及随身携带的物品进行扫描，从而达到快速识别毒品的效果。国际刑警组织可以尝试牵头建立毒品情报信息系统，编织线上毒品治理网络，各成员国一旦发现毒品可能流向境外时，及时在该系统中发布贩毒人员、贩毒手段、贩毒交通工具、运出地、流入地等信息，而流入国禁毒部门需要认真分析、研判上述线索，与流出国实现毒品情报信息实时共享，力争形成打击跨国贩运毒品的合力。各国可以探索构建“毒品治理科技防控墙”，运用人防、物防与技防相结合的毒品防控模式，特别是发挥毒品技防的关键作用，充分挖掘毒品的大数据海量信息，力求实现缴获毒品的及时性、抓捕贩毒人员精确性的毒品治理目标。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UNDOC)应当全面收集各国禁毒机构提供的相关数据，并通过SPSS等软件开展分析统计，绘制各种毒品在世界范围的流向图，以供世界各国毒品治理部门开展更为精准的防控工作。
(七)完善全球禁毒协作机制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趋势明显，而毒品犯罪作为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也具有从“金三角”、“银三角”、“金新月”等毒品产地向外不断扩张，并形成毒品犯罪全球化的态势。为应对毒品犯罪流动性强的局势，警务全球化提上了议事日程，进一步加强国际和区际警务协作十分必要。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UNDOC)可以牵头探索建立全球毒品治理协作机制，承办全球毒品治理论坛，营造良好的禁毒氛围，促使世界各国在禁毒问题上达成更多共识，进而采取步调一致的禁毒行动，打破毒品情报信息的壁垒，整合禁毒战线力量，合理运用控制下交付等毒品侦查措施，着力提升全球的毒品治理效能。全球禁毒机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往往是从双边、多边甚至区域性的禁毒合作机制逐渐发展而成的。因此，各国之间需要畅通毒品情报信息共享机制，积极开展毒品治理联合执法活动(如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等)，并形成长效机制，以集中全球精干禁毒力量，全力清剿世界毒品生产源头地的毒品，精准打击毒品犯罪 共担全球治理使命。
海拔高度的差异是造成烟叶化学成分和感官评吸质量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研究取样点少，且仅涉及1年样品，而影响烟叶化学成分和评吸质量的因素很多，不同年份不同海拔的土壤、栽培措施、气候条件之间也存在差异，因此恩施烟区烟叶化学成分和感官评吸质量与海拔高度之间的相互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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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9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565( 2019) 03-0100-07
收稿日期： 2019-04-12
作者简介： 郑海(1964-)，男，重庆人，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警察科学、禁毒学。陈嘉鑫(1993-)，男，重庆人，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警察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警察科学、禁毒学。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犯罪治理现代化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项目编号：16CFX034)的阶段性成果，受2018年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枫桥经验视野下基层派出所纠纷调解工作研究”(项目编号:CYS18150)和2018年西南政法大学学生科研创新项目“人权保障视阈下警察行政强制措施研究”(项目编号:2018XZXS-047)资助。
[责任编辑 董士昙]
标签：毒品犯罪论文; 犯罪防控论文; 治理实践论文;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