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年来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不同意见的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平论文,效率论文,意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效率问题和公平问题，存在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里所讲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是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与分配公平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中外经济学界进行了长期的讨论与交锋，存在着多种不同意见。我国学界的有关讨论或争论，往往与中央作为指导性意见的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提法相交织。
尽管从十六届四中全会起，中央已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但由于理解和观点的不同，理论界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近两年来，特别是2006年，这种争论达到了高潮。有些学者的争鸣也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围，变成了情绪化、政治化的东西。
一、近年来我国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的不同意见
理论界有关效率与公平的不同意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1.效率与公平并重论。又具体分为两种见解。有些学者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只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原则。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收入分配差距明显扩大、影响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效率与公平的天平应向公平倾斜，不应继续坚持“优先……兼顾”原则。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效率与公平并重，应是一个普通的原则，不赞同以往“优先……兼顾”的提法。
2.效率与公平统一论。“统一论”与上述“并重论”，在有些学者那里是一致的，而在另一些学者那里又是不完全一致的。因为“并重论”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两者是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不存在此消彼长的矛盾；二是认为两者存在矛盾。对两者并重或兼顾，就是如何以最小的不公平换取最大的效率，或是以最小的效率损失换取最大的公平。而“统一论”则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管效率与公平是否客观上存在内在统一的关系，在理论指导与政策措施层面应将两者统一起来，既不应以牺牲公平换取效率，也不应以牺牲效率换取公平。
3.市场管效率，政府管公平论。认为实行市场经济，就是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必然会出现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及差距扩大。这就需要政府进行调控，适当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相对公平。政府强调效率优先，是一种错位。
4.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首先重视公平。只有在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条件下，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只有实现分配公平，才能促进效率，分配不公平会挫伤广大群众的劳动和工作积极性，损害效率。
5.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论。又分多种不同的理由。一是认为效率属于生产力范畴，发展生产力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应是效率优先。有的学者说：“效率优先的本质是发展第一，这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错”。二是认为效率优先就是要把蛋糕做大，只有把蛋糕做大，才能解决分配公平问题。不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要退回到旧体制的平均主义去，让大家捆在一起受穷。三是认为生产决定分配，生产占第一位，分配只能是第二位，所以效率要优先于分配公平。四是反对讲分配公平，认为公平与分配“不能联姻”。讲分配公平，就是要把公平作为分配的标准。而公平是难以作为衡量分配的标准，不像用秤称东西那样有个定盘心，有个秤砣，能准确衡量。世上没有公平分配，马克思批判过《哥达纲领》中的公平分配观。强调分配公平，是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观点，是要搞平均主义。五是认为讲效率优先，更重要的是指资源配置的效率，而讲公平应强调机会均等。只要赞同机会均等，就自然地赞同效率优先。这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效率与公平关系。持此见解者尖锐地批评质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言论：“有一些人否定这个原则，是与否定改革方向，否定市场经济，否定邓小平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联系在一起的。”
二、对效率与公平问题不同意见的评析
我们讲效率，一般是指生产效率、经济效率，因而是属于生产领域、经济领域的事。讲分配公平，一般是指个人收入分配的公平，是分配领域的事。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应重视效率，效率表现为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率。强调重视效率，永远不会过时，永远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讲分配公平，对于不同的阶级，或者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条件下，或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涵都会有所不同。而且，公平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公平。社会主义的分配公平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联系。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面前是平等的。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平，也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分配公平。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和多种分配方式，因此，分配公平的内涵就是单一的了。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实行按劳动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都应该重视和强调分配公平。从生产重效率、分配重公平的角度说，主张效率与公平并重论或统一论，是可以认同的。
主张“市场管效率，政府管公平”的见解，是从市场配置资源的角度讲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讲效率，不应仅限于资源配置效率，还必须重视资本效率，必须重视劳动效率。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重视发挥劳动者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即提高劳动效率。从这一角度讲，更应重视劳动收入分配的公平。因此，仅仅强调资源配置效率与分配公平是不全面的。
讲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也是难以让人认同。如果赞同生产重效率，分配重公平，那就得承认两者不存在谁先谁兼顾的关系。生产效率既不应也不会优先于分配公平，反过来，分配公平也不应和不会优先于生产效率。讲“优先”，不仅指顺序在先，而且是指其地位更为重要，即效率重于公平或公平重于效率。既不能把分配公平放在一个仅仅兼顾一下的次要地位，也不能反过来把生产效率放在一个兼顾的次要地位。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见解，所持论据是难以成立的。不错，生产效率、经济效率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执政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是，第一，强调发展，强调生产力的作用，并不存在轻视或不重视分配公平的理由或内在联系。既强调发展生产力，又强调分配公平，有什么不可以的道理呢？第二，强调发展，重视生产力，并不是为发展而发展，为生产力而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是服从于消费需要的，是为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必要条件的。如果在发展的同时，忽视分配公平，甚至像有人那样反对讲分配公平，那么，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两极分化，不可能走向共同富裕。第三，不能把效率同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简单地划上等号。发展可以是高效率的，也可以是低效率的，还可是无效率甚至负效率的。强调生产重效率，就是要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而片面追求速度和GDP的发展，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率的发展，不应继续下去，更不能使这种发展处于“优先”地位。
至于将不赞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主张重视分配公平的观点，批评为要倒退到旧体制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中去。这是错把平均主义当作公平分配了。其实，如前所述，平均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历来反对的小资产阶级的公平观。平均主义既无公平，也无效率。目前强调分配公平，首先是要缓解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趋势，防止贫富分化，与平均主义无关。
认为在分配关系上强调效率优先，就是主张把蛋糕做大。只有把蛋糕做大，才能解决分配公平问题，否则，只能共同贫穷。这一理由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蛋糕做大了多少倍，而正是这时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凸显出来。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看，蛋糕做大并不一定会带来分配的公平。世界银行的有关官员在1973年就根据实际材料指出：“尽管发展中国家的GDP有了十年的空前增长，可是它们人口中最穷困的部分，只得到较少的好处，……他们正处于绝对意义上的贫困”、“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十年中，伴随而来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更大不均”。[1] 据英国《观察家报》2006年6月8日在题为《醒醒吧，美国梦已经结束》一文中提供的资料称：“在1980年到2004年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2/3，但它没有使所有人的生活都得到改善，而只是让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人变得更加富裕，另一部分人则陷入更深的劳苦贫困的黑洞。”在发展私有制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过程中，任何国家如果离开政府的有效调节，那么，即使蛋糕做得再大，也不会自发地缩小收入差距，不可能实现分配公平。
至于反对讲分配公平，宣传“公平与分配不能联姻”，“公平不能成为分配的标准”，这是中外学术界少见的奇特观点。谁说过要把公平作为分配标准呢？这是作者自己存在概念上的混乱。要区分不同分配制度所依据的分配标准与衡量分配公平不公平所依据的标准。比如，按劳分配所依据的标准是劳动贡献，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衡量分配公平与不公平的国际标准是基尼系数。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0.46，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也超过了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尼系数。在实际生活中也可感受到贫富差距的扩大。对于提出分配没有称斤论两的衡量公平的标准，所以应否定讲分配公平。这不是理论研究和思维的正确方式，按此说来，讲社会公平、教育公平、机会公平、权利公平等，都应当反对了，因为都没有称斤论两的衡量标准。反对讲分配公平的另一个理由，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过哥达纲领中的“公平分配”观，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所批判的是离开具体的社会制度、历史条件，特别是离开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度，而抽象地空谈“平等权利”、“公平分配”。难道资产阶级就不认为资本主义的分配是公平的吗？显然不是。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只能是按劳分配，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按需分配，才是形式上和实际上相统一的公平分配。
强调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并高调批判那些质疑和否定这一提法者的，是周为民教授。他批判那些质疑和主张改变这一提法的言论是“热衷于一些空泛浮躁、偏颇庸俗的议论，甚至似乎只有那些放言否定改革的基本方向和重大原则，否定市场经济发展，而空谈平等，随意美化旧体制的言论才是为穷人代言”。[2] 2006年，周先生还在《中国改革》第9期上发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回顾与思考——〈学习时报〉总编辑周为民教授访谈录》。他猛烈抨击对方的言论：“近一段时间以来，否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各种文章、言论，客观上造成的后果是不好的、添乱的。”他进一步指出：有一些人否定这个原则，是在否定改革方向，否定市场经济，否定邓小平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他批判“高喊公平”，说公平“是一个具有社会鼓动性或者煸(煸应为煽——引者)动性的口号，古今中外，从来都是在野党、反对派才把这个笼统的口号叫得最响”。
周先生强调的是机会均等，而非分配公平。他说：我们“强调提出机会均等作为效率原则的重要性，一定要用机会均等来代替传统的那种平均观”。周先生应该知道，哈耶克、弗里德曼等西方新自由主义学者，是从维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出发，提出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绝对优先论，他们不赞成通过政府调控干预分配公平。他们强调机会公平而不重视分配公平。他们强调的效率，是资本效率。他们所追求的公平，是资本权利的“公平”。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越高，资本的效率越高，占有资本和其他非劳动要素越多，收入报酬也越多，这正是他们所强调的市场经济的公平。在他们看来，搞分配结果的公平，就是均等化的公平，会损害市场经济效率。周先生的观点与此基本相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首先着眼于劳动的效率和劳动收入的公平。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同时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也要重视资本的效率和资本分配的“公平”。但如果只重视资本配置效率，片面强调效率优先，而忽视收入分配的公平，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损害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能用哈耶克等维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指导我国的改革，何况哈耶克的观点也受到西方经济学中主张公平优先和主张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学者的否定。
周先生批判那些否定“优先……兼顾”提法的学者是否定改革、否定市场经济、否定邓小平理论，这完全超出了实事求是的学术讨论和理论研究的范围，是非理性的、情绪化与政治化的东西，是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听惯了的“大批判开路”的东西，这并不能增加任何理论真理性的分量，其效果必然适得其反。试问：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一定需要让效率优先于公平吗？生产重效率，分配重公平，两者并重和统一，怎么就否定了改革和市场经济呢？试问：西方反对效率优先忽视公平的学者，难道是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吗？至于扣上反对邓小平理论的罪名，更是出于虚构与罗织。请问：邓小平什么时候讲过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呢？他一再强调的是共同富裕，先富带后富，防止两极分化。
周先生认为，是他最早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其实，周先生竭力维护自己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即使中央已经放弃了这种提法，本着学术自由的原则，依然可以坚持自己的见解。但不应先验地肯定自己的“创新”绝对正确，要中央和理论界听从，将其作为我国改革和实行市场经济必须遵守的原则，别人也有权利提出不同的看法。
周先生反对“高喊公平”，说从来是在野党和反对派把这个煽动性的口号叫得最响，这就让人莫名其妙了。大家知道，正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近几年来，一再提出和强调重视公平与正义，更加重视社会公平，重视分配公平。怎么能说历来是反对派和在野党高喊的煽动性口号呢？即使是主张向公平倾斜、强调重视社会公平与分配公平的学者，也多是忠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忠于共产党，愿为党和政府献计献策的中国共产党人，能把他们归之为在野党和反对派吗？！他们重视和强调与党中央指导思想一致的公平与正义，关注社会公平与分配公平，符合民心民意，怎么成了煽动性的口号呢？！